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卷人法院

❶ 何胜凯的法院宣判

2011年2月16日11时，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何胜凯故意杀害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钟世鑫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驳回被告人何胜凯的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2月16日10时40分，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十几名带红袖标的工作人员在法院门口执勤。20分钟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这里对何胜凯故意杀人案进行二审宣判。10时45分许，带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盖章的“旁听证”，何胜凯的两个姐姐进入法院大门。在法庭门口的安检处，几名警察对进入法庭旁听的人逐一登记、核对身份证号码。法庭里架着一台摄像机。
何胜凯的二审代理律师刘晓原注意到，法庭现场大约有60个座位，大约有30人旁听，剩下的座位空着。被带上法庭后，刘晓原发现何胜凯向旁听席扫了一眼，然后站进被告席，双手一直扶着面前的栏杆，“他一直在东张西望，不知道在看什么，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点也不像要面临决定生死的审判。”刘晓原说，在审判长宣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裁定书》”)的过程中，何胜凯突然大声叫着：“这是一起政治案件。”法警立即予以制止。
裁判书宣读完毕后，法警把何胜凯带离法庭。“这时何胜凯又变得狂躁起来，大叫着说了五六句话，用的是方言。”刘晓原说。
整个宣判过程持续了约20分钟。拿着判决书，刘晓原走出法院的大门，不停地按手机，11时23分，“何胜凯案，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内容出现在他的微博上。
宣判结束后，何胜凯的姐姐在现场一直流着眼泪，直到心情稍微平复才离开法庭。“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他是个罪犯，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弟弟。”二姐何胜先说。 2010年7月21日，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何胜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一结果，何胜凯提出上诉。
刘晓原说，种种迹象表明，何胜凯的精神可能存在问题，上诉是为了争取给何胜凯一个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判定他是不是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何胜先告诉记者，弟弟何胜凯在2008年因邻里关系发生纠纷，持刀将邻居砍成轻伤，被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弟弟出狱后，就开始为自己的案子上访，“原因是觉得两年半的刑期太重了，还怀疑有人伪造了判决书。”
为了帮助弟弟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何胜先经常劝说何胜凯打消上访的念头，还帮助他考取了驾照，在小镇上开了一个文具店。经营小生意的空余时间，何胜凯依然坚持上访。何胜先说，每次弟弟上访回来都会发牢骚，并逐渐怀疑“有人要下毒陷害我”、“我卷入了权力争斗”、“法官警察拆散了我和女朋友”。何胜先说，何胜凯一度不敢吃家里或饭馆的饭菜，不喝家里的水，只吃商店里包装的东西，坚称有人要陷害他，有人对他下毒。
检方认为，何胜凯在公安机关审讯时，供述自然流畅，在庭审中精神状态正常，回答问题准确切题，且无家族病史，法院不应支持对何胜凯做司法精神疾病鉴定的意见。
记者查阅法律规定时发现，司法精神病鉴定委托只能由司法机关提起，其他组织或个人只能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鉴定的决定权在司法机关。何胜凯的一审辩护律师在此案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均申请启动司法精神疾病鉴定，但均遭拒绝。上诉时，何胜凯提出“一审法院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证据不足，对不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有异议”，辩护人提出“申请对何胜凯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辩护意见。
2010年11月2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何胜凯故意杀人案二审公开审理。刘晓原称，法官并未当庭驳回司法精神疾病鉴定申请，称还需“综合考虑”，由合议庭最终讨论决定。 2月15日下午，二审宣判前一天，刘晓原在看守所见到了何胜凯。当时刘晓原最想知道的，是司法机关有没有对何胜凯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让刘晓原失望的是，何胜凯说，既没有司法机关的人来找他说任何鉴定的事，也没有医学专家找他谈过话。
会面中，刘晓原希望，何胜凯能给妈妈、姐姐、家人有点交代，何胜凯说自己没什么要交代的，让何胜凯写点什么，也被他拒绝了。会见进行大约1个小时的时候，何胜凯主动提出“就到这里吧。”“可能是没鉴定，但也许是何胜凯没说？”直到开庭前，刘晓原还抱着一丝希望。宣判过程中，刘晓原发现，何胜凯的申请和自己的辩护意见没有得到支持。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裁定书》上列出了“其在作案前曾到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住宅小区和办公楼进行踩点并打探法院院长的住处”；“为便于作案，其穿行动灵活的运动装、牛仔裤、休闲鞋”；“为掩饰自己的面容，防止被认出来，其头戴帽子”等13项行为，认定何胜凯在作案前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和目的，且作案报复对象特定，作案前、作案中、作案后思维清晰，准备充分，思考问题逻辑性强，有着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反侦查意识，其行为具有非常明确的计划性、目的性和风险性。《裁定书》还指出，何胜凯在一审庭审中状态正常，回答问题准确切题，无不正常情况，证人杨梅等7人平时未发现何胜凯有异常表现，家族也没有精神病史。
因此，法院认为何胜凯要求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刘晓原认为，对何胜凯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是一种司法程序正义的体现，是不是有精神疾病，应该交由医学部门鉴定，不应该由表面现象推理断定。
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成员、旅美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曾见过何胜先，也看过何胜凯的案件材料。“我已经为何胜凯案写了4篇文章，寄给相关部门，我个人认为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刘锡伟说，他的精神分裂的症状就是“妄想”。
刘锡伟进一步解释说，从已经获得的材料分析，何胜凯有3种“妄想”：第一种是“被害妄想”，因为他回家就找摄像头，感觉有人监视他，还要拆散他和女友；第二种是“夸大妄想”，第三种是“物理作用妄想”，因为他说有“时空穿梭机”，能做到心灵感应。“有的人认为何胜凯精神有问题，有的人认为何胜凯精神没有问题，与其争论不休，为什么就不能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呢？那样最有说服力。”刘锡伟说。

❷ 我与法院共成长心得感想

法院工作是维持公平正义的象征，那么关于我与法院共成长，写一篇心得体会，你会写吗?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我与法院共成长心得体会，供大家学习和参阅。

我与法院共成长心得体会

多年以后，打开尘封的岁月，望着头顶被支离破碎分割过的天空，当我重新回忆起在法院工作的时光，消逝在记忆深处的如镜头一般的画面就像感知到某种召唤，从记忆最深处款款的、款款的向我走来。当我俯下身子，打算捡起那些尘封往事时，我惊喜的发现那些在法院难忘的瞬间在阳光的照耀下未曾褪色，依然闪闪发亮。而那枝曾经描绘过法院时光的笔触也一直还在，幸好还在。

60年的岁月，虽风雨兼程却从未停留;60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但硕果累累。在时光铺就成的长河中，60年实在是沧海之一粟，掀不起一丝波澜。但对于**法院来讲，60年的成长，经历了从无到有，经历了从小到大，**法院身后60年的积累汇积成**法院的现在，也将成就**法院的未来。60年的成长，始终践行“崇法厚德，致公为民，凝心聚力，务实卓越”的精神连同60年的时光积累将支撑**法院走向下一个60年、100年……

一、初入篇

初入法院，我还是一名刚刚步出校园的少年，总觉得自己在大学接受了四年的法学教育，且由于喜欢、热爱法学的缘故，在别人玩耍的时候总是抱着一本法学书籍在认真的阅读，当内心细腻的触角抚摸过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词语时内心总是荡漾着欢喜。在别人看来异常枯燥、乏味的法学却是我最喜欢的专业，因为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有一定程度的融合，如法学与文学、法学与经济学、法学与哲学等，故法学能最大程度的契合我的兴趣点。而从事法官工作，手握司法裁判权，一方面，定纷止争;另一方面，捍卫着公平与正义。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目光不断的往返于法律和案件事实之中，从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抽象出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从而做出正确的司法裁判则能最大化的实现法学的价值。但当真正来到法院，当法学落地时，当自己的目光从法律规定落实到具体案件中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事实时，我发现自己的境遇并不是当初自己设想的那样。

书记员是法官路上的第一站，由于此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心中虽然怀着一腔热血，但是面对书记员每天繁琐重复的工作时，一开始内心不免有些失落和抵触。然而，更让我低落的是书记员看似简单的工作我完成的也不出色。每天的立案、送达、开庭记录、扫描电子卷、结案、装订卷宗等工作占据着我大量的时间。还记得刚来上班，由于打字不熟练，法庭记录时不太流畅，经常被审判员批评。但不以为然的我一直我行我素，并没有注意真正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庭长很严厉的跟我讲，说我连打字都练不好。由于被庭长严厉的批评了，我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回家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专门练字的软件反复练习，在掌握基本技能后在平时开庭时有意识的应用练习，成效还是很显著的，到现在，我基本上可以不用看键盘就能准确的输入。立案也是书记员的重要工作，立案时首要的是把握案由，案由要准确。记得有一次，立案时由于疏忽将案由弄错了，庭长很生气，为了这事，我甚至一段时间内被“剥夺”了立案的权力。总的来说，刚上班时，内心无比焦虑，因为缺乏工作经验，特别是法律工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很清楚的记得刚工作的半年，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很焦虑，焦虑自己的工作，焦虑自己经手的案子有无差错，焦虑第二天开庭的当事人会不会准时到庭等等。特别是每月整理案卷后交由审监部门评查案卷质量的几天，我的焦虑程度达到峰值。因为总会担心自己整理的案卷有瑕疵会被通报，通报之后会受到审判员的批评。等到评查通报出来之后没有通报自己经手的案件时，内心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二、成长篇

在经历初入法院半年的迷茫、阵痛之后，逐渐的进入了法院工作人员的角色，对自己的工作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内心也不再焦虑，而是笃定。

法院是各种矛盾、纠纷汇集的地方，如何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就成为每一个法院工作人员思考的问题也是法院工作人员日常的工作。在跟随庭长办案时，会有意识的学习经验，对于不懂的问题也会及时的请教。比如庭长经常给我说，“案子到手里，你就想象自己手里有一根线，是你自己牵着线走，而不是让线牵着你走。”语言虽然朴素，但很有道理，只有自己把案子牵在手里，才能准确的把握案件流程，才能把握案件节点，做到不乱不慌，心中有数。有一次开庭是离婚案件，庭长坚持调解，耐心的给双方做调解工作，最终调解结案。在回去的路上，我就问庭长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离婚案件要坚持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直接判决岂不是简单快捷?庭长意味深长的说：“判字旁边一把刀!”听完这句话，我就理解了。对于离婚案件，当事人身份是比较特殊的，如果简单的判决结案，不利于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会加重感情裂痕。而通过做调解工作，则能及时的抚慰当事人的情绪，能通过详尽的沟通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也有利于修复情感关系。法院审理案件，不能简单的就法律问题谈法律问题，还应注重审判的社会效果。

通过自身不断的学习，向书本学，向身边人学，向老法官学，自己能切身感觉到能力的提升，也能体会到在法院工作的价值与归属感。每当成功做通当事人的工作，案件得以调解解决时，内心会有些许的雀跃;每当通过自身的努力，切实的解决当事人问题得到认同时内心会升起片刻欢喜;每当开完庭，结合庭审固定的事实及证据，从事实中抽象出能被法律规定涵摄的构成要件而完成一份判决得到审判员的认可时，内心会有一种身为法律人的骄傲，这种骄傲，为外人所不可知。在基层法庭工作的两年，也是我初入职场的两年，除了日常的工作，我利用工作时间之余的时间复习通过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完成了职场中的另一个征程。此外，当能结合办案实践与法学理论完成一篇豆腐块式的文章见诸报端时，内心十分愉悦，这种愉悦是超脱身体层面来自精神上的愉悦。当然，我十分清楚的知道，我写的文章不是什么皇皇巨著，也没有特别深刻的见地，但那些豆腐块我拥有完全的产权，是属于我自己真正的财富。总之，点点滴滴，虽不起眼，但这就是我的成长!

三、梦想篇

梦想这个词，在这个年代，可能有些奢侈。我的梦想是什么呢?大学期间，由于喜欢法学，也由于喜欢表达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于是我想成为一名“法师”，祥言之，高校法学老师。在我看来，耕耘在三尺讲台，为人师表，传道、受业、解惑，与学生畅谈关于法学的一切，用法学中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词语去触摸、碰撞学生的心灵，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素手植下关于法学美好的一切。然后辛勤半生，桃李满园，我一骑绝尘、转身离去，深藏功与名，我所愿也。然而，人生兜兜转转，路途坎坎坷坷，种种原因，我并没有成为一名法师，而是法院工作人员。

虽然我没有成为法师，但是我的梦想能从此沉沦吗?马云不是说，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周星驰曾言，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来到新的岗位、新的平台，内心深处从未放弃关于法师的执着，而这种对法师的执着换了一种方式在不断的预演、重复、实现。在平时工作中，我没有放弃任何一次表达的机会，无论是三八妇女节下乡做妇女维权讲座，抑或是联系司法局给社区矫正人员宣讲宪法，还是去辖区银行开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法律实务讲座，我都会积极的参与其中，扮演好一个宣讲者的角色。因为我深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于我而言，没有小舞台，只有小机会。每一个机会都是一种机遇、一次锻炼，每次机遇、锻炼后形成的储备终有一天会成为我实现梦想的资本。转角处遇到花香，我的梦想在下一个路口也会遇见。希望在法院提供的平台上，我能一如既往的努力，认真工作，不负平生所学，不负内心所期，终能收获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的梦想，正在路上……

我与法院共成长心得感悟

1989年9月，我考上了**政法学院，在“寂寞南郊人罕至，有谁曳杖过烟林”的**南郊度过了学法的四年时光。那时候，《法理学》还是叫作《国家与法的理论》，《刑法》选修课还有《苏俄刑法典》。以现在我的眼光来看，那些年的学习还是很肤浅的——主要是法律知识的学习，法学思想的养成、法学方法的训练普遍还比较缺乏。走到今天，要感谢**法院这近三十年的实践，要感谢许多令人难忘的事件。

这期间，我由一名书记员、助理审判员，成长为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这期间，经历过许多难忘的大要案和大事件，有缘于许多真诚帮助自己的好老师、好同学、好领导、好同事，像许多法学名著，无论内容曾经多么熟悉，都逐渐“融化”消失了，但收获的精神和鼓舞，越来越像这些书的名字，更加阳光、更加响亮、更加熠熠生辉，或者说这些平常的名字、名称，已然成了“大道至简”的思想，幻化成了“大音希声”的顿悟。这里面就有“中国式”普法，给中国司法乃至中国法治带来的启示和思考。

上街搞普法宣传，是司法任务，也是司法记忆、司法风景。大学毕业分配至高级法院工作，十分光荣，十分难忘，这构成了今天看来的初心，应了“最初一念即本心”的道理。在高级法院工作了25年，虽然期间有三年多一点儿中、基层法院工作经历的“时效”中断，仍然是受恩于高级法院最多的一批人。我对高级法院的感觉和认知，很大程度来源于上街搞普法宣传。记得在每年的3月份，在“学雷锋月”，各大政法机关都要上街进行法律宣传，主要形式是每个单位在解放街两侧依次展开，挂横幅、发放宣传品，有的时候用录音机播放自己灌制的磁带。那场面，现在想来都十分壮观。——不宽的街道两边横幅猎猎，录音机播放着各式“新闻联播腔”，公检法司安一个都不少，红黄蓝各色宣传页见人就硬塞，还有其他安全生产、成人招生等单子想拿就拿，拿完了，任务就可能要提前结束。据说，许多卖饼子的小贩那个时候专门出来收各种宣传单子，回去卖饼子时再“集中发放”。当然，最重要的是，那时来咨询法律问题的群众是比较多的，特别是群众对高级法院的宣传点认可度历来是较高的。因此，每次高级法院都要专门选派业务好的干部上街当场解答群众的法律问题，这也是对干部司法能力的认同。当时，一般情况下，来咨询案件的群众开始并不多，人数也是逐年才多起来的。总的回想起来，那时候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有遇到问题咨询的，也有想到问题才来了解的。法院的干部，穿着棉大衣、戴着大盖帽，拿着各种法条书，想方设法解答，群众也是“带着疑问来，带着宣传页回”，那是一个司法需求十分朴素、强烈，但司法供给十分有限、简单的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是相当高的，对法律知识的需求还不是很迫切。大量宣传图片和数据成了各级司法机关工作成效的“有力证据”，诉讼“爆炸”基本没有影子，执行案件丝毫没有形成“老大难”的可能。以司法宣传为“镜子”，司法的供给矛盾中，司法机关还有很大的“富裕”。

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法院的案件开始逐年增多。政法单位上街法律宣传的次数也没有以前多了，规模也逐渐开始下降了。更多的是各宣传各的，就各种主题日进行专项宣传，只是名称开始由法律宣传向法制宣传慢慢转变。再到后来，“国家宪法日”上街宣传注入法定因素，纸质宣传页、宣传展板逐渐被电子屏、宣传片替代，运动式的法制宣传也逐步被弘扬法治精神的各种载体所更新。2000年上下，高级法院审理的被告人王斌余故意杀人案的裁判文书在《法制日报》上全文刊载，引发全城热议;4·20袭警案一审庭审在**电视台全程直播，出现万人空巷，成为那个时代难忘的法治瞬间，也成为司法公开的有益探索。与之相呼应，各级法院的诉讼案件开始“爆炸”了，执行难“闪亮登场”，立案大厅转型升级成为了诉讼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人员成倍增加，智能化设备大量使用。如此情况下，现在每年自治区“两会”上代表委员提出：请法院加大司法宣传力度，加大以案释法力度，成为了出现率最高的意见建议。司法的供给规律，开始引导司法者反思司法的功能和水平。

2013年11月，最高法院在深圳召开的司法公开推进会上明确提出要建设人民法院司法公开“三大平台”，首当其冲的是要求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法院作为西部法院自加压力，提前与东部沿海地区法院同时推行裁判文书公开工作，法院顶住了不小压力，法官克服了更多疑虑，总体取得了良好成绩，为**连续三年在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测评中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作出了贡献。现在，这项工作已进入常态化，而且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更加有力证明了司法公开来源于人民司法的心地无私，充分体现出人民司法的正大光明。目前，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其彻底的人民性、真实的公正性、发展的开放性，正在书写新时代人民司法事业的新篇章。司法供给相对不充分、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法治、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的矛盾也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公开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民司法的新“引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最先进的制度，新型的司法公开机制正在全面回应和全力满足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在深情回首司法历程的余墨边，我仿佛觉得司法公开的灿烂前行，分明就是许多年前我们上街法律宣传的华丽转身。

我与法院共成长心得感想

2001年，我从乡镇调入**法院。我是学法律科班出生，对法律充满敬畏，对法官这职业更是向往已久。

调入法院工作当然不知有多高兴了。当当事人说“何法官，你好，我想问个事”之类的话，尽管那时我还不是法官，但心里还是特别的高兴。当然了，我也盼望自己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官。2003年我成为**法院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获得A证的第一人。清晰的记得，当时孩子刚生下才几天，妻子还在医院，是同事帮我拿回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看着正副本上时任司法部长张福森的签名，看着A证的标识，又想想刚喜得贵子，觉得自己是天地下最幸福的人了。但转眼间，心中又有一丝隐忧，自己可能会被派到法庭去工作。因为当时院里审判员相对比较短缺，不少下法庭的同事要求回院里。想想自己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会很快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如果人员要交流，自己肯定会被院党组派下法庭。说实话，暂时是不想去法庭的，一个是当时孩子才生下几天，尚在产期的妻子一个人照顾孩子有困难，另外可能是才从乡镇上来几年，还存在思想上的惰性。为此，还找院长把自己的想法谈了。但当2004年我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后，随后就被院里派往**法庭。

**法庭，一个座落于**镇文化街的法庭，是**法院四个派出法庭之一，管辖**、**五个乡镇的民事案件审判及执行工作。**自古就是一个历史名镇，国道109线和昌润渠纵贯该镇南北，商业比较发达，**羔羊肉更是闻名遐迩。但是第一次走进法庭时，给我印象是破旧。面南六七间破旧低矮的红砖房，面东有一间大房间是审判法庭，桌椅陈旧，地面高低起伏，很难想象这样的地方能是庄严的法庭。后来的时间也印证了我的看法。基层法庭很少有案件在大法庭开庭审理的。大部分案件在办公室就审理完毕了。要么调解要么当事人在办公室内各坐一边，办公桌就是审判台，法官往那里一坐就当是开庭了。唯独法庭的小院还是让人挺喜欢的。我去的时候正是5月份，院子里的刺玫花开的正艳，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东南拐角有一方菜地，里面种着茄子、辣椒、豆角等蔬菜，长势非常喜人。

我和法官老张是一个办公室。老张家是青海的，土族人，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当过大水沟法庭庭长(后来搬迁到崇岗镇更名为崇岗法庭再后来搬迁到沙湖又更名沙湖法庭)，姚伏法庭庭长等，他喜欢法庭的清静，一直不愿意回院里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种地可是一把好手，无论在哪个法庭，小院子里的菜地都被他耕种的生机勃勃。第一天到法庭时，正好有一个供水合同纠纷案件要处理。他对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爱发火，这个案件你去调解处理吧，卷我订”。说完他就出去干活去了。以前在院里虽然也处理案件，但那是法官在的情况下，协助法官办理案件。现在要一个人独自承担起案件的处理重任来，当时好紧张。好在案件也不难，半小时后案件调解完毕。我把调解协议拿给他看，老张说“到底是学法律的，不错。以后你就给我打个下手”，当时说的我好紧张又好激动。可是可爱的老张法官当年的5月说要去北京女儿处看病，结果在去的路上，在火车上就病情严重，在北京去世了，终究再也没有回到他喜欢的法庭，他喜欢的小菜地里。我也没有能再从他身上学到更的多的经验，但心底里一直把他当师傅。

法庭的工作全然不像院机关那样中规中矩，立案送达开庭执行全都是自己根据需要安排，相对要自由的多。我们通常是周一送达，周二周三集中开庭，周四周五执行。我记得有一次一天安排了十几个庭，如同唱戏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台。一直到晚上八点多，终于调解完最后一个案件。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律师甚至于自己，对我们工作敬业精神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大家辛苦并快乐着，有时天晚了就不回家，晚饭后，大家围坐在法庭的餐桌前，嗑着瓜子看着电视拉着家常，偶尔高兴了还来上几样小菜喝上几瓶啤酒。

那时的法庭最难熬的要数冬天，没有暖气，都是煤炉取暖。由于房屋修建的比较早，窗户的密闭性也差，白天坐在办公室里地当中的炉子烧的通红，但脚却冻得发木。晚上值班冻得蜷缩在被子里，恨不得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上。早晨起来脸盆里的水都能结上冰。

要说生活上的艰苦还不算是最苦的，最可怜的是有一段时间居然没有个自己的办公之地。2005年也就是我刚被任命为**法庭庭长的第一年，说是一庭两所(即法庭和公安派出所、司法所)要建一栋楼，拆除法庭。结果是法庭被拆除了，建起的楼给了派出所了。当时院里面的人手也特别紧张，我们只好搬回来组成巡回法庭办公。人民群众对法庭搬院里办案是有意见的，连续几年人代会上都有代表提出法庭要设在离当事人最近的地方，方便群众诉讼。最高法院也提出了法庭设置的两便原则。于是2008年，我们又被派了下去。但办公场所在哪呢?刚开始我们租借**村村委会办公，结果不到一年，正值周未接到通知说，上级组织部门认为村委会将办公场所出借违反规定，要求我们必须搬走。我只好带着大家将办公设备搬到一户熟人家中。那时自己感觉如同丧家之犬，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后来又在**老市场门口租了一间门面房办公，面向北开，环境更加恶劣，冬天寒风和沙尘直往屋里灌，冻得人都没法办公，夏天对面的垃圾堆臭气熏天不说，成群的苍蝇只要你一开门如同云朵扑进屋子里。既便是这样，我们的审判执行业务工作一点也没有放松，在五个基层法庭中(后来加了头闸法庭)**法庭的审判执行案件是最多的，法庭五个人依旧发挥出了高度的团结协作精神，继承了老法庭时的优良作风，连续两年考核**法庭都是一等奖。

随着上级部门对基层基础设施投入的加大，建筑面积达585平方米的新法庭终于在2010年10月投入使用了。这是**法院五个基层法庭中第一个按照标准化建设的法庭，立案区、审判区、办公区、休息区等等功能完备，电信宽带也全部接通。新法庭剪彩那天，我如同一个漂泊异乡回到家的游子喜极而泣。整整五年，说是基层法庭确有名无实，有名无家。

新法庭新气象，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全庭人员的工作劲头更足了。除了我们的审判执行工作继续在五个基层法庭中保持领先外，我们还注重法庭文化建设，在新法庭打造文化走廊，开设全区第一个基层法庭网站。我们的工作受到上级部门关注，时任自治区高院马三刚院长莅临法庭指导工作，给了我们极大鼓舞。组织上也给予我本人特殊关照，2012年我评为自治区党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领导小组评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先进个人”，还被高院提名为全区十佳法官候选人。

❸ 倪红霞：当好时代问卷的“答题人”丨榜样的力量

访谈在一个工作日的中午。

上午的庭审持续到近12点，倪红霞却没有疲态，依旧神情认真、思维活跃，看起来能量满满。

每个接触过她的人都了解，这种状态就是她的常态。

我们的对话由此展开。

倪红霞：学习法律，真的是一念之间决定的。

在1990年，倪红霞毕业并顺利分配到了当时的川沙县人民法院，真正成为一名“法律人”。就在这一年，浦东宣布开发开放。

新人们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整理档案。当时不少老材料还是毛笔写就，年代久远，字迹发黄模糊，倪红霞做什么都认真，逐字逐句地辨认、审核、归档，每一页都整理得清晰有序。

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相较于同龄人更静得下来的性格，加上出色的表现，吸引了办公室领导的注意。不久后，倪红霞就被留在了档案室。这对一心想要办案的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当时还忍不住“哭了鼻子”。

哭完工作还是要继续。倪红霞逐渐从档案工作中体会到，一本本看似不起眼的卷宗中，凝聚着法官的办案智慧和法院的公平正义，别有天地。

怀着这样的认识，倪红霞一年后被调到经济庭，成为一名书记员，兼任内勤。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对她来说，司法工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书记员就是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必经之路。

书记员生涯持续了11年。

倪红霞在知产庭担任助理审判员。得知消息的那天，倪红霞有些忐忑，“我到底能不能胜任？”尽管有着多年的审判经验，但还没独立办过案子，一上手又是如此新的领域，难免紧张。

面对新情况，书本也未必能给出答案。倪红霞时常疑惑，法条好像都理解了，但在使用时却无从着手。到底怎样才能把法律准确地运用到审理中？

倪红霞在实践中摸索钻研，在学习中和大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在案件审理中，她反复梳理斟酌，将这些间接证据搭建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在复杂的推理证明前提下一步步还原事实真相。

最终，判决后，媒体盛赞该案“体现了知识产权法官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应对新型高科技犯罪的司法智慧”，并被评为2019年度上海市打击侵权假冒“十佳案例”，倪红霞还因此案被国家版权局授予了该年度“全国查处侵权盗版案件有功个人一等奖”。

现在，倪红霞已经是知产庭副庭长、审判团队负责人。几乎连续不断的开庭，加上庭里的一些管理工作，倪红霞每天都连轴转。

她再忙也坚持要把庭前准备工作做足，对卷宗的烂熟于心，那些堆积如山的材料，她全部仔细审阅过，先从材料中提取出关键节点和核心脉络，记在纸上，再根据脉络把内容填充进来。

倪红霞深知，知识产权无小案，一纸判决可能不仅仅影响到企业前途，更是关系到行业发展，甚至是国家利益，不得不严谨。

在审判之外，倪红霞用真心传递司法的人文关怀和温暖。她在公众号上开设工作室专栏，用最朴实的语言跟大家聊聊知识产权那些事儿，把司法服务向外扩展、向下延伸。

这就是她，总是闲不住，每天在法庭内外奔忙，累并快乐着。

在审判之外，倪红霞的许多爱好也被工作所影响。虽然她也有些许遗憾，但是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给自己打开了“许多扇窗”，让她能拥抱新鲜事物，能看到更丰富更广阔的世界。

❹ 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的规定是怎样的

1、档案材料的收集及整理、组卷要严格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进行。档案材料的收集要尽可能齐全、完整，尤其是基本证据材料一定收录入卷，不可缺失，组卷要严格按照统一的规定进行。 2、案卷材料的排列和卷内目录的填写。案卷材料应严格按照实际诉讼程序依次排列，主要证据在前，辅助证据在后，印件在前，底稿在后。刑事、民事、行政、再审、申诉等案卷材料的排列顺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规定排列。填写卷内目录时，除卷内目录所列项目应逐一填写外，案卷内的法律文书、相关证据材料均应逐一填写清楚。 3、检察机关侦查、起诉的刑事案件，应将起诉书连同侦查卷宗（包括证物等），一并移送人民法院，经法院判决后应将判决书送检察院一份。该案卷宗由人民法院存档保管。检察院可将提起刑事案件决定书、检举被告人决定书、施行强制处分决定书、向被告人宣告侦查终结笔录、起诉意见书或不起诉决定书、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检察长所提出之抗议书和上级法院的裁定书等以及侦查计划和内部有关文件与书信等材料，存档保管。 4、公安机关侦查移送检察院向法院起诉的案件，经法院判决后除将判决书送检察院并抄送公安机关外，该案卷宗仍应由法院归档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