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军乃杰

㈠ “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会沉默的法官”说明了法律适用的哪些特征

法官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但这并不等于处处惟条文是举。立法者心中的法律内和法官嘴里容的法律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又是相互联系的。所有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都有自己的目的。其本意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在法律的规则下进行活动。但是社会瞬息万变，法律作为一般规则，很难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做到完全公平。这便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由审判者在实践过程中、在一般法律规定之下、在一定范围内，对案件进行灵活的处理，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维护法律之公正。如果立法者不知立法目的何在，我们则会说他是非理性的。同样，法官作为审判者，如果只是按部就班，仅仅作为法律的“喉舌”，我们也会说其是非理性的。因为如果只是根据法律条文，“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则势必产生许多的不公平，这便难以达到法律的本质要求——公平与正义。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并不是简单而机械地依照法律判决与裁量。而是要求司法者在一定法律规则下，进行独立审判，运用自己的知识与判断力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㈡ 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提名沃伦乃是他 一生中所犯的罪愚蠢的错误

总统也会看走眼
没有总统愿意将一个与自己政见相悖的人送上大法官位置。然而，意识形态毕竟属于太抽象、太易变的范畴。历史上，总统选大法官时看走眼的情形比比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苏特，最著名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厄尔·沃伦的任命。1953年，艾森豪威尔提名沃伦出任首席大法官时，曾认为后者是一个可靠的保守派。但令艾森豪威尔大跌眼镜的是，沃伦最后竟成了自由派的领袖，沃伦法院也因为他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自由化”的法院，以至于艾森豪威尔事后认为，提名沃伦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除此之外，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对把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送进最高法院，也曾追悔莫及，还发牢骚说：“我就算拿香蕉雕一个法官，也比这小子有骨气！”对这类情形，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曾自我解嘲道：“无论你把什么人放到最高法院，他就不再是你的朋友了。”
其实，很难说沃伦、霍姆斯、苏特等人一开始就是“潜伏”的“叛徒”。许多大法官在上任之初，确实与总统秉持同样的司法理念，并非刻意藏着掖着。就以2010年6月退休的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为例，老人家1975年上任，35年来，世情社情、潮流文化不知道发生了多大变化，一个人的司法理念又怎么可能一成不变？1975年，老先生还是死刑的坚定拥护者，到了2008年，88岁的斯蒂文斯已明确提出死刑是违宪之举了。
1995年，一名法官助理曾问刚刚卸任的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大法官，他是如何从一名坚定的保守派，逐步演变为自由派人士的。布莱克门想了想，然后淡淡地回了一句：“人总是在争议中成长。”布莱克门认为，一个人进入最高法院后，如果他的司法理念一直没什么发展，就不配做一位大法官。对这类现象，著名宪法学者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说过一句公道话：“当你任命一个大法官的时候，你就是把一枝箭射向了遥远的未来，他自己也不能告诉你，他在面对问题时，自己将如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