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军事法院

① 内部牵连制度的含义

刑事诉讼牵连管辖制度探讨

随着首犯张君在重庆的落网，震惊全国的湖南常德“9.1”大劫案及另外11起案件宣告侦破获，然而由于该犯罪团伙跨地区作案，遂使相互关联的十余起案件的管辖成为问题。本文由此展开研究，在综合考察了各国立法例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审判管辖制度进行了反思与重构。

（一）牵连管辖的概念与意义

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了审判独立的法律原则。根据审判独立原则，作为国家基本权力之一的审判权专属于法院，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审判权产生和存在的目的并非为了抽象意义上的独立，而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冲突或纠纷，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为了实现审判权的目的和功能，抽象意义上的审判权需要具体化。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一从抽象到具体化的过程，就是抽象的审判权被具体分配到国家各级法院的过程；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抽象的审判权具体化的结果，就是国家各级法院经由分配而获得了审理具体诉讼案件的权限，即审判管辖权，正是在之个意义上，审判管辖权也被称为具体的审判权。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发生于国家与个人间的一种权益冲突，刑事审判权正是为解决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权益冲突而设，因此，刑事审判权本身也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化的分配过程，其结果是国家各级法院获得了相应的刑事审判管辖权。

权力分配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分配结果正当化、合理化的前提和条件。为了保证刑事审判权分配的正当合理性，国家以审级和地区作为分配标准建立起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等规范化的审判管辖制度。从逻辑上讲，既然已经建立起规范化的审判管辖制度，那么不同的诉讼案件应应该按照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原则分别确定其管辖法院。但是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由于犯罪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起诉的数个案件之间可能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如数个案件均为同一被告人所为或数个被告人共犯一案，而数个案件或数被告人按规定又应由不同的法院管辖，这时如概由其管辖法院分别管辖、分别审判，即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发现客观真实，也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因为：一方面相互间存在关联性的数个案件之间在案情上、证据上可以相互印证，如果将其拆开由不同的法院进行审判，不利于法院全面掌握案情，在多方印证、鉴别的基础上合理判断证据，正确查明案件事实；同时，相互间存在关联性的数个案件之间在案情调查和证据运用方面多有重合，分别审判将导致不同法院为查明同一事实分别展开法庭调查和辩论，这无疑将导致诉讼程序的重复运作，增加分别诉讼的成本，不利于实现诉讼的经济化。正基于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刑事诉讼法都对审判管辖制度作出了相应的技术性调整，设立了牵连管辖制度作出了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制度的例外和补充。所谓牵连管辖，就是指本属于不同法院管辖的数个案件，因为相互之间存在关联性而其中一个法院合并管辖、合并审判。根据牵连管辖制度，相互间存在关联性的数个案件应当合并在同一法院的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审判，这就有利于法院全面了解案情、多方印证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同时，利用一道审判程序处理了多个案件，可以避免程序的重复，减少分别诉讼的成本，可以避免程序的重复，减少分别诉讼的成本，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因此，牵连管辖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科学化和经济化的目标，避免了机械适用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合理性，更符合设立审判管辖制度为实现诉讼合理化的目的和初衷。

（二）牵连管辖制度的内容

牵连管辖制度的内容包括牵连管辖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规则两个方面。前者是要解决哪些案件才能适用牵连管辖，后者是要确定牵连管辖权的归属，即相牵连案件究竟应该由哪一个法院管辖。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牵连管辖的适用条件牵连管辖实际上是级别管辖和地区管辖的例外，作为原则之例外，为了不致破坏原则的普适性，牵连管辖的适用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的实体和程序条件。

（1）实体条件：即适用牵连管辖的数个案件相互之间必须存在关联性。由于“关联性”一词更多地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非分析性概念，因此难以从抽象的理论层面精确地界定关联性的含义，从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也都是采取列举的方式来描述关联性的含义，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条（关联的含义）规定：“某人被指控犯有数个犯罪行为，或者在一犯罪行为中数人被指控是主犯、共犯或者犯有庇护、藏匿犯人或者赃物罪时，即为 互有关系。”《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9条（关联案件）规定：“（1）几个案件在下列场合视为相关联：一、一人犯有数罪；二进制、数人共犯同一罪或者共犯水同的罪；三、数人合谋分别犯罪；（2）藏匿犯人罪销毁证据罪、伪造证据罪、作虚假鉴定翻译罪、及有关赃物之罪同正式犯罪，均视为共犯。”《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2条（牵连的情况）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诉讼相互牵连：“（1）如果所追诉的犯罪是由数人共同实施的或者在相互合作中实施的，或者数人采用相互独立的行为造成犯罪结果；（2）结果某人被指控采用一个作为或不作为实施了数项犯罪或者在同一时间和地点采用数个作为或不作为实施了数项犯罪；（3）如果某人被指控犯有数罪，其中一些罪行是为执行或掩盖另一些罪行而实施的。”通过对上述立法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刑诉法均认同在两种情形下适用牵连管辖：一是一人犯数罪；二是共同犯罪。对于前者，我们可以将案件间的关联性的含义精确地界定为“被告人的同一性”，但对于后者则不能简单地将案件间的关联性界定为“犯罪事实的同一性”，因为这里的“共同犯罪”是最广义上的共犯，不仅包括共同故意犯罪还包括共同过失犯罪以及同时犯罪；不仅包括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还包括事后通谋的共同犯罪的窝藏、包庇、窝赃、销赃等犯罪。应该说，这里的“共同犯罪”并不完全符合严格的实体法上的“共同犯罪”的概念，而更多地具有程序法上的特征和意义，因此有学者称之为“诉讼法上的共犯”。在诉讼法上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尽管案件之间的关联性表现为客观上的关联即犯罪事实相关联，但这种关联性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基关联性的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简单地以“犯罪事实同一性”来界定基关联性的含义难谓准确。

（2）程序条件：包括以下三项要求：

A、刑事审判管辖权的性质必须相同。刑事诉讼牵连管辖上是刑事审判管辖权的扩张，即法院就其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取得了管辖权，但是刑事审判管辖权的扩张以同质性为前提，即刑事审判管辖权扩张只能在相同性质的刑事审判管辖权之间进行，普通刑事审判管辖权与特别刑事审判管辖权之间因性质不同而不能相互扩张，换名话说，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不能进行牵连管辖，如《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6条（关联案件的合并管辖）规定：“地区管辖不同的九个案件相关联时，对一个案件有管辖权的裁判所，可合并管辖其他案件。但是，依据其他法律规定属于特定裁判所的案件，则不能管辖。”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也认为：“如其审判权各有所属，一归普通法院，一依军法审判，固不生合并管辖或合并审判之问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还存在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即认为普通刑事审判管辖权与特别刑事审判管辖权之间也可以相互扩张，也就是说，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可以进行牵连管辖，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3条即规定了由普通法官管辖的诉讼与由特别法官管辖的诉讼牵连管辖诉讼的情况，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也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刑事审判管辖权的性质必须相同”这一程序条件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B、刑事诉讼程序的性质必须相同。刑事诉讼程序因性质不同分为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两种程序在结构和运作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在自诉程序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调解、反诉等，而在公诉程序中则不能。刑事诉讼牵连管辖要求将相关联的数个案件合并在同一法院的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审判，这里的“同一诉讼程序”指的是单一性质的诉讼程序，可以是公诉程序，也可以是自诉程序，但决不能是公诉与自诉相混合的诉讼程序，因为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在结构和运作上的差异必将引发相应的程序冲突，使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的合并难以运作。程序性质的单一性决定了案件性质的单一性，即适用牵连管辖的数个案件必须同为公诉案件或同为自诉案件，如果数个案件中既有公诉案件又有自诉案件，则不能进行牵连管辖。对于这项程序条件，实行国家追诉主义的国家如日本、法国等国不予考虑；但是对于实行国家和地区，这项程序条件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其理论研究上也非常重视，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学家陈朴生教授即指出：相牵连案件已系属于数法院，所以合并审判者，以收诉讼经济为实益。如相牵连案件之诉讼程序各别……一为公诉程序，一为自诉程序，则仍以分别审判为宜。

C、刑事诉讼阶段必须相同。按刑事诉讼进行的程度的不同，整个刑事诉讼流程可以划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如果相关联的数个案件在刑事诉讼流程中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也不能进行牵连管辖，如《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6条（牵连之限制）第一款规定：“同时处于侦查、预审或审判阶段之案件方相牵连。”举例说，当甲案尚处于侦查阶段、而乙案已起诉到法院，此时，尽管有证据表明甲、乙两案之间存在关联性，也不能将甲、乙两案合关审判，因为甲案尚处于侦查阶段，其基本事实尚未查清，匆忙合并不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

2、牵连管辖的适用规则（1）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适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由上级法院取得牵连管辖权。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条（互有关联案件之合并与分离）第一款规定：“对单独时分别系属不同级别的法院管辖的案件，互有关联时可以予以合并向拥有更高管辖权力的法院提起诉讼。”《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条（牵连案件的合并管辖）第一款规定：“事物管辖不同的九个案件相牵连时，上级裁判所可将其合并管辖。”实行“就高不就低”原则的法理依据在于确保审判的正确性和公正性。从法官个体的角度而言，上级法院的法官一般来说法律素养更高、审判技能更强、审判经验更为丰富，因此更能保证正确的司法决定；从法院整体的角度而言，上级法院处于较高的司法层次，审判的独立性更能得到体制上的保障，更有利于实现审判的公正性。

（2）同级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如何确定牵连管辖权的归属，各国的立法规定不尽相同。德、日等国主张由最先受理案件的法院牵连管辖，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2条（数个地域管辖权相竞合，第一款规定：“在依照第七至第十一条规定的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中，优先权属于最先开始调查的法院。”这就明确规定了牵连管辖权归属于最早行使管辖权的法院，同时为解决管辖权争议，该法同条第二款紧接着规定。“但是共同的上级法院可以将案件的调查、裁判移送给其他管辖权的法院。”这实际上是规定在牵连管辖权出现争议的情况下，由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管辖。但是，意大利却主张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定其管辖法院，《意大利诉讼法典》第16条规定：（1）如果数个法院对数项相互牵连的犯罪都同样拥有案件管辖权，负责审理最严重罪行的法官对所有诉讼拥有地域管辖权。（2）在所在罪行都同样严重的情况下，负责审理第一次犯罪的法官拥有地域管辖权。（3）在所追诉的犯罪是由数人共同实施的或者在相互合作中实施的，或者数人采用相互独立的行为造成犯罪结果的情况下，如果作为或不作为是在不同的地点实施的并且行为造成一人死亡的，死亡结果发生地的法官拥有地域管辖权。还有的国家如法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由哪一个法院牵连管辖，而是根据案件情况灵活确定，如法国刑事司法判例中认为：当在同一级别的普通法院之间发生管辖权扩张时，管辖权的扩张应利于可以确保实现最佳司法的法院，例如最便于收集证据的法院的管辖权得到扩张。这里的所谓“确保实现最佳司法的法院”就是一个极富弱性的概念，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确定其内涵，即使是“最便于收集证据的法院”也是一个内涵相关模糊的概念。显然这种立法模式容易导致司法的随意性，不足为取。

（三）我国牵连管辖制度的构建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未对牵连管辖作出规定，尽管有学者撰文建议在刑诉法修改时增设牵连管辖制度，但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并未采纳这一立法建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仍未对牵连管辖作出规定。但是长期以来，牵连管辖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品运用得相当普遍，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解释》中第5条规定：“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牵连管辖的司法解释弥补了刑事诉讼立法上的缺漏，具有某种现实合理性，但这种超越司法解释权，明显带有立法性质的“司法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本身却有一个合法性问题。根据程序法定原则，涉及刑事司法机关的诉讼职能配置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益保障的重大问题，均应采取立法的形式，由刑事诉讼法作出规定。刑事诉讼牵连管辖制度作为刑事审判管辖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关涉法院审判职能的配置，因此应该由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应由法院自己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规定。为此，在及时总结我国的司法经验和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的基础上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管辖”中增设有关牵连管辖的规定，以期从立法上规范、完善牵连管辖制度。具体构想如下：

1、牵连管辖的实体条件。

《解释》第5条规定牵连管辖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1）一个犯数罪；（2）共同犯罪；（3）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应该说，《解释》的这一规定不够科学，“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这一条件可能将牵连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得过宽，从而为法院滥用牵连管辖权提供了方便。实际上，牵连管辖适用的对象就包括一人犯数罪和诉讼法上的共犯两种情形，因此，最佳的立法模式是采取各国通行的列举式，明确规定牵连管辖适用于以下情形：（1）一人犯数罪；（2）数人共犯同一罪或者共犯不同的罪；（3）数人合谋分别犯罪；（4）本罪之窝藏、包庇罪、伪证罪以及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赃物罪。

2、牵连管辖的程序条件。

（1）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不能牵连管辖。《解释》第20条规定：“现役军人（含军内在编职工）和非军人共同犯罪的，分别由军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专门法院管辖；涉及国家军事秘密的，全案由军事法院管辖。”这就明确规定了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军事法院）之间原则上不能进行牵连管辖，只有在涉及国家军事秘密的例外情形下，才由军事法院牵连管辖。对此，有人提出批评认为军地互涉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论是否涉及国家军事秘密均应由军事法院牵连管辖、并案审理。我们认为，允许或禁止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间牵连管辖，都是各有利弊，更多地是个司法传统问题。从我国司法体制看，我国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有明确的职责分工，且已形成传统，因此没有必要作大的调整，改变分别管辖的基本体制。

（2）自诉案件中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与公诉案件之间不能牵连管辖。《解释》第194条规定：“被告人实施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分别属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公诉案件时，对自诉案件一并审理。”这就明确肯定了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之间可以牵连管辖。对此，我们有不同意见，因为前面已指出，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在结构和运作方面有较大差异，因此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之间原则上不能转自诉的案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公诉转自诉案件在性质上与公诉案件并不二致，一旦起诉，即不能和解、调解和反诉，因此将其与公诉案件并案审理不致引发程序冲突，可以允许这类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牵连管辖。

（3）当然，处于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案件之间也不能牵连管辖。

3、牵连管辖的适用规则。

《解释》第5条规定当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这就确立了牵连管辖“就高不就低”原则，应该说这一规定是值得肯定的。立法时可以借鉴、参考这一规定。另外对于不同地区的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如何确定牵连管辖权的归属，我国刑诉法第25条可供援用。该条本为处理同一案件分别系属于几个同级人民法院时如何确定地区管辖权而设，但同样可用以处理牵连案件的地区管辖权问题，根据该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据此，在我国，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牵连管辖时，由最先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取得牵连管辖权，有主要犯罪地的，由主要犯罪地人发源地牵连管辖。对牵连管辖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个人民法院管辖。

在湖南常德“9.1”劫案中现出原形的张君匪帮在五年时间内作案十余起，涉及重庆、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湖南常德等四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据此，重庆、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湖南常德四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在各地发生的案件分别都有管辖权。由于这十余起血案都是主犯张君策划，张君及其手下参与作案情，因此这十余起血案相互牵连，可由其中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牵连管辖、并案审理。但是，由于该案案情、影响重大，最后是由重庆、常德两地法院分别管辖、分别审判，最后造成了案件审理中的诸多不便。正如我们看到的，作为首犯的张君，一直在重庆受审，而其余几名主犯却在常德受审，结果使得案情相连的数个案件之间在法庭上无法进行相互印证，而且给本案证人作证带来诸多不便，有的证人只能两头跑，在重庆作完证后，再到常德作证。整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支离破碎。从宏观上讲，其后果可能导致法律统一性的丧失和法治的支离破碎。

② 中国设有的多少军事法庭在那些地方

部队只有级单位才有独立的军事法庭，一般都在所在部队驻地。

③ 湖南军事法院地址在哪

长沙的某个角落里！

④ 长沙市望麓锦园的住户想要立案是由哪个法院管辖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法院是世界各国普遍设立的国家机关。主要通过审判活动惩治犯罪分子，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正义。
人民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其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县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自治县人民法院以及市辖区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庭设庭长、副庭长。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和民事的第一审案件，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对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⑤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正文

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对金融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对金融犯罪的有关规定，更加准确有力地依法打击各种金融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座谈会总结交流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研究讨论了刑法修订以来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关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意见。纪要如下：一、座谈会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金融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业务大大扩展且日益多元化、国际化，各种现代化的金融手段和信用工具被普遍应用，金融已经广泛深刻地介入我国经济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是市场资源配置关系的主要形式和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金融的安全、有序、高效、稳健运行，对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金融不稳定，势必会危及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影响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保持金融的稳定和安全，必须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依法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金融秩序，依法打击金融领域内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近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惩了一大批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的犯罪分子，为保障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犯罪的情况仍然是严重的。从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况看，金融犯罪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作案和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的现象突出；单位犯罪和跨国（境）、跨区域作案增多；犯罪手段趋向专业化、智能化，新类型犯罪不断出现；犯罪分子作案后大肆挥霍、转移赃款或携款外逃的情况时有发生，危害后果越来越严重。金融犯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信用制度，侵害公私财产权益，造成国家金融资产大量流失，有的地方还由此引发了局部性的金融风波和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难已经或正在向金融领域转移并积聚，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业在获得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维护金融稳定更加严峻的形势。依法打击各种金融犯罪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座谈会认为，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过去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不少金融犯罪的新罪名，审判实践中遇到了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适用法律的水平，依法审理好不断增多的金融犯罪案件，仍然是各级法院面临的新的课题：各级法院特别是法院的领导，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打击金融犯罪对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对于保障改革、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重要意义的认识，把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作为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加大审判工作力度，以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要求。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犯罪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审理金融犯罪案件要继续贯彻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方针。修订后的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对危害严重的金融犯罪规定了更加严厉的刑罚，体现了对金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为人民法院审判各种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各级法院要坚决贯彻立法精神，严格依法惩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的犯罪单位和犯罪个人。
第二，进一步加强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促进金融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各级法院要切实加强对金融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组织领导，调整充实审判力量，确保起诉到法院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依法及时审结。对于针对金融机构的抢劫、盗窃和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贪污、侵占、挪用、受贿等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也要抓紧依法审理，及时宣判。对于各种专项斗争中破获的金融犯罪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紧审理，依法从严惩处。可选择典型案件到案发当地和案发单位公开宣判，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形成对金融违法犯罪的强大威慑力，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增强金融法制观念，维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
第三，要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审判水平。审理金融犯罪案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且涉及很多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各级法院要重视对刑事法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刑事审判人员认真学习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和公司法、担保法、会计法、审计法等相关法律，学习有关金融政策法规以及一些基本业务知识，以确保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处理好金融犯罪案件。
第四，要结合审判工作加强调查研究。金融犯罪案件比较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多，审理难，度大，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尤为必要。各级法院都要结合审理金融犯罪，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对办案中发现的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隐患，要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对下级法院的工作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适用法律上的新问题，需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加以明确的，要及时逐级报请最高法院研究。
二、座谈会重点研究讨论了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一些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与会同志认为，对于修订后的刑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适用法律问题，在最高法院相应的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原有司法解释与现行刑法不相冲突的仍然可以参照执行。对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或规定不够明确，司法实践中又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与会同志结合审判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单位犯罪问题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1．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实施犯罪行为的处理。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2．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不明显的，可不分主、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处罚。3．对未作为单位犯罪起诉的单位犯罪案件的处理。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只作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及时与检察机关协商，建议检察机关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如检察机关不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理，对被起诉的自然人根据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应引用刑罚分则关于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有关条款。4．单位共同犯罪的处理。两个以上单位以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应根据各单位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大小，确定犯罪单位
（二）关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1．非金融机构非法从事金融活动案件的处理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8年8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对整顿金融“三乱”工作的政策措施等问题做出了规定。各地根据整顿金融“三乱”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对于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但是根据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文件设立并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的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等机构和组织，由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限期进行清理整顿。超过实施方案规定期限继续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依法予以取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上述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组织只要在实施方案规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不应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处理；对其以前从事的非法金融活动，一般也不作犯罪处理；这些机构和组织的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个人犯罪，如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等，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分别依法定罪处罚。
2．关于假币犯罪
假币犯罪的认定。假币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出售、购买、运输、使用假币行为，且数额较大，就构成犯罪。伪造货币的，只要实施了伪造行为，不论是否完成全部印制工序，即构成伪造货币罪；对于尚未制造出成品，无法计算伪造、销售假币面额的，或者制造、销售用于伪造货币的版样的，不认定犯罪数额，依据犯罪情节决定刑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数额较大，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行为人是为了进行其他假币犯罪的，以持有假币罪定罪处罚；如果有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假币已构成其他假币犯罪的，应当以其他假币犯罪定罪处罚。假币犯罪罪名的确定。假币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实施数个相关行为的，在确定罪名时应把握以下原则：（1）对同一宗假币实施了法律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应根据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行为，按相关罪名刑法规定的排列顺序并列确定罪名，数额不累计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2）对不同宗假币实施法律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并列确定罪名，数额按全部假币面额累计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3）对同一宗假币实施了刑法没有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如伪造货币或者购买假币后使用的，以伪造货币罪或购买假币罪定罪，从重处罚。（4）对不同宗假币实施了刑法没有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分别定罪，数罪并罚。出售假币被查获部分的处理。在出售假币时被抓获的，除现场查获的假币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犯罪数额外，现场之外在行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查获的假币，亦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犯罪数额。但有证据证实后者是行为人有实施其他假币犯罪的除外。制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台币行为的处理。对于伪造台币的，应当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出售伪造的台币的，应当以出售假币罪定罪处罚。3．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行为的认定和处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客户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以牟利为目的，是指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本单位或者个人牟利，不具有这种目的，不构成该罪。这里的“牟利”，一般是指谋取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所产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价等。对于用款人为取得贷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续费等，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收取的回扣、手续费等，应认定为“牟利”；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收取回扣、手续费等，数额较小的，以“牟利”论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将用款人支付给单位的回扣、手续费秘密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索取用款人的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财物，或者收取回扣、手续费等，数额较大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是指不记入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账目，以逃避国家金融监管，至于是否记入法定账目以外设立的账目，不影响该罪成立。审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案件，要注意将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与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区别开来。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已经记入金融机构法定存款账户的客户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或者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却给客户开具银行存单，客户也认为将款已存入银行，该款却被行为人以个人名义借贷给他人的，均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资金罪。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相关犯罪数额和情节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行了《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伪造货币，走私、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等犯罪的定罪处刑标准以及相关适用法律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正确执行刑法，在其他有关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对假币犯罪以外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数额和情节，可参照以下标准掌握：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要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范围以及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等方面来判定扰乱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据司法实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的；（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500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数额巨大”。关于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条件，造成10—3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较大损失”；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关于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对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50—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于单位实施违法发放贷款和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损失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可按个人实施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二至四倍掌握。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参照上述数额标准或幅度，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确定在本地区掌握的具体标准。
（三）关于金融诈骗罪
1．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2．贷款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贷款诈骗犯罪是目前案发较多的金融诈骗犯罪之一。审理贷款诈骗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根据刑法第三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二是要严格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3．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和处理：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上均表现为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集资，或者在非法集资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故意，均构成集资诈骗罪。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的，不应仅以此便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金融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和犯罪数额的计算。金融诈骗的数额不仅是定罪的重要标准，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据。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可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执行。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
（四）死刑的适用
刑法对危害特别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规定了死刑。人民法院应当运用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该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判处死刑。但需要强调的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不是判处死刑的惟一标准，只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选择适用死刑。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
（五）财产刑的适用
金融犯罪是图利型犯罪，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应当注重同时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对金融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法判处。罚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在法律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对于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对于本应并处的罚金刑原则上也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单位金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适用罚金刑，应当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刑法分则条文规定有罚金刑，并规定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条款处罚的，应当判处罚金刑，但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罚金的数额，应当低于对单位判处罚金的数额；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只判处自由刑的，不能附加判处罚金刑。

⑥ 军事法院立案咨询电话

全国各军事法院立案咨询电话一览表
法院名称 立案咨询电话

解放军军事法院（高院） 010-66892135

东部战区军事法院（中院） 025-80908413
上海军事法院 021-81801283
南京军事法院 025-67857413
杭州军事法院 0571-87343583
合肥军事法院 0551-65961329
福州军事法院 0591-24950148

南部战区军事法院（中院） 020-88774109
长沙军事法院 0731-84570251
广州军事法院 020-88664919
南宁军事法院 0771-2896704
海口军事法院 0898-66571951
昆明军事法院 0871-64771509
驻港部队军事法院

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法院（中院） 028-64505852
成都军事法院 028-86686323
拉萨军事法院 0891-6738024

西部战区第二军事法院（中院） 0931-8981059
兰州军事法院 0931-8976578
西宁军事法院 0971-6391465
乌鲁木齐军事法院 0991-4967548

北部战区军事法院（中院） 024-28864915
呼和浩特军事法院 0471-6580385
沈阳军事法院 024-28871506
哈尔滨军事法院 0451-83801936
济南军事法院 0531-51686900
中部战区军事法院（中级）
010-66399176 010-66396912
北京军事法院 010-66390408
武汉军事法院 027-87681656
027-87681654
郑州军事法院 0371-81670267
西安军事法院 029-84729089
石家庄军事法院 0311-87979286
0311-87979287
总直属军事法院（中级）
010-66904137 010-66904124
直属军事法院 010-66904166
010-66904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