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综合症

㈠ 心理学上说的“哥德斯尔摩综合症”是什么东西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定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国的“新人民军”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抢劫银行，感谢恐怖份子。对一个长久的施暴者不杀的恩威，觉得是一种慈悲，不止一两个人质，在地球上，还有长久匍伏在暴政之下的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的苦难太长久，他们已经放弃了自由的希望，不要怪他们为什么甘心自我作贱，他们患了“斯德哥尔摩心理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经典案例

1977年5月19日，27岁的卡罗离开位于奥勒冈州尤金市的家乡，起程去探访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北加利福尼亚州距离奥勒冈州大约有644公里的路程，路上她搭了个便车，车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门龙，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举起双手，蒙上眼睛，卡罗被带到了一个屋子的地窖里。

卡罗清楚记得卡门龙把她身上的衣服脱去，一条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以后每天，卡罗先被毒打一顿，然后吊在门檐上，脚尖仅仅踮到一点点地面。卡罗刚开始还拼命挣扎，卡罗最初的一段时间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门龙特意用金属做了一个双层头罩和像棺材一样的箱子，她在里面不能吃、喝、听、看。卡门龙是一个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隶社会，长期沉迷于带有暴力倾向的色情文学，他把卡罗当成自己的俘虏，而自己就是奴隶主。从卡罗的身上，他得到了征服感和占有感的满足。

在这个小镇，卡门龙夫妇看起来是极为平凡和不起眼的邻居，他们和平常人一样，白天去上班、购物，晚上回家睡觉。卡门龙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工作，他们的邻居评价这是很爱安静的三口之家。但是从来没有人了解这一家子的背景。在邻居的眼里，卡门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欢默默一个人干活。卡门龙几年前毕业于当地的一所高中，然后在1973年遇上了当时只有15岁的珍尼斯。珍尼斯患有轻度癫痫病，卡门龙就是看上了她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优点。卡门龙认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会为这个男人付出任何代价。

卡门龙疯起来的时候会把卡罗的头按在水里，直至几乎窒息，或者接通电线，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而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有时卡门龙还拍下卡罗的照片，然后在家里冲洗。每当卡门龙折磨卡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卡门龙还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来实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杂志上剪下一份据称是出售灵魂的契约，强迫卡罗签下。他还在卡罗的阴唇上穿了一个洞，说这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并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当确定卡罗不会试图逃跑时，卡门龙决定要和卡罗结婚。自此，卡罗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干家务活，甚至允许她出外慢跑，而卡罗每次总是会回来。一些邻居也开始看到了卡罗，他们都以为她是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罗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实际上已被绑架了三年的卡罗这时有许多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卡罗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发现，加上嫉妒卡罗的“得宠”，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地狱。难以置信的是，卡罗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后，还一直打电话给卡门龙，他哭着企求她回来，而卡罗向他保证决不起诉他。直到卡门龙的妻子珍尼斯离开了卡门龙，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他们聊了将近2个小时，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说了出来，心理医生报了警。

1984年11月，卡门龙被正式逮捕。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门龙最喜爱的一部电影，片中讲述了一个虐待狂绑架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并把她变成一个顺从的性奴。这个女孩最终变得忠心耿耿，甚至为她的“主人”牺牲了生命。主控官试图以这种戏剧化的形象，向陪审团证明卡门龙如何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而卡罗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样，被卡门龙完完全全洗了脑而丧失了个人的意志。此外，压在卡罗身上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和枷锁，因为害怕报复，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分析

一项关于女性参与性虐待案件的研究中，他们通过访问了20多个女同谋犯(包括卡罗和珍尼斯)和分析她们的心理特征，指出男性患有幻想症和虐待症，通常很容易影响他身边的女性，而使她们也逐渐参与其中。当女性参与作案后，她们对男人的依赖就会越来越强，而自我的独立性就越来越低。如果感到自己被疏远，她们就会变得不可忍受。这就是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病常常发生在一些被绑架受害者、被虐待的妻子、被囚禁的犯人身上，他们会逐渐适应于被虐待和被囚禁。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精神冬眠”，受害者以自我麻木和服从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更大伤害，这种麻木和服从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愿意为主人卖命或掉进“爱河”。

平时很多人初次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应该是从港剧《谈判专家》，里面提到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现象”。剧中，被大智绑架的那些同事，他们都是出于公司领导盘剥及欺压员工的事实才会对绑架者大智产生同情和帮助的，而不是所谓的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现象”，难道人质和绑架者产生正面感情就是“斯德哥尔摩现象”。

因此，对于此现象的争议和研究还在继续。不过，当今很多人已经开始将这个词汇运用到对一些事物的比喻评论上，不论其使用恰当与否，这些已经表明了这个现象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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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罪犯的畏惧，被害人为了转移心理压力，分裂出另外一种思想，把受到伤害（攻击、压迫、禁闭等）当成理所当然的，把受到的施舍（食物、外界消息、甚至生存权利）当成恩惠。如此经过长时间的或短时间，高浓度的对待，就会把开始对犯人的恨，转变为畏，再转变为爱。以减少心理压力。
而最后，由警察救出来后，由于前期的转变持续时间过长，已经对精神产生错觉，错误以为一旦失去施恩者（施暴者），自己将重新回到一开始被压迫，受伤害的过程。因此，在众多案例中，都可以看见受害者拯救施暴者的情况。同时，又对把受害者们拯救出来的警察，法官，律师等报以敌视，是因为受害者们知道，就算敌视、仇恨、甚至伤害这些人，这些人都不会为其带来伤害，因此……站在施暴者一边，对抗警察，法官，律师等帮助过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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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简单的中文来表达的话，可以这样说：爱不能恨的，恨可以恨的。

难以康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经写出惊世骇俗《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 1957年百花齐放时，因为放了一下，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后，丁玲却对把她打成右派的领导韦广祯非但没有微辞，反而主动、积极地为其辩护，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丁玲对那些与她同样遭受迫害的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言辞激进，比那个左派领导还要左。
有人就想：丁玲一定是被逼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郭沫若在 “十年动乱”期间出过一本《李白与杜甫》。这本郭老一生最后的文学评论专著，结果是毁了他一世声名。面对文化大革命红潮，郭老曾宣称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都只配付之一炬。读过《天上的街市》、《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的人如我辈者，岂能不大跌眼镜？
有人又想：郭老也一定是被逼的。但事实是，他也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何以至此？说白了，也就那末回事：求生的本能、自保的意识。
重压之下无反弹，还说重压舒坦，甚至舒坦得很；扭曲之下无反转，反说扭曲舒张，甚至舒张得很。由此，我们似乎也可观察到此间人（哪怕是名人、伟人）的复杂性、两面性———其实岂止此间人，外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一边狂扫乱射一边高喊Party（晚会）开始了。几位女职员被劫匪关到地下室。6天后，警察终于靠近了她们，但这几位女职员却拒绝营救，还声言警方可能加害于她们。为什么？几天后，随着人质的获救，原因也弄清了：
在这段时间里，劫匪除了威胁她们外，还让她们深信：她们随时都可能被枪毙。但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形下，劫匪并没有伤害她们，也没开枪，还给她们水和食物，结果令这些女职员心存感激，以致反而担心起外界的营救会坏事。所以她们被营救出来后，人们根本听不到她们对劫匪的控诉，相反的，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我已经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位女士忙着在国际间筹款，为一个劫匪建立辩护基金。被劫持者居然认同劫持者，还为劫持者鸣冤叫屈、提供帮助，一时间令全世界舆论瞠目结舌。之后，一种被确认了的社会心理疾患就被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人的求生欲和自保意识在生命受到极端威胁时的一种本能反应。问题在于，一般人都有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但却未必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说，一个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还需一定的条件：
第一，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你的身家性命随时都可倾覆；而在何时何处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倾覆，则取决于这个施力的人。
第二，这个施力者会施予你各种小恩小惠，特别是在你已经绝望的情况下，让你感恩戴德。
第三，他能将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他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言之，你被他导向。
第四，他会让你随时随刻都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任他宰割，你无处可藏、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一旦置身其中，就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显然，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可以是镇关西牛二，也可是一个两个绑匪，当然也可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众口铄金。想当年，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每隔几年就必须斗一次；于是，夫妻反目，父子为敌，母女成仇，师生操戈，童叟相欺，老幼互恶，妇孺陌路，同事揭批，邻里告发，上下争宠，忽东悠西……于是，千百万人上亿人几亿人就都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更可怕也更可悲的是由此孳生出来的一种无悔论和母子论———正是在这种天子父母官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名义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大迫害大屠杀大清洗，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肮脏阴暗的交易和欺骗，一场场铁血与电火的洗礼，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为马和黑色闹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从而，一天天病入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终使方正道德和良知价值在国人心中根本地丧失了地位。
如今，公开的普遍的红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之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开的制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这病症并不那么好医治。一则因为此症的隐蔽制造者和局部患者还不少，二则因为心道的传统还在；且两者又都往往处在关乎众生的关键位置，故极易导致局中人反复的创伤、反复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难康复。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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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会、疾病、医学、心理

㈡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诊断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恐惧
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内现况容改变。
2.害怕
垄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同情
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帮助
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㈢ 有种病是被绑架受害人最后反过来帮犯罪嫌疑人给法官求情的情况，是种综合症忘叫什么名字了

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词源于公元1973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件银行抢劫案件。
1973年8月，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突然闯入两名全副武装的劫匪。劫匪扣押了4名银行职员作人质，与警察对峙了6天之久。6天后，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3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被警方营救出来后，人质非但没有控诉绑架者，相反却为劫匪辩护，对警察的调查取证工作也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致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其中一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一位劫匪，并和他订了婚。还有一位人质居然在全世界为绑架者筹款，建立了为绑架者辩护的基金会。此等咄咄怪事让瑞典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之后，为了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瑞典国会拨出巨款，成立专门机构对此事件进行研究。结论在十年后才出来：这些人质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怪诞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患上了一种心理疾病。从此，人们把这种心理疾病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㈣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什么样的人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数据库显示，大约27%的人质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3] 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编辑] 进化和心理分析学的解释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参看 Capture-bonding（英文）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㈤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案例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尔摩症状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哪种变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阵线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7〕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

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而“斗争”！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枪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革命的时期，援助俄国革命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俄国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国，他们援助革命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俄国革命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革命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革命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俄国，长期无私援助俄国革命，是俄国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劳改营长期服苦役。而当地劳改营死亡率极高，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政治犯）不会找上他。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劳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劳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人才！”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劳改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劳改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处长。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似乎获得了。他先任劳改营工地主任，后任劳改营工程处长，其身份多么“荣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劳改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学海无涯勤为舟”，劳改营将他迷住了。他在各个劳改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领袖震怒了。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吗？”领袖问。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权！”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局长；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劳改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领袖同意了。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㈥ 人为什么会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上的一个案例，名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人质对绑匪产生情感与依赖，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范围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争囚犯，乃至于娼妓，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这种心理症状，因此，具有普遍性。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感觉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由来※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使人们意外的是，在被警察解救后接受采访时，这四个银行职员不但不感谢警察谴责劫持犯，反而抱怨警方解救他们的努力把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还为劫持犯辩护，四处奔走为他们的案子筹集资金。最不可思议的是两个被劫持的女银行职员后来还和那两个劫持犯结了婚。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心理分析学的解释※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症候群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谁有迷魂招不得？

㈦ 说中国很多人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什么意思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在突发事件中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在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但由于情节较轻，不被重视。通常有三个特征： 1、受害者感到害怕，产生严重的心理恐惧。 2、受害者最终安全的离开，没有实际的身体上的伤害。 3、受害者对于类似情况始终不知所措。
什么样的人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数据库显示，大约27%的人质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证状。[3] 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四大过程
1、恐惧
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人身所处环境急剧变化，心理产生剧烈的不安与不适应。
2、害怕
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产生强烈恐惧感。
3、同情
和挟持者长期相处，通过沟通交流认识到对方的胁迫行为出自不得已的原因，且自身并未受到胁迫者‘直接’伤害。
4、协助
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㈧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什么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英语：Stockholm syndrome；瑞典语：Stockholmssyndromet）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一种心理内学现象，是指容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认同加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这些情感被认为是不理性的、滥用同理心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创伤羁绊，不一定只发生在人质身上，只要加害者对被害者实施骚扰，都可能使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强烈的情感。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非正式精神疾病名词。

(8)法官综合症扩展阅读

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㈨ 斯哥德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

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特征：1、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此外，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但由于情节较轻，不被重视。通常有三个特征： 1、受害者感到害怕，产生严重的心里恐惧。 2、受害者最终安全的离开，没有实际的身体上的伤害。 3、受害者对于类似情况始终不知所措。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害怕：垄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起源：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美国的“共生解放军”绑架，最后自己宣明加入共生解放军，并参于抢劫银行，一九七五年九月被捕。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于人性中的根源 是人类本性中畏惧和崇敬强者的劣行造成的，也就是畏强凌弱的本性。

哈哈，采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