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法院
❶ 离婚另一方不同意，怎么样才能让他在不同意的情况离婚呢
离婚首先是双方协议离婚，到民政局领一离婚证就行了，这是最快最省事的，如果另一方不回同意离婚的，那只能答去法院起诉离婚，这就涉及解除婚姻关系，共同财产分割，孩子抚养权，一审一般三到六个月，任何一方不服一审判决的，可以上诉，就要进行二审，二审法院判决是生效的判决，不管同不同意，婚姻就要解除的。
❷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战生平
是“谢觉‘哉抄’”
谢觉哉（1883-1971），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原名维鋆[jun]，字焕南，别号觉斋，湖南省宁乡人。1921年参加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上海日报》。后任中共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工农日报》主编兼文化部副部长。1933年到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秘书，后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法院院长。1934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中央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试拟《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新中国成立后，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会议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善诗文，尤以联语胜。有《谢老诗选》、《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等传世。
❸ 周道鸾的学术成果
《谈谈怎么制作民事法律文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继承问题法律顾问》，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
《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法官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法资料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单行刑法与司法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刑法分则适用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应用法学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怎样制作刑事裁判文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修改与制作》，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最新刑事裁判文书样式和实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最新刑事司法文书格式手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的改革与完善》，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民事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刑法罪名精释》（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法律文书格式及实例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最新刑事法律文书格式范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港澳地区司法制度与港澳和外国法院裁判文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法律文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法律文书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刑事法的改革与完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
《法律文书格式及实例点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司法改革三十年:我所经历的人民法院改革（1978-2008）》，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
《周道鸾应用法学文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修改与制作暨少年法庭工作调查》，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原由、发展与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刑法罪名精释》（第四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 《江华院长在北京市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法院必须认真执行“两法”，严格依法办事》，载《法学杂志》1980年第2期；
《新婚姻法比原婚姻法有哪些重大发展》，载《法学杂志》1980年第3期；
《谈谈抢劫罪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3期；
《关于民事案件案由问题的探讨》，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6期；
《谈谈怎样制作好刑事判决书》，载《人民司法》1982年第7期；《怎样制作好一审民事判决书》，载《人民司法》1983年第2期；
《谈谈如何制作好民事调解书》载《人民司法》1983年第8期；
《试论诬告陷害罪》，载《法学》1983年第8期；
《《中国刑法讲义》简介》，载《学习与辅导》1986年第1期；
《美国的法院体系》，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3期；
《在法学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5期；
《美国的法官制度（上）》，载《人民司法》1989年第6期；
《美国的法官制度（下）》，载《人民司法》1989年第7期；
《试论《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
《关于法律类推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2年第8期；
《论淫秽物品犯罪的法律适用》，载《政法论坛》1993年第1期；
《适用《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上）》，载《法学杂志》1993年第1期；
《适用《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下）》，载《法学杂志》1993年第2期；
《试论海峡两岸法院相互委托代为民事诉讼行为》，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
《论司法解释及其规范化》，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论新中国的司法解释工作》，载《法律适用》1994年第5期；
《法官法──现行法官制度的重大改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刑法完善刍议（上）》，载《法学杂志》1996年第3期；
《刑法完善刍议（下）》，载《法学杂志》1996年第4期；
《适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几个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1996年第6期；
《韩国法院的组织体系和司法制度》，载《人民司法》1996年第9期；
《试论刑事诉论中的简易程序》，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
《改革、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步骤》，载《人民司法》1997年第5期；
《关于渎职罪的修改与适用》，载《人民司法》1997年第7期；
《论罪名的规范化、统一化及其认定》，载《法律适用》1998年第2期；
《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法律适用》，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关于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载《法律适用》1998年第9期；
《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努力提高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水平》，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论侵犯著作权罪》，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4期；
《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修改与完善》，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
《单位犯罪刑事判决书的内容及其制作上的特点》，载《法律适用》1999年第8期；《根据诉讼特点制作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9期；
《怎样制作刑事无罪判决书》，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10期；
《死刑复核刑事裁判文书的修改与制作》，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11期；
《论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的修改与制作》，载《法律适用》1999年第11期；
《学习董老的法学思想 改进和提高审判工作——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115周年》，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4日版；
《关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几个问题（上）》，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30日版；
《关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几个问题（下）》，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31日版；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是贯彻独立审判原则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情与法的交融 裁判文书改革的新的尝试》，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7期；
《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0期；
《撰写二审民事判决书事实部分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27日版；
《对法官“弹劾”、“合理怀疑问责”规定的——质疑与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6月12日版；
《论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8月25日版；
《析走私废物罪的构成》，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1日版；
《刑法修正与法律条文援引初探》，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15日版；
《刑法修正与罪名（上）》，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22日版；
《刑法修正与罪名（下）》，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29日版；《中国内地裁判文书改革可参考境外经验》，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5日版；
《浅议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12期；
《论死刑核准权的回归》，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
《对个案监督的质疑及建议》，载《人大研究》2004年第3期；
《中国案例制度的历史发展》，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5期；
《关于确立法官员额制度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8期；
《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载《时代法学》2005年第6期；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探析》，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6期；
《关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
《充分发挥最高法院审委会的作用》，载《中国审判》2006年第7期；
《当前刑事裁判文书制作需要规范的两个问题》，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11期；
《董必武少用、慎用死刑的思想与中国死刑制度的完善》，载《时代法学》2007年第2期；
《中国少年法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苏、沪少年法庭制度调查报告》，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年第6期；
《从六起案件看97刑法的司法适用》，载《法制日报》2008年2月24日版；
《对改革和完善少年法庭制度的思考》，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5期；
《法院改革三十年》，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广州少年法庭印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6期；
《羊城少年审判步入快车道——广州少年法庭工作考察》，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10期；
《司法解释工作规范化的回顾》，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10月25日；
《中央苏区谢步升案、熊仙壁案——中央苏区时期重大案例》，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11期；
《陕甘宁边区肖玉璧贪污案》，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12期；
《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载《中国审判》2009年第1期；
《胡长清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载《中国审判》2009年第2期；
《广州创新少年审判工作机制》，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4月1日版；
《从《刑法修正案（七）》看立法导向》，载《法制日报》2009年4月1日版；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修改和保留的罪名探析》，载《检察日报》2009年4月3日版；
《刑法修正案（七）立法动向探析》，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13日版；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的历史发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一项极具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广州法院试行少年审判心理干预机制调查》，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年第6期；
《华北人民政府司法制度之研究》，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7期；
《我国法官法的制定和修改——纪念人民司法工作六十周年》，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0期；
《刑法修正案（七）罪名解读》，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23期；
《中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律》2010年第1期；《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决书制作》，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23期；
《“茌平模式”给我们的启示》，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2月10日版；
《我国刑法修正的重大突破——简评刑法修正案（八）》，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4月13日版；
《析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修改的罪名》，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5期；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案例指导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1月18日版；
《增强司法的民主性和公开性 落实公开审理的宪法原则 以二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
《弘扬优良传统 践行司法为民》，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4月11日版；
《人权入宪与死刑限制》，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0期；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案例指导制度——对《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诠释》，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人权保障与死刑限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❹ 梁柏台的人物生平
1931年春，专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请求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5月，梁柏台秘密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7月，到达闽西苏区，暂留闽西苏区工作。9月随刘伯坚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梁柏台出席大会，当选大会主席团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大会通过了梁柏台参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会前后，梁柏台还参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法令。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梁柏台一直从事临时政府的司法工作。他和何叔衡等一起，开展了创立苏维埃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的工作，先后历任临时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内务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院法庭委员、临时检察长、司法人民委员等职。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梁柏台组织制定了《革命法庭条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纲》《看守所章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等10多个法律法规，建立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
此外，梁柏台还先后担任过《红色中华》代理主笔、苏维埃大学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等职。1933年6月，被指定为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成员和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有关大会的重要文件，亲笔修改了《宪法大纲》、《婚姻法》和《组织法》等重要法规。7月，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修改定稿了《选举法》，在9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18个县的县区两级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出席的选举大会上，作了《选举法》和《全苏大会的准备》报告。并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市苏乡苏向选民的工作报告》、《关于选举法上几个疑问的解释》等文章，详细而具体地指导了选举工作。
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秘书长和法令委员会主任。经大会选举为第二届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组织的重要原则》的报告，选任为司法人民委员。此外，还曾任《红色中华》代理主笔、苏维埃大学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担任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央临时政府大礼堂等工程的总指导。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梁柏台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陈毅为主任）他领导军民坚壁清野、安置伤员、解决部队给养，妥善处理了大批文件资料。在敌人日益严重的围困中，被迫分路突围。 1935年3月，梁柏台等率中央政府办事处部分人员在突围中不幸负伤被捕，后被敌“铲共团”杀害，时年36岁。
❺ 从临湖镇到菇苏区法院坐几路公交车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金储街298号,东侧150米有 苏州机电五金城南 公交站临湖第一中学乘 628路(35站) 到
澄湖路
乘 522路(18站) 到
清塘新村
乘 32路(10站) 到苏州机电五金城南
❻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机构概况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内设办公室、政治部、立案庭、刑一庭、刑二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行政庭（与赔偿委员会合署办公）、审监庭、执行局、研究室、法警支队、司法技术处、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监察室等机构，下辖瑞金、兴国、章贡区、赣县、上犹、崇义、南康、大余、信丰、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于都、会昌、石城、宁都、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9个基层法院，基层法院共派出66个人民法庭。市中级法院现有中央政法编制147名，在职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141名，本科学历以上的占62.3%，硕士研究生占7.2%。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监督和指导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对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依法审判第一审、第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交由审判的案件；依法决定国家赔偿；依法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申诉、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依法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依法对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不明的案件指定管辖和审理管辖争议的案件；依法执行和协调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委托执行的案件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监督、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适用法律、执行政策的疑难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和司法建议，开展司法统计工作，参与地方综合治理；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法制宣传和队伍建设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同市机构编制主管部门管理全市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指导全市法院的财务、装备、技术、鉴定等工作，并负责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的管理工作；领导下级人民法院的监察工作；承办其他应由中级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赣州法院秉承传统，拥抱现代，于2004年初提出了“各项工作创特色，法院改革创活力，队伍建设创一流，司法关注民生，审判贴近发展，全力推动司法文明进步，打造赣州品牌法院，塑造赣州法院新形象，努力把赣州法院建设成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现代化法院”的工作总思路，并制定了五年实施纲要。赣州法院将坚持“公正与效率”主题，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全面落实司法为民要求，努力增强司法能力，切实提高司法水平，扎实推进现代化法院建设进程，为赣州的改革、发展、稳定和法治化进程建功立业。
❼ 红军或八路军年代，对于根据地中作恶的老百姓如何处理
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民主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是我国宪法的前身。随后又陆续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来保证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正式颁布。这部条例实际上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刑事实体法，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单行刑事法规。苏区还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刑事诉讼法律、法令、条例和程序，构成刑事程序法，并对反革命案件的侦查、逮捕、预审和审判权作出详细规定。对于犯罪者，会送交当地的法院，再按照法律审办。但是因为当时是刚制定的法律，会有很多的不完善，而且判决过程也比较简易。
苏区判决书
苏区比较著名的案子有谢步升案。谢步升强奸民女诬告他人最终被判处枪决。黄克功逼婚不成枪杀女学生案，被判枪决。现存资料大多是我军的干部被判决的案例。少有民间民事诉讼和民间犯罪的的资料。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红军或者八路军对于法律是非常重视的。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判决才能得到苏区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只要是影响较大的恶性案件都会严格执行相关法律。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肃反等运动也有很多无辜人士蒙冤。
最后各苏区根据地都设有人民警察。这些都是执法的保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原来的苏区中央局保卫处为基础，组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是我国最早的人民政权的公安保卫机关。随后，在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相继建立了政治保卫机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开辟，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随着根据地和政权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建立民主政权的同时，公安机关也随之建立。为了维护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市的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1938年5月成立了延安市警察队，全称“陕甘宁边区人民警察”，简称“边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支比较正规的人民警察队伍。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相继建立了除奸保卫机构，如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晋绥公安局、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总局等。而建国初期，还有一种特殊的军种叫做“公安军”。是中国军队五大军种之一，与陆军、海军平级。这些军队的前身就是各解放区负责维护治安和保卫工作的部队。今天的武警就来源于从前的公安军。
所以，当年的苏区，是有一套从抓捕到判决再到执行的法律体系的。可以说当年苏区的法律体系，就是今天中国法律体系的鼻祖。
❽ 民事案件庭外和解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民事诉讼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或者一方让步，以解决双方的争执的活动。亦称和息。在中国，和解与调解不同，和解是当事人之间自愿协商，达成协议，没有第三者参加；调解是在第三者（可能是群众或者群众组织，也可能是人民法院）主持下成立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团结互让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十分关心群众的团结，无论在苏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还是解放区，都一贯倡导用和解的办法解决争执，并预防争执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提倡。
(8)苏区法院扩展阅读：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第九十四条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并尽可能就地进行。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庭。
第九十五条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
第九十六条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第九十七条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
调解书由审 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九十八条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九十九条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❾ 陪审制的中国的陪审制
最先的倡议者是清末的法律大臣沈家本，其在1906年的《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中拟定了实行陪审团制度的条文，但未及施行。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在司法制度中提出建立参审制和陪审制方案，并于1929年颁布《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目的在于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该法于1931年废止。
中国传统法庭威严而神秘，普通百姓对其是敬而远之。作为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建设广大人民自己的法庭，使普通民众能亲近和参与审判，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陪审员就是这样的制度设计。
早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司法就局部实行了陪审制，聘请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1931年中央苏区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法院在司法中沿袭了解放区司法的做法，在借鉴苏联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为新中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其第6条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出意见之权”。首次在立法上明确了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职责。
1953年3月，作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党组书记的彭真向毛泽东及中央作报告时指出：“在一审案件中，由群众选举公正的陪审员参与审判，不仅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案情弄清，因而使案件容易得到正确处理，并且可以密切法院与群众的联系，使群众切实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增强群众对国家的责任感。”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制定的《五四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对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作出了规定。除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均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新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式建立起来。（《五四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制度因此成为我国宪法的原则。《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解放前的人民陪审员都是临时邀请的，五四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实施后，则多由选举产生，1950年代陪审制在大多数基层法院得到实施。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人民陪审员制度也随之被废弃。
文革后，七八宪法和1979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各地通过选举任命了一批新的人民陪审员。（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5条第1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一审案件，除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的刑事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以外，应当由审判员一人，人民陪审员二人组成合议庭进行。”故这一时期陪审主要在刑事诉讼案件中。 ）
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中，陪审也得到了一定的运用。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院在审理专利案件时可以邀请科研单位、生产部门的专家、学者担任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专利审判工作。
1980—1990年代人民陪审员制度由于实施成本较高，陪审员不易找等因素，对法院庭审中陪审员的参审要求作了灵活规定。1982年3月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八二宪法不再把陪审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加以规定。1983年9月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陪审制的可选择性。（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汉斌解释陪审制度为何没有再被规定在宪法之中：“不少法院提出，第一审都要有陪审员参加，在实践中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请有法律知识的陪审员困难很大，严重影响审判工作的进行，要求作比较灵活的规定。根据这种情况，民事诉讼法已规定，新宪法也已将原宪法中关于实行陪审制度的规定删去。”）
1989年《行政诉讼法》、1991年《民事诉讼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陪审制均作出了灵活规定。由法院自主决定是否采用陪审制。
2000年以后，随着司法为民理念的提出，人民司法的一些传统理念和技术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得以贯彻执行。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是建国以来我国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第一部单行法律，为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该决定已于2005年5月1日起实施。
此后，为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2005年4月15日，财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经各方努力，2005年全国共有45697名人民陪审员参与了164630件各类案件的审判，扩大了司法民主，增强了审判透明度。（据肖扬2006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
❿ 赣州中级人民法院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前身为江西省人民法院赣西南分院，成立于1950年4月。1951年7月改称为赣州分院，1954年6月改为赣南分院，1955年2月改称为江西省赣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64年6月改称为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国务院批准赣州撤地设市，1999年7月1日改称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内设办公室、政治部、立案庭、刑一庭、刑二庭、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行政庭（与赔偿委员会合署办公）、审监庭、执行局、研究室、法警支队、司法技术处、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监察室等机构，下辖瑞金、兴国、章贡区、赣县、上犹、崇义、南康、大余、信丰、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于都、会昌、石城、宁都、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9个基层法院，基层法院共派出66个人民法庭。市中级法院现有中央政法编制147名，在职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141名，本科学历以上的占62.3%，硕士研究生占7.2%。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监督和指导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对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依法审判第一审、第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交由审判的案件；依法决定国家赔偿；依法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申诉、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依法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依法对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不明的案件指定管辖和审理管辖争议的案件；依法执行和协调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委托执行的案件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监督、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适用法律、执行政策的疑难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和司法建议，开展司法统计工作，参与地方综合治理；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法制宣传和队伍建设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同市机构编制主管部门管理全市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指导全市法院的财务、装备、技术、鉴定等工作，并负责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的管理工作；领导下级人民法院的监察工作；承办其他应由中级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赣州法院秉承传统，拥抱现代，于2004年初提出了“各项工作创特色，法院改革创活力，队伍建设创一流，司法关注民生，审判贴近发展，全力推动司法文明进步，打造赣州品牌法院，塑造赣州法院新形象，努力把赣州法院建设成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现代化法院”的工作总思路，并制定了五年实施纲要。赣州法院将坚持“公正与效率”主题，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全面落实司法为民要求，努力增强司法能力，切实提高司法水平，扎实推进现代化法院建设进程，为赣州的改革、发展、稳定和法治化进程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