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善意

Ⅰ 哪些法律规定善意取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回89条指出：“第答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物权法》第106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可以善意取得的其他物权，是质权、留置权、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宅基地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没有抵押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已经被物权法106条第3款废止）

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两条和善意取得没有关系。

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虽尚未确认善专意取得制度，但在我属国司法实践中，却承认善意购买者可以取得对其购买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Ⅲ 最高院为什么规定善意第三人取得财物不适用追缴

目前来说，民文规定还只限于诈骗罪。
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内民法院、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这样的规定是保护占有的公信力，保护交易安全，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如果赃物不能善意取得，将对善意买受人产生很大的损失。

Ⅳ 有关善意取得的法条

1《民通意见》中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主要是第89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专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属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2《物权法》第106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3、善意取得制度在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担保法》第54条
《担保法解释》第84条、第108条
《票据法》第12条
《信托法》第12条
《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
《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2条

Ⅳ 法律中的善意第三人指的是什么

善意第三人，即该第三人不知道法律关系双方的真实情况，通常是指非法交易中，不知情的，已经办理了登记的权利人。无权处分他人动产或不动产的占有人，不法将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以依法取得对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在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占有人)赔偿损失。

产生原因

从事商品交易的当事人很难知道对方是否对其占有的物品拥有所有权，也很难进行查证。况且在商机万变的信息时代，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对每一个交易对象的权利是否属实加以查证，不太现实。如果受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该财产，而在交易完成后因出让人的无权处分而使交易无效使其善意第三人退还所得的财产，这不仅要推翻已形成的财产关系还使当事人在交易中心存疑虑，从而造成当事人交易的不安全，法律为了避免这些不安全因素的干扰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虽然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承认善意购买者可以取得对其购买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理论基础

关于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多数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取得时效说。时效制度，以时间及时间之经过为其构成要件，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制度。

(2)权利外形说。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让人有信赖之基础。

(3)法律赋权说。善意取得是由于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

(4)占有效力说。善意取得系由于受让人受让占有后，占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即赞成权利外形说。

以上内容就是相关的回答，善意第三人一般是第三人不知道法律关系双方的真实情况，通常是指非法交易中，不知情的，已经办理了登记的权利人，在很多时候善意第三人的权利也是会受到法律保护的。

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知情的买主买得的赃物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

物权类1200001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与济南市电信局侵权损害赔偿一案的复函21995010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春林与银川铝型材厂有奖储蓄存单纠纷一案的复函31994090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淄博食品厂诉张店区车站事处财产交换一案请示的函4199403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四川经济日报社与段惠民、第三人成都实用信息公司财产侵权案如何处理的复函51990110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对有关奖券纠纷问题的复函61989122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淮北市青龙山镇洪庄行政村诉青龙山镇人民政府塌陷区水面使用权纠纷一案的电话答复7198804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士庚诉定州市东赵庄乡东赵庄村委会白银纠纷一案的批复81988040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掘获过去地主埋藏的银元归谁所有问题的批复9196402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主王维新与农民换房并挖出银元银锞等财物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节录）10195807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知情的买主买得的赃物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1195111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善意非直接由所有人手中取得之所有权应否保护的问题的复函担保物权类1200505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2200411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3200404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4200402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信源支行与成都宗申联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5200312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如何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请示的答复6200311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高法[2003]183号请示的答复7200310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在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保证人是否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等问题请示的答复82003090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公室对湖南高院关于《合同法》生效前承包人的工程款与抵押权的受偿顺序问题的请示报告的答复函9200306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国企业派驻我国的代表处以代表处名义出具的担保是否有效及外国企业对该担保行为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的请示的复函10200304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昌市商业银行象南支行与南昌市东湖华亭商场、蔡亮借款合同担保纠纷案请示的复函11200302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锦州市商业银行与锦州市华鼎工贸商行、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华通信设备安装公司借款纠纷一案的复函122003010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舶抵押合同为从合同时债权人同时起诉主债务人和抵押人地方人民法院应否受理请示的复函132003010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吉林市商业银行营业部与交通银行吉林分行船营支行长春路分理处存单质押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14200211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15200211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1620021122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担保期间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及程序问题的请示》的答复17200210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中国银行中银发[2002]45号请示的答复18200210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西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公司南宁事处借款合同担保纠纷一案请示的复函192002080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20200206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有工业企业以机器设备等财产为抵押物与债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批复21200202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西安市第三奶牛场与咸阳市中陆城市信用社、西安新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22200108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问题的答复23200108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能否对连带责任保证人所有的船舶行使留置权的请示的复函24200012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5200008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法院错判导致债权利息损失扩大保证人应否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26200002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展期贷款超过原贷款期限的效力问题的答复2719990630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能否作为保证人问题的复函28199903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口鲁银实业公司典当拍卖行与海南飞驰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万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内江房地产开发公司抵押贷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29199809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认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有关保证合同效力问题的通知30199610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四川省汽车运输成都公司与四川省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担保借款纠纷一案中四川省汽车运输成都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复函3119951106最高人民法院对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借款担保合同纠纷请示问题的答复321995050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株洲钢厂与湘潭亨发工贸公司等购销合同纠纷一案有关保证人保证责任问题的复函33199504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经济合同纠纷案有关保证人保证责任问题的复函34199504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申请宣告武汉货柜有限公司破产一案中两份抵押合同效力问题的复函35199412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银行贷款抵押财产执行问题的复函(失效)相关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废止的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目录（第五批）（20020306）361994090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收取担保费用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请示的函37199404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38199403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而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39199312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否免除问题的复函40199307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贵阳第二城市信用社向中国北方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函是具有担保性质的答复41199307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公司与长城公司的保险合同的效力及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函421993040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市分行道里事处诉民革哈尔滨市委及三棵树粮库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三棵树粮库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复函43199210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器材公司与招商银行担保合同纠纷一案指定管辖的通知44199209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职工利用本单位公章为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担保企业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问题的函4519920418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关于同一抵押物设立数个抵押权依次受偿问题的函46199204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保险单能否用于抵押的复函47199110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不履行其义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复函48199110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是否可直接判令保证单位履行债务的复函491991083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惠州恒业公司诉恩平旅游实业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中银行是否负担保责任的函501991060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当事人未经保证人同意达成新的《财产抵押还款协议》被确认无效后，保证人是否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请示的答复5119910427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购销合同当事人延长履行期限后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的电话答复52199101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灵山县公安局对其工作人员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答复531990052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洪绍武贺建玲债务担保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541990040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诉郑州市花园路城市信用合作社借贷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律适用和担保协议效力问题的复函5519890717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国家机关作为借款合同保证人应否承担经济损失问题的电话答复56198810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的时效问题的答复57198810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作为保证人的合伙组织被撤销后，债权人未请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是否不视为债权人放弃请求权的批复581988100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59198803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分支机构作为经济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保证人其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及发生纠纷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失效)相关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79年至1989年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通知附：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废止的1979年至1989年间发布的司法解释目录（第二批）（19961231）6019880109关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未经保证人同意达成延期还款协议后保证人是否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批复(失效)相关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79年至1989年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通知附：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废止的1979年至1989年间发布的司法解释目录（第二批）（19961231）6119870205关于专业银行、信用社担保的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保证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的批复(失效)相关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79年至1989年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通知附：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废止的1979年至1989年间发布的司法解释目录（第二批）（19961231）62195706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人是否应代债务人偿还欠款问题的批复63195308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重庆市针织业联营社对外担保的责任问题的解答意见的复函6419530206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执行保证债务问题的答复65195204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偿付抵押债务应依照司三通字第16号通报第四项之规定处理的复函661951090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抵押权问题的复函67195107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请示抵押权问题的答复681951070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担保财产与抵押财产性质及各债权人在受偿时有无区别的问题的批复

Ⅶ 什么是善意原则

二、善意一般义务的认定
205条对善意构成要件的认定是以那些认可善意义务的司法意见、成文法的重大发展和出版的法学著作为基础的。至60年代晚期，正当205条起草的时候，判例法的积累就相当可观了，这些判例法对合同善意义务的规定突破了“善意购买”（扩展到了善意购买以外的领域）的限制。美国的领头羊——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法院已经有很多对合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恶意”所造成的损害提供救济的判决，同时其他法院的类似判决数量也非常可观。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 at 216-52. 此外，在美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判例认为“善意”在合同的履行中是不必要的。47 Ali Proceedings 490(1970). 相关判例调查表显示：法官在很多判决中界定和排除了一系列的履行“恶意”，包括假意交易；缺乏谨慎；只履行主要义务；滥用审查履行是否与合同规定一致的权利；干涉或者不协助对方义务的履行。在这些判例中法院突破了对履行的一般性要求——诸如协议的特殊条款、交易场合，商业习惯和惯例——加入了“善意”的要求。许多法院还对合同主张、争议解决以及诉讼中的恶意进行了处理。他们排除了恶意的诸多形式：引起虚假争议、对合同用语夸张的或模棱两可的解释、利用对方当事人的弱势地位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修改、要求对方提供过度的履行保证、无故拒绝接受履行、坐视合同损失扩大化、滥用审查一致性和解除合同的权利等。在合同法第二次重述之205条以及该条的评论和报告人说明中，布罗克教授几乎全部接受了以上内容，评论中大部分的说明都是以该目录表中的1970年前做出的判例为基础的。Compare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s de,Reporter's Note(1979) with Summers, Good Faith, supra note 3，at 232-52.
但是“第二次重述”中205条的渊源绝对不局限于一般的合同判例。205条要件的渊源——与它所吸收的“善意”的概念有别——同样包含在了成文法中，尤其是《美国统一商法典》。See 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 at 195,207-16. 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部法典已经被大多数州所采用。它的许多条款和评论都科以当事人具体的善意义务。更重要的是它的一条非常有名的条款——1-203：“本法典项下的合同和义务都必须得到善意的履行和执行。”这条义务在50年代可以说是美国成文法的重大变革，当然也是205条最近的渊源了。正因如此，205条的第一条评论中提到统一商法典也就不足为奇了。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a (1979). 尽管如此，二者有关“善意”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
205条的立法史并不长。早在1981年前就曾出现过两个版本，一个在1970年，Id.§231(Tent. Draft No.5,1970). 一个在1973年，Id.§231(Revised and Edited ed., Tent. Draft No.1-7,1973). 并且两个都被编号为“231条”。二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1970年版本在当年5月于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美国法学会会议上被正式提交出来，随后被暂时采纳。此次会议的记录情况如下：
布罗克教授：
随后我将会转到主题2上来，它看起来似乎包含了有点革新意味的条款。你可以使用一个不同的标题（指主题2这个标题），但是我并不认为那将有什么新意。
这是有关解释的事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当事人的想法。我想“公平”和“公益”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描述。231条对于“重述”来讲是全新的，然而它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没有新意可言。
我被质问道：难道这真的是对一部法律的重述吗？难道它不是一个尝试，尝试在合同法重述里写上训诫和教导？
回答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司法判决里找到它的出处，此外，这个精炼的表述就是从美国统一商法典里拿来的。我想在商法典的立法史上，该条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革新性的建议。
我应该提醒大家注意这里有个限制。正如在商法典里一样，法律条文有关善意的规定被限制在了合同的履行和执行中。它没有要求在订约、要约和承诺里也需善意。
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善意和公平交易的义务，但是我们把它和合同的履行与执行之中的善意区分开来。我认为在普通法的历史上你不会找到一个判例法院认为在合同的履行和执行过程中无需善意。
当然，麻烦就是此条太笼统，太概括，需要具体化，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做这项工作。在它的制定上，我受益于萨默斯教授，因为我在第100页的评论上引用了他的成果。他付出了很大努力来收集大量的判例，在这些判例中司法判决都坚持认为在合同的履行和执行中应该尽到善意和公平交易的义务。然后，他将这些判例进行了分类，我借鉴了他的分类方案，仅仅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补充而已。
但是我并不想试图区分这里所讲的东西。如果你把善意界定的非常狭窄的话，这条建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把它界定的非常宽泛的话，问题就出现了。在报告人说明第100页我提到了德国“善意”项下法律所产生的问题——在一战之后接踵而至的通货膨胀中，“善意”变成了对合同进行司法再造的通行证，这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一战”后，德国经济恶性膨胀，合同的严肃性受到挑战。因为德国法一直追随罗马法的金融债务规则，称为“一马克主义”，即合同标的是一马克，无论经历多么久，给付的内容仍然是一马克，价金是不会变化的。但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战前签订的许多合同变得一文不值。德国学者冯特曼提出“交易基础丧失理论”，虽然学者们对其理论有争议，但这一理论在矫正合同方面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这是问题的背景。
假设我们大家在一个通货膨胀率每月达到25％的地方，你也会发现司法激进主义。希望我们不会碰到这种事情。
不管怎么说，这条原则也是在司法意见中得来的，而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创造。当然在《美国统一商法典》里也能发现它的踪影。我认为在纽约上诉法院和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比其他的法院更容易找到这样的司法意见，但我也曾被告知在索赔法院也能找到类似的判决，并且我曾要求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对此并不熟悉。47ALI Proceedings 489-91(1970).

1981年正式出版的《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对善意的表述仅仅作了微小的改动。也许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报告人说明里重新提到了支持此问题的法院判决，这些判决是在20世纪60年代做出的，当时正值205条第一次制定。See Burton ,Good Faith Purchase of a Contract Within Article 2 of the UCC,67 Iowa L.Rev.1(1981)［hereinafter cited as Article 2 Good Faith］.
在美国法学会各种各样的“重述”历程上，一条特殊的“重述”因为“缺乏合法性”而受到质疑。这些质疑认为该条是以不存在的判例法为基础的，是与判例法相冲突的，或者在某些方面超出了现存判例法的范围。现在这些质疑应该证明是毫无根据的，205条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三、善意的界定路径
正如起草者当初所面临的一样，首先我们要探讨概念的一般性问题。我们把205条及其评论中的“善意”描述为一种“排除器”式的概念，要解释它的根源，并把它与统一商法典相比较。另外，我们还要论述205条与法治原则的契合性问题。
（一）概念的一般性问题
“概念”这个术语，正如在本书使用的一样，是指人们的一种意识结构，它体现或包含了为特殊目的而以文字表现的某种思想（idea）。当一个起草者确定一个法律构成要件时，她将会把一个思想或众多思想以明确的语言写在该法律的正式评论及其他立法性的文件中。包含于法律要件中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建立某种行为模式（比如公正的预期），或者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社会目的（诸如安全、私人交易的便利等）；See Summers,Two Types of Substantive Reasons:The Core of a Theory of CommonLaw Justification,63 Corneli.L.Rev.707(1978). 这种法律要件或者非常原则、非常概括，或者会提出明确具体的规则。概念中的“思想”可能来源于道德领域或已有的法律内容，也可能完全是法律自身的创造，比如说“减税”；这种思想有可能是直接来解决人的作为或不作为问题的，比如“善意履行”，也可能是间接的关于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的，比如“司法审判”和“预期利益”。如果这种思想是有关人们作为的，这种作为可能会是形形色色的，比如说“合同行为”；也可能是恒定不变的和分离不连续的，比如说“填写一份所得税申报表”。如果说这种思想是有关人们的作为的，这种作为可能关涉人的精神要素，也可能无关。
以上所述以及众多其他的变数影响着起草者所面临的有关概念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尤其需要强调，为特定目的而包含于概念中的思想或许只能由一种方式来概念化比较好，因为这种方式为我们先前的社会和法律经验所熟知，从而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当一种思想具备了这种与其自身不可分离的完整性之后，1 Carrow,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ke ch.6 (1871). 起草者就再也不能完全自由地来对待它，即便是为了法律本身的特定目的。否则，将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困惑，还可能使法律本身所设定的特定目的落空。当然，这并非说起草者在制定概念的过程中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塑造或重构法律理想，而是说无论起草者对法律理想进行多大程度的重构，概念本身要很好的服务于其所包含的思想才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统一商法典中“善意”条款的报告人（其人是身价亿万的法学教授）并没有很好地坚守这个原则。
对于法律思想，起草者在制定概念之前就必须摆正它们的位置，放弃那些对它们进行重塑的企图。如果他们通晓各种概念方式对于某种法律思想概念化的不同作用，就能更好地从事这项工作。关于每一种概念方式都能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但由于篇幅有限，不能详尽叙述。不过提供一个简单的列表还可以做到：
1.以正式的方式来概念化——为概念的适用设定充分和必要的条件；
2.以问题的形式通过对词汇的阐释来概念化(包含对比性阐释)；
3.通过举例阐明概念所要求的特定条件；
4.主要通过典型性的例子或通过列举来说明某一词汇的应用；
5.通过对相类似词汇的特定化来界定词汇的各种适用方式；
6.以“排除器”式的方式来概念化。
这并不是一个详尽的列表。每一种为法律目的而制定概念的方式都能独立成篇。See,e.g.,R.Robinson,Definition(1950). 换言之，起草者有很多方法制定一个概念，尽管一些法律思想能以多种方式来概念化，但是有一些却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述。起草者必须很好领会这种事实，否则他们会对法律思想进行不恰当的概念化，这样会产生混乱或者是以各种概念化方法的失调而告终，从而使法律目的落空。一个概念是否适宜可以用以下标准来衡量：（1）它是否忠实于它所包含的法律思想；（2）它是否充分体现了法律目的；（3）它是否符合法治的精神和原则。
（二）“排除器”式的概念
有一些法律思想特别适合于这种概念方式（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对于“善意”来讲更是如此。有一些词汇并不能直接的或正面看出其内涵，但是它却排除了某些东西。这种“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最早出现在Arisone的文章中，3 Aristole Nicomachaen Ethecs (W.Ross.1929). 后来牛津教授J.L.奥斯汀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的有关“真正”（reality）的理论如下：
“一只真正的鸭子”是有别于“一只鸭子”的，这在于它排除了各种各样的非真正的鸭子的可能性——譬如说一只玩具鸭子，一只画上的鸭子等等。除非我知道“什么不是一只真正的鸭子”，否则我不会说“这是一只真正的鸭子”。“真正”并不是从正面来肯定什么，而是从反面去排除，这就是那些所有为“真正”寻找共性的企图失败的原因。J.Austin,Sense and Sensibilia 70-71 (G.Warnock ed.1962).
“真正”这个词汇其本身在法律中并不常用，经常用的其实是类似的“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自愿”这个既用于道德领域又用于刑法领域的词汇，就非常接近于一个“排除器”式的概念。H.L.哈特曾说：“‘自愿’这个词汇实际上排除了其他很多情形，比如身体冲动、胁迫、事故、错误等”。Hart,The 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Rrights,49 Proceedings of the Ariototelian Society 171,180(1949). “平等”在许多部门法律中也是一种“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它排除了各种各样的歧视和不平等的分类。“公平”的概念也是如此。Woozley,Injustice,7AM.Phil.Q.Mono.Ser.109(1975).
应当说，“善意”被最大程度上概念化为一个“排除器”。“善意”并不适合于正面界定，比如赋予它充分必要的条件，反之，它作为一个排除器排除了一系列的各种情形，相比较而言，其他概念方式未必有如此效果。我们并不拒绝以法律目的来界定“善意”的范围和界限，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at 198-99. 我们也不拒绝法官应尽力明晰“恶意”和“善意”之间的标准——问题在于语境不同标准也就不相同。
（三）“重述”中的“排除器”式概念
布罗克教授并不想对205条的“善意”进行正面性的描述，也不想在205条的评论和报告人说明里这样做。因此，他没有像统一商法典的报告人一样给“善意”下定义，See UCC§1-201(19). 如“在交易中应诚实信用……”。所有这些都与“排除器”式的分析方法一致。
他认为，通过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恶意相比照，是能够为“善意”的“适用”提供具体的方法的。语境不同，这些方法也会不同。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a (1979). 但是他也没有为善意的“适用”方法制定一个单一明确的标准，相反，他认为205条的“善意”要求排除了一系列的“恶意”情形，包括违反交易目的、疏忽大意缺乏严谨、滥用合同术语、坐视合同损失扩大化等。Id.§205,Comments a,d,e. 许多理论家曾经试图用“意志因素”，譬如恶意动机，为这些“恶意”情形制定概念。但是布罗克教授认为这同样行不通，他说：“借口和托辞会损害合同善意履行的义务，尽管有些时候当事人认为他自己的行为是公正合理的，但是善意的义务远不仅如此：恶意或者是明显的或者是不作为的，然而公平交易却不仅仅要求人们诚实信用。”See Burton,Breach of Contract and the Common Law Duty to Perform in Good Faith,94 Harv.L.Rev.384(1980).
布罗克教授进一步阐明了205条的目的：为了保证对合意的忠实遵守和对方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并且捍卫社会正义、公平和理性。指出205条的目的并不是对205条进行定义或特定化。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a . 我们必须认识到205条绝对不能孤立看待，它必须结合自身的目的来解释和应用。更进一步讲，作为“排除器”式概念方式的必然结果，布罗克教授宣称：“一个完整的有关恶意的目录也是不可能有的。”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d (1979).
205条及其评论和报告人说明中的“排除器”式的概念已经充分满足了各种相关标准。它忠实于它所包含的法律理想；它充分体现了法律目的，包括公正的预期；尽管并没有被严格的定义，但是它却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不可预计的条件下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契合了包含于法治的精神和目的。
（四）“重述”中的概念与法治的契合性问题
法治原则并没有要求所有形式的法律都必须由规则来构成。See generally R.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h.2(1978). 205条及其“排除器”式的概念，并不是一条规则，在更大程度上来讲，它是一条原则。205条是一个随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的法律要求，它排除了一系列的恶意情形，其中的许多情形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能确定为恶意。See 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at 203,215-216. 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在法治之下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由具体规则构成并且指向特定的事实，但是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思考法律的默示含义。如果按照他们这一观点，那么在整个商事法领域就需要进行大的修订，包括统一商法典在内。不仅是关于“善意”的1-203条需要修改，就连关于“公平原则”的1-103条和“显失公平”的2-302条也都需要修改。还有其他的许多条也都需要缩小和具体化。
尽管“第二次重述”之205条制定得恰如其当，但它并不排斥其他同样用来解决各种复杂情况的有关“善意”的法律规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本身就包含了其他的条文来对205条进行更进一步的明晰。除了这些条文之外，至少还有其他三种方式来解决有关“善意”的问题，这三种方式有的已经比较成熟，有的还在形成之中。第一，我们有大量的“法律理性”积累。这些包含了一般性的法律理性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法律之中，这对处理“善意”问题大有帮助。第二，法院和学者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制定一些区分“恶意”的标准。See Hillman,Contract Modification Under the Restatement(Second) of Contracts,67 Cornill L.Rev.680(1962). 这些标准存在于我们的法律经验之中。第三，有关各种不同语境的经验的积累已经相当充分了，可以利用这些对各种语境的认识来排除特定形式的“恶意”。我们并不准备构建这样的规则，但是如果有人制定出了超过205条款的标准，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也许有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现存的法律（以上所述三种形式，或其他的形式）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当法院在处理一个从未有过先例指引的案件时，就会迷失方向，从而不能很好地衡量法治可预期性和法治统一性的价值。其实，如果善意仅仅是一个“排除器”式的概念的话，那么法官就拥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来判断什么是“善意”，这样在这些案件中法律也就等同于法官所言了。See,e.g.,Gillette,Limitations on the Obligation of Good Faith,1981 Duke.L.J.619,650. 表面上看，这是以法治之名对205条的一种打击。因为法官在审判时至少会运用205条及其评论和报告人说明，因此这种打击也会降临到布罗克教授和他的第二次重述的同僚以及美国法学会身上。尽管所有批评者的观点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但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然而，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布罗克教授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研究合同法和商法的学者中是头脑非常清醒、讲求理性和实际的一个人，因此，法治的可预期性和统一性在他看来是很高的价值。
另外，再补充一点，德国合同法中的善意条款的执行情况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善意”条款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宣称的那样成为司法专断和司法任意的通行证。See generally J.Dawson,The Oracles of Law 461-502(1968).
（五）《统一商法典》概念方式的落后性
大家都知道，《统一商法典》也含有诸如第二次重述之205条那样的条款。该法典1-203条写道：“本法典项下所有的合同和义务都应该被善意的履行和执行。”另外，许多其他条文以及正式评论中也强调了此类善意的义务。See Summers,Good Faith,Supra note 3,at 196,207-16.
这部法典被视为是第二次重述之205条的渊源性基石，但它对205条的影响也仅止于此。205条将善意概念化为一种排除器，然而商法典却没有这么做。法典条文及其相关的定义把善意定义为“事实上的诚实” （honesty in fact）。E.Allan.Farnsworth教授在1963年曾说把“善意”进行严格定义削弱了1-203条的作用，因为许多合同中的恶意并不是不诚实。Farnsworth,Good Faith Performance and Commercial Reasonableness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30 U.CHI.L.Rev.666,673-74(1963). 该概念的狭窄性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得到弥补：一是当“诚实”被定义为“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二是该法典的其他条文包含有不太严格的定义，这样就可以来弥补1-203条的空白。可以说这是一个概念化失败的例证——概念本身没有很好的忠实于它所包含的法律思想。这就说明了认清概念化实质的重要性——概念化绝对不仅仅是选择一个表达方式（或者是称呼）的问题。
布罗克教授很明白这个问题。他认为《统一商法典》将“善意”仅仅定义为“事实上的诚实”范围太狭窄。他说这个概念在善意购买的情形下是适当的，但是在善意履行时就会捉襟见肘。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205,Comment b(1979). 在起草205条的过程中，他放弃了对善意进行正面界定的做法，从而避开了特定化和具体化所带来的危险，相反，他在205条及其评论和报告人说明中采用了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因此，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关于善意的概念方式相对于统一商法典就具有优越性。
四、关于概念方式的观点之争
205条关于“善意要件”的构成类型及其排除器式的概念方式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See,e.g.,Button,Breach of Contract;Weinberg, Good Faith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A New Look at on Old Problems,54 Marq.L.Rev.1(1971). 大部分评论者都赞同205条的构成要件。但是也有许多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本文认为总体上来讲205条制定得相当成功，所以必须对这些尖锐的或者是含蓄的批评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