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风险与防范

❶ 司法社工如何应对职业风险

·83.8％的人认为当下急需社会工作者 ·73.5％的人支持政府出资购买公共服务岗位 ·76.5％的人认为社区医生乡村教师为社会急需 日前，北京市拟计划出台政策，由政府出资购买社会工作者岗位，开辟大学生就业渠道。而今年2月，上海市杨浦区向大学毕业生同时推出1000个公共服务见习岗位，报考者众多。2009年北京市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也有近万人报名参加。 公众怎么看待社会工作者呢？为此对1329名网友的调查显示，83.8％的人认为，当下中国急需社会工作者。 不仅仅是社区急需社工 社会工作者是指在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劳动保障、残障康复、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简称社工。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组织可创造占社会总量10％的就业岗位，而目前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1％。 北京市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赵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北京市2000多个社区的社区服务主要由居委会提供。居委会成员中以退休人员居多，年龄知识结构日趋老化，急需新鲜血液的注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出现，老人陪护是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邻里关系协调，边缘人群的社区矫正，农民工社区组织建设等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对整个社区的和谐融洽也至关重要。这些事都需要社工去做，但不仅仅是社区急需社工。” 调查显示，71.0％的人认为，社工主要从事社区工作；55.0％的人认为社工主要帮助吸毒人员和问题青少年；55.8％的人认为社工是在孤儿院、养老院照顾儿童老人的人；48.8％的人认为社工主要在司法机构做疏导家庭纠纷等工作；48.3％的人认为社工主要是在医院从事病人心理疏导工作；40.9％的人认为社工主要是在学校从事辅导员工作。11.8％的人坦言对社工职业不了解。 深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深圳首家社工专业机构——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创始人易松国说，青少年犯罪、失业、离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不是单靠政府就可以解决的。近年来，深圳市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岗位的方式，强有力地推动了这些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这一领域的就业潜力也正急速打开。 据了解，我国目前社会组织的数量处于400万至800万之间，以每个组织有3~5名工作人员计算，就蕴含着1200万至4000万个就业机会。有专家指出，如能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就业向该领域发展，将有效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压力。 在这方面，深圳、上海等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2008年，深圳市政府开始向民间运营的社会工作服务社购买社会工作岗位，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欠缺。截至2009年1月，深圳市仅民政局就购买了542个社工岗位。政府购买的岗位还分布在教育、司法、禁毒、社区矫正、流动人口社区管理等领域。 73.5％的人支持政府出资购买公共服务岗位 调查中，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出资购买公共服务岗位，73.5％的人表示支持，其中43.0％的人表示“非常支持”；72.0％的人认为这项措施应向全国推广。 此外，52.1％的人认为，政府出资购买公共服务岗位可让人们关注和了解社工，推动社工服务发展；45.7％的人认为，此举是完善我国社区服务建设的契机；42.5％的人认为，这项措施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趋紧现状；40.0％的人认为，此举有利于缓解我国公共服务系统人才缺乏的状况。 但对政府这一举措，也有不少人存有疑虑。调查中，41.7％的人认为这不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问题；43.6％的人认为还应购买、拓展更多的岗位，不仅限于社工。 网友“艾伦”留言说：“国家虽然鼓励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但社区医生的素质参次不齐且缺口巨大，政府是否也可以通过购买岗位来吸引这方面的高级人才呢？” 调查中，76.5％的人认为，社区医生、乡村教师等社会急需的岗位也应由政府出资购买。 “一味要求政府买办不是长久之计。”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小宁认为，无论是热门专业还是热门职业都是以经济为杠杆的，“政府买办”只是权宜之计，并非上上之策。最佳的办法还是提高待遇或给予政策优惠。“比如北京市能不能对招聘的社工解决户口问题？这会大大提高该职业的‘含金量’。” “如果小孩与父母闹矛盾，我们会对农民子弟进行家访，化解矛盾；寒暑假我们会组织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参加冬、夏令营……”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位于昌平区半塔村一个露天集市后的民房里，中心理事赵玲告诉记者，外来农民工很少有自己的组织，社区服务在这样的农民工聚集地很容易成为盲区。于是该中心就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成为了专业社会工作组织。目前，该中心只有4名工作人员，月收入为每人1200元，生活清苦。赵玲坦言，他们的工作，一般人很难坚持下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熊辉，目前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工作。虽然本科和硕士都是读的社会工作专业，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靠专业吃饭，即使政府出资购买岗位，对他而言也没有太多吸引力。 “薪水待遇太低，这个职业目前没有让人看到前景，所以大多数同学最终选择了放弃。”熊辉介绍说，北京市社会工作者的工资在每月1400~1500元之间；上海杨浦区公共服务见习岗位的工资为每月1500元，“这样的工资在当地连生存都很艰难。” 熊辉认为，政策再好，如果没有适当的薪水，对个人而言，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很难换来家人沉甸甸的期望，“较高的薪资水平和政策优惠才是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关键。” 调查显示，39.1％的人认为公共服务岗位福利待遇较低，应予以提高，吸引人才。

❷ 当前法官面临哪些安全风险和威胁及成因

法官员额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行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司法公正的制度保证，方向是正确的，路子是对的。但现有的法官队伍现状是不是就具备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条件了呢

❸ 刑事法官面临职业风险怎么办

河南一名年近五十的刑事女法官，其因在刑事审判中将非法证据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刑。该判决书中认定被告人王桂荣的渎职行为包括三个方面：
1、违反程序擅自准许检察院撤诉；
2、始终没有审查出案卷中存在矛盾的相关重要书证，没有核实出卷宗中来源不合法的证据及证据复印件；
3、对辩护人提出的辩解没有认真调查核实。
那么刑事法官应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王桂荣。
一、重视程序价值：
判决书认定王桂荣在处理川汇区检察院的撤诉申请时，违法撤诉。在检察院递交撤回起诉决定书后，王桂荣组织了合议庭合议，准许检察院撤诉，之后王桂荣按照当时的审判环境和审判工作的惯例，作出了口头裁定。这种情况反映出程序价值仍然没有深入部分法官的内。“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残留使得部分法官认为只要实体结果是公正、公平的，即使是违反法定程序也没什么影响。实际上程序公正也是“公正”应有之义，并且程序价值对司法公正的巨大影响在近年来各个冤假错案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先不论判决书以王桂荣违法撤诉作为认定其玩忽职守的依据是否合理，如果刑事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坚守程序公正，也就不会落人口实了。
二、重视证据采信规则与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刑诉法修改后，相继出台了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解释，以指导刑事案件的证据采信以及合法性审查。王桂荣在审判于某诈骗案时可谓是几经周折：组织合议庭四次合议，三次提交审委会讨论，向上级法院请示。这样曲折的历程可以表明王对于案件的审判是比较审慎的，但是这样的审慎更应该体现在证据采信和证据合法性审查的过程中。根据刑诉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方可作出有罪判决。进一步而言，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且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如果定案的证据在判决前存在疑点，来源不合法，矛盾没有排除，应当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作出无罪判决。现今，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以及民主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刑事法官只有坚持无罪推定才能避免陷入错案追究的漩涡中。
三、摒弃书面主义。
现行司法环境下，法官于开庭审判之前早已通过阅读全案移送的证据对案件的整体状况有详细的了解。这样能够有利于法官对庭审过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控，提高司法效率。但弊端在于，部分法官受书面主义的影响，在阅读了随案移送的材料后，对案件事实、证据以及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早已有了主观判断。于是，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质证意见以及辩护意见的产生不信任感，使得意见被采纳的难度进一步上升。如此一来，目前司法环境下，控辩双方本就不平等的地位愈加明显。王桂荣在审理于某某诈骗一案中基于对案件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忽视了被告人的辩解以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一步导致了错案的产生。故刑事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摒弃书面主义，防止因轻信书面材料而致使冤假错案的发生，进而避免刑事风险。
王桂荣的判决书在司法工作者中持续发酵，有刑事法官表示“有些不寒而栗”。的确，细读该篇刑事判决书会发现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之处，但不论如何，这份判决书给了刑事法官警示：随着社会大众对冤假错案的关注，刑事法官只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能在获得尊重的同时避免刑事风险的产生。

❹ 如何保障执行法官人身安全的意义

近日微信朋友圈和网络媒体被一个消息刷屏，2016年9月8日上午9点45分左右，山东寿光法院两名执行人员到菏泽市曹县某银行查封被执行人账户，办理过程中，30余人冲进银行对二人围攻殴打。警察到达现场后，执行员提出让警察提供保护并送二人去医院的要求被拒绝。警察拒绝要求二人去所谓的“指挥部”见县领导进行汇报，二人拒绝后又被殴打。无奈到达“指挥部”见到了所谓的“韩主席”，并胁迫法院将银行的查封手续拿走。直到下午14时30分左右，两名执行员得以乘车离开。这件事震动最大的是法院群体。也许大家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话，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向谁说呢？谁能理解？

法院现有实践中，不可能在诉前保全阶段主动帮原告查遍被告财产。除非有明确的财产信息，账号、房屋地址等，否则不可能主动查，也不可能动用执行查控系统。在财产保全期间就查询当事人的财产信息，也是为了保障执行。执行有多难？去看看执行法官手中人山人海的案子，那一张轻飘飘的强制执行申请书，配上原案文书复印件，凑成几张一卷薄薄的案子，递到执行局，但后面的执行法官要花多少工夫、喊多少话、吵多少架、跑多少路才能把案子执行过来。闹的，哭喊着的在法院执行庭里比比皆是，虽然笔者现在不在执行局，但是前几年的执行法官生涯切身体会到那种痛苦和焦灼，那时就觉得已经够崩溃了，别说有人天天上门找你吵，逼得你再去找别人吵。谁不愿意案结事了高枕无忧，但是可能吗？从案件发生之前，财产就可能转移了，冻结的银行卡都是零，老百姓维权难，好不容易走完诉讼流程，拿到一个结果，执行的时候面临的又可能是毫无希望和遥遥无期的等待。一面是执行难、老百姓维权难，一面是对法院的抵触、不理解、甚至围殴。但是公平不能因此被忽略。作为守护公平的最后一环，不期待能说服任何人，因为规则不在嘴上，但是社会需要确立一个规则，让人们普遍信赖并执行，共用一套规则体系。这是法治。笔者撰写本文旨在从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为视角，谈自己一点看法，与各位同仁共研。

一、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现状

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是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包含执行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等具体内容。当前执行法官面临的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问题有杀害、伤害等直接暴力行为，侵害法官生命健康问题、自伤、自杀等暴力行为，侵害法官职业安全问题、威胁恐吓、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非暴力行为，侵害法官身心健康问题、法官履职责任追究制度被随意滥用，危及法官职业安全问题。由于范围之广，类型之多，数量之众，难以例举和统计。给法官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压力，严重影响了法官身心健康。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有无过错，执行法官随时面临着被侵害的危险。再者缺乏救济措施，法执行官时常成为弱势群体。这既是对执行法官身心的伤害。也是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危害。

二、执行法官人身安全和职业保障问题的表现

针对执行法官的人身安全问题频频出现，不仅损害了法律尊严、毒化了司法环境、激化了社会矛盾，还严重影响了广大执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法律威严和社会公正的信仰，从而扭曲和弱化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体系，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谓越来越大。同时执行法官的人身安全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共性问题，我国处于经济、文化、制度等社会领域的成熟和过渡阶段，这一问题的凸显，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负面因素影响，不少当事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部门，经常处在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前沿，一些群众很容易把不满情绪转移到执行办案人员身上。特别是少数地方政府在工作中遇到了阻力，要求法院出面处理一些非本职活动时，更加容易引起群众的对立和反感，把抗拒、阻碍执法作为宣泄情绪、发泄不满的一种途径，给个别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个别群众对暴力阻碍干警执行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骂两句、打几下“算不了什么”；有的群众本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趁机起哄。没有人挺身而出制止不法分子。同时受社会利益调整物化思想严重的影响，一些当事人心态失衡。在社会进入“改革攻坚期、利益调整期、矛盾高发期”阶段，社会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保护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整体步伐，一些弱势群体表现出心理上的“焦灼感”和“危机感”，一些强势群体表现出行为上的“暴力威胁”和“利益共生”倾向，从而致使相当部分的社会公众滋生“不平衡、不公平、不满意”的心态，对立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锐。而执行过程恰恰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契合点，也是各种利益和情绪的交汇点，在此情况下，一些当事人为捍卫自身的权益，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过激手段，将不满情绪和吃亏心态的怨气发泄在法官身上。少数败诉的当事人是出于报复和仇视的心理，对执行法官实施人身侵害，制造暴力事件。

（二）舆论导向尚需要引导。媒体不能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忘却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忽视其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作用。不可否认在执行队伍中存在极个别的害群之马，但执行队伍的整体形象在逐步提升，社会公信度在逐步提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媒体的适时适度介入有利于宣传执行队伍建设新形象，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与此同时普法工作滞后，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法制观念淡薄。多年来突出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社会人的精神关注。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不仅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匮乏，而且严重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公正司法的要求产生了较为突出的矛盾。少数当事人囿于自己的知识面，往往以自身利益得失来理解法律。在诉讼中，比较多的农民缺乏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一不如意就和法官对着搞，动辄耍横的、动粗的比较常见。执行中，有些人为维护乡邻关系，有时会参与围攻、抗拒执行。还有的当事人认为自己“有关系、有门路”，视法律为儿戏，信“访”而不信法。少数当事人对执行法官的查封决定视若儿戏，随便撕毁，有的甚至千方百计转移、藏匿财产以逃避法定的义务，再加之法律思维与大众的朴素思维存在现实差异。一些当事人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众，在诉讼过程中觉得自己“有理走遍天下”，不懂得也不重视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旦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出现败诉或者法庭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出入较大时，就想当然地以为法官偏袒对方，或者拿了对方的好处，或者对方“上面有人”，在觉得自己有理却又吃亏的心态下，当事人往往会迁怒于执行法官，对法院也心生怨恨，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或者受到外界刺激，就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容易酿成围攻和袭警事件的发生。

（三）相关法规制度的缺位，打击不力。从现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规定来看，我国对执行法官的从业资格和从业道德要求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对执行法官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只在法官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法官的“人身、财产和安全受法律保护”。危害执行法官人身安全行为的惩处措施不足。我国现行刑法专设一章“妨害司法罪”对打击报复证人，扰乱法庭秩序，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行为规定了刑罚处罚，但却无制裁危害执行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的相关规定。一些闹得凶的、危害重的、影响大的，往往以“司法拘留”的形式把当事人拘留几天放回收场，刑事扣留、追究刑责的更是鲜见。再加之刑法、治案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中，只对侵害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对侵害执行法官的案件和事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进行整治处罚。但往往由于有关单位未能较好配合，难以及时对暴力抗法者进行刑事处分，而只能由法院作出司法拘留和罚款处理了事。由于法律的权威性、操作性不强，使得一些人敢于藐视法律，甚至敢于公然与法律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

（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乡镇政府从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对法院的依法办案进行干预，特别是对外地法院的执行更是横加阻拦。有的表面上支持外地法院执行，实际上偏袒本地当事人，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寻找种种理由，甚至以影响稳定为借口，向法院施加压力，制造执行障碍，使外地执行举步维艰。有的对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敷衍塞责、久拖不执，或者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要求委托法院中止、终结执行。执行中一些有义务协助的部门和被执行人串通一气，刁难执行人员，阻碍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

（五）执行法官内部消极保安全的思想比较流行，缺乏对自身安全的警惕性和应急能力。一方面，法院对损害执行法官人身权利行为的危害性和破坏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总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且法院内部对执行法官遭受当事人伤害时如何处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少数法院连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都不完备。另一方面，在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多数法官是采取消极躲避和息事宁人的方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委曲求全，不敢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去制裁违法当事人。再次，部分执行法官还存在防范意识不强和应变能力不高的情况，发现问题没有及时报告和积极应对，致使损害后果扩大。少数当事人正是摸透了“法院怕出事”“法官怕惹事”的心理，动辄恶意上访、无理缠诉、暴力抗法，或采取自杀、自残的方式相威胁，辱骂、殴打甚至加害法官时有恃无恐，无所忌惮。此外，个别法官素质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法院安全措施不力等也是产生过激行为出现暴力事件的原因。而执行行为简单粗暴，也是诱发暴力抗法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甚至故意把素质较差的干警放在执行队伍从事执行工作，这就导致执行队伍的素质先天不足，很难保证执行行为的公正、文明。再加

❺ 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有哪些

一、保障司法公正
二、提高司法效率
三、保持清正廉洁
四、遵守司法礼仪
五、加强自身修养
六、约束业外活动

❻ 律师职业风险及规避方法

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着四大风险：一是来自司法机关和政府机关的打击专报复，二是来自江湖黑恶属势力的纠缠威胁，三是当事人的迁怒或报复，四是因工作的失误或过失产生的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前面二个。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关《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社会各界都颇多非议，也是公检法机关肆意追究律师的尚方宝剑。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全国已经有300多名律师因刑事辩护被司法机关以各种原由“绳之以法”。全国刑事辩护率逐步下降，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已经有70%以上的没有辩护人。

❼ 法官职业风险防范心理知识读本

朝阳路新华书店买不到应该可以订书的，不然就只能上网买了

❽ 法官这个职业危险吗压力大吗工资高吗

第一不危险

❾ 高管高危 如何防范职业风险

高管职业风险存在于企业设立、决策、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贯穿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以及高管的职业生涯于永超北京未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在很多人心目中，企业高管是一群收入高、消费高、生活品质高、令人欣羡的光鲜阶层。其实，在光鲜的背后，他们面临着事业和生活的重负，亚健康、抑郁症、过劳死一度成为这个群体的健康标签。不仅如此，许多人还不知道自己作为高管所面临的职业风险时时如影随形。 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日益国际化、多样化与复杂化，企业也面临着包括政治、法律、技术等在内的多重风险，作为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企业高管因此也负担着企业和自身的双重责任。我国公司法对高管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这在赋予高管人员高收益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更高的风险。 高管人员在公司中承担着决策和管理职责。决策者直接掌控着公司的发展与命脉，管理者则直接决定着公司的生存与死亡。高管人员在经营管理工作中由于自身能力、经验等客观原因难免会出现过失行为，这种职业风险一旦发生，除了会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外，高管人员可能会承担远远高于其职业收入的赔偿责任。 高管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损失的责任。公司法明确规定了高管人员应承担的义务及可能面临的民事责任风险。首先，公司高管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如果高管有背离诚信、有失注意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就在所难免。这种情形下，“认为自己是公司控制人可以阻止公司索赔行为”的认识是错误的。公司怠于索赔时，股东是可以越过公司直接起诉高管人员主张赔偿责任的。如此看来，这里没有侥幸。据此，高管人员在执行职务时要有合规、守法的意识，注意做到诚信、审慎和规范。其次，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要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为避免这一风险，董事在表决时应当严格审核决议的合法合规性，如有异议应当及时表明并记载于会议记录，这样就可以免除责任。此外，法律还规定，如下行为是命令禁止的：（1）挪用公司资金；（2）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3）违法提供担保；（4）自我交易；（5）竞业；（6）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7）擅自披露公司秘密；（8）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如果高管在执业过程中有上述任一行为发生，公司可以无条件行使归入权，即其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高管人员并不因其行为对公司不产生实际或明显损失而免责。在这里，尤其要特别强调的是第（8）项，“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的规定在实践中是很大的风险空间，未明示者实为风险黑洞，值得高度关注。 相对于民事责任，高管的行政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则要严重得多。高管违法犯罪主要集中于经济类行为中，常见的行为包括商业贿赂、侵占公司财产、违法借贷和挪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擅自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等，这涉及公司出资、投融资、上市、知识产权、税收、劳资、生产流通、诉讼等诸多领域。另外，如果单位构成违法犯罪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决策的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在我们处理的一起家族企业纷争案件中，作为总经理的弟弟临时挪用了公司500万用于解决公司危机，作为董事长的哥哥因对危机处理结果不满，就以“侵占公司财产”为由将弟弟送入了“班房”。可见，风险多缘于“行之不慎”，更有“人之不合”。因此，高管执业要对自己的行为时时检点和自查。 高管职业风险存在于企业设立、决策、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并伴随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以及高管的职业生涯。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说高管更是一个高危职业。 由于企业对法律风险控制不够重视，法律制度构建不完善，绝大多数的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法律运行机制漏洞。不仅如此，为节约运营成本、提高利润，企业甚至无视法律规定打起了“擦边球”，这无疑对企业和高管人员都埋下了巨大隐患。因此，为避免因企业或高管自身违法行为导致的不利后果，高管人员应高度重视并积极防范职业风险，提高法律意识、丰富法律知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司是自治性质的机构，公司章程如无违法违规之情形，则其具有“公司宪法”之属性和地位。因此，高管人员掌握公司章程的规定很有必要，这不仅可以避免因违反公司章程而承担不必要的责任，更可以利用公司章程的规定保护自己的权利。 综上所述，高管人员面对专业法律问题、面临重大决策、甚至违法行为已经发生时，当务必审慎从事前防范与事后补救两个方面着手，将风险及危害降低到最小。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热潮，企业海外诉讼的风险也在加大。自2001年以来，中华网、网易、中国人寿、UT斯达康、中航油、新浪、前程无忧等多家中国公司先后在美国遭遇了集体诉讼，所涉及的诉讼费用及赔偿金额巨大，无论对企业或高管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此，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在发达保险市场上非常畅销的“高管责任险”。高管责任险，即“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属于职业责任保险中“过失与疏忽保险（Errors andOmissionsInsurance）”的一种，是指公司董监事及高管在履行其职务行为过程中，因其疏忽、过失、误导性陈述或违反职责等不当行为导致公司或第三人遭受经济损失而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按约定赔偿的保险。通常由公司出资，为高管人员投保。通过投保高管责任险的方式较为有效地转移高管的职业风险，是目前发达国家上市公司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投保的比例也较高。有数据表明，世界各国高管责任险的保费收入估值为每年92.5亿美元左右，95%以上的美国上市公司购买了高管责任险，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加拿大公司的购买比例为86%，在我国香港购买比例也超过了70%。然而这一险种在我国内地市场的投保比例则不超过2%，大多数公司目前仍持一种积极关注、谨慎购买的态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国内市场，该险种的保费厘定、责任界定仍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专家分析指出，这一险种将会成为一种能持续增长和具利润潜力的保险产品，市场潜力巨大。相信随着我国法律体系及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在不久的将来，高管责任险在我国内地市场对高管职业风险的规避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