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师法院汤

1. 汉代酷吏张汤的资料都有哪些，他有哪些功绩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所做过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订的汉律也是要严惩不怠祸及全族的。整个事件里最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张汤虽然全公费开支，但从政数十年，一度掌控全国财政大权，却能不贪污索贿，以至家中清贫如许，真是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足为廉洁表率，或许这就是张母内心深处儿子正直形象的来源。
纵观这场高层大内斗，真可说几乎无对错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倾轧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张汤一心陷害别人时，别人也在相机报复，一有机会，双方就借机发挥大肆发难，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又凭空从天而降。其结果却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无辜他人，殃及下层百姓。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无情，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丑恶与无奈。

五 张汤与武帝的历史教训
张汤死后，武帝继续重用酷吏治国，《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义纵、王温舒、减宣、杜周等人相继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汉书•刑法志》记“（张汤死）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司马迁也评论说，张汤虽“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能“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风，酷吏盈满天下，而张汤的继任者们只会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何足数哉！何足数哉！”〔16〕张汤一生以悲剧告终，这是武帝统治下他的必然命运。汉武帝刘彻是一个雄才伟略却也好大喜功、黩武嗜杀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间，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确建中国三千年“秦皇汉武政治架构”的同时，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制造大规模冤案，严刑酷法维护统治，挥霍了其祖父与父亲“文景之治”四十年多来的社会财富，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饱受苦难，“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7〕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武帝时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终者九位。至到最后“巫蛊”案刚愎自用听信谗言，逼死皇后（卫子夫）、太子、皇孙，才痛然恍悟，察觉自己于国于民为祸甚大，晚年“轮台思子悔过”下罪已诏，决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任用贤良，以赎己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酷吏在争宠内斗的同时，又提携互助共同营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异化为官场公敌难以作为。仅以张汤为例，他师出酷吏宁成，与酷吏赵禹交好，最终也被酷吏减宣围攻。而酷吏尹齐、杜周、王温舒都曾先后为张汤属下。张汤对他们甚为欣赏，多次称赞尹齐“廉武”，数次进言杜周“无害”，〔19〕大力提拔王温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张汤死后倍受重用，“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施政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说是惹得人神共愤，当然也都如张汤般咎由自取，难逃政治牺牲品的悲惨下场。
在酷吏大量培养酷吏的同时，循吏与酷吏间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过。匈奴曾来请求和亲，儒生博士狄山反战主和，斥责张汤等酷吏“诈忠”，结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杀掉，“自是以后，群臣震摄，无敢忤汤者”。〔20〕唯一敢当面反对张汤批评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语“后来居上”的主角）。汲黯为人刚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誉为“古之社稷之臣”。张汤初任廷尉时，汲黯就认定其必为祸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张汤，经常与张汤在朝堂上争论国家大事。张汤辩论注重咬文嚼字，于细微处反复纠缠；汲黯尽管义正言辞，坚守原则，但也无法驳倒对方。张汤为此“深心疾黯，欲诛之以事”， 武帝也厌烦汲黯逼迫其外调异地。汲黯临走前，对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实证明，汲黯这段话政治预见性极强，对张汤及酷吏群体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事后逐渐认清张汤真面目的武帝听闻此言，认为张汤之所以横行，正是李息这类人懦弱纵容，“抵息罪”，将李息严惩，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职，作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赵禹在张汤死后，一改以往“酷急”作风，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在一片酷吏的杀罚声中反而有了“据法守正”的好名誉，也得享天年终老于故土。〔22〕而张汤之子张安世为官也与其父迥异，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却明哲谨慎，施政宽厚，多与人善，生活方面是家传的廉洁简朴，封侯加爵家资万贯，依旧是身着夫人亲自为其纺织的衣衫（也有史家评论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终“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23〕，发展为显赫非凡的名门世家。我想这其实都是前车之鉴，血与历史的教训吧。而张氏一家数代从事法吏工作，则是中国古代律学家族世袭化的开始。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循吏列传》前言也说“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们知道，反暴政颂仁义是《史记》的核心指导思想，《循吏列传》正是作为《酷吏列传》的对比面而出现的。西汉酷吏集现代公安、检察、法院三大国家机构职能于一身，权力直出最高统治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酷吏在治乱的过程中打击豪强盗贼，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质决定作为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对国家社会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学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须知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治国之道应当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阶层人人平等，才能顺利创建出和谐社会，而这也就是现代法治远胜于人治的地方。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张汤时代的历史值得我们后人沉思之处太多了。

2. 二·二八事件的过程

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台湾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歉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百姓们原以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欢迎变为失望，最后成为仇恨。这种仇恨的情绪，由一件偶然的事情，点燃了全岛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湾光复一年后，蒋介石来到台湾，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虽然台上眉飞色舞，意气风发，但台下却反应冷淡。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国军的热情早已在一年的亲身经历中灰飞烟灭，跟大陆人民一样，他们“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光复一年，台湾人民的兴奋变成了积怨，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1947年2月27日下午，时近黄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47年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早在1947年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虽然事件发生时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但是由于国府迁移至台湾初期，外省人大多居于主管或等级较高的职位在长官公署的科股长，专员以上的316名中层官员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余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极少数的半山仔。因此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的诉求转变成为打倒外省人的行动，甚至扩大事端以致于最后伤及无辜外省人。在事变期间，台人不仅反抗公署，也有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国军登陆后，由于军纪不佳，所以立即采取对台人报复之行动。
事件爆发后，部分地区亦有台共乘机介入，如台中地区主导“三二事件”的谢雪红和杨克煌。谢雪红不仅利用示威群众并召开市民大会，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机构，更利用青年学生以武装“二七部队”组织，在处委会的议会路线之外，另辟一条武装路线。嘉义地区则自三月二日事件发生后，就显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嘉义民众与阿里山邹族原住民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埤军械库及水上机场的军事行动，惟参加者大半是临时结合之民众，亦有嘉义地区不少社会人士支持反抗行动。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对抗虽然激烈，不过有出现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建国中学担任教师的时候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医院住院时，曾受到医院本省人护士的保护。 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受难者的详细明确数目因发生年代久远，加上国民政府的漠视，一直都有所争议。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数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为18,000人左右。伤亡人数估计值依统计的方法论不同而异，取中间数并没有意义。至于向二·二八基金会申请赔偿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会已审：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踪179，羁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补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伤亡数字，原因有七项，在二二八基金会官网有详细说明.....
若干人士引用杨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变》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销十二万有籍无人的户籍，做为二·二八罹难人数的一个参考数据。但是台湾户籍法规定申报过死亡就不再有户籍，民法规定失踪七年也能报死亡。所以这十二万人，没有一个在二·二八事变当年被申报死亡或失踪，才会十几年后还有户籍。而真正在二·二八当年罹难，申报过失踪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户没有户籍，不会落在有籍无人的清单。所以所谓有籍无人，跟二·二八事变罹难人数无关。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 伤1761人。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监察委员何汉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专电 死1万人。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死2万多人。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 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以下所列人物为台湾二二八基金会所认定并公告的部分受难者列表，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是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教会罗马字拼音顺序排列。
蒋渭川：知名非武装抗日人士蒋渭水的弟弟。当时国民党派特务暗杀，蒋渭川侥幸逃过一劫，但其女儿蒋巧云遭到杀害。蒋渭川虽然还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只是样版，而且失去台湾人的信任。
庄木火：瑞芳小学校长。
杨元丁：艺人伊能静的外公，基隆市副议长，被军人枪杀后踢入河中。
陈澄波：东京美术学校研究所毕业，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陈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带走而遇害。
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
简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军医，在军中被杀。
卢园：淡水中学化学科教师。三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查看校长而遭两个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经淡水河以舢舨送双连马偕医院救治，不治身亡。
顾尚泰：西医。
廖进平：社会运动家。
许朝宗：艺人许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车站副站长。
郭章垣：宜兰医院院长；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郭守义：基隆名医。
黄妈典：日占时代任朴子街长，事变时任台南县参议员；在新营被枪毙示众。
李瑞峰：律师。
李瑞汉：曾任台北律师公会会长。
李丹修：八堵火车站站长。
林连宗：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死难者。
林茂生：台湾历史上第1个哲学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二二八事件”后无故被捕，一去不回。
蓝灯旺：基隆社寮岛居民。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东设立私人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2007年六月纪念馆经营结束，文物分为四部份，分别保存于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的真理大学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纪念室及施国政先生（阮朝日228纪念馆执行长）。
黄阿统：淡水中学训导主任。
施江南：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占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
宋斐如：台北高等学校﹑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行政长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级单位副首长（教育处副处长）的台籍高级官员，《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汤德章：律师。1946年参选省参议员，被列为候补参议员。228事件爆发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枪托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绿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枪决。汤氏被枪决后，士兵不让他的家人立即收尸，任其尸体暴露，经过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许以毛毡覆尸，但尸体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国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白氏来台后，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审理，结果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汤德章无罪！”
王添灯：日占时期实业家，战后曾任《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中被张慕陶的宪兵用汽油烧死。
王育霖：日占时期的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处死。
吴金链：《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占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道被害。
吴鸿麒：吴伯雄之伯父。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带走，四、五天后，陈尸于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军民纠纷，得罪一位军官而惹祸。
萧朝金：日占时期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尽酷刑后遭枪毙。
许锡谦：花莲人。战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干事及该团7名干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成立后为该会重要干部。后走避台北，经当时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及宪兵队游说其叔父劝说回乡，于返回花莲途中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杨照的外祖父。
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三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三口均遭杀身之祸。后来证明是被当时的花莲县长张文成挟怨报复。其二子张依仁曾前往中国东北病院服务，医治过蒋介石腹泻。张依仁被搜身时，衣袋内有一枚现职军医上尉证章，及蒋的亲笔手条，才免去杀身之祸，后避居日本。当时，台籍人士林顶立任职保密局，借职务之便，诬告张七郎。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请廿一师独立团第五连连长董至成密裁张家。因张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发，震惊地方之后，指示台湾调查站明确指出“张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参与事变之活动，似此不分善恶而捕杀，今后公家之事何人敢为。”尔后，林顶立定居中台湾安享天年至1980年。张文成下落不明，一说他后来返回大陆。
潘木枝：医生，免费医治付不出医药费的穷人，救了萧万长在内的许多市民的生命，事变时任民选嘉义市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3月25日与画家陈澄波等多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被公开处决，儿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后的清乡扫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