世界投资法院

1. 对赌协议效力之争：PE投资者利益如何保障

——中国最高法院一起诉讼引发多方关注 文/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 彭卿 郑厚哲 对赌协议，又名估值调整机制，指投融资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情况进行的一种约定。对赌协议具有既激励融资方实现盈利目标，也降低投资方信息不对称风险的优点，在PE投资中运用广泛。投融资双方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期一致，才会达成对赌协议。但市场风险很难预测，原有预期如果无法实现，则争端不可避免。一旦涉诉，对赌协议效力问题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诉争焦点。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卿律师指出，世界经济波动加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PE投资纠纷势必增多，大多会涉及对赌协议效力问题。目前很多对赌协议直接从国外移植，在中国相对严格的金融体制下，这些舶来条款是否有效争议极大。最近，作为专注中国高端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专业律所，天同关注到中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件，即涉及对赌协议效力问题。 市场期待难兑现 补偿条款酿纠纷 在这起案件中，投资方与融资方及其原股东三方签署增资协议，约定投资方以相当于增资20倍的溢价认缴融资方增加的注册资本。协议约定了融资方的利润目标，如未达标，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补偿，如融资方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投资方有权要求原股东补偿。 因融资方利润远未达到预期，投资方向法院起诉，要求融资方及其原股东支付补偿金。针对补偿条款效力，诉讼双方争辩激烈：投资方主张依约补偿，融资方认为补偿条款属于保底条款，因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补偿条款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应认定无效，投资方无权请求补偿。二审法院则认定，补偿条款违反投资风险共担原则，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应认定无效，投资方溢价投入的资本，应予返还。两审法院裁判结果迥异，但均认定补偿条款违反风险共担原则而无效。融资方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截至本文发稿，该案尚在最高法院提审过程中。 违反风险共担？还是利益对赌？ PE投资中，常见的对赌协议多约定业绩达标时融资方行权，业绩未达标时投资方行权。但该案补偿条款仅约定业绩未达标时投资方行权，而未约定业绩达标时融资方行权，看似保护投资方单方利益，有违公平。因此两审法院均认定补偿条款违反风险共担原则而无效。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郑厚哲认为，原审法院观点值得商榷。案涉补偿条款仍是对赌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该条款未约定融资方行权，系因投资方以高达20倍的溢价投资，相当于融资方已预先行使了权利。如融资方业绩达标，投资方高溢价投资只换取极少部分股权，溢价的绝大部分让渡给了融资方。如融资方业绩未达标，补偿相当于重新核定投资方投资额，并未增加融资方风险。补偿条款并非保护投资方单方利益，相反已预先满足了融资方利益，很难认定违反风险共担原则。 公司与股东对赌 效力存有风险 郑厚哲指出，案涉补偿条款是否有效，不在于是否违反风险共担原则，而在于股东与公司对赌是否侵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补偿条款并非股东间对赌，而是约定公司与股东双重责任。该约定未能考虑到中国公司法的规定，存有重大瑕疵。补偿条款涉嫌公司向股东返还出资，侵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极可能被认定无效。 类似公司与股东对赌，域外比较常见，但如在中国直接适用，极可能被认定无效。如红杉资本投资飞鹤乳业，双方约定飞鹤乳业如业绩未达标，需溢价向红杉资本回购股权。该约定适用美国法律可能并无障碍，但如将类似约定直接移植到中国，协议效力将面临股权回购损害债权人利益，名为投资实为企业间借贷等一系列风险。 对赌协议是否有效 亟待法律明确 对赌协议是否有效，我国尚无成文法规定。有观点认为，证监会对拟上市公司对赌协议的“零容忍”，似乎表明了对赌协议在中国不被认可。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彭卿律师认为，证监会对于对赌协议并非一刀切，如机器人(SZ300024)对赌协议仅涉及投资方对管理层的激励，并未引起股权不稳定，即顺利过会。且证监会对可能引起股权不稳定的对赌协议，要求事先清理并详细披露，并未否定其效力。相反，清理的前提恰恰应是承认对赌协议有效。因此，很难将证监会的态度，作为否定对赌协议效力的依据。 对赌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或将只能通过权威司法机构在个案中逐步厘清。最高法院对于本案的司法态度，天同将继续关注。分享到:欢迎发表评论 我要评论

2. 法院比银行厉害吗

当然厉害了。
法院是国家机关，即使在里面工作是个小职员，在外面的社会地位也是挺高的。通常法院的跟检察院、警察局等机关的关系都很密切。

银行待遇虽然也还行，但是手里没有啥权利，还有绩效考核，是个服务性的机构。你服务态度不好，别人一投诉，半个月奖金就没了。

3. 深圳国际仲裁院是什么机构

法律分析：深圳国际仲裁院（又名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仲裁委员会，曾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简称“深国仲”，英文简称“SCIA”）创设于198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各省市设立的第一家仲裁机构，也是粤港澳地区第一家仲裁机构。37年来，深国仲积极推动中国国际仲裁在特区的创新发展，1984年在中国率先聘请境外仲裁员，1989年开创中国第一个内地仲裁裁决依照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获得境外法院强制执行的先例，特区仲裁和调解当事人现已遍及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化的仲裁员结构。作为中国最早聘请境外仲裁员的仲裁机构，深国仲持续加大仲裁员结构的国际化力度。仲裁员名册覆盖77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覆盖，境外仲裁员有385名，占比超过41%，国际化比例全国领先。

持续的规则创新。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当事人为中心，深国仲持续创新业务规则：率先规定可以受理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仲裁案件，率先制定《关于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率先探索“选择性复裁机制”，率先推出谈判促进规则，率先实践“展会调解+仲裁”“商会调解+仲裁”和“香港调解+深圳仲裁”机制，率先创新“四位一体”资本市场纠纷解决机制。

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深国仲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国际商会（ICC）仲裁院等国际组织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等知名国际仲裁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参与共建“中非联合仲裁中心（CAJAC）”，并在美国洛杉矶设立了中国首个国际仲裁海外庭审中心“北美庭审中心”。作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仲裁机构，深国仲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一站式”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立足前海，牵头创建粤港澳仲裁调解联盟，并共同发起设立中国自贸区仲裁合作联盟，通过协同创新，致力于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化水平。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十条 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设立仲裁委员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

4.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外国投资法立法的特征

相较于旧体系，《外商投资法》转化为外商投资法体系的进程采用了以“疏导”为主的新思路， 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疏解纵向关系，确保立法目标不动摇

在旧体系中，政府投资管理相关部门高度依赖低位阶法律规范文件，层级越低，越具有可执行性，从而形成下位法架空上位法的现实局面。在新体系不断完善和细化的过程中，《外商投资法》和《实施条例》采取了三项措施，确保立法目标不动摇，立法方向不偏移。

一是坚持逐级授权，各部门在授权范围内开展外商投资相关工作。如国务院根据《外商投资法》第4条的明确授权才能在《实施条例》第4条中，对负面清单的制定、发布和调整三个方面进行细化。

二是提升细则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外商投资法》第10条以及《实施条例》第7 条要求与外商投资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及时公布，未经公布的甚至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这就有效地制约了“红头文件”对法治化管理的干扰。

三是强化合法性审查。《外商投资法》第24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涉及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不得减损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不得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不得干预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实施条例》第26条进一步要求，涉及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应进行合法性审核，对于已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阶段仍可进行合法性审查。

（二）疏浚横向关系，顺利完成新旧体系交替

外商投资涉及公司组织、竞争集中、国家安全等非常广泛的议题，如何处理外商投资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极为复杂敏感。对此，《外国投资法（草案）》采取详细规定、严格管理、填补漏洞的思路，而《外商投资法》则进行原则性规定，甚至是技术性留白。

例如，国民待遇下的外国投资者理应与内资相同管理，大量事中事后的监管事项没有必要在外资法中重复规定，因而《外商投资法》大幅缩减相关规定，在确保外资法律稳定的同时，也为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法律的完善保留充足的空间。

再如，外资“三法”体系下仍存在大量细节性规定，无法在短时间内一一修订或废止。《实施条例》第49条原则上指出，既有规定如与外商投资法和实施条例不一致，则以新法为准。该条为新旧体系交替做出创造性安排，为修订废止工作赢得宝贵时间。

（三）疏导多元主体，共同促进新时代外商投资法体系建设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外商投资法》的实施主体较为多元，既包括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等公共机构，也包括外国投资者、投资服务机构等私人主体。以实施主体为标准，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可以划分为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两种类型。

公共实施又可以细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国家机关或地方政府进一步制定下位法，如商务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发布《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对信息报告制度作出具体规定，通过信息共享方式加强行政部门横向联系，减轻报送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迅速制定《关于适用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外商投资法》在司法领域得到公正高效的执行。二是国家机关运用公权力，对违法行为予以调查并执法。

如《外商投资法》第38条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由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信用信息系统。

在公共实施之外，《外商投资法》赋予私人主体充分的实施空间，但我国多年来的外资管理体制使得私人实施往往被轻视。以VIE 结构投资为例，其指外国投资者利用协议控制等手段突破准入规定， 进入限制或禁止投资领域。

《外国投资法（草案）》采用实际控制说拟对此种方式进行规制，但《外商投资法》并未明确规定。包括中国美国商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寄希望于立法能表明态度，尤其是协议控制是否等同于《外商投资法》第2 条所指的间接投资。

对于这种开放性问题，《外商投资法》赋予了私人主体较强的能动性。一方面，相关概念可以通过民商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在个案中进一步明晰；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法》第10条赋予外国投资者参与新法制定、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利。外国投资者不再坐以待毙，更应当主动而为，与公共实施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新时代外商投资法体系的建设。

(4)世界投资法院扩展阅读

新时期的《外国投资法》应定位为一部深化体制改革的法，扩大对外开放的法，促进外商投资的法，规范外资管理的法。

——深化体制改革：草案征求意见稿改革了现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取消了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管理模式，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不再保留行政审批，重新构建了“有限许可加全面报告”的外资准入管理制度。

外国投资者在负面清单内投资，需要申请外资准入许可；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不区分负面清单内外，均需要履行报告义务。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绝大部分的外资进入将不再进行审批。

——扩大对外开放：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下，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者投资的领域将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清单以外充分开放，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享有不低于中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

——促进外商投资：强化政府在投资促进方面的职能，是当前世界各国外资立法和政策的一个新趋势。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国际投资促进的政策措施，提升国际投资促进专业化水平；加强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权益保护；强化了外国投资投诉协调处理机制。

——规范外资管理：在放宽外资准入、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了外资准入管理制度、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外资促进和保护制度，并纳入对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监督检查的内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