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国情论

『壹』 布基纳法索基本国情

这是个短视的国家，同台湾建交了~~~附资料下。

国 名: 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
国名释义: 莫雷语“布基纳”意为“尊严的土地”。迪乌拉方言“法索”为“国家”
首 都: 瓦加杜古 Ouagadougou
面 积: 27.4万平方公里
人 口: 1020万人
语 言: 法语
民 族: 班巴拉族、富尔贝族等
宗 教: 伊斯兰教
货 币: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国 庆 节: 8月4日
时 差: 比北京时间晚8小时
气 候: 热带草原气候
名 胜: 瓦加杜古的莫西皇宫
行政区划: 全国原分为30个省,300个县。1996年进行行政改革，将省增加到45个。首都瓦加杜古位于卡迪奥果省。
独立日：8月5日（1960年）

民 俗: 中年以上的人有上下嘴唇穿孔插木和纹面的习惯。妇女喜金银耳饰
工 业: 纺织、制糖、酿酒、采金、发电等
农 业: 小米、高粱、玉米等
矿 产: 锰、石灰石、金、磷酸盐、铝土等

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由上红下绿两个平行相等的横长方形组成，旗面中央有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红色象征革命，绿色象征农业、土地和希望；五角星象征革命向导，金黄色象征财富。

国徽：呈圆形，黄色圆面上交叉着一支枪和一把锄头，下有一本打开着的书。圆面上端镶着一颗红色五角星。圆形图案周边饰以象征工业的轮齿，两侧各有一株象征农业的谷子。底部的饰带上用法文写着“誓死为祖国，我们必胜”。1997年1月27日布人民议会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徽题词改为“团结、进步、公正”。

同北京时差：-8.00

国际电话码226

货币：非洲法郎

自然地理：面积27．4万平方公里。位于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内陆国。东邻贝宁、尼日尔，南与科特迪瓦、加纳、多哥交界，西、北与马里接壤。全境大部地区为内陆高原，地势平坦，自北向南徐缓倾斜，平均海拔不到300米。北部接近撒哈拉沙漠，西南部奥罗达拉地区地势较高。纳库鲁峰海拔749米，为全国最高点。主要河流有穆温河、纳康伯河和纳齐农河（原名黑、红、白沃尔特河，1986年8月改为现名）。属热带草原气候。

人口：1050万（1997年），共有60多个部族，分为沃尔特和芒戴两大族系。沃尔特族系约占全国人口的70％，主要有莫西族、古隆西族、博博族等；芒戴族系约占全国人口的28％，主要有萨莫族、迪乌拉族和马尔卡族等。官方语言为法语。主要民族语言有莫西语和迪乌拉语。65％的居民信奉原始宗教，20％信奉伊斯兰教，10％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

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是布基纳法索首都和最大城市，卡焦戈省省会。位于国境中部莫西高原上，地势平坦，海拔300多米。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26至28℃，年降水量890毫米，降水集中于5至9月。人口98万（2002年），主要为莫西族。 瓦加杜古的城市公园

国家政要：总统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e），1987年10月政变上台，1991年12月当选总统，1998年11月连任。

简史：9世纪时建立了以莫西族为主体的王国。15世纪莫西人首领建立亚滕加和瓦加杜古王国。190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58年12月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60年8月5日宣告独立，定国名为上沃尔特共和国。1984年8月4日，改国名为布基纳法索，在当地语言中意为“尊严的国家”。自独立以来，军队巳发动过5次政变，接管政权。1987年10月15日，总统府负责司法的国务部长布莱斯·孔波雷上尉发动政变推翻桑卡拉总统（在政变中被打死）后，出任国家元首。1990年5月成立了制宪委员会，12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和修改宪法草案。

政治：1991年6月2日，公民投票通过独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11日，总统颁布关于宪法正式生效的法令。宪法规定，布基纳法索是一个民主、统一、非宗教的国家，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共和国总统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由全国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一届。总理由总统任命。1997年1月27日布基纳法索人民议会通过了宪法的修改案，规定布基纳法索总统任期七年，可多次连选连任。

外交：奉行和平、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帝、反殖、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事务。1973年9月15日，布基纳法索同中国建交。

与中国关系：1994年2月2日，布基纳法索政府置中布两国关系于不顾，与台湾“恢复”所谓“外交关系”。同年2月4日，中国政府向布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从即日起中止同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关系。

『贰』 结合我国国情论述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劳动法基本原则是指劳动法所包括的，并在调整劳动关系以及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时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整个劳动法部门的原则。
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概括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护劳动者的原则。（一）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我国宪法总纲第六条规定。这一原则体现生产和分配的统一，具有丰富的内涵。“各尽所能”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调整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首先，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可以“尽其所能”。对于尚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来说，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用人单位，从而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进行具体的结合；对已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来说，为本人、也为社会劳动，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其次，对用人单位来说，应该不断改进劳动组织，调整和改善劳动者的分工和协作形式，使劳动者的“所能”尽量地发挥。最后，对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鼓励和保障劳动者“尽其所能”。“按劳分配”是调整分配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原则，它要求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工资制度的改革，将使国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集中化决策向分散发展。由于经营情况、设备条件、自然环境等不同，造成企业间经济效益不同，不可能实行按劳分配。企业间只能按价值规律的要求，通过市场联系起来。按分配只能在企业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的实现要受价值规律的制约，按劳分配的量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价值规律通过商品价值与价格的波动，决定着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如果市场上供求平衡，商品价格与价值相符，按劳分配就能正常地实现；如果供求不平衡，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按劳分配就可能超额实现或者不能充分得到实现。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分配依据的劳动量，不能是个别劳动量，而应该是以企业实现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依据，而且按劳分配是从整个社会的长期趋势来说的。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是由劳动关系所具有财产关系属性和平等关系的特征所决定的。我国的劳动关系作为一种财产关系是一种等量劳动相交换，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相交换的关系。劳动力是劳动者赖以谋生的手段，也是其交换消费资料的财产。然而劳动力是一种蕴含在劳动者体内的非对象化的因素，它是不能计量的，因此也无法直接按劳动力分配。只有“各尽所能”，让劳动者实际发挥，作为劳动表现出来，才成为可以计算的依据。“按劳分配”正是根据劳动力实际发挥的状况进行分配。这种以劳动力的实现程度作为分配尺度，比较好的体现了劳动关系在建立时所具有的那种平等的特征和财产的属性。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可以说是劳动领域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或等价有偿原则。（二）保护劳动者原则“保护劳动者原则”是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一系列规定体现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开宗明义，在第一条中就明确“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我国，“保护劳动者原则”主要是通过提供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或基本生活需要，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健康和安全，防止过度劳动的伤害，在劳动者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物质帮助来实现的。劳动立法既要维护用人单位的经营权，也要维护劳动力的所有权。而在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时，依据“保护劳动者原则”，有必要在立法时有所倾斜，把保护的重点放在劳动者这一方面。“保护劳动者原则”是由劳动关系所具有人身关系的属性和隶属关系的特征所决定的。作为一种人身关系，劳动者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两者不可须臾分开。然而两者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劳动力的过度使用会损害劳动者的健康；劳动力在不安全状况下使用又可能危及劳动者的生命。当着劳动力由劳动者本人来支配时，矛盾并不突出，而当着劳动力的所有和劳动力的支配在一定条件下分离之后，由于用人单位掌握了劳动力的支配权，形成了带有从属性质的纵向关系，可能会导致权利、义务的失当，出现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况，从而危及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可见，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完全相等，劳动者处在一个相对较弱的地位，因此劳动法应将保护的重心放在劳动者这一方面。“保护劳动者原则”也可以说是劳动领域中的保护弱者原则。

『叁』 我国为什么要以立法的形式进一步确认计划生育为国策

我国的基本国策（一）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确定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即国家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对少数民族也实行计划生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面上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具体政策规定。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人口问题分不开，人口问题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全民素质的提高和中华民族的兴衰，也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人口与发展目标是，到2005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3。3亿以内，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九；2010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到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接近16亿）后缓慢下降。 （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环境保护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科技水平不高，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薄弱，保护生态环境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投资少、消耗资源少，而经济效益高、环境保护好。保护环境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十五“规划中指明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理论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重方针，提高全民环境意识，依法保护环境，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科技进步，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向所有地球公民呼吁：珍惜生命，保护环境，结束战争，维护和平，全球一家，共同繁荣。 2001年——2015年环境保护目标是：到2005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管理体系，力争环境污染状况有所减轻，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开始减缓，重点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建成一批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和地区；到2015年，，环境污染得到控制，力争使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基本适应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 （三）耕地保护的基本国策 我国土地基本国策的内容是逐步发展完善的。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我国人多地少，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是我们的国策。同年5月4日通过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第三条规定：节约土地是我国的国策。1984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随着人口增长，这个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国的国策。”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中指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中决定，将保护耕地、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共同列为我国的三项基本国策。1992年6月2日，李总理题词：“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首次以立法形式确认了土地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这不仅表明土地管理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表明作为基本国策的土地管理方针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四）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 时下，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和人民群众心目中影响最深远、最广泛，最能代表时代的最强音；出现频率最高、最响亮，最振奋人心的“关键词”，非“科教兴国”莫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以江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科技教育思想，深刻分析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进程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作为政府的最大任务，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愿望。 （五）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往来、资金融通和技术转移的规模日益扩大，新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只有把自身经济发展同对外经济技术革命交往活动的扩展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对外开放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引进来是为了走出去。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更直接地投身国际市场竞争，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与经济合作，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走出去不仅到境外融资。而且要到境外投资，即发展具有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搞跨国经营，推动企业走向世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国际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推动科技进步，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以及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都有重要意义。 《建议》指出，“十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阶段，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不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肆』 求中国立法大事年表，急

牵一法，动全局——全面聚焦《电信法》

(2004-08-30 14:04:22)

随着《电信法（草案）》提交国务院审议的时间日益临近，业内外人士对于《电信法》的关注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在2000年颁布的《电信条例》已经日益体现出诸多不适应，在解决问题方面也开始捉襟见肘。另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参与国际竞争的需求也更为迫切。诸多因素都使得出台《电信法》的呼声渐高。记者还了解到，现在《电信法（草案）》已经基本上到了定稿阶段，不久就将提交国务院审议。所有一切都在预示着出台《电信法》的时间正一步步临近。

鉴于目前《电信法》备受关注以及其对于中国电信业发展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期“新电信沙龙”特邀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国斌、作为《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汉华以及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等几位权威人士，分别就电信立法的紧迫性、必要性、针对性以及特殊性等话题展开深入分析与探讨。

主持人：郭小红《中国电信业》主编
时 间：2004年7月

本期嘉宾：

李国斌 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陈金桥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

二十四年磨成一剑

通信产业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电信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整个行业对依法经营、依法管制的需求日益增强。回顾我国电信立法也可以发现，早在1980年起草出台《电信法》就被提上立法日程。然而由于产业发展不成熟、缺乏必要市场环境、管制实践存在欠缺等诸多因素，使得电信立法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从目前行业发展来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范电信市场秩序，调整电信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已然成为国家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紧迫的任务。电信活动和电信监管中的社会关系迫切需要上升为法律关系，通过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法律来规范。

李国斌：无论从产业发展、市场变化、政府管制还是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出台《电信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日益突出。

首先，制订出台《电信法》是电信业发展的需要。目前电信业已经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转变，现在需要逐步推进由大到强的转变。回顾电信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过去电信业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需求、政策扶持等。目前电信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机制作支撑。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由大到强，电信立法的需求就显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其次，制订出台《电信法》是在电信市场新格局形成后规范市场的需求。在原来电信业由国家统一经营的情况下，对电信立法的需求并不明显。然而随着通信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得电信业的自然垄断被打破，进而使得产业提供者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在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要规范市场单靠原有的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通过制订法律来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

再者，从政府管制来看，也需要强调电信立法。在政企合一的情况下，政府拥有很大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主张弱政府，政企也逐渐分离，政府管制将成为以必须和必要为前提的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面临角色转换，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成为摆在政府眼前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目前提出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管理的大前提下，必须通过制订规则明确政府的管制。对于电信业而言，因为其网络型经济和规模产业的特性，使得政府管制更为必要，不能完全靠自由竞争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因而尤其需要通过立法明确政府的权责，以保证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管。

最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要求我们通过立法来营造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电信发展环境，从而可以统一对待国内企业和国外投资者在电信市场上的竞争。通过制订出台《电信法》，一方面要保障国外电信投资者在国内市场的投资利益，同时也要约束其经营行为。除此之外，电信业在新时期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出现新问题，这些不断激化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解决有待于《电信法》的制订出台。《电信法》可以说是解决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的有力措施。

周汉华：从目前电信业发展来看，制订出台电信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从信息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制订《电信法》显然是必须的。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其增长率远远高出国民经济平均增长水平。信息产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引擎。随着社会向信息化进一步的转变，作为提供基础通信设施的信息产业，是信息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解决目前国内电信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制订《电信法》作为支撑。虽然在2000年制订了《电信条例》，但是其在法律效力上还不够高，而且也只能解决电信业发展中的某些问题。《电信条例》中没有涉及到、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电信法》来加以解决。比如电信市场准入问题，由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电信业面临全新的市场和竞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营造一个科学、有效、有利于充分竞争的电信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通过制订《电信法》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在互联互通问题上，《电信条例》中虽然作了专门、详尽的规定，但是在解决处罚力度上的规定还存在欠缺，还有待在《电信法》中进一步完善。另外在电信业未来的发展中，还要进一步推动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三网融合，完善监管职能并有效促进监管机构建设。从这些方面来看，制订电信法的必要性十分突出。

最后，在目前全球电信业的新一轮竞争和立法浪潮中，制订出台《电信法》才能确保我们与全球同步而不落伍。从国际环境来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在内的各个国家纷纷制订或者是修改各自的电信法。其根本原因就是要适应信息产业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适应电信业进一步放开竞争的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明显看出全球电信业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而且电信法也出现了新的立法浪潮，中国同样不能在这个竞争当中落伍。通过制订电信法，以进一步巩固我国电信大国的地位。而且作为电信大国，除了在网络、业务总量等方面占据优势外，在电信立法上打造优势同样必不可少。

陈金桥：在目前的竞争环境下，我们必须要出台一部权威性的、指导性的纲领性法律文件，来推动我们电信市场的有序竞争、依法监管。

虽然现在我们已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从我国已经颁布的电信法律制度的名称和内容来看，我国电信法律制度体系远未形成，法律法规存在诸多缺陷。1. 数量少：面对几千亿元产值、占GDP比例3%左右的基础性产业，管理电信运营、电信建设和电信设备三大市场，过去6年中我国在电信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领域只有上述成果令人忧虑；2. 覆盖面窄：从法律制度的内容来看，虽然现有法律涵盖了三大市场领域，但在针对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还有待完善；3. 层级低：目前仅有一部针对互联网安全的法律，由中央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的数量也不多，而信息产业部以部令方式发布的部门规章和其余内部司局下发的规范文件较多，造成法律适用性较小、权威不足，容易受到地方性法规的制约干扰；4. 体系弱：从目前的法律制度框架和内容来看，各层级法律法规没有形成相互依赖支持的体系。在电信业发展中，法律法规种类和数量偏少、层级和权威性不高、滞后性明显、适应性不强，同时面临目前我国多运营商的竞争环境，种种因素都使得我们对《电信法》的需求显得非常迫切。

另外在电信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监管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市场，维护正常、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要做到依法监管。但是如果法律法规不健全，管制机构没有办法管，依法监管也就无从谈起。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制订出台《电信法》具有相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要求我们要围绕《电信法》为核心，制订出台一些相应的操作性法规，建立一整套系统的、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电信法律制度，这样才为我们监管机构提高它的执法权和执法能力奠定一个基础。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含义比法律条文更加丰富。与此同时，《电信法》的出台也有助于维护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的权益，使得电信市场的竞争、经营和消费等真正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电信法》：锋出磨砺

从我国当前的电信立法体系来看，已出台的《电信条例》、《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由此不难看出，依法经营和依法监管在当前和今后电信业发展中相当重要，会对电信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产业发展不断成熟和法制实践不断积累的前提下，《电信法》的出台必将为中国电信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全面维护电信厂商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产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尽快与国际发展接轨。

李国斌：我们要起草一个面向21世纪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电信法，以实现在保障市场化的情况下来进行电信业的发展与监管。

制订出台《电信法》是与其出台的主客观背景和条件息息相关的。从目前电信业发展来看，其对《电信法》的现实需求也更明显，目前制订出台《电信法》的时机相对比较成熟。一方面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对出台的《电信条例》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对一些新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成熟。从目前来看，《电信法》应主要体现以下四大立法指导思想：

首先，《电信法》应该是国家基本电信政策的综合性反映。一方面，《电信法》一定要对电信领域中最基本的、基础性的和具有电信业基本特征的问题进行规范，重在基本制度设计和安排，使电信法发挥电信业宪法的作用。

其次，在《电信法》具体规范的设计上，既要考虑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我国加入WTO的基本承诺以及WTO的相关规则。又要在保证整个产业发展趋于市场化的同时满足必须的管制的需要。

再者，《电信法》要对整个通信行业最近几年发展改革的实践有所反映，对行业发展改革的成果要有所体现。与此同时，《电信法》还要体现出前瞻性的特点，能够对行业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政府管制的趋势具有较好的预判，为未来发展留有空间。

最后，《电信法》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又要做到与国际接轨。在电信立法当中，诸如普遍服务、互联互通、市场准入等问题都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电信法》可以吸收、借鉴国外电信法的相关内容，并赋予其中国特色。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电信法》既能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同时又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周汉华：《电信法》作为一个法律，它和电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属于法律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范畴，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应力求实现一个平衡。

制订出台《电信法》必定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太多技术问题、经济利益问题、市场问题以及政府管制问题。而且从立法的指导思想来说，慎重一些，多听一些不同的意见，才能把法律制订得更完善一些。尤其面临当前政资分离、政府职能转换调整等新形势，更应该慎之又慎。通过制订《电信法》，一定要解决一些现实的根本性问题和制约我们电信业发展的问题，通过立法推动改革进行，提升法律的实际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电信法》制订出台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比如在三网融合中体制方面的融合，如何保证电信监管机构独立而有效地监管的问题，目前对于市场结构认识不统一的现状，以及在反垄断法上的欠缺等问题都使得制订出台《电信法》成为一个重大的考验。

因此在制订出台《电信法》的实践中，需要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力求实现与电信业发展的相互促进，实现对电信业发展的保障作用。通过制订法律，有助于在电信市场上形成规范而有序的竞争，推进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市场准入政策上，可以通过进一步放开而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在互联互通问题上也能够减少争议；在网络融合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技术融合带来的巨大效益和作用，推动社会信息化进程；在政府监管方面，可以促进监管能力的提升，间接推动反垄断制度的出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电信法》的制订显然会对我国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腾飞，实现电信强国的目标，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反之亦然，《电信法》要实现顺利的实施，也有赖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有赖于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通过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把矛盾和问题都暴露出来，才能为《电信法》的制订提供条件。与法和社会的关系一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电信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电信法》的具体内容和未来走向，不可能脱离中国电信业实际情况而去照搬国外电信法。

陈金桥：《电信法》出台可为实现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首先，有助于形成有序、规范的竞争。信息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作保障。《电信法》一旦出台，将会迅速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对众多电信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和竞争行为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企业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等都会变得十分明确。

其次，有助于培育良好的消费环境。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消费环境，没有很好的需求成长，信息产业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电信法》里通过规定对电信用户的权益保护，以及对电信市场资源的配置，有助于促进电信市场需求的培养，刺激通信消费增长。

再者，有助于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因为要实现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的问题。《电信法》所强调的资源有偿使用，对于引导包括电信资源在内的全社会的资源合理配置，能够起到比较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有效促进行业增长模式的转变。

最后，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落实到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层面上，如果有了《电信法》和一系列相关制度体系，电信企业就可以沿着正确的轨道，而不是依赖政府而发展。相对健全、稳定的制度有助于形成较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环境，能有效促进企业自身竞争能力的较快提升，企业做大做强的主动性也会大大提高，进而整个产业也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弹性法”力求自适应

面临日新月异的电信业发展环境，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市场开放的逐步深入及全球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电信法》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从最近国外许多国家纷纷修改电信法以适应电信业发展新格局的实例我们也可以看出，《电信法》在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做到及时更新，甚至是前瞻式的更新。要以电信业发展市场化、电信市场主体多元化、必须引入竞争和市场机制等为基本判断点，持续确保其活力。

李国斌：《电信法》要实现现实性和前瞻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完美融合。

如果用时间来对《电信法》进行一下细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对过去的总结、对现实的反映和对未来的安排三部分。《电信法》不但要能够解决已经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行业问题，还要对可以预见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提前量，部署出相应的对策。也就是说，《电信法》要在保障现实性的同时，还要能够提出前瞻性、指导性的措施。

另外从电信立法本身而言，因为它所反映的都是电信行业最基础性的问题，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整个电信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电信法》本身还要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以做到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一些新问题。同时在某些特定时候还需要及时进行修订，做到与行业发展同步甚至超前。

与国外电信法相比，我国《电信法》将会体现出一些中国特色。例如国外电信法大都属于管制法，而我国《电信法》则是以管制法为主同时兼有企业法的内容。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目前我国的国情。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现在国外普遍对涉及资源和网络设施建设的领域采取许可制度，增值电信领域则完全放开。然而鉴于我国电信行业目前的发展特点，我国《电信法》中除了体现在涉及资源和网络设施建设领域的市场准入要采取严格条件的许可制度外，也对增值电信领域采取相对宽松条件的许可制度。

周汉华：实际上在每一个问题上，我国《电信法》都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体现电信法的时代特点，要实现两者的完美融合。对于电信立法而言，要做到“宜粗则粗，宜细则细”。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角度来看，《电信法》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电信业的发展现状，不能脱离现有的管制机构，不能脱离我们的法律体制和政治现实等。因此我们的《电信法》一定要成为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电信法。反过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电信法》反过来也能够推动电信业的发展，因此《电信法》又要体现国际发展的趋势，体现世界各国法律文明的成果。通过《电信法》的制订，要使我国电信业进一步规范化、国际化、市场化。

因此《电信法》一定要保持某种弹性和张力，它既要考虑到我国的现状与国情，又要考虑到技术发展和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考虑政府监管市场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做到跟国际接轨，符合电信业发展的时代潮流，《电信法》面临巨大挑战。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是迟早的事情。在技术发展、融合的趋势下，传统的电信业的特征已经不再有了，整个电信业的竞争将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竞争，电信业的发展也必然要符合国际化的潮流。因而在市场准入、资费政策、普通服务机制、信息安全、互联互通等问题上，都要实现在国际化和本地化之间的一个平衡。《电信法》还要确保相对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制度设计当中要体现出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融合。

而且《电信法》不同于实施细则，也不是操作规则、行业标准或技术标准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电信法》应该对大的制度性的问题和原则性的问题予以规范，为改革实践提供指引。而不能陷入到过于细的技术规定当中，最后出现技术锁定，反倒由于法律修改不及时而阻碍电信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电信法》同样要做到宜细则细，不能过于粗泛。过于强调宜粗不宜细，会使得《电信法》没有可操作性，在实践当中造成法律不确定性过大，很难给人一个合理的预期。因而《电信法》对一些应该细的问题也要细，比如对于资费问题，就要明确哪些可以市场调节，哪些属于政府定价，否则对《电信法》的实施以及电信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陈金桥：面对电信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环境，《电信法》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首先，应立足于体系建设。应该以《电信法》为核心，针对电信市场的类型、主体和利益关系，分别制订和完善系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管理办法。《电信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外围的制度来补充根本制度。《电信法》不是网络全书，因此应该通过必要的授权性规定，允许监管机构根据市场情况对某些问题进行进一步处理，这可以保持《电信法》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要适应阶段要求。随着电信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状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利益关系和矛盾要有所区别，电信法律制度应当适应这种变化，及时总结经验，按照先试行、后完备的立法思路不断推出各项制度规则，保障电信监管依法有序进行，促使电信竞争纳入法律治理的轨道。《电信法》需要不断修正与完善。在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例如NGN融合、监管机构调整、资费变化等，要适时地对《电信法》进行修订。

再者，须加强监管协调。《电信法》能够保持较好的弹性与监管机构的执法行为也有很大关系。监管部门在电信监管中要及时总结经验，把电信改革和电信监管中的经验和案例积累起来，特别是区域市场监管的特点，以作为《电信法》下一步调整的依据。

最后，重与国际接轨。我们要加强电信法的专项研究和跟踪研究，要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在电信立法和国际规则上面的进展和经验，对中国的电信法律制度进行定期评估，把相应的有活力的内容以及适应中国国情的内容吸纳进来，这样才可以做到与国际接轨，保持其内容方面的丰富性。

＊ ＊ ＊ ＊ ＊ ＊ ＊ ＊

相关一：中国电信立法大事年表

·1980年《电信法》被提上立法日程，开始最初起草《电信法》；

·1988年《电信法》开始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

·1993年《电信法》开始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2000年9月《电信条例》出台，被业内称为“小电信法”；

·1998年《电信法》被列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中，为第一类

立法项目；

·2001年4月信息产业部成立《电信法》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以及专家

咨询委员会，立法工作从程序上实质启动；

·2003年《电信法》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中，同样为第一

类立法项目；

·2004年《电信法》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

相关二：聚焦国际电信立法热潮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鉴于全球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竞争，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内的各个国家纷纷制订或者修改各自的电信法，掀起新一轮的电信立法热潮，以全面适应日新月异的全球电信业的发展。

·美国1996年颁布新电信法，以鼓励竞争，鼓励各部门融合发展，进一步开放电信市场，放宽外资外商进入美国电信市场的限制，更鼓励美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其在互联互通、本地市场的开放以及长途电话市场的开放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标志着美国电信与信息业进入全面竞争时代。随后在2003年FCC对电信法规则又作出调整，以适应通信环境的新变化。

·作为日本最重要的电信法律，《电信事业法》自1984年出台后经历了多次修改，以适应电信市场的需要。1997年增加互联互通基本规则内容，同时取消外商投资限制。2001年的法律变更推进了国内倡导的信息技术革命。2002年通过提交新竞争框架，更充分体现了其以用户利益最大化、促进公平竞争为管制原则从而转变其管制思路。

·2003年7月17日，英国议会批准了通信法草案，从而产生了2003年通信法。该法共分为六大部分：OFCOM的职能、网络业务和无线频率、电视和电台业务、电视接收的许可、通信市场的竞争、杂则。新法确立了OFCOM这个电信管制机构的法律地位，并依据欧盟的管制框架新指令对英国的电信监管体制进行了其它重大革新。

·在1996年颁布电信法之后，德国政府在2003年10月提出一份新的电信法草案，以促进以德国电信为主导运营商的电信市场向竞争者开放。新的法律旨在改善这个欧洲最大的电信市场的竞争环境，其目标是在电信业保持竞争，最终在不同的利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新的电信法在2004年提交国会，并于2004年颁布实施。
http://www.cnii.com.cn/20040423/ca257426.htm

『伍』 隋文帝法治“理想国”有何独特魅力

据《隋书·文四子传》记载，隋文帝三儿子杨俊恃功而傲，在封地奢靡成性，违法乱纪，屡教不改，隋文帝得知后对其依法论处。此间左武卫将军刘升出面为杨俊求情，称杨俊“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认为可以容忍。隋文帝坚持“法不可违”。左仆射杨素也为其开脱，隋文帝说：“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意思是我杨坚不仅是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且是全天下百姓的父亲，要对天下万民负责，法是任何人不得违背的，我不能为袒护自己的儿子而毁坏法律。杨俊临终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谢罪，仍被驳回：“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我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杨俊最终郁郁而终。
隋文帝铁面无私、严惩逆子的背后，体现了他对法治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隋文帝正是依靠自身先进的立法思想，坚定的依法治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治国理政方针，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复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他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法治建设，有效地打击了门阀士族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治理了当时的腐败问题。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身体力行杜绝徇私舞弊的行为对当时家族式的腐败起到了震慑与抑止的作用。隋文帝的法治思想有着独特的魅力，在中国法律文化的长卷上熠熠生辉，值得后人关注并吸收、借鉴。
先进的立法思想——有决心、有创新、有人心、有方向
隋文帝十分重视法治建设，深知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即登帝位，隋文帝就大刀阔斧地开展立法运动，开皇元年（581年）命高颎、郑译、杨素、公常明、韩浚、柳雄亮等人“更定新律”。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有四个特点：第一，有决心。视立法为治国之首要。第二，有创新。立法从国情实际出发，“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法律为社会发展服务，“故有损益”。为改变北周“刑政苛酷，群心蹦骇，莫有固志”的状况，隋文帝主张“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杂格严科，并宜除削”。第三，有人心。立法内容上兼具法权与人权的维护。他废除苛惨之法，“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开皇六年（586年），“因除孥戮相坐之法，又命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他慎用死刑，“死罪者三奏而后决”；在颁布的新法中，明确废除了宫刑；在实施刑法时，要求“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明确了直诉、申诉制度，“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第四，有方向。立法以维护皇权为核心。“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新法颁行后，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第二次制定律令，进行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改革。据《隋书·裴政传》，此次改革，“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总结前朝经验，修订新法在执行中的问题，进而形成了著名的《开皇律》。《开皇律》不仅为隋朝的发展、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唐律》乃至后世律法的制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陆』 谈谈依法治国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如何完成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理解，依法治国最重要的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我们要从必要性和艰巨性这两方面来加深理解。了解必要性以增强自觉性，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条必由之路，除此别无他途;了解艰巨性以增强坚定性，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不懈奋斗、付出艰辛努力。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作出的必然选择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条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首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党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新中国的建立，应当是我们党从领导人民闹革命的革命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搞建设的执政党的转折点。1954
年宪法的颁布实施，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法律基础。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是党领导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新起点，党的八大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遗憾的是，八大提出的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主张，没有一以贯之地得到贯彻。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我们党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真正转变的伟大历程，先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就从指导方针和理论上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多样化，国家与集体、个人，政府与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坚持依法办事，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善于通过国家机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党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变化，必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其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从根本上说，执政党的任务就是治国理政，通过总结实践经验、集中人民智慧，提出党的主张，解决国家工作中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而法律是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成熟的方针政策的制度化、定型化，正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因此，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决定，党必须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全国上下一体遵循宪法和法律，有利于保证党执政兴国，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有利于持续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建设与发展。

再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在根本上要依靠法治来保障，通过法治来推动。现在距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也就七八年，时间十分紧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战略目标，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动力和根本保障。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增多，人民群众对保障自身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民主法治建设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最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推进各领域改革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瓶颈期”，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环境、资源、收入分配、城乡统筹等不少领域牵涉的利益格局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越来越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越来越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方式，还是凝聚改革共识、分担改革风险、推动改革深化的最佳途径。从我国历史看，很多重大改革都是从变法开始的;从国外情况看，法国推行养老制度改革，美国推行医疗制度改革，都是通过法治的途径。因此，改革越是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让政府和人民共享法治红利，以法治来引领改革方向、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务艰巨繁重

1997
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本方略载入宪法，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当前最大公约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全面推进，立法质量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能力逐步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有所提高，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其中突出的一项成就是，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部门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有法可依。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大党，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自己的国情，扎实推进立法工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立法路子，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使我们站在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依法治国是一项十分庞大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目标，任务艰巨而繁重。从历史原因来看，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传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可见，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封建专制传统、人治文化根深蒂固、经济社会发展又不平衡的国家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面对比其他国家更多复杂的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有法不依的“短板”效应愈发明显。有的同志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割裂开来，把法律制度视为障碍、绊脚石，甚至撇开法律另搞一套，形成法律规定与权力行使“两张皮”。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习惯于拍脑袋发号施令，甚至侵犯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党的威信和法律权威，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因此，坚持有法必依，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和攻坚环节。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仅可能成为依法治国的“瓶颈”和阻力，而且会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的成就受到削弱、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受到影响。二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突出。有法不依更多的是乱作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更多是不作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屡屡影响法律的有效实施，经常出现“明规则”干不过“潜规则”的情况。究其原因，与一些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对宪法和法律缺少敬畏，不习惯在法治轨道上用权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有的徇私枉法，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在执法上不作为，讲人情，不讲原则，造成“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比较普遍，结果是老实人吃亏，既放纵了违法行为，又打击了守法的积极性。有的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只看眼前、忽视长远，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只顾政绩、不顾群众。这既损害了法律权威，又难免造成新的社会热点问题。三是，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不够强。当前，全社会“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法律权威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法不责众”的心理比较普遍，一些人只想享受权利和利益，而不愿承担责任和义务;一些人信“访”不信“法”，不习惯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热衷于“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理性、非法治效果。

总之，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到2020
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时间十分紧迫，任务艰巨繁重，需要我们以更强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谋划推进依法治国。

『柒』 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发展更需要德治

我个人认为不是。
什么叫做依法治国，那么以法律为准绳对国家进行治理，否则谈何法治!
德治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治，以德治国，以谁的德为具体的标准呢？这个在执行上是很难进行裁量的，所以如果真的要推行德治很明显不可能会是大范围的，最多只能是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立法的方式等方面进行考量。是，我承认我们国家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德治，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在中国，对司法的干扰，不仅来自“金钱”和“权力”，而且来自“人情”和“关系”，这种国情和现实，使中国的司法所面临的干扰风险非常之大。因此，需要建立坚固的体制障碍和制度隔离，使任何干扰都无法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
君不见各方官员贪腐，官商勾结，裸官现象等等一系列的，滥用自身权利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的人吗？德治在现在来说，真的还不是时候。
依法治国并非单单就是依据枯燥的法律条文治理国家，要考虑很多现实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在依据法律条文的基础上，扩大法律的范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充分的规范供给。恪守原有单一的法律渊源已无法满足法治实践的需求，有必要适当扩大法律渊源，甚至可以有限制地将司法判例、交易习惯、法律原则、国际惯例作为裁判根据，以弥补法律供给的不足，同时还应当建立对法律扩大或限缩解释的规则，通过法律适用过程填补法律的积极或消极的漏洞。
为了保证法律规范的质量和提升立法科学化的水平，应当进一步改善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提高立法程序正当化水平，构建立法成本效益评估前置制度，建立辩论机制，优化协商制度，提升立法技术，规范立法形式，确定法律规范的实质与形式标准，设立法律规范的事前或事后的审查过滤机制，构建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完善法律修改和废止制度等等。
综上所诉，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发展更需要德治。而是德治与法治相互结合，从而促进法治建设的完善。

『捌』 中国近代制宪史的启示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至今,中国宪政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百年宪政一路走来,确实是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由于从传统体制到宪政的进化必须经过制度和文化上的双重变迁,中国宪政之路的曲折和艰辛其实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在这个过程中,宪政制度屡建屡废；一次次令人激动的希望接踵而至,但又迅速令人沮丧地破灭.在纷乱不定的权力格局中,不同派别的政治斗争与妥协也曾产生过类似西方的宪法制度,但是都因为欠缺宪政文化的支持而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西方宪政制度和理想或许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距离中国现实却总是如此遥远.
中国百年历史昭示了宪政改革的难度,而改革困难的最终原因在于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般来说,宪政改革必须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次上同步推进.没有制度实践,宪政文化很难推广；没有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再先进也只能停留在条文层次,很难得到落实,最后或者名存实亡或者索性倒退到旧体制.这就决定了宪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获得成功,而必然是一个十分漫长和曲折的渐进过程.在理想情况下,要从传统体制和平进化到宪政状态,致力改革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从国外引进或创造新的思想,其中某些思想获得开明政府官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开始制度实践；老百姓从制度实践中获得了实在的好处,例如通过行政诉讼保护了自己的权益,因而普遍拥护一开始可能极其有限的制度改革,新制度及其所依托的新理念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例如,在行政诉讼实施十年之后,“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被作为普遍拥护的理念进入中国宪法；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学者和民众开始新一轮的互动,逐步将宪政改革推向深入,直至到达各方都认为满意的宪政状态.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渐进路线走过来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制度和文化交替进化过程中,中国从传统专制逐步走向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宪政 .现代各宪政国家采取的具体制度各不相同,但是普遍共享四个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它们构成了现代宪政的核心价值,也是各宪政国家普遍践行的基本制度.我们可以设想,民主、法治、人权和(纵向)分权共同构成一个四维坐标系,任何国家可按其在这四个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四维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走向宪政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借鉴和吸收上述四项宪政价值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尽相同.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只有人民自觉起来维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宪政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一、民主：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
毫无疑问的是,民主是宪政的第一要素.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便有宪政,也只能是恩赐的,因而必然极不可靠；更何况除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对人民负责的统治者是不会如此“慈悲”的.英国宪政传统的源头——《大宪章》——是英国贵族和国王斗争得来的成果,约翰王是在屡战屡败后实在无奈的处境下才在《大宪章》上签了字.以后的国王仍不甘心失败,屡次翻悔,而英国的宪政总是在民主战胜专制之后才取得进步.1689年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标志着议会对国王的最终胜利,英国宪政才以其独特的方式没有间断、没有悬念地发展至今.美国宪政则是在民主基础上对民主的反制,以防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民主不仅是宪政的基础,也是宪政的制约对象；没有民主与法治,美国联邦宪政就会无的放矢.由此可见,宪政从来离不开民主,两者从来是同步发展的,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甚至是一回事.
(一)新民主意识的萌发及其局限
(二)西式民主———文化沙滩上的制度大厦
二、法治———阻力最小的“西化”?
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是,法治是宪政的基础.依法治国的最高阶段就是依宪治国,而没有法治,宪政反而成了无本之末.因此,宪政和法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人治的环境下率先实行宪政,所有国家的宪政都是民主和法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当然,没有民主的法治可能是相当可怕的,先秦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法家当政时期之所以民怨沸腾,主要是因为那些铁面无情的酷吏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需要对社会负责,而儒家却误以为这是法治本身惹的祸.长期以来,儒家虽然并非绝对否定法治,但是重视德治、轻视法治(“德主刑辅”)的传统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中国法治和西方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虽然中国法家早在战国时期就发展了相当发达的法治理论,但中国现代法治仍然是西方“舶来品”.
尤其重要的是,政府法治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分权 ,因而分权成为宪政与法治国家的一项共同原则.虽然法治国家不见得非要采取美国或法国或任何特定国家的“三权分立”,但至少是某种形式的分权.这是因为和德治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它所强调的不是官员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而是人民对官员的控制与官员之间的相互控制.因此,它要求在政府内部建立相对分散与独立的权力中心,以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人员、财政、权力等各方面的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独立,有效的制衡就无法实现：如果议员就是执行官,那就至少不能指望这个议员能有效监督自己的行政活动；如果法官的命运和福利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那也不能期望他们能有效地保证行政法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证了分权对保障自由的作用,其实同样的论点也完全适用于分权对法治的保障.由于任何政府都具有立法、执法与司法三大主要职能,因而把这三个机构分开并保证其相应的独立地位,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为什么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就宣称：“只要没有保障权利并规定三权分立,那么社会就缺乏一部宪法.”如果没有分权,就不能保障法治,当然也就谈不上宪政；这样即便有一部“宪法”,也必然只是充数的“门面宪法”而已.
然而,在集权传统浓厚的中国,不仅中央和地方没有分权,而且政府内部不同职能也没有分权.集地方决策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县官升堂判案,早已成了中国传统法治状态的一副“标准像”.可想而知,这种高度集权状态下的“法治”和现代法治的差距是何其之大.
(一)法治理念的确立
(二)法治实践的有限成就
三、人权———从手段成为目的?
在以义务为主导的儒家传统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显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儒家伦理和现代人权观念格格不入；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你的义务就是你的权利.况且儒家从来高扬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因而可以被认为是“集体权利”的捍卫者.尽管如此,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人权观念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集体权利”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人身上.虽然儒家不仅强调“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而且也主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父,止于慈”,但是臣不“敬”、“子不孝”的后果很严重,而如果君不“仁”、父不“慈”,似乎除了道德说教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相比之下,现代宪法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法律救济的,而这一切对儒家传统来说无疑是很陌生的.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中国对个人权利的“本土资源”实在不多,而似乎可以预料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其他领域相比将遭遇更大的阻力.
一般认为,严复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在《原强》中主张“民之自由,天所界也”,且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正是因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是,事实上,严复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的自由主义者.在骨子里,他仍然摆脱不了以集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影响,因而他的主张实际上更接近社会功利主义者( utilitarian) .当然,社会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发生必然的矛盾；集体利益是个体利益之和,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学说,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确实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严复毫无疑问主张“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如果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冲突,则每个人都有义务“舍己为群”.既然连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都这么认为,权利观念在中国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适应乃至吸收西方人权观念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清政府显然对“臣民”的权利不感兴趣,但是《钦定宪法大纲》还是“附”上了9条“臣民权利义务”,其中有6条是关于“臣民”的权利,包括担任公职的权利、表达自由、罪行法定、获得法官审判的权利、财产权和居住权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则专门规定14条“人民”的权利,第5条和第6条还十分科学地区分了平等权和自由权.以后的“天坛宪草”、“袁记约法”、“贿选宪法”也都在国家结构条款之前规定了人民或国民的权利, 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则在“总纲”之后就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到民国时期,人权在中国似乎已经从功利主义的手段转变成自身值得追求的目的.
当然,宪法规定是一回事,权利保障的具体实施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因为缺乏司法审查制度,侵犯人权的事例自然是屡见不鲜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保障人权命令.胡适等人借此在自由主义杂志《新月》上发表文章,列举了许多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例子,公开提出保障人权、制定约法、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进而发动了一场人权运动.胡适本人因此受到当局警告,甚至被迫辞了校长职务；杂志总编罗隆基则受到拘捕,《新月》也不断遭到查禁而无法按时出版.由此可见,民主、法治尤其是司法审查保障机制的环境下,保障人权的宪法或法令是完全空洞的.
但是,即便如此,这些事件仍然表明中国当时对自由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例如,罗隆基曾精辟地指出：“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重要性的把握基本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少数杰出法官的水平,而且和美国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相比,中国少数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仍然针锋相对、直言不讳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胡适曾将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其对国民党鞭辟入里的批判可以说超越了当代学者的境界：一党专制“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同时,他准确地预见到：“现在的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国民党政府漠视人权、弹压言论的行为,使其丧失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最终丧失了政权.一个政府可以压制人民对它的批评,却不可能强行获得人民的拥戴.当然,这些尖刻的言论当时仍能公诸于世,确实表明言论自由并非完全丧失了公共空间,只是发表政治言论将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由于国民党政权对外面临日本侵略,对内受到共产党的制衡,党内也各路派系林立,因而无暇顾及所有对其不利的言论.但是,正像没有制度化的地方割据不是“联邦制”一样,没有制度保障的言论自由或其他任何权利也配不上“权利”的称号.如同民主与法治一样,民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是不能兑现的“口惠”( lip service) .事实上,在欠缺民主和法治的非常环境下,权利也不可能受到切实保障.
四、中央与地方分权———难以摆脱的集权传统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和其他宪政要素相比,中央集权可以说是中国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固然,由于中国地域巨大、地方差异显著,在交通和交流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中央集权必然有力不能及的地方,从而为地方自治留下了有限的空间,但是,这种有限的自治只是中央恩赐或疏漏的结果,当然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制度”.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曾提倡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分工,例如,乾隆年间秦蕙田提出：“设官分职,内外相维,体统相制”,但是,只有到近代才真正认识到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也只有到近代,有关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讨论才真正展开.
(一)联邦作为制度博弈的工具
(二)联邦试验的兴衰与启示
五、代结论：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
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是激进的,“进步”代表着整个近代史上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但从“中体西用”等不同版本的“国情论”来看,中国对西方理念的接受和吸收显然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不仅传统卫道士抵制现代西方的宪政理念和制度,即便民国时期造访中国的外国法律专家同样认为先进的西方理念不合乎落后的中国现实,因而屡屡建议中国采取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因此,虽然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明知“超然内阁”在法国以至其本国试验失败,却仍然建议中国研究这项制度.美国行政法学权威古德诺先是认为英国内阁制不如大总统制更适用于中国, 后来又主张民选总统制不如立宪君主制,结果直接为袁世凯恢复帝制所利用.哈佛法学院的庞德院长则更明确主张中国宪法“本土论”：“中国需要一种具有中国性格,合乎中国国情之中国宪法,不必抄袭外国.制定宪法时最应注意之点,乃使宪法之内容配合一国之历史与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立宪政府必须出一国之人民原有之文化制度及传统之理想中逐步形成发展,决非一种长成后可任意由一国移诸他国之物.”
根据这种理论,中国既不需要采取分权制度,也不应采取联邦制；至于是否应该像美国那样实行司法审查制度,对违宪的法律提供司法救济,还得“视中国之环境而定”.问题在于,形形色色的“国情论”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任何建设性方案,反而往往成为阻碍改革的借口.至于究竟什么才符合中国“国情”,国情论者一般也是自说自话,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便统统斥之为“不合国情”.这种主张在今天听起来何其熟悉,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又何其渺小.其实审视百年来中国法治的历程,几乎没有哪一项成就不是在克服“国情论”或“本土论”的保守和惰性之后才取得的.保守理论固然有助于避免盲目照抄外国经验,但是更容易助长夜郎自大并成为既得利益阻碍社会变革的工具.正是在超越“国情论”的封闭和狭隘的基础上,中国宪政不断走向世界并逐渐融入世界宪政的大家庭中.
中国宪政已经走过百年,最终要到达什么状态? 虽然中国宪政和西方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显然是不需要照搬西方宪政的.毫无疑问的是,每个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及其所对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不论西方宪政制度和理念对中国产生了什么程度的影响,中国和任何国家一样都注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宪法制度,各国宪法制度最终也确实是各国在特定政治与文化环境下自我决定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百年宪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国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民族与人种分享同样的人性需要和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必然具有世界各国宪政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统治规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程尤其表明,中国宪政并不是世界宪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入世界宪政大家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在经过2004年修宪之后,中国宪法所表达的理念和西方乃至世界各国宪法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中国宪政对西方宪政的借鉴和吸收过程仍在继续并还将继续下去.和百年前截然不同的是,很难想象今日中国还有任何人反对民主、法治或人权,而这些也正是世界各国普遍拥护的基本宪法价值.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盲目乐观地相信,中国宪政必然会通过渐进改革自动达到理想状态.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不排除统治集团和社会的利益发生根本的冲突,以至难以达成双赢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集团患得患失,那么很容易致使改革半途而废；和平渐进的制度改革是否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的觉悟、意愿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更普遍、更自觉、更强烈地拥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只有这样,中国宪政才能融入世界并为世界宪政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玖』 从中国近现代宪政的结局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近代中国宪政经验的启示
宪政改革要成功须依赖广大人民的参与和支持。
1908年，中国清政府出台了第一部宪法性的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这部大纲是
一部很糟糕的宪法，但它毕竟标志了中国宪政的起步，代表了从1840年以来半个多世纪思想的积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断求索着民族的命运，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小小的日本国打败，这对知识分子的震动尤其大。知识分子经过很简单的比较之后，马上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日本的宪政和法治远远走在中国前面。果然十年之后，日本不仅把中国打败，把俄罗斯也打败，这更加说明宪政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中国的朝野，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要进步，一定要制宪。到1908年，中国政府终于发现原来缺乏一部宪法，一套现代国家的制度。 1908年，中国终于出台了这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并没有得到实施。大纲中规定了很多制度，议会、人权、民主，当然是在君主控制之下的民主，但纸上的制度和实践的制度相差很远。为什么宪法从文本到制度实施那么困难？简单地讲，因为大众一直没有动力去参与宪政的过程，没有大众的参与，种种改革最后都归结为失败，缺乏这种宪政的文化，而制度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两者之间有比较好的结合，才能够同时进步，宪政文化的缺位，导致历次改革的失败。从1894年开始，立宪就成为中国精英的共识。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等进行了公车上书，经光绪皇帝的支持，实施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希望的时期。但很可惜百日维新很快就失败了。戊戌变法的希望覆灭向人们昭示着以后所有宪法改革的困难所在，改革迟早会触动既得利益，在没有人民的支持的情况下，最后必然走向失败。自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宪政被认定为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会失败？首先，中国一直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中国不是为了追求宪政而追求宪政，而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为了民族的救亡追求宪政。这样一来注定了中国对宪政的追求是半信半疑的。
宪政只是追求富强的一种手段，当人们发现宪政对富强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会抛弃宪政。对宪政采用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国民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民族救亡。其次，中国立宪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制度，并不在文化上。一旦要改革，要改变这种权力格局，就必然意味着他要失去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也就必然意味着官员个人的利益要将受到损害，很自然会抵制改革。这个障碍在戊戌变法时体现得非常清楚，阻碍中国宪政发展的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改革要成功有一个很根本的前提，就是要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从1840年到1911年，经过了多次改革，都是想在既定的政治格局之下推动政治和法治的进步，但最终失败了。既得利益的障碍使得改革进行不下去。那么改革究竟依靠谁呢？执政集团是非常多元的，其中有很短视的，就像当年的满清一 样，拼命维护眼前的既得利益，最后适得其反。也有比较进取的改革官员，单依靠这些官员行不行？不行。因为他们在整个体制当中必然是少数，而且必然处于弱势，即使他们成为最高领导人。所以光是依靠少数改革者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什么？因为宪政最后是想通过一种比较均衡的权力分配来得到比较均衡的社会资源分配，宪政是要让大家得到好处，大家都是宪政的得益者，宪政的事业必须要由人民一起来推广，而不能依靠少数的官员。宪政的进步是制度和文化之间的交替。
人民如何去支持宪政呢？首先要熟悉。比如清朝进行某些制度改革，但人们对这种东西很陌生，并没有看到这种制度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就不会参与，这项改革也必然是胎死腹中。这种参与的文化不是通过道德说教可以实现的，只有当制度真正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老百姓能够看到他所投的一票是有意义的，才会去参与。这是两方面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制度不能没有文化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文化要普及，必须要依靠制度的实践，没有制度的实践，只是学者的宣传，或者少数社会公益人士的宣传，最后没有太多人会去响应。
宪政的四个方面：民主、法治、自由权利、中央和地方关系总结百年宪政的经验，我们发现，宪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民主，法治，自由权利，中央和地方关系。
首先，民主是宪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宪政的前提，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可以在不实行民主的前提下走向宪政。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因为中国传统不是由民作主，而是替民作主，《尚书》有民主一词，但是意思显然不是由人民来选择汤王，而是让汤王成为人民的“主”。因为没有人民的参与，包括戊戌变法、晚清新政等在内的改良努力都失败了。这些失败向人们昭示，即使在执政集团当中有最高的领导人在推动改革，最后都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利益集团的巨大的惯性。后来辛亥革命催生了共和宪法，其最大贡献就是让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专制君主政体走向共和政体。辛亥革命不仅在宪法文本的制定上取得了成就，同时在民主实践当中也有一定的成就，尽管范围比较有限，但选民数量增长得非常快，有些地方的选民投票非常活跃，东北、江苏投票率达到60～70%，这对于以前一直缺乏民主的中国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方面，当时的民主有很多欠缺，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正常的，即便在很成熟的民主国家，像美国，负面竞选、相互抹黑的现象也非常普通。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中国的
知识分子，因为长期缺乏民主，对民主没有感性的认识，同时期望过高，所以当民主出现了一些差错，就过分悲观。在实施了几年民主之后，整个社会都开始怀疑民主政治的价值。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假民主、假共和，知识分子过分理想化，认为民主是一个很崇高、很廉洁、很高效的东西，只要实现民主以后，所有的社会弊端都会消除，在这个希望破灭以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中国的传统也缺乏法治观念，当社会争议和诉讼涉及到利益集团时，就通过权力和司法
来影响法治。法治的前提是分权，尤其是要保证司法不受其他外在力量的干扰，否则不可能实现法治。但是在传统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权力都高度集中，这就意味着传统中国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清末民初改革当中，法治的进步非常快，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到了20世纪20年代，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很多上层精英分子的共识。当时的进步非常了不起，比如最早的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法官在任职当中不得减俸，不得转职，这些都是对个人法治的保障如果可以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成为法治国家，乃至宪政国家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民国的法治有些局限性，尤其是司法审查制度几乎没有提到。这体现了人们对司法审查制度认识上的不足，但是这种不足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首先司法审查是针对民主而言的，没有民主，司法审查就失去了目的。当时中国整个宪政框架都没有建立，所以没有重视司法审查并不奇怪。人权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儒家的传统是义务导向的传统，权利对人们来说一直是很陌生的词，清末民初引入之后，受到很多的阻力。严复把自由主义引入中国，并且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是严复的自由主义似乎是一种社会功利主义。民国之后几部宪法都规定了权利，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并不大，然而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胡适、罗隆基等人正是在这种夹缝中发起了争取保障人民权利的人权运动，可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
最后一点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这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所没有的。自秦朝以后，中国2000
多年的中央集权根深蒂固，地方没有分权的空间。所有的宪法也都没有一部被称之为联邦宪法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较量和妥协的话题。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掌握了种种权力，所以主张中央集权，而国民党大多数主张地方自治和联邦制，各大军阀都希望通过地方自治甚至是制定审宪来维护自己对当地的统治。宪法的能力正是各方利益集团通过博弈产生一种制度。宪政不是某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先知给大家所规定的一套制度。清末民初，国家似乎也体现出各大利益集团通过利益的博弈来产生制度，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但中国不是这样，直有一个最高权力，下面利益集团之间达成的协议对这个最高权力是没有用的，没有经过最高权力认定，这个协定是作废的。所以斗争模式都是去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同情、支持。
但是民国的宪法却一再推倒重来。本来中国1923年的宪法是相对好一些的一部宪法，但很可惜，这部宪法是在曹锟的主持下通过的，所以也带上了贿选的恶名，随着曹锟的垮台消失了。1922年、1923年，国民党开始反对联省自治，最后北伐革命成功，中央集权又得到加强。1927年，国民党北伐快成功时，出现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北伐的成功才导致了国共的破裂，才导致国民党大规模的迫害共产党。北伐革命成功对中国宪政有推动吗？答案是没有推动，相反建立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其实，谈判、妥协的前提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地位平等，不是任何一种力量有正当性去消灭其他力量。中国没有谈判的传统，不具备这种文化和心理。
中国国情到底是什么
美国法学家庞德曾说，中国需要一种具有中国性格，合乎中国国情的中国宪法，不必抄袭外国。这句话比很多国情论者和本土论者讲得都更加精辟。问题是，中国国情到底是什么？这是所有的国情论者都说不清楚的。
庞德的言论发表以后，1946年大公报就刊登了一篇社论批评他的论点。“用他的话来看，
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合国情的，中华民国不合国情，地方分权不合国情，少数民族自治不合国情。中国一直是华夏民族，文明至上，男女平等更显然不合国情。国情论说不出到底什么才算国情，什么不是国情。 国情论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字面意义上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价值观。而且任何民族都有权利去维护这种价值，只要国家不是殖民地、不是亡国奴，没有谁能够强迫你去接受别人的东西。在这层意义上，任何民族都有权力决定本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国家制度。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人民决定接受了就是国情，所以被接受的东西，已经在实施的东西就必然是符合国情的。在这个意义上，国情论不是一个问题。但有时，国情论主要用来指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政治上没有可行性。但是任何一项改革，只有在进行试验以后，或者至少在充分的讨论之后，才有可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符合国情的。改革开放30年证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依法行政、法治国家，这些东西原先都没有，都是舶来品，一开始肯定也是不符合国情的，但如果回到1978以前，人民公社那就是国情，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为什么要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呢？是绝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选择走这条路。国情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跟一百年以前的任何时期相比，我认为中国现阶段已经为更好地落实宪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国内、国际环境比较稳定，这与以前常年战争、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我们的宪政意识得到根本的提高，这是戊戌变法的时候所没有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的文化支持，我们有理由保持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