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当前形势
1. 张恒郑爽民间借贷纠纷案二审开庭，案件中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在郑爽和张恒分手后，他们两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就备受外界瞩目，这个案件不仅关系到巨额的钱财，还关系着两个人的声誉。张恒在案件审理前爆出了两人在美国代孕以及郑爽弃子的事情，更让案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度，这其中的事情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要时间来分辨。在2021年1月19日，上海二中院对郑爽诉张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行了二审审理，张恒此前爆料也不排除是想给此次案件审理造成舆论压力，那么他是否有胜出的把握呢？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所有的证据对郑爽都很不利，郑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爆出一个像样的证据来，孰是孰非还有待定夺。
2. 本人收到了侵害商标权纠纷的民事起诉状。。郁闷啊。怎么办
被告销售的鼠标属于生产商生产的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那销售行为也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我国《商标法》规定
第52条第2项：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但因为你只是销售商，且你在进货时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生产已构成侵权。
第56条第3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条规定，你的销售行为虽然构成对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但依法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只需停止销售即可。
适用该条规定免责的，需要你能够证明你在销售时不知道所销售的产权系侵权产品；同时你还要证明你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商品，并能够说明商品的提供者。
(2)法院当前形势扩展阅读：
截至2017年底，我国商标累计申请量2784.2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1492万件，仅2017年商标注册申请量就达到574.8万件。
我国每万户市场主体的平均有效商标拥有量为1520件，商标注册证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品牌，其所具有的商标专用权更应得到有力保护，在日常经营中所发现的疑似侵权行为应得到重视并采取最合适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
如何界定商标侵权
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列举了七项商标侵权情形，是商标侵权判定中最核心的法律适用标准。相关法律规定还包括涉及不侵权抗辩的第五十九条、涉及侵权赔偿额的第六十三条、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情形的第六十四条等，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基本是围绕上述法律规定审理的。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不同案件中可能运用到相应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或意见等。
商标是否相同或近似、商品或服务是否相同或类似，以致具有混淆可能性，这是商标侵权案件的焦点问题，包括相同商品或服务上的相同商标。
这里的“相同”除标识、商品或服务本身完全相同，还包括因细微差异但不影响认知的相同和尽管名称不同但实为同一种商品或服务的相同；
相同商品或服务上的近似商标、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的相同商标、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的近似商标，这里的“类似”指商品或服务在功能用途、消费群体、销售渠道、服务方式等方面趋同，“近似”指标识在音、形、义方面的近似。
当然，除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相同商品或服务上的相同商标情形属构成侵权外。
对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及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是否构成侵权均需以是否具有混淆可能性作为最终判定标准，此时则需要权利人结合标识的近似、被控侵权标识使用的方式方法、被告是否具有攀附恶意等方面举证，后由法院或商标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裁决。
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权利人需在根据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中的情形举证支持因侵权行为而应获得的赔偿数额，但多年实务证实侵权赔偿额的举证是“维权难”的难点之一。
权利人需证明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
上述情形均难以确定的，则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在三百万元以下酌情裁判。实务中，在此权利人需尽量证明权利商标的使用时间、知名度、因侵权而造成的市场份额流失事实、侵权人因侵权行为在网络销售、销售额信息发布、所涉及行业商品或服务的利润构成等，此部分需要当事权利人的配合。
当然，侵权赔偿数额中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在维权时的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等合理支出实则是先行垫付，在侵权判定成立时上述费用会由法院判令由被告偿付。
这尽管不是“先投入再产出”的关系，但应成为权利人在自身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时敢于维权的后盾，是法律赋予权利人进行合法维权的保障。
如何应对侵权诉讼
实务中，很多当事人作为被告收到法院发的诉状及相关材料后选择了不作为的方式应对被诉。但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法院行为具有公权力特征，即使被告不应诉也仍会依照《民事诉讼法》中缺席审判的原则作出与之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判决，其判决具有公信执行力。
来自法院的文件与消息绝不是不理就能解决的。所以，当事人应与法院取得联系，按照应诉通知准备相关文件，积极应诉是解决诉讼应踏出的第一步。
通过法院转发的诉状及证据材料，基本可以了解原告所诉被告具体的侵权行为、涉及的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的数额等案件焦点问题。
针对不同的焦点问题需要做好抗辩，具体分为以下三种：
1、不侵权抗辩。商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三种不侵权情形：
一为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等及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等或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权利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二为三维标志注册商标中含有的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三为在注册商标申请日之前，他人已经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具体是否适用，需根据具体案情进行抗辩。
2、侵权不赔偿抗辩。根据商标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为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不能证明此前三年内实际使用过该注册商标，也不能证明因侵权行为受到其他损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为作为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商，如不知道是侵权商品的，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3、赔偿无依据抗辩。根据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侵权赔偿数额是按照一定赔偿计算标准顺序计算的，根据此规定被告可从原告是否能提交证据证明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商标许可使用费等方面进行原告的赔偿数额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抗辩。
诉讼往往被认为是解决争议的最后途径，但实务中原告选择诉讼方式可能不仅是一案之纠纷，面对诉讼纠纷，可以选择遵从法院安排通过审判后的判决执行，当然，也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解决方案。
如与原告取得沟通达成调解，在法院同意下撤销诉讼，减少自身诉累，或经法院途径签署调解书，不仅可相应减轻责任还可具有公信力。如通过诉讼的介入与对方促成了更为积极的商业合作机会，那也不失为一种收获。
3. 最高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法发〔2009〕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九年七月七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当前，因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所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在司法领域已经出现明显反映，民商事案件尤其是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呈大幅增长的态势；同时出现了诸多由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引发的新的审判实务问题。人民法院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要求，坚持“立足审判、胸怀大局、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指导方针，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念，认真研究并及时解决这些民商事审判实务中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普遍性问题、重点问题，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不仅是民商事审判部门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重要任务，而且对于维护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公平法治的投资环境，公平解决纠纷、提振市场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现就人民法院在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合理调整双方利益关系
1、当前市场主体之间的产品交易、资金流转因原料价格剧烈波动、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流动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量纠纷，对于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严格审查。
2、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应当充分注意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市场主体应当对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把握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严格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无法预见”的主张，对于涉及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标的物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更要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3、人民法院要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人民法院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
4、在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把握上，人民法院仍应遵循侧重于保护守约方的原则。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并非简单地豁免债务人的义务而使债权人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充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调整双方利益关系。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的，争取调解解决。为防止情势变更原则被滥用而影响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人民法院决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作出判决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号）的要求，严格履行适用情势变更的相关审核程序。
二、依法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
5、现阶段由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民商事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现象比较突出。对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违约金或者极具惩罚性的违约金条款，人民法院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等关于调整过高违约金的规定内容和精神，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
6、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
7、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防止机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
8、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妥当解决违约金纠纷，违约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进行免责抗辩而未提出违约金调整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违约金过高问题进行释明。人民法院要正确确定举证责任，违约方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区分可得利益损失类型，妥善认定可得利益损失
9、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提供服务或劳务的合同中，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经营利润损失。先后系列买卖合同中，因原合同出卖方违约而造成其后的转售合同出售方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转售利润损失。
10、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经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及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的，不宜适用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
11、人民法院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违约方一般应当承担非违约方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非违约方因违约而获得利益以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的举证责任；非违约方应当承担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对于可以预见的损失，既可以由非违约方举证，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
四、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稳妥认定表见代理行为
12、当前在国家重大项目和承包租赁行业等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领域，由于合同当事人采用转包、分包、转租方式，出现了大量以单位部门、项目经理乃至个人名义签订或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并因合同主体和效力认定问题引发表见代理纠纷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
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五、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
15、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16、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六、合理适用不安抗辩权规则，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17、在当前情势下，为敦促诚信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及时保全证据、有效保护权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全部交付义务，虽然约定的价款期限尚未到期，但其诉请付款方支付未到期价款的，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付款方明确表示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或者付款方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注销、被有关部门撤销、处于歇业状态，或者付款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付款方丧失商业信誉，以及付款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的其他情形的，除非付款方已经提供适当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等规定精神，判令付款期限已到期或者加速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