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菲法官

㈠ 菲利浦·诺瓦雷的人物生平

菲利浦·诺瓦雷，戏剧学院毕业，从事过夜总会、舞台剧等演出，40年代末出演一批电影，但直到1960年的《扎齐在地铁》才引人注目。2006年11月23日，诺瓦雷因病于巴黎逝世，享年76岁1930年10月1日，菲利浦·诺瓦雷（Philippe Noiret）生于法国里尔。毕业于中央戏剧大学的菲利浦·诺瓦雷戏路很宽，在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之前，他还曾参加过夜总会，舞台剧的表演。在上世纪40年代末，菲利浦·诺瓦雷就开始参演多部电影的拍摄，但直到1960年与Louis Malle合作的的《扎齐在地铁》（Zazie Dans Le Metro）才开始引人注目。在这部《扎齐在地铁》中，菲利浦·诺瓦雷饰演女主人公的叔叔，一位敢于坦率直言的易装癖者。
由于在1975的电影《老枪》（Le Vieux Fusil）中表现突出，Philippe Noiret首次获得法国Cesar奖。1989年，Noiret在电影《只是人生》（La Vie et Rien d'Autre）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再度荣膺了这一奖项。在这部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当中，Philippe Noiret饰演主角。
在菲利浦·诺瓦雷几十年的表演生涯当中，他与导演贝特朗·塔维涅（Bertrand Tavernier）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塔维涅经常会将菲利浦·诺瓦雷称作是他的“御用男一号”。菲利浦·诺瓦雷参加了贝特朗·塔维涅多部电影的拍摄，其中，诺瓦雷表现突出的包括1975年的《Que La Fete Commence... (Let Joy Reign Supreme...）》，《法官与杀人犯》（Le Juge et l'Assassin）以及1986年的《午夜旋律》（Round Midnight）等等。而全世界的影迷对菲利浦·诺瓦雷所有作品中最为熟悉的莫过于1988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天堂电影院》（Cinema Paradiso）以及1994年的《邮差》（Il Postino）。
在50多年的电影生涯中，他留给全世界影迷无数经典的作品和角色。被称为法国国宝级演员，在从影的50年中，为法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直是法国人最尊敬的演员！2006年11月24日，菲利浦·诺瓦雷因病在巴黎逝世，享年76岁

㈡ 电影《吝啬鬼》（也叫悭吝人）的赏析。导演是路易 德 菲奈斯

阿巴贡，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感情可言，他甘愿沦为金钱的奴隶，为了金钱，可以不顾一切，甚至可以牺牲儿子和女儿的终生幸福……
影片中的阿巴贡有一个儿子克莱昂特和一个女儿爱莉丝，他们是正值青春年少的妙龄少年，然而，他们却并未像其他的年轻人那样，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他们的父亲拥有万贯的家财，而他们，作为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父亲的儿子，却完全不像公子哥抑或是千金小姐，他们穿着最朴素的衣服，过着最清淡的生活，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不肯拿出一分钱来替他们购置新的衣物，而他自己也是如此，每天穿着同一件衣服，就连最后儿子和女儿的结婚礼服也是由对方所出。
他很想让别人为其做事情，然而却不愿意掏一分钱，就拿他喜欢上玛丽雅娜来说吧。他虽然是一个吝啬鬼，但他首先是一个男人，男人都是喜欢漂亮的姑娘的，而他也不例外，他委托别人帮其说媒，起初说的好好的，可是一提到钱，他就像是发疯了似的，对人如老虎般凶恶，简直就是变色狼转世，令人“敬而远之”，觉得他不可理喻！
在对待他的家人的问题上，就更加显得他的吝啬与小气！为了节省开销，他雇佣了一个人既当厨子，又当马夫；为了节省开销，他终日不给马喂食物，以至于最后只剩下皮包骨头，令人不禁心生怜悯之心……
不仅对待旁人如此，更令人不可思仪的是他对待他的儿子和女儿亦是如此。儿子克莱昂特为了生存起见，竟然另外出去借钱，而债主竟然是喜欢放高利贷的父亲阿巴贡，这一看似滑稽荒诞的情节正刻划了阿巴贡的自私及爱财如命的一个吸血鬼的丑陋形象！在对待他们的婚姻问题上，唯一可以左右他的决断的便是：儿子的结婚对象有没有大量的嫁妆带来，女儿的结婚对象是否不要嫁妆，而他为他们择偶的标准亦是如此，谁不要嫁妆就将女儿嫁给谁，当然最好是还能从中涝到好处；对儿子，则是谁给女儿配备的嫁妆丰厚就让儿子同谁结婚，看到这样的父亲，我们不得不说，这整个是一老顽固、老变态！真的是不可理喻！！
这部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吝啬鬼阿巴贡的生活点滴，但是却从不同曾面反映了旧时封建社会的性质，刻划了一个活生生的吸血鬼、吝啬鬼的形象，也反映了在旧时封建时代的父母包办婚姻的恶劣风气，最后影片以阿巴贡的全部积蓄被盗为尾，以其强烈的反映更生动的刻画了他的为人，在箱子下落明了的情况下，他为了避免付法官的口供费，竟然要处死说谎话的仆人，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噬财如命，认为金钱高于一切，没有了金钱，人生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在金钱面前，他丧失了人性、失去了爱情以及对儿子和女儿的亲情、对仆人及其他人的友情、对穷人的怜悯之情、对牲畜的关爱之情……好象人世间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包括他自己，在他的信念中，只剩下了金钱，金钱就是他生命的唯一！
片尾以阿巴贡拖着他那沉重的装满了金钱的箱子踏上了他孤独的人生之旅，而请求获得布施的老婆婆依旧在后面追寻着他收尾，使得本文更加具有讽刺性，看似荒诞的结尾，实则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㈢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大法官

1、梅汝璈

字亚轩，江西南昌人，律师、法学家。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南昌青云谱朱姑桥梅村。1916年至1924年之间在清华学校学习，1924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项目，入读斯坦福大学，1926年获得文学士学位，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1928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29年归国后曾任教多所大学，曾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助手；1946年，并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中国代表法官，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审判日本对亚太地区引发大规模战争和伤害所应负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73年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2、倪征燠

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倪征燠可以说是与中国二十世纪法制史同行一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的一生没有离开过一个‘法’字。”

1906年出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的黎里镇，中学毕业后，他立志学法，报效国家。他先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专业（ 1915年法学院设立于上海），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

之后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1931年起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持志大学讲授国际法、国际私法、比较民法、法理学等课程。1946年－1948年参加东京审判。1987年当选为国际法研究院联系院士，2003年逝世。

3、刘墉

字崇如，号石庵，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赐谥号文清。

4、海瑞

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

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5、包拯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

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曾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及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后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知谏院时，多次论劾权贵。

再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海瑞

网络-倪征燠

网络-梅汝璈

㈣ 菲利浦·诺瓦雷的影视作品

1960年《地铁中的扎奇》，路易·马勒
1966年《城堡生活》，让－保罗·哈伯诺
1973年，《极乐大餐》，马可·费莱里
1974年，《圣保罗的钟表匠》，贝特朗·塔瓦尼埃
1975年，《老枪》，罗贝尔·恩里科
1984年，《萨岗堡》，阿兰·科尔诺
1984年，《皇牌官差》，克劳德·吉迪
1989年，《天堂电影院》，Alfredo
1991年，《我不吻你》，安德烈·泰西内
1993年，《探戈》，帕特里斯·勒孔特
1995年，《豪情玫瑰》，塔瓦尼埃 狗、将军与鸟Le Chien,le général et les oiseaux （2003年）
兼职警察 Ripoux 3 （2003年）
父与子 Père et fils （2003年）
小肉排Les Cotelettes （2003年）
居里夫妇Palmes de M. Schutz,Les （1997年）
心中的太阳Soleil （1997年）
复仇雄心Le Bossu （1997年）
司机魅影 Fantome avec Chauffeur （1996年）
自由列车 Les Milles （1995年）
豪情玫瑰La Fille de d' Artagnan （1994年）
火枪手 /达达尼昂的女儿
累得要命 Grosse fatigue （1994年）
探戈 Tango （1993年）
尤其是在礼拜日 Domenica specialmente,La （1991年）
烈焰红唇 J'embrasse pas （1991年）
皇牌杂差续集 Ripoux contre ripoux （1990年）
天王星 Uranus （1990年）
忘却巴勒莫 Dimenticare Palemo （1990年）
只是人生La Vie et rien d'autre （1989年）
少年托斯卡尼尼Giovane Toscanini,Il （1988年）
雪琳娘 Chouans! （1988年）
假面舞会 Masques （1987年）
家庭 Famiglia,La （1987年)
午夜旋律Round Midnight （1986年）
Twist again à Moscou （1986年）
搞怪王 Rois gag,Les （1985年）
奥罗拉Qualcosa di biondo （1984年）
皇牌杂差Les Ripoux （1984年）
沙岗堡Fort Saganne （1984年）
正打歪着 Coup de torchon （1981年）
三兄弟 Tre fratelli （1981年）
法官与杀人犯Le Juge et l'assassin （1976年）
鞑靼人的荒漠Il Deserto Dei Tartari （1976年）
Que La Fete Commence（1975年）
不要伤害白种女人Touche pas à la femme blanche （1974年）
蛇 Le Serpent （1973年）
饕餮大餐 La Grande Bouffe （1973年）
新战海浮生Murphy's War （1971年）
国际暗杀局 The Assassination Bureau （1969年）
黄宝石 Topaz （1969年）
贾斯廷Justine （1969年）
将军之夜 The Night of the Generals （1967年）
兰黛夫人 Lady L （1965年）
寂寞的心灵Thérèse Desqueyroux （1962年）
扎齐在地铁Zazie dans le metro （1960年）
短角情事Pointe courte,La （1956年）
编剧
盛大的狂欢节 Le Grand Carnaval （1983
1991年
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 Film Award) 最佳男主角
（1988年）
意大利电影新闻记者协会银丝带奖 European Silver Ribbon
LondonCritics Circle Film Awards Actor of the Year
1990年
凯撒奖 Best Actor (Meilleur acteur)
（1989年）
David di Donatello Awards(David) Best Foreign Actor (Migliore Attore Straniero)
1989年
欧洲电影奖（European Film Award) 最佳男主角
1986年
意大利电影新闻记者协会银丝带奖 Best Actor - Foreign Film (Migliore Attore Straniero)
1985年
凯撒奖 Best Actor (Meilleur acteur）（提名）
1982年
凯撒奖 Best Actor (Meilleur acteur）（提名）
1981年
凯撒奖 Best Actor (Meilleur acteur）（提名）
1976年
凯撒奖 Best Actor (Meilleur acteur)
（1975）年
David di Donatello Awards(David) Best Foreign Actor (Migliore Attore Straniero)
1972年
柏林国际电影节 C.I.D.A.L.C. Award - Honorable Mention
（1972年）
柏林国际电影节 UNICRIT Award
1970年
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男配角

㈤ 想知道中国出席京东大审判的法官梅汝傲的信息

是：梅汝敖，不是骄傲的“傲”。

梅汝璈，1904年生，江西省南昌人。

1926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1946年3月，由美、中、英、法、苏、加、新、荷、印、菲等十国法官参加的设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至 1948年 11月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而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就是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梅汝敖。

在梅汝璈去世的10年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B]“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B]

2003年春，我们意外发现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日记的主人是全程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这本从未公开过的日记描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审判，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争斗……

一个中国法官的心路历程，为我们展开了那段岁月无法湮没的历史记忆。

逮捕日本战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即，美军第8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要求立刻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甲级战犯。当30多名美国宪兵包围东条英机的住所时，屋里传出一声枪声。不过，由于东条英机是左撇子，他自杀时没打到心脏。

美军宪兵立即把东条英机送到医院抢救，美国士兵还主动献血。因为作为恶果仅存的世界三大元凶(另两人为已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一，他必须活着接受公开审判。

此时，日本统治集团人人自危，最紧张的是日本天皇裕仁。因为国际上认为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严惩。要不要把裕仁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成了摆在同盟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盟军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30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不过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政府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裕仁逃过被逮捕的命运。

3个月中，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4批逮捕令，逮捕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犯，关到东京最大监狱巢鸭监狱候审。

远东军事法庭

1945年12月16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美国人约瑟夫·季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1946年1月28日，盟军总部公布了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法官名单，中国法官梅汝璈位列其中。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1名战犯的名单。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第二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知道他已自杀；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内。

然而，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中国检察官带来的除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证据。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犯罪，将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缺少足够的证据，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工作人员多次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

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撰写起诉书。经过争议，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生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1946年4月29日，季南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28名被告手中，丧钟即将为倒行逆施者敲响。

法官座次争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进行了最后一次隆重彩排。彩排中，一场尖锐冲突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冲突由法官们的座次安排引发。

法官的席位原本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但庭长卫勃却想让和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坚持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座次。

法官们争执不下，卫勃始终没有表态。直到开庭前的一天，终于摊牌了。庭长卫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卫勃还补充道：“这是经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

梅汝璈表示：“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气愤地脱下法袍。

看到梅汝璈已经准备离开，卫勃急忙拦住他，表示和其他人再商议。很快，卫勃回来了，他表示照原来的安排彩排，正式开庭的安排再讨论。对此，梅汝璈表示坚决拒绝。当再去商量的卫勃第3次来到梅汝敖面前时，他盯着梅汝璈说：“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大川装疯逃脱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在《朝日新闻》记者眼里，“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开始宣读起诉书。一个日本记者对开庭第一天曾作过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突然朝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表情僵硬的东条苦笑了一下。而这之前，大川周明已打过东条一巴掌了。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开庭前，他的辩护律师曾请求对他做精神鉴定，但被驳回。

当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时，他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

第二天，法庭准许大川周明退庭去进行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最后认定他患有精神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我是装的。”梅汝璈对他曾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审判风波再起

5月6日，当法庭准备进行“认罪传讯”时，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以庭长卫勃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为由要他回避。这是日本战犯辩护团早有预谋的蓄意攻击，法庭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卫勃宣布休庭，然后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法官们经过开会裁决，卫勃重新回到庭长座位。清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了。

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曾卖到800日元一张，当时日本人的月薪也就500日元。

“认罪传讯”是指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无罪。

随后，被告辩护团再次发难。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并怀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有资格和权力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

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序幕就此结束。

揭开9·18真相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而对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辩护团试图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了，他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1942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他作证说，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个方形炸弹。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随后，他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继续作证，并当庭指认了主谋。“九·一八事变”发生真相也随之揭开。

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合谋，制造了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为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推出了已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出庭作证

8月，国际检察局亮出一张王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

当季南问溥仪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当溥仪谈到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但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绝了。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当时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情绪失控，“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时，溥仪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成立，那么，伸张正义的审判就有可能落空，后果不堪设想。

艰难寻找证据

审判中，一些极其重要的战犯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七三一部队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

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日本政府为掩盖罪行，在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寻找证据十分困难。中国检察官倪徵燠等人于是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

舌战侵华元凶

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开始个人辩护阶段。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课长爱泽成。爱泽成说，土肥原无其他秘密活动。

中国检察官倪徵燠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成哑口无言。

另一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

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智斗侵华先锋

接下来中国检察官面对的，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

四郎。1931年，板垣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1938年，板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

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徵燠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倪徵燠没忘记土肥原。他问板垣：当年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点头。

由倪徵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最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南京屠杀真相

在审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

1946年9月，为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

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难民尚德义在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商人伍长德作证，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2000名难民扫射，他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难民陈福宝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幸存者的证词给所有在场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更为难得的是，法庭得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拍摄者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对影像内容，日本记者连用三个“惨”形容：“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电报说：“犯罪的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惨剧震惊世界

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军会如此没有人性？

研究者认为，在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达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鼓励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恶魔。

南京陷落的第4天，松井石根进入尸陈遍地、到处是纵火痕迹的南京城。而在审讯中，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为他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其辩护律师甚至要求把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季南起身大声驳斥：“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松井石根极力为自己开脱，说他派了宪兵维持秩序，而事实证明，仅有17人的宪兵队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后来，松井石根在巢鸭监狱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法庭最终对南京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字，实际在南京遭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为30多万人。

1947年4月26日，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执行枪决。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在南京各屠杀中国100余名平民的向井敏明、野田岩判处死刑。1948年11月，松井石根被判有罪。

二战罪魁东条

随着太平洋阶段审理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战争元凶东条英机被推向前台。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东条英机成为这次大战中仅存的最高责任者，也是惟一能说明挑起战争真相的人。

1947年12月26日，法庭开始审理东条英机。日俄战争爆发后，东条随日军第15师团侵入中国东北，1928年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课长。他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参加日军秘密法西斯组织“一夕会”。

26日，东条的辩护人清濑一郎作开头陈述，他完全否定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气焰十分嚣张。接着，东条开始朗读长达220页的口供书，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

1947年的最后一天，首席检察官季南反驳盘问开始了。

季南把重点引向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日本人为和美国人周旋，制定了两套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主要内容是：日军有条件地从中国华南地区撤军，但至少25年内不会从中国华北、内蒙古以及海南岛撤军；日本坚持履行三国同盟条约。《乙案》作为替代方案，只允诺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力扩张。

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国递交甲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拒绝甲案。6天后，日本递交乙案，同样遭美国拒绝。但为取得偷袭的最佳效果，谈判仍旧继续进行。

东条袒护裕仁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但他11月5日发出的电报等铁证证明东条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布列尼克认为，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对此检察官进行反击：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20分钟以后。而且，偷袭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人们疑惑的是，东条有这么大的力量发动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是谁？1月7日，卫勃亲自讯问东条。他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还有谁？东条说出两个人，但均是死无对证。然而，卫勃讯问东条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法庭对日本天皇裕仁不起诉。至于上一晚发生了什么，迄今仍是个谜。

东条英机一直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天皇，这也是战后日本政府一开始就确定的最高辩护方针。

1948年1月7日，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东条是战争主谋之一。

严惩战争罪犯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着：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

判决书一共宣读了7天……

而此前各国法官之间的争论也达到高潮。庭长卫勃主张把所有被告流放到荒岛上；美国法官同意死刑，但注意力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身上；印度法官主张全体被告无罪……中国法官梅汝璈则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经过斗争，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6票比5票的微弱优势判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然而，风波再起。7名被告的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消息传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反对之声铺天盖地。面对国际压力，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

丧钟在1948年圣诞前夕，终于为战犯鸣响，7名战犯被处决。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进行中，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也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受审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

㈥ <<东京审判>>中梅博士坚持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有什么意义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王敖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梅汝王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他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大家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倾听良久的梅汝王敖终于开口：“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座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王敖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可国力较弱，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王敖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根本不愿接受，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梅汝王敖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王敖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王敖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王敖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审判“彩排”前的冲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座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坐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王敖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王敖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婉转地对梅汝王敖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王敖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王敖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王敖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梅汝王敖有些激动：“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卫勃听了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王敖态度坚决，于是他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
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会再讨论。”
梅汝王敖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
梅汝王敖当即答道：“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坐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王敖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焦躁地对梅汝王敖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小胡子法官”令世人刮目相看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王敖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王敖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王敖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坐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王敖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王敖另眼相待。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王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王敖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审判期间，梅汝王敖法官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王敖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摘自《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梅朝荣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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