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问题意识
一、何谓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对案件进行公平的审理和作出正确的裁判，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
狭义的司法公正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的要求，在逻辑上、人们的心理上、事实上所得出的结论均属正确。
广义的司法公正则包含了一切司法机关所进行的司法行为是正确行为，并被绝大多数人认为该行为符合正义、平等、公平、民主、文明、效率、经济、客观、实际的要求，即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或称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尺度，本文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角度谈谈司法公正的认识。
二、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1、司法体制制约和妨碍了司法公正。我国1987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原则尽管已被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员对司法公正的影响颇深，究其原因是法院的人、财、物由同级政府管理的体制，使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有时法院不得不曲法申情，使法院利益地方化、司法权力地方化。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将法院看做自己的一个部门，并且强调绝对要服从党委领导，形成了该地的“党”的领导绝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的普遍公务员管理化、继而形成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淡薄，这无疑是司法不公最客观的外部因素，司法体制固有的弊端使司法权难以真正独立，如不进行变革，要做到司法公正，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如若纸上谈兵。
2、司法观念滞后影响了司法公正。司法观念是司法人员内心法律信念和对某些行为法律评价的总和。由于受“左”的思想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司法意识，司法人员形成了单一的、固定的带有封建色彩（司法行政混同、重刑轻民、重权力轻权利、官民不同刑等）的司法观念，制约了审判活动，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这些观念主要表现是：司法的政治功能增强了长官意识、干预意识而淡化了司法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服务功能，进而使司法人员缺乏民主意识、调节意识、服务意识；注重计划经济标准的司法观念增强了封闭意识继而淡化了市场经济标准的司法观念，使司法人员缺乏开放意识、改革意识、效率效益意识；注重等级差别的司法观念限制了主体地位平等、主体资格多元化的司法观念，使司法人员缺乏自由意识、竞争意识、权责自负意识以及限制权力、保护权利意识；注重单一的实体真实司法观念而限制了实体真实与法律程序并重的司法观念的发展，从而影响了程序意识、规范意识，进而影响实体意识。
3、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存在的弊端也影响了司法公正。
我国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一直沿袭着建国初期的管理体制，并且一贯奉行政行合一的哲学，认为共产党人能超越地域利益和宗法人情关系的影响，党性能够战胜私心，没有建立司法官员在社区的任职回避制度，尽管我国程序法律规定了回避制度，但这仅仅是审判程序上的回避，并且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发挥了作用还存在很大疑问。法官在熟人关系中处理案件，面对的是血缘、家庭、亲情乃至上下级关系、同学关系、乡邻关系、朋友关系等关系组成的网络，继而形成了庸俗关系学的强大冲击力，再加上我国成文法中高频率出现的弹性条款、弹性幅度，熟人让你“网开一面”“关照关照”，即使是包公在世，也很难过这“人情”关，无疑是使相当一部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在审判权的运作上实行的是首长层级审批制，运行环节过多，职责不明，责权利脱节，使裁决结果的主观性、任意性增大，造成审案不判案，判案不审案，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不是真正的责权主体，形成了领导说了算的“人治”体制。另外，在上下级法院形成的案件请示、批示制度，使上级法院的批示、招呼几乎形成了下级法院办案的“依据”，形成了“监督领导化”，进一步地影响了司法公正。
4、法官的素质和价值取向影响了司法公正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法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上，司法人员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精湛的业务素质；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废。目前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法官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它的运作和机制，一部分法官政治水平低，社会责任感不强，随波逐流；业务素质差，执法水平不高，服务观念差，把审判权当作特权，放任使用，为了攀富比贵，办理“三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5、社会现状制约了司法公正。一是法院自身困难不能解决，办公办案条件不能改善，法官待遇低下，劳动不受理解和尊重，在地方财政无力解决其经费困难时，一些法院用下达办案指标和诉讼费收费指标的方法，通过“创收”来弥补，于是乱争管辖权，多收费，乱收费的行为蔚然成风，使司法活动商品化、庸俗化，于是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二是法官置身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也要受到各种思想的侵扰，他们的家庭生活、子女就业等问题使之不容回避，在目前司法体制和社会环境中，他们很难不托朋友，拉关系，寻求帮助，于是便有了“三案”，有了“执法犯法”，司法不公也应运而生。
6、审判方式滞后从程序上制约了司法公正，过去的审判方式大多数是法官“坐堂问案”、“先定后审”、审判走过场的“暗箱操作”式，制约了当事人的权利，虽说公开却透明度不高，虽说监督却监督乏力，虽说公正却法院声誉不高，审判公开才能做到审判公正，随着司法公正的呼声增强，改革审判方式的步伐也在加大，特别是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识和合议庭职责、加强监督强化管理等方面，各地法院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如此，我国的“审改”还处于摸索实践阶段，难免有失误，特别是实行“审改”不成熟的法院，同样会出现司法不公的现象。
7、监督乏力也影响了司法公正审判权关系到人的生杀予夺，“权力一旦失去监督立即会产生腐败”，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尽管我国法律规定的很明确，但也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流于形式以至于监督不力的现象，甚至也出现了乱用监督权而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审判权失去监督或监督制肘于司法时，将严重地影响司法公正。
针对当前存在的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审判的七个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应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采取以下对策予以防范：
1、加快立法进程，改革和完善审判体制，进一步贯彻规范《法官法》防止法官滥用裁判权。
2、隆法官之地位、厚法官之待遇、高法官之素质、严法官之纪律。马克思说过：“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法官的地位、待遇、素质、纪律是公正司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3、强化执法外部监督，充分发挥人大、社会舆论的监督制约作用，净化执法环境，、切实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职权非法干预主义。
4、推进司法改革，规范法官行为，加强廉政建设，杜绝腐败现象，确保司法公正。
5、加大追究错案追究力度，改革和完善法院人事制度，真正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法院人事制度，使法院成为正义、平等、民主、文明、效率的司法队伍。
⑵ 美国法律与中国法律区别
中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有争议);美国法律属于英美法系,呵呵,就知道这么些了,汗,抱歉啊......
找到点资料,凑合看吧: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涵盖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大陆法系的代表有德国、法国、中国等;而英美法系则当然以英国和美国为其代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不同点的比较，一直都是比较法学家们所热衷的话题。两大法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下面我仅从诉讼程序方面对它们加以比较。
一直以来，比较法学家们都倾向于假定，世界上所有发达的法律体系中，相似的需要总是以相似的方法来满足。[1]但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却打破了这一假定。诸如简易民事诉讼的准备和进行、向法庭提出事实的方式、选择或询问证人或鉴定人的方式等的巨大差异，都使这一假定不能成立。而两大法系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差异，则受到了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如地理差异、民族习惯、文化特点、历史传统等，但我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在许多方面不同的思维习惯，造就了两大法系的巨大差异。
英美法系中诉讼程序的许多特性，实际上是由一个决定性的事实造成的，即该诉讼程序来源于陪审制。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使用陪审制，而且是在严重的犯罪并且被告主张自己“无罪”时才使用。[2]尽管如此，英国的民事诉讼中仍然渗透着陪审制的传统。而陪审制的影响，使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一样，有许多特定的诉讼程序。[3]这也就使其诉讼程序区别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大陆法系中，诉讼可以有间隔地划分为多次的审理。因而，对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观点或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下一次的法庭审理中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反驳。而在英美法系中则大不相同，由于采取的是一次性的审理，律师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论点和证据想清楚，还必须了解对方的论点和证据。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判中，如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证据，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地要求休庭。这就使得律师必须在开庭之前会见他的证人，以搞清楚他们会在法庭上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于这种行为，德国的律师却认为是违反职业道德的。[4]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为什么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云覆雨的律师总是受人尊敬。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却总是给人按部就班的感觉，而显得不够精彩，律师很难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既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采用一次性审理的模式，那么法官的作用如何呢?在审判开始之前，律师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而法官对于争议的问题和有关的证据却极不清楚。据认为，法官靠律师通过口头陈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实和法律。[5]我们都知道，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庭上，律师独立地决定传唤哪些证人、提问证人。每个证人都是被一方提问之后，再由另一方进行反提问。提问证人也是律师智慧的体现，出色的律师常常能使对方证人的证词不可信，而无法被法官或陪审团采纳，从而失去了证据的效力。
律师提问证人，而法官一般只注意听取证人的证词。法官如果发言，通常都只是“反对有效”或“反对无效”之类的判断性语句，以决定当事人的问题是否可以被采纳。然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问证人的，但他们为了避免卷入冲突，并且保持中立，而倾向于少开口提问。曾经有一个案例非常经典地从反面诠释了法官这么做的明智，即“琼斯诉全国煤炭委员会”案：在该案初审时法官提问过多，使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提出证据，上诉法院仅据此就将该案发回下级法院重审。[6]这个案例同时也说明了英美法系中“程序优于权利”的原则。
英美的法官在审判中处处表现得较为消极，他们在案件的开始阶段对案情一无所知，必须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因而当事人及其律师就必须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获得真实情况的最好办法是让当事人辩论出真实的情况，而法官则只是充当法庭规则的监督者的角色，即“对抗制”的诉讼。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能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情况。因而法官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情况，避免当事人的过失导致败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判多少还是带有一些“纠问式”的性质，具有一些官僚特征。[7]对于诉讼的进行和证据的调查皆以法院为主，法官是以积极审判者的形象主持法庭审理。在美国，“对抗制”诉讼程序的实行是非常严格的。这主要是因为，只要是普通法而非衡平法上的请求，民事诉讼的初审阶段仍然由陪审团参加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