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院性质
㈠ 互联网法院的性质是什么
互联网法院复作为一个新的制法院模式，现处于开始运行和摸索阶段，目前只管辖特定类型的互联网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纠纷：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㈡ 盗窃罪的性质是怎么定义的
很明显，盗窃行为不是都构成盗窃罪的，有盗窃的故意并不就有盗窃罪的故意，理解吗?似乎不好理解。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楼上的法条，不多写了）再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罪的数额标准作了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元至20000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根据以上标准，结合《刑法》264条的规定，1、你盗窃1000元可能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2、盗窃一万元的，构成数额巨大了，可能判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至于你盗窃100快，没有达到刑法处罚的程度，即社会危害性不大，是不构成犯罪的，归治安管理条例管，就是罚款什么的，不会被判刑。当然多次盗窃100元的，也就是多次盗窃的虽未达到法定数额的，也可能构成盗窃罪了。以较大财物为目标的，但由于出现什么情况，只盗窃到100元的，可能构成盗窃罪，未遂。如盗窃保险箱的，但发现只有100元，那么就构成盗窃罪的了，未遂。比照既遂从轻减轻处罚。所有情况都说了，呵呵 每天答三题，多多支持！谢谢
㈢ 我是什么性质的罪
首先请明确你所在公司是不是国企,如果不是,则首先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你所在公司不是国企,则你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即便是,也不可能向前两位说的罪不可赦,据我知道的云南省兴盛公司经理李新春挪用公款也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
其次现在看你与公司的合同是怎么签的?换句话说就是你与公司签的合同是不是合法的,有没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法律效力,那么签不签合同都一样.公司随时想告你都可以.
如果是有限公司就是侵占罪.在私人企业侵占公款的行为，属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按照《刑法》第271条规定：犯本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你属于一般的犯罪,处5年以下有期或者拘役.如果你全部退还.可以在上述幅度内从轻处罚乃至适用缓刑.本罪的处罚没有罚金刑.
我个人判断你公司不会再追究你,只要你态度好点,毕竟对于他们来说钱不受损失就行.适当的给你公司表示表示即可.
㈣ 在金融法中说明银行与客户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点
行有法律部，主要是审银行与客户或交易对手签的各种合同的，也给新产品出具法律意见。
什么法规都可能用上，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法。 银行新业务与法律风险防范
虽然不良资产处置仍然是近期商业银行的工作重心，但各商业银行对新型业务领域的投入显然更能代表发展的基调，事实上，近两年来的新型银行业务不仅刷新了交易的各个层面，也对法制的诸多环节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创新与法律相对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给金融法律风险防范提出更高要求。
CDR中银行的结算人地位与作为名义发起人的风险。CDR（预托凭证）的功能在于实现本国人在本土投资其它国家发行的股票，商业银行对此业务都作了完全充分的准备。按照目前的通行做法，商业银行将CDR定位于中间业务，并有意识地将自身设置成代理人和处于一个单纯结算地位的角色，但作为存托银行，商业银行是CDR的签发人和券面发行人，接受境内政府部门的监管并负有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发放红利、凭证回赎等义务，其回报无外乎收取发行费和代理费，同时作为资金的存放和清算银行。姑且不论CDR所面临的外汇管制和被用于套利的经济风险，CDR在我国显然是缺少直接的法律依据的，甚至于其发行行为本身的效力都值得质疑。司法机关在上市公司倒闭后判决存托银行向境内投资人承担赔偿责任并非没有理由：一是银行是CDR的名义发行人，虽然发行协议里明确CDR是基础股票的转化，但在确定存托银行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时，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信托，而非代理，并进而把CDR视作一种以基础股票为支持、风险尚未隔离的一种有价证券，作为名义人的银行直接承担责任。二是以我国目前的市场状况，CDR发行后，背离基础股票的价格而形成相对独立交易面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一来，就淡化了投资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名义发行人的责任突显出来。三是在法律责任上可以肯定的方面是：既然存托银行承担代为披露信息、信息转达等义务，那么，无论上市公司或投资人都可以在所受服务有瑕疵时要求银行赔偿，尤其是投资人在出现投资风险时向中介银行推卸责任会是一种必然选择。商业银行在开展CDR业务时，必须设置有针对性的合同条款，以排除风险。
保理业务中的回购权无法行使时形成风险。保理通常指银行购入卖方与买方间因货物销售合同而产生的应收账款，并为卖方提供资金清算、融资、坏账担保等服务的金融业务。中国银行较早开展这项业务，但近期，各商业银行纷纷将保理作为拓展对象，意图有所作为。多数银行的保理业务模式都属于有追索权的保理，即保理商不能向买方收回应收账款时，卖方负有回购账款的义务，以此来确保保理业务不给银行带来买卖双方之间的商品交易风险。但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一旦回购方出现信用危机或破产事由，银行被迫承接卖方风险的可能性极大：1、卖方破产时，银行已经融资或融资期限已到，而回购期尚未届满，银行的融资被作为破产财产分配或因融资义务而遭受破产审理法院的执行。2、银行的融资义务与回购权通常不能抵消，因为不仅回购权的效力取决于买方的支付能力而变得不确定，还因为抵消权制度在我国不够完备，破产法中的抵消权更要受到破产法院或清算组确认等方面的限制。
在回购权无法行使的情况下，银行能否回收保理资金就完全取决于买方的信用，于是，风险增大。
反洗钱义务与对客户忠诚义务之间的冲突。反洗钱是银行近期开展起来的一项新业务，根据央行要求，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成立了机构，对大额和可疑交易的识别报告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刚刚颁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之规定，商业银行要建立反洗钱内控制度、建立客户身份登记制度、要及时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要收取和鉴别客户的交易凭证等。勿庸置疑，商业银行作为资金流转的主要载体，是当然的反洗钱义务的承受人，但在反洗钱工作开始之初，我国尚且缺少法律法规层面的反洗钱规则，商业银行在解决提供客户信息与为客户保密的矛盾时，一方面要严格接受金融监管，另一方面却缺少为满足金融监管而必须的权利支持。银行这方面的法律风险构成是：1、银行与客户之间存在存款、结算、融资等合同关系，履行这些合同是银行的义务。2、银行在履行合同时所获知的客户信息和资料通常构成客户的商业秘密，而且合同也要求银行保密。3、银行将这些商业秘密进行上报，并在以后的行政程序中披露后会对客户造成一定损害。4、免责必须有法律或法规上的支持，但目前没有这样的依据。所以，目前商业银行在反洗钱过程中，必须首先处理好合同义务与反洗钱义务之间的矛盾，监管机构也应对此给予足够关注。当然，这些问题随着法律的完备会逐步消失。
不典型质押的效力风险。在目前商业银行的新型担保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典型的物权担保资产，如公路收费权质押、出口退税质押等，这些质押方式被银行大量采用，有些也有政府文件作为依据，但作为一种物权担保，其行为效力和风险防范方法一直是有异议的。一是物权法定仍然是我国民法的一个基础理论，而多数的新型权利质押，金融资产中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法律性质上的承认，是不是物权没有依据。二是有些收费权的权利主体与对象之间并不是平等关系，因而权利是不是民事权利受到质疑，如果不是民事权利，显然不能作为质押标的。三是有些被质押的权利与权利主体不可分割，不具有可转让性，银行在合同到期后无法行使这些权利，致使担保起不到实质作用。四是银行将相关资产作为有优先权的资产对待后，必然在风险控制、权利关注程度等方面低于一般信用资产，一旦优先权不被承认，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救济方法，导致潜在风险暴露，遭受巨大损失。
金融业是经济领域相对活跃的因素，而法律调整以滞后性为特征，这是金融法律风险的成因之一。事实上，在资产证券化、法人账户透支、甚至银团贷款、按揭、票据等业务中都存在实际操作与现行法律不完全适应的地方，要求商业银行在开拓新业务的过程中，应当法律关注和经济关注并重，而不应只倾向于判断一项业务的经济价值。
㈤ 安慰函的我国法院对安慰函性质及其效力的处理
在我国，由于当事人之间对安慰函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尚未达到形成共识的地步，使用者和接受者对安慰函的性质、效力及效果的预期相差甚远，而法学理论界对此探讨不多，法官处理此类案件缺乏法律规范和交易惯例可援引，亦无权威学说可资参考，具有相当难度。
在举世瞩目的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案中，广东省高级法院认为，安慰函从形式上看，不是广东国投公司与特定债权人签订的，而是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出具的介绍性函件；从内容上看，安慰函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没有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或承担还债责任。因此，安慰函不能构成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具有保证担保的法律效力，依据安慰函申报担保债权全部被裁定驳回。
但是，因安慰函自身内容措辞的极其模糊，要正确判断其属何种性质在实际案件的审判中并不容易，更未达成共识。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法官或者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对安慰函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甚至对同一安慰函亦存在截然相反的理解。例如，某市政府出具给某香港商业银行的安慰函内容有：“本政府愿意督促该驻港公司切实履行还款责任，按时归还贵行贷款本息。如公司出现逾期或拖欠贵行贷款本息情况，本政府将负责解决，不使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对该安慰函及类似内容的其他安慰函是否具备保证性质就有重大分歧意见。一种裁判意见认为，该安慰函不符合我国担保法第六条关于保证的规定，根据“保证不能推定”原则，不能认定具有保证性质。另一种裁判意见则认为，这种承诺具有为借款人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符合我国担保法第六条关于保证的规定精神，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法官对安慰函的性质及其效力认定问题，已经出现了明显裁判思路和处理方式的不统一现象，已影响到法律适用的安定性。
另须注意的是，安慰函不仅广泛地为涉外债务出具，在一些国内外汇融资中，有关政府与企业主管部门应贷款人之要求出具安慰函亦为数不少。因出具安慰函并不需要反映在公司或政府的负债记录上，目前我国有多少地方政府或金融机构究竟为多少债务出具安慰函尚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其数目是相当庞大的。如果大量的安慰函被认定为构成法律上的债务保证，贷款人当然可以从此获得经济利益，但出函人须承担担保责任的话，则对我国各级政府或金融机构的冲击、影响之大，也应是可以预见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安慰函纠纷案件进入我国司法诉讼程序，对该问题的处理，已成为我国法院、法官乃至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法律问题。合理判断安慰函的性质与效力，统一认识裁判思路，正确适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当务之急。
㈥ 农村金融服务站属于银行机构么 如果不属于那它是什么性质呢
现在的农村金融服务站有很多，有些属于银行机构，有些不属于。。。不属于的是民间的一些金融服务机构，比如宜信，他们就有个宜农贷，主要服务哪些贫困的农村人群，为他们的生活，生产提供金融方面的一些支持。
㈦ 金融仲裁院和法院的区别
组织形式不一来样。法院是国自家唯一的审判机关，而金融仲裁院（又称为仲裁委员会）是根据地方行政区划由省、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其它民间机构组建而成的组织；
受理案件的前提不一样。法院受理案件，无论对方当事人是否愿意，都可以起诉；金融仲裁院受理的案件必须双方当事人事先签订仲裁协议，或事后达成协议，否则不受理；
人员任用不一样。法院的审判员（法官）必须通过全国司法考试录用，且必取得法官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证，属于公务员身份，而金融仲裁院的仲裁员都是聘请的，来源主要是从事过法律工作或经贸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律师或法学教授、退休法官等；
对法律文书救济途径不一样。法院一审判决后不服，可以上诉到二审法院，而仲裁是一裁生效，不服就找出证据向金融仲裁院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申请撤销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