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程序三审制

❶ 如何理解全国人大常委的三审制度

立法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版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权审议后再交付表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一般实行“三审制”。实行三审制可以使审议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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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前，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大都是在当次会议上就交付表决。1983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请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

由于对草案中的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委员长会议决定该法律案不交付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研究修改后，再交付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该法后来于1983年9月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从这次会议开始，为了使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审议法律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在当次会议上不表决，由法律委员会向下 一次常委会会议或者以后的常委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

❷ 三审制的基本要求与程序是怎样的

审稿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进行出版行政管理时的审稿制度。根据1994年6月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加强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是选题需要进行专项报批的，其稿件也必须按规定送交国家有关部门审读，出版单位必须认真执行这一制度。另一种就是出版单位内部实行的通常简称“三审制”的审稿制度。这里所说的是后一种审稿制度。

一、三审制的基本要求

“三审制”是“三级审稿责任制度”的简称，有时又称“三审责任制度”，指由初审、复审和终审三个审级组成的审稿制度。这是我国出版单位长期来一直实行的审稿制度。有关出版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历来对此有明确的规定。1997年6月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第八条再一次规定：“坚持稿件三审责任制度”，“初审，应由具有编辑职称或具备一定条件的助理编辑人员担任”，“复审，应由具有正、副编审职称的编辑室主任一级的人员担任”，“终审，应由具有正、副编审职称的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或由社长、总编辑指定的具有正、副编审职称的人员担任（非社长、总编辑终审的书稿意见，要经过社长、总编辑审核）”，并规定，“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三审环节中，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

二、三审制的程序

三审依照初审一复审一终审的次序循序递进；下一审级对上一审级负责并以本审级的意见为上一审级的审稿提供基础，上一审级对下一审级制约并以本审级的意见对下一审级的审稿结果作出评判与补充。只有三审通过以后，稿件才能正式进入加工整理阶段。这是一般情况下的要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一些灵活处置：如某些选题涉及重大原则问题或敏感问题，有些稿件内容过于复杂，一般过程的三审并不能够妥善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应该增加审次或审稿人数。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制度的分级审读的三审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绝不容许开任何减少审级的“口子”；每个审级的职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随便取代。、

三、三审制的作用

就程序而言，从编辑到编辑室主任到总编辑的三审制具有由初级到中级到高级的递进特点，而这种递进又同时兼具下一审级服从上一审级、上一审级制约下一审级的特点；就目标而言，因为三审制中每一审级的工作重点不同，所以也就具备了上一审级督察下一审级和不同审级相互补充的特点。这些同时具有的特点，也就体现了三审制的作用：以分级审读制度力求保证对于稿件判断、评价的客观性，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某级审稿者的知识不足或责任心不强或工作疏漏而导致的偏差、失误。

❸ 中国法律有三审吗

中国实行两审终结制度抄，一般来说只有两审，二审就是终审判决。但是额外还规定有一个再审，你可以认为是三审。不过再审一般是由检察院或者法院提出的，一般是用于纠正错案等补救需要，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但是对于普通民众的申请基本不可能开启再审。

❹ 全国人大立法程序的变化

中国人大立法50年回眸

立法体制日臻完备 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重大改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年来，
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954年，新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还制定了5部国家机构的组织法，标志着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当时，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赋予国务院和地方人大立法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介绍说，由于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大，无法适应繁重的立法任务的需要。因此，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制定单行法规；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授权常委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对现行法律中的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加以修改。

说到我国的立法体制，很多法律专家和老“人大”都不约而同地提到1979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加快立法步伐的需要，我国对立法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这些改革主要体现在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82年12月制定的现行宪法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授权决定之中。”胡康生进一步解释说，“第一，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第二，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第三，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第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第五，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制定特区法规。”

立法体制的改革催生了累累硕果。从1979年到2004年6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323件（现行有效的法律212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38件，法律解释10件；国务院制定了970多件行政法规（现行有效的650件）；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上万件地方性法规（现行有效的7500多件）；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过不懈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

立法程序日渐成熟 普通百姓走进立法“大厅”

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是否应该负全责？骑自行车能否载人？这些与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题，成为9月3日北京市人大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上的辩论焦点。

这次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征求意见稿举行的听证会，仅来采访的记者就有好几十人。

除了关注听证会的内容之外，人们对立法听证这一形式也备感新奇。

其实，放眼全国，人们发现，立法听证会已经在许多地方举办过。比如，8月底，山东省人大举行立法听证会，就《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听取意见，普通渔民参加了听证会。5月13日，辽宁省人大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内容是与广大消费者利益关系密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20名陈述人中普通消费者代表就有11人。

“立法听证”不是各地今年的创新。早在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就将立法听证引入立法程序。可以预见，全国各地今后还将举行更多的立法听证会。

近年来，各级人大常委会广泛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向全民公布法律草案等多种形式征求各方面意见。公众参与立法，已经从具体法律的探讨，延伸到了法律规划的制定。对此，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普通百姓走进立法“大厅”。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年来，我国立法程序的变化和进步还有许多。

在采访中，不少专家提到一个立法术语———“三审”，也就是三次审议。在全国人大成立初期，一部法律草案一般一审二审就通过了，随着我国立法程序的日益完善，现在一般改为三审，争议较大时甚至进行四审、五审。

回首人大50年法制之路，“立法听证”、“三审”等变化，无不在告诉我们：我国的立法程序日渐成熟。

立法质量日益提高 修改法律数量近年来大幅度增加

进入新世纪，我国立法突出强调“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

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民主的发展等形势的变化，我国立法工作中不再是单纯重视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也开始重视修改修订原有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不符合形势需要的法律法规进行废止和清理。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修订法律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制定法律的数量。有关专家指出：“这是我国立法工作努力适应形势的发展，注重立法质量的一个明显体现。”

根据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关于加强立法工作的精神，在前几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基础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实现一个目标，突出一个重点”的立法工作思路。“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在本届任期内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一个重点”就是提高立法质量。

多年来，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比如，用立法法的形式把立法程序完善起来，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坚持立法、修改法律和适时废止法律并重，等等。坚持举办法制讲座也是一项有效举措。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每次会议闭幕后都要举行法制讲座,讲座紧紧围绕人大常委会正在或将要审议的重要法律案进行，以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审议质量。

面对每一部法律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总是反复研究推敲，多次审议，保证了立法质量。“有些新制定的法律，与提请初审的法律草案相比，新增加的条文占1/3左右，内容有修改的条文占1/2以上。”有关部门提供的这一数字，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待立法严谨态度的有力佐证。

❺ 发稿程序的三审制

多数出版机构均采抄取三审制。报刊社的最高领导（社长或总编）若对稿件有不同意见，一般会直接指示三审编辑进行修改或作出发表或不发表的决定。若三审编辑不予采纳，社长、总编可直接对稿件进行处理。
编辑程序的每一步都要有书面记录。在多数出版机构，都有格式化的稿件审读单（也叫“稿签”）。

❻ 三审终审制的规则限制

第三审程序存在以牺牲诉讼的效率作为代价，并且其核心的机能在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为体现第三审程序的法律审性质，提高第三审程序的诉讼效率，有必要使第三审程序的具体规则与一、二审程序的有所区别。根据各国的理论与实践，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点：
1.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
律师强制代理制，与当事人本人诉讼制相对，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必须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这种制度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当事人组织攻击与防御方法。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分工引起了法律活动的专门化，司法活动也因之成为一个程序复杂、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司法场域是一个围绕直接利害相关人的直接冲突转化为由法律规制的法律职业者通过代理行为进行的辩论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由于在这种司法场域中，律师的知识和经验起一定的甚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当事人而言，比起第一、二审，在纯粹涉及法律适用的第三审更加依赖律师的专业知识，更有聘请律师的必要。二是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这种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与本人诉讼制相比较，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也存在增加当事人诉讼费用、妨碍当事人接近司法以及违背“私法自治”精神的缺点。[19]为弥补因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而致当事人诉讼费用增加的缺陷，可考虑由民诉法明确规定对第三审代理律师酬金实行最高限额。
2.以书面审理为原则
所谓书面审理，与开庭审理相对，指第三审法院在审查下级法院的判决时只以该判决及当事人在原审提出的各种证据作为依据，而不要求当事人出庭进行口头辩论，也不允许提出新的证据。第三审采用书面审理的理由是，第三审与第二审的关系为事后审的关系，因为第一审和第二审均为事实审，第三审则为法律审，在这个阶段已没有考虑新事实、新证据或新请求的必要。从法院的角度看，采书面审有助于减轻第三审法院的负担；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则可使当事人无须为第三审花费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并可防止当事人利用第三审进行证据的突然袭击。

❼ 三审终审制的范围限制

在各级法院之间实现职能的分层，控制终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数量，排除最高法院审理事实问题的可能性，是各国和地区实行三审终审制的一个普遍趋势，其主要目的在于缓解三审终审与诉讼经济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为了让终审法院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维护司法的统一性上。以德国近年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为例，为实现上诉程序功能的分化，改革的措施之一是把联邦法院的工作重心界定在重大法律问题的厘清、发展法律以及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上。事实上，如果说上诉制度的功能包括公共目的与私人目的两个层面，那么从第三审的功能就应当侧重(甚至是局限于)于公共目的，也就是法律适用的统一与法制权威的维护。
在美国，1988年以前，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民事案件，当事人都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而且只要当事人提起上诉，最高法院就必须受理。但在1988年以后，这种做法被废止了。当事人的上诉能否启动最高法院的复审程序，主要取决于最高法院对该案件的认识。这种从“权利”向“权力”的转向，除了“减负增效”的考虑之外，也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最高法院职能定位及其司法理念的变化。在我国现行的柱形结构的审级制度下，各级法院都以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为目标，全面审查案件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由于上诉法院对于审理法院所决定的法律问题予以重新考虑的绝对权力与其对于事实问题极为有限的权力之间的反差，因此“事实”与“法律”的区分在上诉中至关重要。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一国两制”原则，终审法院是最高上诉法院。终审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两类：(1)当然权利上诉。因不服上诉法庭的最终判决而提出的上诉，如果争议事项涉及的金额超过港币100万元，即属于当然权利上诉。(2)酌情上诉。任何其他民事事项，如果上诉法庭或终审法院认为上诉所涉及的问题影响广泛，或对公众关系重大，必须酌情决定应否交由终审法院裁决。向终审法院上诉必须取得上诉法庭或终审法院的上诉许可，否则不予受理。凡按当然权利提出的上诉，法院不得拒绝给予上诉许可。上诉许可的申请由上诉委员会决定。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任何人不得对该决定提出上诉。
如前所述，现行上诉审程序存在诸多弊端，在某些方面与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背道而驰。就建构民事第三审程序而言，其首要问题是严格限制第三审审理的范围，规定当事人只能就原审判决中的法律问题提起第三审上诉。这里所谓的“法律问题”，既可以指原审判决不适用实体法或适用实体法的错误，也可以指诉讼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的程序违法，例如违反管辖、回避的规定等。
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被广泛地运用于界定不同审级的功能。例如，当陪审团是事实审理者时，对事实问题的上诉将剥夺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的权力，所以只有针对法官就法律问题所作的判决才能提出质疑。在实行判例法的国家，只有那些针对法律问题的判决才能构成对此后的案件有拘束力的先例。
那么，如何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呢?在一般情况下，“事实”相对于“法律”而言。事实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事件及通常存在的有形物体或外观，具有确实的绝对的真实性，而非仅仅是一种推测或见解。事实必须是实情，而非虚构或谬误的。法律是原则，事实是已发生的事。法律是设想的，事实是现实的。法律是关于责任的规则，事实则用来说明规则是如何被遵守或被违反的。在诉讼中，“事实”需要通过证据加以证明。一般而言，某一行为或事实是否存在属于事实问题，某一行为或事实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一定价值意义则为法律问题。前者是一种客观上的认识判断，后者是一种法律上的价值评判。例如，某特定之契约存在或不存在之问题为事实问题，至于该特定之契约在法律上应评判为买卖契约抑或承揽契约，则为法律问题。又如，被告之加害行为存在或不存在之问题为事实问题，至于将该加害行为在法律上应评判为过失行为抑或故意行为，则为法律问题。
实际上，由于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具有某种流动性，因而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标准予以严格区分。例如，对于经验法则的性质，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如“诚实信用”)，对于法律行为的解释(如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究竟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各国之间甚至一国之内都有不同的见解。法学的发展常常增加区分的难度。这一发展更多地来自于司法政策上对问题分类的考量，即考虑哪类问题应当或不应当属于上级法院权力范围之内，而非来自于对区分的周密分析。该现象的显著例子是陪审制的运作。普通法的历史显示出可以通过操纵事实和法律的区分，来扩大(或偶尔缩小)上诉审法院的控制范围。法国关于事实的定性则显示同一问题在不同法律传统下可以被归入不同的类。在法国，对某一事实的定性是一个法律问题。由此，经过事实审法官评定的事实，便具有了“法律上的性质”。而在英国，行为的定性传统上属于典型的陪审团决定的问题，并已实际上当作事实问题。
又如，对于在诉讼中所涉及的外国法的性质，究竟它是一个事实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各国的认识并不一致。如果把外国法看作法律，根据“法官应当知道法律”的原则，不需要当事人举证，而应当由法院依职权去主动查明和适用；反之，如果把外国法看作“事实”，则应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英国司法实践采取“事实说”的观点，认为依本国冲突规范而适用的外国法相对于内国而言，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而非法律。不过目前的观点有所改变。根据《1981年最高法院法》规定，过去由陪审团决定外国法这一“事实”问题，现在由法官单独决定。因此，英国学者莫里斯说：“外国法虽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事实问题’”。而在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则主张“法律说”的理论，认为内外国法律是完全平等的，法官适用外国法与适用本国法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由此产生了如下的问题:外国法由谁提出和证明?当外国法的内容不能查明时应如何处理?对外国法的错误适用能否成为上诉的理由?

❽ 全国人大立法程序大致包括哪几个环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

1、提出立法议案。

2、审议立法议案。

3、表决和通过立法议案。

4、公布法律。

(8)立法程序三审制扩展阅读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是：享有立法提案权的有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和代表（3人以上附议），由主席团提请大会讨论，并经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

通过的地方性法规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立法原则的指导和规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立法工作，是一项规模巨大的社会工程。

如何保证不同种类、不同立法部门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在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在调整范围方面互相配合协调，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法规系统，充分发挥其系统的整体功能。

如何避免各级各部门的立法机构或参与立法的机构为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利益而争夺权利，逃避义务，如何保证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具有预测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有一些指导思想和普遍遵循的原则是必要的。

一些学者曾从理论上对此进行过探讨和研究。

例如有人认为中国的立法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五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发挥各立法主体的积极性；有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有的学者认为，立法的原则应包括民主、公开、公正、权力义务相一致等。

也有的学者认为，立法原则还应包括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配合协调、新法优于旧法、上级法优于下级法、立法监督等。

但是目前这些讨论还限于研究阶段，到作为普遍遵循的原则还有相当的距离，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

❾ 全国人大常委在立法中为什么实行三审制

您好！全国人大常委在立法中之所以实行三审制是因为我国国家机构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谢谢阅读！

❿ 如何理解全国人大常委在立法中的三审制

立法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列人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 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专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属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一般实行“三审制”。实行三审制可以使审议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