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改革落选咋办

㈠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随着司法改革的纵深发展，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建设业已提到议事日程，而法官助理制度的实施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突破口和关键点。因为，切实解决程序不严、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问题仅仅靠审判方式改革是不够的，必须启动审判管理体制改革。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设立法官助理制度的构想，以此全面推进法官精英化进程，使审判权真正掌握在政治坚定、思想过硬、具有深厚法学功底、丰富审判经验和广泛社会阅历的法官手中，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为此，大东法院在法官职业化建设改革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民二庭进行了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实行审判活动的主辅分离，案件的繁简分流，使主审法官从大量繁杂、琐碎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专司审判，将送达、排期、接收诉讼材料、庭前调解等辅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完成。经过一年的运行，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凸现成效，主审法官人均结案409件，最高达440 件，正确裁判率达99.3％，调解率高达51.5％。大东法院的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全市法院经验交流会上做了经验介绍，受到充分肯定，被誉为“大东模式”，要求在全市法院推广。
一、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法官助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国外法官助理制度历史久远，制度完善，以美国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法官助理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法官查阅卷宗，根据起诉书和答辩状中的请求和反驳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给法官提供一份案件基本情况和审理要点的备忘录；为法官草拟法律意见书，编辑、校对判决和裁定；为法官提供学术界有关法律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是“不享有审判权的法官助手，在法官的指导下，协助法官完成判决以外的法律性任务”，被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基于国情和文化差异，各国法官助理虽然承担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但就其基本性质来说都是法官的助手，承担判决以外的法律事务。国外法官助理制度成为其司法高效的保证，也为我们的推行提供了可靠论据和可行借鉴。 2、现实的社会要求。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要维护公平和正义，必须确保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保障审判工作的公正、高效和权威。而要实现上述目的，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使审判权真正掌握在精英法官手中是必由之路。目前，现行的过于庞杂的法官职责使法官的角色呈现了“政治化、行政化和非职业化”的特点，法官不仅承担着案件的“审”与“判”，还承担着审前准备阶段大量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此外，法官还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进行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法律。此外，法官还需要担负起法制宣传、指导书记员工作等职责。这种管理模式显然与现代以分工精细、层次清晰、职责明确为要求的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不相符合。同时，法官所面临的审判工作形势日益严峻，收案数量大幅增加，疑难案件层出不穷，而法官依然维持着十几年前的数量，审判工作的压力达到极限，在这种状态下，审判效率和质量很难保障。因此，审判工作应实行主辅分离是审判管理机制改革的必须。 3、推行的内在要求。基于上述因素，党组经过反复研究论证考察，决定在民二庭率先进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工作。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该庭主要负责审理房地产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这两个类型的案件涉及法律纷繁复杂，且以往上诉率及上访率高，更审改判率也是居高不下，以该庭作为试点，可以充分检验这项改革的成果；二是鉴于目前人们理念、司法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不宜在全院推行，先在一个庭试点更为稳妥。 二、法官助理制度实施的基本思路与发展设想 实行法官助理的基本思路：以主审法官的裁判工作为中心，按照裁判工作以及裁判辅助工作特点和内在规律的要求，合理配置法官助理，建立起分工明确、密切配合、高效协调、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单元运作机制。因此，改革试点工作我们主要基于以下原则和模式进行的： 1、从人员配置上，突出体现走精英法官之路。根据民二庭审判工作特点及收、结案情况，为充分调动主审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及内在潜力，把原有的三个合议庭的九名法官减少为三名主审法官，每名主审法官配备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主审法官从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现职优秀审判长中选任或竞聘产生。法官助理本着自愿原则，由主审法官在具有审判职称的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中选聘。 2、从职责划分上，突出体现“主辅分离”的原则。使主审法官集中精力专司庭审和案件裁判，重点把握查清事实、证据认证、法律适用；将审判工作中的一些辅助性事务工作剥离出来，交由法官助理具体承担，保证法官专心于“审”和“判”，审判流程将会更加科学、规范，大大地促进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从廉政建设上，突出体现法官中立的原则。负责案件审理和裁判的法官不与当事人直接接触，同当事人接触的法官助理则不会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裁判，只是完成大量的程序性工作，这就在主审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形成“隔离带”，减少可能发生的不廉洁行为，有助于维护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4、从业绩考核上看，突出体现“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主审法官和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统一体。主审法官要对所审理的全部案件负全责，对结案率、上诉率、改发率、调解率、信访率、督办率等审判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标实行进行量化考核，完不成既定任务的，年终自动辞职。法官助理工作的好坏、主审法官与助理之间配合是否默契，直接影响主审法官的工作业绩，使主审法官与助理之间形成一个荣辱共同体，拧成一股绳，有利于调动二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互动性。 5、从主审法官司法理念上看，突出强化调解意识。不拘一格开展调解，建立庭前、庭中、庭后三维立体调解制度，让调解不再是“一次性工作”。转变服务理念，变当事人请求调解为法官主动调解，力争庭审前息诉止争。大力推行主管院长、庭长参与案件调解制，对某些影响面广、难于调成的案件，主管院长或庭长亲自出面协调化解。积极寻求帮助，对某些特殊案件争取人大、政府、政协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以加大调解力度。注重判后释明工作，强化说服疏导工作，力争做到“案结事了”。 三、法官助理制度显著成效 由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性均因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明显成效。 1、审判效率大幅提高。民二庭实行法官助理制以来，在法官数量减少三分之二，受理案件同比上升50%的情况下，审结案件973件，比上年上升47.6％，主审法官人均结案409件，最高达440 件。 2、审判质量更有保证。由于法官助理的积极工作，使主审法官从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主审法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案件审判，学习业务知识，庭审及法律文书质量得到全面提升。更审改判率由去年同期的2.7％下降到0.7％，正确裁判率达到99.3％的崭新高度。 3、审判程序更加规范。按照法官助理与主审法官的职责分工，助理具体负责案件的程序审查，实践证明由具有相当法律专业水准的法官助理来专门负责案件的程序管理，无论是案件的送达，排期开庭还是宣判、归档都更加及时规范，案件的审限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主审法官的开庭排期更加科学有序。三名主审法官的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85％，卷宗归档也达到了100％。前不久，市法院法官绩效考评小组来院检查时，对民二庭的案件质量，特别是案件审理周期、卷宗装订质量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4、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立大大提高审判的公正性。法官助理的设立使主审法官在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也不接触案件具体材料，一切案情必须通过庭审查明，排除了主审法官庭前与当事人接触的机会，避免其庭前先入为主的弊端。保证了主审法官中立、超然地行使审判权，公正裁判。 5、审判社会效果更加突出。民二庭坚持从维护稳定和促进和谐出发，本着应调尽调的原则，把法官助理的庭前调解、主审法官的当庭调解、主管院长和庭长的协调解决以及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协调处理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地开展调解工作，妥善调解了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劳动争议、拖欠职工工资、物业管理纠纷等社会关注的焦点案件、集团性案件。某有机玻璃厂由于长期拖欠职工工资及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引起职工积怨，多次聚众上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我们摒弃过去“一判了之”的简单做法，采取多方调解、软化矛盾的办案原则，分别找到80位原告和被诉企业，站在公正中立的角度帮助当事人分析案情，释明法律，多次从中调解，终于促使职工和企业互谅互让，握手言和，一起涉案人数达百人之多的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圆满解决。该庭调解率由上年的19.7％上升到51.5％。为我院开创调解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民事案件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做法被市委政法委在全市政法系统予以转发，特别是在处理群体性劳动争议及房地产纠纷案件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人民法院报以《为劳动者营造和谐的环境》为题，对民二庭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重视调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做法予以报道。 6、法官助理制度将推动法官精英化的进程。推行法官助理制度，裁判权不再掌握在大多数法官手中，而是由少数精英法官掌握，必然导致主审法官地位的上升。用发展的眼光看，实现精英化后的法官阶层必然在社会上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成为无数法律精英向往的地方。正如当代美国的主审法官，由于具有崇高的地位，无数家资百万的律师均将成为法官视为自身登上事业巅峰之标志。 四、法官助理工作制度的再思考 目前，虽然法官助理试点工作运行态势良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总结、探讨和反思。 1、法官助理的选拔机制有待完善。目前，受诸多原因的局限，审判队伍中一些法官无论从法律学识、审判经验以及年龄状况等多方面都不具备精英法官的条件，而让这些同志从事法官助理工作还存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障碍，长远来看有可能造成法官助理的人员缺乏。 2、法官助理的精英化亟待解决。审判辅助性事务尽管不像裁判工作那样属于审判工作的核心，但却是裁判权行使的基础，当事人的法律主张需要从审判辅助性工作的法官助理的过滤，他们的工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主审法官的裁判质量。因此，我们在倡导法官精英化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法官助理的精英化，加大强化法官助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求， 3、法官助理的考核缺乏量化的标准。法官助理的工作往往是由主审法官根据需要安排，即法官助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对主审法官负责，法官助理时常感觉不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加之从办案责任上，对法官助理无明确具体工作的量化考核标准，就算完成得好，也只能在主审法官的工作上体现，法官助理更多在扮演着“无名英雄”角色，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法官助理工作主动性不强，责任意识淡薄的不良后果。 4、要明确法官助理的工作待遇和奖惩。在设定主审法官时，一般来说对主审法官的待遇都会给出明确交待，而对法官助理的待遇则考虑得较少或考虑滞后。从主审法官落选成为法官助理者，虽感觉有些失落却也感到轻松，既然技不如人，待遇不如人，工作就不必那么投入了，这种心理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法官助理的待遇和奖惩需要明确，要让法官助理充分感觉到独立人格的存在和本职工作的神圣，从而充满自信地去做好每一项“台下”的工作，真正当好主审法官的助手，如果做不到尽职尽责必然受到相应的处罚。 5、法官助理制下的如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主审法官既然是精英法官，必然数量相对较少，为了缓解主审法官的工作压力，同时，促使审判公正、公开、透明，如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积极性，更加合理科学高效的使用人民陪审员是我们今后要积极思考的问题。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置，是我国在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与完善进程中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任何思考都应围绕如何促进法官职业化、精英化来进行，都要围绕“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模式开展。我们相信，随着我院法官助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法官助理管理的日益科学，必将有力地推动司法公正性与效率性，推动审判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㈡ 罗马为实现民主政治进行了哪两次改革分别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公元前133年，提比略出任人民保民官。就任后，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一个土地占有者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500犹格，最大的两个成年儿子可以各占有250犹格，这样就限定每家占有土地只1000犹格（约250公顷）。凡超过的全部交还国库，然后分30犹格的小块土地，分配给贫穷农民世袭使用，但禁止出售和转让，防止农民再度破产。法案提出后，得到了广大平民的支持。
这个法案，触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们用种种手段阻止法案的实施。他们一方面隐瞒土地数额，并一方面唆使另一保民官运用否决权，使法案不得通过。为了使法案得到贯彻，提比略违例提出连任下界保民官。然后就在选举大会上，贵族派人扰乱会场，选举被迫解散。次日清晨，提比略的拥护者占领了公民会议的集合地点。贵族唆使大批流氓无赖武装袭击会场，提比略及其拥护者30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他们的尸体被抛入第伯河。

10年后即公元前122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当选为保民官，他在新形势下把土地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盖约提出了以下一些改革法案：一是土地法，基本上是提比略土地法的继续；二是粮食法，规定从国库中拿出粮食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贫困的居民；三是修筑道路法，使城市贫民得到工作的机会；四是亚细亚行省法，把新设的亚细亚行省交给骑士承包税收，以满足骑士阶层的要求；五是审判法，在原来由元老担任的300名法官外，另增加300名骑士出身的法官。所有这些措施，使盖约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者。在城市平民和骑士的支持下他连任下一年的保民官，提出了两项更为激进的新法——殖民法和公民权法。拟以开辟殖民地作为保证土地法实施的补充措施。盖约又提议给拉丁人和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但罗马公民不论哪个阶层都不愿让非罗马人分享公民权，因为引起普遍的不满。他在竞选第三任保民官时落选了。盖约卸任后，元老贵族和一部分骑士对他进行公开的攻击。在讨论废除盖约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地的提案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大规模的械斗。盖约派的3000多人被杀害，盖约也在被迫中不甘被俘自杀了。

格拉古兄弟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政治上打击了元老贵族派，揭开了内战时代的序幕。特别是盖约改革中，注意发展骑士利益，以及注意消除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政治差别的“同盟者”公民权问题，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李锡尼法：
公元前367年，李锡尼·绥克斯图担任平民保民官，提出该法案。

主要内容为：1、平民所负的债务一律停止付息，已付的利息作为偿还本金计算。2、占有公有地的最高额定为500犹格（每犹格约合四分之一公顷）。3、在两名执政官中，一名应由平民担任。

该法案遭到贵族的反对，但平民坚持斗争，两位立法者连续十年都被选举为保民官，他们每年都提出这些法案。

公元前367年，全部法案终于被通过。

这是平民对贵族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

㈢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引发的思考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一书，全方位展示了美国法官精英对一些司法热点问题的见解，虽出自域外司法视角，正如译者何帆所言，“司法领域毕竟有许多共通规律”，书中许多观点于中国司法问题亦多有呼应，读之启发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启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绝对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为其职业生活必定惊心动魄、精彩绝伦。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却被约翰·哈伦二世、鲍威尔大法官形象比喻为“九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并特别强调“小型”和“独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拥有独立的办公室、配备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独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无法保证任期内都去过其他大法官办公室“串门”。作为顶层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却达60小时。

惊诧之余，又略有所悟。“小型、独立”两个关键词蕴含的“法官独立”、“团队机制”精神，与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吗。

1、“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

论及关键词“独立”，大法官强调的是为确保公正，法官个人在案件审理中做到独立思考，独自决断，不受他人的干扰与阻碍。当然，法官独立并非排除审判辅助人员的支持。审判独立，是不争的共识，而“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却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命题。西方分权制衡理论视野下，法院独立是三权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实，其更关注的是法官是否独立。而在中国语境中，“法院独立”抑或“法官独立”之争却延续长久。

我国立法界定和审判实践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独立”观点。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是在机构独立的角度界定审判独立。审判实践中，法官参照公务员管理形成科层化，裁判文书层层签署、层层负责，文书签署法院印章对外生效，形成了饱受诟病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非正常现象，法官独立审判是没有实现的，办案责任制也因此陷入尴尬。应当说，在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设计中，“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至此可以终结。新一轮司法改革倡导法官角色回归本位，“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清晰划分案件裁判权和司法行政管理权的界限，正是法官审判独立精神的回归和强调。可以说，强调法官独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领。法官裁判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线。这一要旨正如哈伦大法官论及审判独立时所提醒的，“与律所的法律意见和企业的政策决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机构作为整体的处理结果，只是合议后个人投票的结果。个人负责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内部备受尊重并被小心呵护的惯例。”

2、审判组织之构成

论及关键词“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书、信使等人员在内，可以独立完成审判职责，规模不大但功能完备的团队。

就此关键词，联想到我国此次司法改革的审判组织形式调整。长久以来，参照行政机关管理模式，我国法院以业务庭作为基本管理单元，各业务庭再组成数量不等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作为基本办案单元。行政化的科层级审判组织形式，其弊端是明显的：裁判权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议庭、庭长、院长等主体手中，审判分离，办案责任落实虚化；院庭长忙于管理性事务，往往脱离审判一线，造成优秀审判资源的极大浪费；“链条状”的审判管理，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就审判组织变革而言，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实现“扁平化”和“团队化”。这在结构形式上与美国大法官“小型团队”的运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将合议庭或独任庭作为直接的审判单元，通过减少审判管理中间环节，建立紧凑的扁平组织结构以提高效率；将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的业务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团队，通过资源优化组合，实现团队作战效能的最大化。多个试点法院组建“审判团队”的经验佐证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审判长，1至2名见习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录员等）组建独任制审判团队，以“1+2+3+4”模式（即1名审判长，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辅助人员）组建合议制审判团队。

二、“法官员额”的考量

1、联邦法院规模之争

与我们受“案多人少”困扰一样，美国法院也正经历“案件数量危机”。为应对危机，美国的做法是审判辅助人员不断增长以减轻法官负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数、壮大法官队伍，“1950年至2011年间，联邦下级法院法官数量增至原来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应该增加法官员额，美国法官的意见是分化的，存在“联邦法院规模之争”。以斯蒂芬·莱因哈特为代表的法官坚决支持扩大法官员额，理由是没有足够多的法官，很难为公众提供高水准的审判服务，难以确保个人权利免受侵害；以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代表的法官却主张控制法官员额，对联邦法官规模的扩张倍感忧虑和遗憾，认为这将对司法程序、联邦制度与联邦法院产生负面影响，其主张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义”。当然，在莱因哈特法官看来，反对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思维作祟。

2、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员额制是当下我国司法领域的热词。应当说，美国“扩大还是限缩法官员额”的争议在我国已有定论。法官员额制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与美国主张控制法官员额的理由一致，确定法官员额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于，通过提高任职门槛以确保法官质量，以优秀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最终保障案件质量。同时，通过法官群体精英化，为提升法官职业保障创造条件，以法官的减量提质，提升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员额制改革有效衔接配套实施的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单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体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顽疾，实现法院管理的专业化。

当然，与美国的情形一样，对实施法官员额制改革并非没有任何质疑和隐忧，这些是当前改革推进中绝不能忽视的“异议之言”。按照不超过39%的比例实施法官员额限制，必将导致法官数量的大幅减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现实考验中，少数精英法官如何确保审判任务的完成？法官数量的减少会否导致案件质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员额制动的更多是年轻法官的“奶酪”，他们感受的冲击将会最大，法官身份丧失后，如何确保队伍的凝聚力和他们对法官职业的持续梦想？以上忧虑的存在，需要法官员额制改革保持足够的审慎，将众多的因素纳入改革考量。科学合理地测算完成案件审理所需要的法官数量，确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于以牺牲审判任务和案件质量为代价；尽量合理解决未入额法官的过渡性安排，为落选者后续入额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为其法官梦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执业的动力。隐忧或许是多虑，但尽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为改革减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审判辅助人员的价值认识

在中美司法系统运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审判辅助人员”的身影。他们是以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不可或缺的组成，扮演着法官“贤内助”的角色。

从价值上说，法官精英化后，包含法官助理、书记员在内的审判辅助人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绝非无足轻重的“小卒”。正如书中所言，“不可否认的是，法官助理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当案件持续增加，法官人数与案件数不成比例时，法官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审判辅助人员。受限于法官员额的限制，审判辅助人员的增长必将是法院应对受案高压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审判组织功能性构成看，审判辅助人员是审判组织不可或缺的人员组成。精英化的法官将集中精力于“审”与“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将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没有他们的工作，审判组织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难以想象的。

价值已无需多言，而审判辅助人员的现实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审判辅助人员位于科层结构的底层，其地位不过是法官的附庸。受限于僵化的编制管理，大量审判辅助人员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门槛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务压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在此想表达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见到了该修正的时候，审判辅助人员绝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价值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切，改革的视野应加重对审判辅助人员的关注份量。探索创新审判辅助人员管理模式，积极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科学划分其职责范围，注重强化职业保障，确保队伍整体活力以发挥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等等，以上命题都是改革路径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足够的重视让审判辅助人员改革跟上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