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主线

『壹』 ，立法冲突的解决机制，也就是办法有哪些，如何完善。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体现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问题，是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必须首先考虑的要素。执行模式不同，整部《行政强制执行法》所体现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结构安排与体系都将随之变化。因而它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属于以法院为主导的模式，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教授将其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1］主流观点认为，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在总结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因此，它既有利于防止行政专横，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执行制度。［2］然而，从实践中反馈回来的情况看，我国这种以法院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模式的实际运转效果不太理想，表现出该种强制执行模式的诸多缺陷。主要有：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与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相矛盾；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执行权划分不清；法律责任不健全，追责机制不完善。［3］［4］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围绕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改革思路。［5］［6］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在坚持现行司法主导型执行体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二是在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时，通过行政公诉程序将其提交法院予以审判；三是在维持现行体制的基础上，将审查和执行职能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即法院只负责对行政决定合法性等内容的审查，具体执行则完全由行政机关负责；四是主张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回归行政机关，建立行政机关自力执行的强制执行体制。笔者认为，前三种思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缺陷，只有第四种思路才是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必然选择。主要理由如下：
1.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是由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决定的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我国学术界曾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权；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司法权；行政强制执行权具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7］（P114-115）笔者认为，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不能仅以一国现行制度为依据，也不应让执行中所实际渗透的其他属性的权力干扰对执行权属性的分析，判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应从执行依据作出时所体现的国家权力的性质及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语境出发。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是行政权力，那么行政强制执行权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一样，属于行政权。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语境来看，从我国第一本行政法学统编教材到最近的行政法学论著，学者们都把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方式加以论述。既然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意味着行政强制执行权本身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从根本上讲，行政权是执行权，司法权是判断权。因而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界定为行政权是符合行政法基本理论的。既然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权，那么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就只能是行政机关，否则，必然造成行政强制执行性质认识上的矛盾与混乱。
坚持法院也应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学者在认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是法院依行政机关的申请所作的执法行为，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实质上是行政权中执行权能的体现，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延伸和继续；［8］（P184-185）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将行政强制执行仅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的，可以称为行政行为，但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经法院审查同意下令强制执行的，它就是司法强制，不应再称为行政行为，应是司法行为；［9］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应属于司法行政强制执行，其主要性质为司法强制执行，次要性质为行政强制执行。［10］仔细分析，这三种观点在理论上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
第一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点明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性质还是司法性质。但从其论述来看，我们似乎从中可以推论出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也应属于行政性质，因为它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是行政权的体现、延伸和继续）。笔者认为，法院对义务人行政义务的强制执行只能是一种司法性质（非诉讼）的行为，不存在法院而为的具有行政性质的强制执行。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比确有他的高明之处，该观点将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所为的强制执行行为在性质上作了明确的区分，而且定性准确、到位。但是，这种观点也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将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方式来看待或论述，又如何能将行政强制行为划分为行政性质的行政强制执行和司法性质的行政强制执行呢？可见，这一阐说尽管弥补了前种观点的缺漏，却又给行政强制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悖论。［11］第三种观点从矛盾关系原理出发，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定位为司法行政强制执行，克服了把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仅仅局限于行政强制执行或司法强制执行的局限，有一定的高明之处，但仔细分析，实际该观点是第二种观点的进一步翻版。既然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主要性质为司法强制执行，次要性质是行政强制执行，那么该行为总体上应属于司法行为。这又必然与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方式的基本语境相冲突。
2.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也是由司法权的性质决定的
司法的内涵应当是司法机关依法对争议所作的具有法的权威的裁判,其本质是权威裁判。［12］它具有事后性、消极性、最终性的特点。而我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实际上是一种事前审查，即具体行政行为在被法院强制执行前，法院要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我们姑且不谈这种审查的必要性与否，单就这种审查行为的性质而言，它就违反了司法的事后性、消极性、最终性的特点。实际上，我国以法院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不同于国外的司法主导型模式的，即形似而神不似。比如，在美国，行政机关虽拥有多种间接的执行手段，但当事人不执行行政决定，须强制剥夺当事人的自由与财产时，有关行政机关、检察官等须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由法院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合法以及行政相对人是否拒绝履行行政处理决定所确定的义务，裁判是否予以执行行政决定。当事人基于行政决定违法以抗辩时，法院才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这就是所谓的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而当法院裁定应当执行某一行政决定的情况下，其具体执行的任务最终是由司法部下设的一个专门部门来完成。因此，这种合法性审查可以说与一般司法行为一样，都具有事后性、消极性和最终性的特点。从这个角度说，我国诉讼前审查制可以说独具特色，［13］（P89）混淆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
3.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不对等决定了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实施
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机关是管理者，行政相对人是被管理者。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其义务时，行政机关无需借助于法院的力量强制相对人履行义务，而完全可以依靠行政系统的内部力量。这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当事人必须借助于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这是因为，行政处理由于具有效力先定特权，它的执行方法和私人关系中义务不履行的执行方法不一样。在私人关系中，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只能请求法院确认义务的存在，并强制他方履行义务。除通过法院外，私人不能有其他强制履行义务的方法。行政处理由于具有效力先定的特权，一旦成立就假定符合法律规定，不需要通过法院确认，当事人不服时，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申诉。当事人不履行时，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执行，称为强制执行。这是行政处理执行的特点。行政处理具有强制执行力量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决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绝执行，公务将无法实施，国家将成为无政府状态。［14］（P167）但是，若为了进行强制执行而行政机关必须诉诸于司法审判的话，很明显，将会导致......行政陷入诉讼的泥潭，无法保证其效率的后果。［15］（P481）日本学者盐野宏在分析由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合理性时也指出，在进行行政强制执行时必须进行行政上的判断，如果将此任务委托给法院的话，不但浪费时间，而且也存在给法院增加过重负担的问题。因此，从理论上讲，国家权力作为公共权力，其实施强制执行，不属于私法上自力救济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本身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而由法律赋予的，在该限度内，权力的行使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及增进社会福祉，因而有其正当性之根据。［16］（P161-162）正是在此意义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行政机关都享有程度不同、范围不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甚至有的国家连法院的行政判决也由行政机关执行。在德国，对于法院的判决，相对人不执行的，可由有关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执行法》实施直接的强制执行。因此，无论是从行政法制的理论，还是从世界法制发展的情况看，行政决定由行政机关执行，都是可行的。［17］
4.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来统一行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意味着具有行政处理决定权的机关就一定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诚然，执行权是行政机关的固有职权，但是，执行权并不是所有行政机关都具有的职权。在现代法治社会，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一种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相分离的趋势。从权力分离的角度，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离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行政权的外部分离，另一种是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坚持法院也应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学者只看到了行政权的外部分离，即行政决定权属于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可属于法院，而忽视了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即在统一的行政权内部，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是可以由不同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行政权的外部分离，违背了行政权的本质与运作要求。因为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求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且要求独立性。而行政权的内部分离，则体现了统一、独立的行政权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是高效、公正实现行政权内容的必要形式，也适应了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最新发展趋势。实际上，在现代行政法观念中，行政决定权与执行权也已经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力，前者，是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状态的主要方式和行政手段；后者则成为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即义务人在法定期满后仍拒不履行义务时才能依法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或者说是在其他方法使行政义务难以实现时才能采取的‘最后的行政手段'。［18（P32）
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统一行政权内部的分离则表明，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是所有具有行政处理决定权的机关就一定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因而它为我国在行政系统内部建立普通行政机关与专门行政机关相结合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既然行政决定权可以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分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行政系统内部建立一个专门的行政机关来统一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同时，考虑到行政管理任务的专业性、技术性等因素，我们又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授予具有行政决定权的某些行政机关自己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这样，我们在行政系统内部就可以形成一个以专门行政机关执行为主，普通行政机关执行为辅的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考虑到与我国原有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衔接，在现阶段，这种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可以这要设置：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专门行政强制执行机关，负责执行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中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案件；现有法律法规规定可由普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的案件，继续由该行政机关执行。
在我国，建立专门行政机关与普通行政机关相结合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不仅有上述理论上的依据，更有现实立法经验的支撑。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全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既然行政处罚可以由一个专门的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当然也可以由一个专门的行政机关来统一行使。这样采取专门行政机关与普通行政机关相结合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权被滥用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当然，要切实发挥该种模式的应有作用，还必须对行政机关的执行权限及程序作出严格的规定。
5.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当时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影响的结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非是理想的选择
许多学者认为，由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可以防止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滥用而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实际上，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当时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影响的结果，它是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法院应统一行使强制执行权这一观念的产物，它既非出于保护公民权益免受行政执行权侵害的初衷，也不是基于对行政权加以控制的考虑，毋宁说，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19］（P85）也就是说，有效扼制行政强制执行的滥用并不是我国事前审查性质的强制执行模式的初衷，如果该种模式却有扼制行政强制执行权滥用作用的话，充其量这也只能是该种模式的副产品。
基于此，与其把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法院，混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降低行政效率，增加控权成本，不如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限制，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1）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对专门行政机关与普通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作出明确统一规定，从权力的来源上严格控制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滥用。也就是说，对于哪些行政机关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哪些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由法律作出严格的限定。一般情况下，法律明确规定由普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普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法律规定由普通行政机关申请专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专门行政机关负责强制执行。（2）严格制定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程序，从权力行使过程上控制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滥用。综观各国的行政执行法大多以强制措施的发动程序为标准进行分类建立起基本框架结构，中国将来制定的有关行政强制行为的统一法典亦是一部程序性的法律，应以行为程序为立法主线。对行政权的运作进行控制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行政程序。［20］因此，通过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授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设定科学合理的执行程序，规范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使。（3）建立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监督与救济制度。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方式加强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事后监督，并给予行政相对人多样的救济途径，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贰』 西方的“三权分力”制度的具体的内容是

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分权思想由来已久，其源头可远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分权思想的人之一是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洛克生活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革命成功后，他在总结革命经验并吸取前人混合政体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其分权思想，从而初步奠定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组织形式的理论基础。

分权的目的——保护私权。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具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却相互侵扰，为了克服这种缺陷，人们就以契约的形式，让渡出自由惩罚他人的权力，交给一个中间人行使，这样国家就产生了。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特别指出，人们在相互订立契约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权利都交出去，而是保留了作为最基本权利的生命、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都是不可让与和不可剥夺的。根据这种观点，国家的目的应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个人权利造成最大伤害的却往往是国家权力，他认为人们若把财产交给专制君主来保护，便是无异于为了防止狐狸的骚扰而甘愿为狮子吞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体下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为了防范政府超出人们对它的授权，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权利，分权便是必要的了。

分权的依据——社会契约。国家权力应如何划分呢？洛克是依据社会契约这条主线从国家权力的起源上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他指出原始状态的缺陷在于对人们的彼此侵害行为缺乏一个裁决的共同尺度，同时更缺少一个保证裁决的执行者。国家的作用就是弥补这两个缺陷。据此，国家最基本的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所谓立法权，就是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所谓执行权就是负责执行制定的和继承有效的法律的权力。以上两者都是国家对订立契约的社会成员的内部权力，是最基本的权力。除此以外，在国家生活中，还有一种处理与国家无契约关系的个人和群体的权力，洛克称之为外交权，它是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结盟以及同国外进行交往的权力。至此，洛克依据契约论这条主线，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与外交权三种。但出于权力实际运行的考虑，洛克又指出，如果执行权和外交权掌握在不同的各自行动的人手中，就会使公众的力量处于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会导致纷乱和灾祸。因此他把外交权作为执行权的一部分。这样，国家权力实际上就是由立法权和执行权两部分组成。

分权的关键——限制权力。在《政府论》中，洛克明确地指出分权与权力分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说分权不是简单的在形式上将权力分散化，而是更有效地对权力加以限制。如果被分立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权力的公共性同样会受到扭曲并对私权造成更大的侵犯。为此洛克提出以下主张：第一，权力应是彼此分立的。他说，如果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掌握在同一个或一批人手里，权力能够带来利益的属性就会对人性的弱点造成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就攫取权力以谋取私利。因此立法权和执行权应绝对分开，立法权归属于民选议会，执行权则属于世袭的君主。第二，权力之间是不平等的。洛克强调立法权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仅仅是相对政府而言的。他解释说：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就是最高的权力，因为谁能对另一个人订立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第三，各种权力都是有限的。对立法权的限制是：议会只能以人民的福利为立法的宗旨，以人民的授权为存在的基础，其权力不能滥用和转让并随时可以被人民收回，立法机关仅在制定法律时才存在，其成员本身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对执行权的限制是，政府必须严格地按照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办事，不得自行其是或者滥用权力。最后他指出，如果立法机关和君主任何一方违背人民的委托时，人民都有权利推翻他们。

洛克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产物。它的分权思想虽然不系统，但却第一次为资产阶级用民主形式组织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发展成为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主要原则。
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他还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说明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指明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可通过相互的反对权相互钳制，立法机关的两部分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而行政权亦受立法权的约束，彼此协调前进。
孟氏的分权理论与洛克的分权理论相比有重大的发展，孟氏的三权划分比洛克更明确，且比较合理，更重要的是，孟氏不仅说明分权，而且进一步说明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解决，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鼓舞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且对未来国家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提供了参考模式。
首先，从三权分立的目的看，无论对于该理论的创始人还是运用该理论的国家来讲，三权分立就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某一国家机关或者个人的独裁和专制，从而保证国家政治上的稳定。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约权力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制约都是一种实在的需要，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
其次，从三权分立的内容看，在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享政权的事实已成为历史以后，按分权理论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都根据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这三种国家机关分别行使不同的国家权力，并使之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很难说这三种权力是分立的，就连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实际上也是有产者的论坛和表决器，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仍然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整体利益，为保证国家权力有效、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模式。
再次，从三权分立的功能来看，在国家生活中，它大体发挥了以下几种功能：1、区分功能。现代美国宪法学家柯尔文曾把三权分立总结为四个要点：<1>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固有的独特的职能；<2>这些独特的职能应由三个分别配备人员的政府部门各自行使；<3>三个部门在宪法上应该是平等、互相独立的；<4>立法部门不能把权力委托给他人。此种说明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特别在美国这个说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现代大多数国家在实践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使得国家职能得到合理的区分和实现，这的确是有目共睹的。2、平衡功能。国家权力在区分的前提下，根据其职能配置不同的权力机制，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不致使某一部门因权力过大而导致权力运行失衡。3、制约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差异，机构的分离，职权的划分，相互间权力运行的牵制，使得三种权力能够达到有效的制约。4、补救功能。当三种机关中的某一机关在行使权力不当招致社会不满时，其他的机关可以行使权力，挽回影响和损失，从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叁』 建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为什么 立法先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这一崭新表述，是贯穿决定全篇的一条主线，为新时期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定了性质、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这一崭新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对
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国家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的重大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总抓手。
贯彻和落实这一要求，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含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指的是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意志和社会主义属性的法治
诸要素、结构、功能、过程内在协调统一的有机综合体。之所以要以体系化的方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本身就是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
杂、功能综合、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各系统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当其协调一致时可以发挥最大功能，但当某一环节或系统出现了毛病，就会影响
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体系特征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

『肆』 任何法律都有总则吗

法律不一定都有总来则

总则是源法律中开宗明义、统领全篇的部分。一般来讲，凡是结构比较复杂，设有“章”这一层次的法律都有总则。总则的内容一般包括立法依据、立法任务、立法宗旨、基本原则、调整对象等，这些内容体现一部法律的立法精神，起到“纲”的作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指导、规范、保障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作为这部法律的总则，本章共有八条，规定了本法的立法目的和依据；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与提高妇女素质和地位的关系；依法行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机关；政府有关部门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责分工；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责任；奖励等内容。本章中规定的上述内容，体现在整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其余各章均以总则为主线，贯穿了总则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伍』 党内监督条例的立法目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问答

《 1、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答： 为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党内 2、监督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 党内监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党 3、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有哪些？

答：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党 4、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有哪些？

答：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是：
（一）遵守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维护中央权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决定及工作部署的情况；
（二）遵守宪法、法律，坚持依法执政的情况；
（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四）保障党员权利的情况；
（五）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
（六）密切联系群众，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情况；
（七）廉洁自律和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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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共五章47条，全文约6600余字。第一章总则规定了《党内监督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和重点内容、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关系等。第二章监督职责规定了各级党委、党委委员、各级纪委、纪委委员、党员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在党内监督中的职责、责任和权利。第三章监督制度规定了规范党内监督的10项制度，即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制度、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戒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第四章监督保障规定了实施《党内监督条例》的保障措施。第五章是附则。
《党内监督条例》通篇贯穿了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一主线，力求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持党的活力和创造力；通过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是根据党内监督的实践和解决党内监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是党内监督实践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这个问题如果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就可以带动党内监督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键是要把握住一条主线：加强党内监督，既要发展党内民主，又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二者不可偏废，这是《条例》的主线。把握好这条主线，是我们学习《党内监督条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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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人大主导地方立法的程序有哪些

一、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的认识

自1979年地方组织法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以来，地方立法为国家立法积累了有益经验，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对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实施，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30多年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管理事务的日益复杂和民众需求的多元化，社会各方面对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行政部门主导立法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法效率，满足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对立法的需求，但由此产生的部门利益法制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立法质量的提高。为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修改后的立法法从法律层面上对我国现有立法体制机制的完善作了顶层设计，强调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充分发挥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用好、用足、用实立法权，既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应有之义，是立法工作与时俱进适应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们理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在立法总体思路上统筹考虑。在党委的领导下对立法工作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突出人大统领立法工作全局的作用，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来谋划和组织立法工作，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二是在立法具体环节上统筹协调。在立项、起草、审议、修改等各个环节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合理配置立法资源，牢牢把握立法进程，既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等有关各方的积极性，妥善平衡各方需求，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又要防止部门利益干扰，树立立法机关的权威性。三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决策主导。对法规中涉及公民有关权利、义务的确定，执法主体权力、职责的设置，以及具体法律责任条款的设定等内容，在把握合法性、合理性原则和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敢于决策，善于决策，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主导作用发挥的现状及问题

（一）对地方立法工作统筹协调不够。从当前地方立法实践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无论是在立法的总体思路、顶层设计方面，还是在立项、起草、审议等立法具体环节方面，统筹协调作用发挥不够。

1．对立法与改革关系的处理统筹考虑不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法律法规数量较少，而改革发展的任务重、时间紧，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更多的是“先破后立”，往往是改革实践走在前面，然后通过立法来确认、巩固改革成果。这种“先改革、后立法”的总体思路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推动了改革发展进程，但也存在严重弊端，比如，一些改革措施的“良性违法”得到认同并体现在法规具体条文中，出现了立法者“闯法律红灯”的现象。现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常态下，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很少有法律的空白领域，因此，如何统筹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实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是地方人大面临的重要课题。

2．对人大与政府在立法中的角色定位统筹考虑不够。地方人大对哪些事项必须由人大立法，哪些事项可以由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统筹考虑得不够。立法实践中有的时候存在一些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地方政府却制定了规范性文件，规避了人大立法程序；有的不是必须制定地方性法规，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就可以满足实际管理需要的事项，最后却进入了人大立法程序，立法资源被过度使用导致“繁法扰民”。

3．对立法队伍建设统筹考虑不够。长期以来，人大及其常委会比较注重人大立法工作专门机构的建设，而对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立法能力建设有所忽视。在抓立法队伍建设的时候，往往更注重专门机构的设置和专业力量的配备，对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立法培训不够重视，直接影响了法规审议质量。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对本地区政府法制队伍建设也统筹考虑不够。一些由人大组织专题教育培训、法制讲座、立法研讨会等活动，邀请政府法制部门参与的并不多；平时交流更多的是业务往来，人才互相交流的渠道不畅通，立法工作中的新动态、新要求、新思路等信息共享不够，等等。

（二）对确定具体立法项目的主导不够。从立项工作的实际情况看，人大被动“等米下锅”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及其部门对一些工作中亟需或者涉及本部门切身利益的立法项目，争先上报；而对一些涉及多部门且分歧较大或者复杂利益关系、社会矛盾集中的立法项目，往往积极性不高，无法立项。虽然在立项的程序上，要求拟列入年度立法计划中的项目须是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具备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并经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确定,
但由于在立项的前期环节，人大主动调研不够充分，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和专门的信息渠道来全面系统地掌握社会立法需求，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府及其部门立法积极性的制约和影响，导致制定的立法规划计划往往更多是各部门立法建议项目的简单拼盘汇总，或是平衡各部门意见后的妥协结果。

（三）对法规起草工作主导不够。目前，大多数法规草案是由政府部门起草，人大自主起草的法规草案比重偏低，且多数是涉及人大履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立法项目，涉及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较少。虽然政府有关部门长期在一线从事相关具体工作，在其工作领域对相关业务更为熟悉，在法规起草上有一定优势，但是行政机关受其权限和视角的影响，往往将立法的注意力集中在强化行政管理职能上，而忽视全局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部门利益倾向；一些综合性较强、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起草，或者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各方意见分歧较大的项目，部门经常互相推脱，不愿意牵头起草，导致一些重要法规迟迟不能出台。

（四）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发挥不够。从目前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现状来看，代表作用发挥得仍然不够理想。一是代表议案和意见建议及时转化为立法规划计划的数量非常少。二是立法过程中代表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邀请代表参加立法调研、论证、听证等活动不足，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表达意见的途径有限，难以实质性参与立法活动；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的效果不够理想，确定列席代表名单时没有综合考虑代表的专业特长、职业特点等，导致难以提出高质量、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存在“重意见收集、轻处理反馈”的问题，影响了代表参与的积极性。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主导作用发挥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认识不够，立法制度的顶层设计还不完善，科学合理的立法工作机制有待健全，立法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等等，但其中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大主导立法能力不够，与立法任务不相适，主要表现为：一是作为立法主体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结构上需要进一步优化。兼职委员多、专职委员少，由于兼职委员一般都有繁重的本职工作，很难投入更多精力用于立法工作。其次，专业人才数量较少，尤其缺乏精通法律、财经等方面的人员。二是专门委员会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组成人员专业构成不合理，法律专业人员偏少；来源单一，大多是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和基层人员偏少；兼职委员较多，不能保证经常参加立法调研和审议活动。三是当前地方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立法工作者对实际情况特别是基层情况和人民群众意愿了解不够，不能摆脱部门利益的掣肘；立法工作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干部知识结构单一、年龄结构偏大，干部队伍流动缓慢，进出通道不畅等等。

三、新形势下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主导作用的路径和措施

在新起点上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要着力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抓住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这个关键，突出立法工作机制的健全完善这条主线，强化立法队伍建设这个根本保障。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

党对法治的领导，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领导立法。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确保党的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因此，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主导作用；越是坚持党的领导，就越能有效地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保证立法正确的政治方向。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需要不断完善党委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凡立法工作规划、年度立法计划、重要的立法项目以及立法队伍建设等，都要及时通过常委会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积极争取党委的支持。凡立法中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决策权在党委，必须由党委讨论决定，以确保重大立法决策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共同意愿。有些问题虽不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但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无法协调形成共识、利益博弈难以平衡的，也应当由常委会党组向党委报告，由党委决策。

（二）抓好统筹协调是关键

一是统筹协调立法与改革相衔接的关系。对各方面提出的改革思路和措施，主动从立法上研究可行路径和解决办法，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同时，突出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对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与改革决策不一致的，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需要法规授权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改革的方向确定了，但具体怎么改、制度怎么设计还没有成熟意见的，应当有一定的前瞻性，为将来的改革发展预留空间。

二是统筹协调人大与政府在立法中角色定位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立法工作联系沟通机制，对立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特别是对法规草案涉及的管理体制、职责分工、机构编制、预算安排等存在重大分歧的，要认真研究、协调，有的问题可以让政府先行协调，提出方案；或者引入第三方评估，向党委请示报告，由党委决策。

三是统筹协调人大法工（制）委与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作用发挥的关系。加强法工（制）委与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协调配合，发挥“统”与“专”两个优势，做到1+1＞2。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开展立法调研活动，应当有针对性地邀请法工（制）委参与，以便于提前了解法规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法工（制）委在法规草案进入常委会一审之后，应当邀请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参与对法规草案的修改和调研活动；审议法规草案时，邀请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成员列席会议。

（三）完善工作机制是主线

1．完善立法选项机制，牢牢抓住法规立项的主动权

一是拓宽立法项目来源。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民群众立法需求以及上位法制定修改情况，及时收集相关立法信息，加强立法调研，梳理、研究提出计划建议项目。广泛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项目，更多地向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下一级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社会组织等征集立法项目。

二是加强立法项目的评估论证。建立完善立法选项评估论证制度，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联系，科学确定立法项目。在听取项目提出单位关于项目调研论证情况的报告后，组织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常委会立法顾问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对建议项目的立法依据、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法规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社会效果等进行评估论证。

三是重视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议案和建议。不断完善代表议案、建议与立法规划计划编制相衔接的机制，将关系本地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条件相对成熟的立法建议项目优先列入立法计划。同时，建立完善相关机制，为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创造条件。

2．完善法规起草机制，把握法规起草的主导权

一是逐步提高人大自主起草法规的比重。进一步充实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的立法力量，拓宽人大自主起草法规的范围，逐步提高自主起草法规比重。建立由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规草案制度，对法律关系复杂、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的立法项目，还可以吸收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参与起草。同时，也应注重借助外力，对法规中涉及管理体制、机构编制、部门职责、经费保障、执法队伍等方面的内容，要充分听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对法规中专业性较强、需要调研论证的内容，可以委托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研究，为立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完善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机制。对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或者涉及多个执法主体和不同利益群体、立法难度大的立法项目，可以采取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起草的形式，发挥专家学者在立法工作中的智囊作用。同时，为确保委托起草的质量，人大要全程参与委托起草过程，向受托单位明确立法宗旨、基本思路和原则，并及时就起草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指导。

三是完善人大提前介入法规起草机制。现阶段，考虑到人大立法力量有限，政府在立法工作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因此，除了一些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立法项目，多数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还是应当由政府法制机构及相关部门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专门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要提前介入到法规的起草工作中，对法规草案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及时进行指导。同时，及时掌握立法进展情况，对起草中涉及的重点、焦点、难点问题进行指导和协调，把在起草过程中发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法规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

3．完善法规草案审议机制，提高审议质量

一是加强专门委员会审议。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应发挥“专”的优势，把握好法规草案审议的第一道关口，对立法的必要性、成熟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调查、论证和研究，解决立不立法、能不能立法的问题；同时对法规草案涉及的重要制度、工作机制等问题，特别是起草阶段各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法制委要注重发挥“统”的作用，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统一审议，重点调研、审议法规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问题，并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以及意见吸收情况。

二是改进常委会审议。首先，合理划分常委会会议一、二审的重点内容。一审应侧重审议立法必要性、可行性，重要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等问题；二审应侧重审议法规草案的修改情况，包括意见的吸纳情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各方面的协调共识等问题。其次，改进审议程序。综合考虑法规草案的社会关注度、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等因素，增加“隔次审议”，保障有充足的时间开展调研论证和对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同时，在审议的形式方面，除了采取分组审议外，还应选择社会关注度高、利益关系复杂的法规，对其中主要问题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以便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见解。

三是探索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可以每届选择一两件关系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法规，在常委会审议后适时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4．完善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机制，拓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渠道

在编制立法规划计划时，充分听取和吸收人大代表的意见。确定年度立法计划时，将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中相对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重要依据。组织开展立法调研、听证、论证、修改、评估等活动，邀请相关专业领域的人大代表参加，增加一线代表、基层代表参加活动的数量。设立人大代表法制专业小组，结合代表的职业和自身兴趣、专长，围绕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代表参与地方立法工作。完善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专门（工作）委员会会议制度，增加列席人数，扩大列席范围。

5．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

一是完善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措施。完善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拓展旁听人员范围，增加旁听人员名额；探索实行立法听证的简易程序，根据实际情况，务实、灵活、多样地进行立法听证，可以请进来，可以走出去，可以一对一地听、一对一地反馈，也可以集中听取、集中汇总通报；完善立法基层联系点工作机制，在下级人大常委会、高等院校、社区等设立立法基层联系点，更直接、更便捷地了解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地方立法的需求。

二是改进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方法。在公开征求法规草案意见建议时，一并公布法规的立法背景、法规中拟解决的重点问题、拟采取的立法措施等内容，增强针对性。在征求意见的形式上，广泛通过报刊、电台、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立法官方微博等媒体和现代通信手段发布公告、消息和公益广告，公布法规草案，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和讨论。此外，还要探索建立社会公众意见吸纳情况反馈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意见吸纳情况，并实行奖励制度，激发公众参与立法的热情。

三是重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在立法中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参与立法的相关机制，拓宽参与主体，扩宽参与途径，增加参与实效。在参与主体方面，综合考虑可行性、代表性和时效性等方面因素，把自愿报名、随机抽样和指定参与等方式结合起来，拓宽参与主体的覆盖面，增强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在参与途径方面，除了发送书面征求意见函，还可以组织召开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说明会和立法评估等活动，使参与主体能充分表达其意见主张。在成果的运用方面，对意见建议原汁原味整理并形成书面报告，逐条逐项加以研究，作为立法的重要参考。对能吸收的意见充分吸收，并及时予以反馈。

（四）加强队伍建设是保障

人大在立法工作中主导地位的实现，还有赖于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立法队伍。适应新常态下立法工作的新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全方位、多途径、多渠道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为人大发挥立法主导作用提供人才保障。

一是强化立法力量配备。首先，增加具有法律理论水平和法治实践经验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比例和法制委委员比例，逐步提高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比例，充实各专门（工作）委员会中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注重从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中优先考虑组成人员人选。其次，加强立法工作机构建设，充实立法工作人员，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基层干部、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专家中选调、招录既懂法律又了解基层情况的立法工作者制度。

二是强化立法工作人才培养机制。强化立法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通过培训进修、挂职锻炼、出国（境）研修、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培养立法工作人才。鼓励立法工作者多到基层调研，拓宽立法工作者基层锻炼渠道，除到其他党政机关挂职锻炼外，也可以选派立法工作者到院校、企业、社区等见习、挂职。

三是强化立法工作人才交流机制。建立完善干部轮岗交流机制，形成立法、执法、司法三支干部队伍交流方案和举措，畅通立法机关与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干部交流渠道。

『柒』 怎样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主线以及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措施

党的十五大郑重地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基本方略，这标志着我们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
应当认识到，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整个
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

从外部联系来看，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统一性表现
在两个方面：第一，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都是我国人民的历史
性选择。党的领导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实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必然要求。事实
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今天所取得的光
辉成就。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
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实行的管理模式已不适用。于是，我国人民选择了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模式：依法治国。可以说，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内在
规律性的反映。第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价值目标是一致
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着她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没有
特殊的利益需要保护。她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实施依法治国
方略的目的，正是把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通过立法渠道上
升为“法”，并通过执法、司法活动加以实现。从维护人民根
本利益而言，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两者的目的都是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人民过
上自由、民主、富裕的生活。

从内部联系来看，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统一性还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必须实行依
法治国方略。党的领导是通过方针政策、思想工作、组织工作
等渠道实现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形成了主要依
靠政策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
物。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需要普遍有效而稳定的行为规范，需要切实保护公民个人或法
人的合法权利，需要与国际经济贸易惯例相协调，这就必然要
求社会生活程序化、法制化。依法治国方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和保障党的领导
的最好途径。第二，实行依法治国离不开党的领导。在法律实
践活动的全过程中，党的领导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党带领
人民制定法律并遵守法律，党的政策不断上升为国家政策并经
立法程序被赋予法的形式。党还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
教育广大干部自觉依法办事，并协调各司法机关的关系，使法
律得到认真的执行。

在认识和分析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时，应当注意避
免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坚持“人治”，以言代法，一言堂，
无视法制。其实质是封建主义特权思想作祟。另一种偏向是以
西方三权分立的“法治”为标准，把依法治国方略同党的领导
对立起来，甚至主张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在理论
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不是写在教科书上的抽象
原则，而是需要通过自觉的实践活动来加以实现的。比如，党
的领导常常是通过制定和推行政策来实现的。在这里，一方面
要注意将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党制定新的政策
时，还要注意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从而维护党的政策和国
家法律的统一性。

『捌』 正当防卫与刑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有哪些

我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理论上几乎一致认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是密切相连的，没有正当防卫的前提就没有防卫过当的存在。防卫过当是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和损害结果的非正当性的统一。防卫行为的正当性是指，实施防卫行为时明确有不法侵害的存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损害结果的非正当性是指，防卫行为的强度和力度明显超过了不法侵害的强度和力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重大损害，从而使合法的防卫行为变成了不法的侵害行为，也是正当性的行为转化成非正当性的行为。 应该说此种观点是完全符合立法意图的，并且从刑法对防卫过当的刑事处罚的规定看--“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是对防卫行为正当性的特点的肯定，从而鼓励公民见义勇为，维护公共秩序、保护社会。

海口律师网页链接

当我们在概念上弄明白正当防卫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中就有了一条清晰的主线，但要想弄明白新刑法中正当防卫的界限，必须从正当防卫构成的要件入手，从我国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可以把正当防卫的要件归为以下几点：一是实施正当防卫时，必须有不法行为的侵害性;二是实施正当防卫时，不法侵害的行为必须是正在进行着的，具有非常强的时间性;三是实施正当防卫时，不法侵害必须具有现实性，不能想当然;四是实施正当防卫时，公民必须具有防卫意识。从正当防卫构成的要件来说，也就界定了正当防卫的权限。

『玖』 历史题！！！！！！！！！高分

简单来说抄，西方的代议制由英国创建，17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结束后，英国贵 族等阶级为了自己的权力和限制王权，颁布了《权力法案》，确立了代议制。之后英国的工业革命把这一制度推广了。
起到的共同作用，就是民主。可以从三权分立的作用说，确保了人民的民主权力什么的。缓和了社会矛盾啊，有利于集中民智啊等等。不利的作用就是效率低。

希望对你有用哦。

『拾』 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得是哪三种权力的分力制度

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分权思想由来已久，其源头可远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分权思想的人之一是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洛克生活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革命成功后，他在总结革命经验并吸取前人混合政体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其分权思想，从而初步奠定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组织形式的理论基础。 分权的目的——保护私权。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具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却相互侵扰，为了克服这种缺陷，人们就以契约的形式，让渡出自由惩罚他人的权力，交给一个中间人行使，这样国家就产生了。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特别指出，人们在相互订立契约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权利都交出去，而是保留了作为最基本权利的生命、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都是不可让与和不可剥夺的。根据这种观点，国家的目的应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个人权利造成最大伤害的却往往是国家权力，他认为人们若把财产交给专制君主来保护，便是无异于为了防止狐狸的骚扰而甘愿为狮子吞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体下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为了防范政府超出人们对它的授权，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权利，分权便是必要的了。 分权的依据——社会契约。国家权力应如何划分呢？洛克是依据社会契约这条主线从国家权力的起源上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他指出原始状态的缺陷在于对人们的彼此侵害行为缺乏一个裁决的共同尺度，同时更缺少一个保证裁决的执行者。国家的作用就是弥补这两个缺陷。据此，国家最基本的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所谓立法权，就是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所谓执行权就是负责执行制定的和继承有效的法律的权力。以上两者都是国家对订立契约的社会成员的内部权力，是最基本的权力。除此以外，在国家生活中，还有一种处理与国家无契约关系的个人和群体的权力，洛克称之为外交权，它是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结盟以及同国外进行交往的权力。至此，洛克依据契约论这条主线，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与外交权三种。但出于权力实际运行的考虑，洛克又指出，如果执行权和外交权掌握在不同的各自行动的人手中，就会使公众的力量处于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会导致纷乱和灾祸。因此他把外交权作为执行权的一部分。这样，国家权力实际上就是由立法权和执行权两部分组成。 分权的关键——限制权力。在《政府论》中，洛克明确地指出分权与权力分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说分权不是简单的在形式上将权力分散化，而是更有效地对权力加以限制。如果被分立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权力的公共性同样会受到扭曲并对私权造成更大的侵犯。为此洛克提出以下主张：第一，权力应是彼此分立的。他说，如果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掌握在同一个或一批人手里，权力能够带来利益的属性就会对人性的弱点造成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就攫取权力以谋取私利。因此立法权和执行权应绝对分开，立法权归属于民选议会，执行权则属于世袭的君主。第二，权力之间是不平等的。洛克强调立法权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仅仅是相对政府而言的。他解释说：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就是最高的权力，因为谁能对另一个人订立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第三，各种权力都是有限的。对立法权的限制是：议会只能以人民的福利为立法的宗旨，以人民的授权为存在的基础，其权力不能滥用和转让并随时可以被人民收回，立法机关仅在制定法律时才存在，其成员本身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对执行权的限制是，政府必须严格地按照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办事，不得自行其是或者滥用权力。最后他指出，如果立法机关和君主任何一方违背人民的委托时，人民都有权利推翻他们。 洛克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产物。它的分权思想虽然不系统，但却第一次为资产阶级用民主形式组织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发展成为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主要原则。 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他还根据英国的政治制度说明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指明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可通过相互的反对权相互钳制，立法机关的两部分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而行政权亦受立法权的约束，彼此协调前进。 首先，从三权分立的目的看，无论对于该理论的创始人还是运用该理论的国家来讲，三权分立就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某一国家机关或者个人的独裁和专制，从而保证国家政治上的稳定。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约权力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制约都是一种实在的需要，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 其次，从三权分立的内容看，在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享政权的事实已成为历史以后，按分权理论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关，都根据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这三种国家机关分别行使不同的国家权力，并使之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很难说这三种权力是分立的，就连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实际上也是有产者的论坛和表决器，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仍然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整体利益，为保证国家权力有效、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模式。 再次，从三权分立的功能来看，在国家生活中，它大体发挥了以下几种功能：1、区分功能。现代美国宪法学家柯尔文曾把三权分立总结为四个要点：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固有的独特的职能；这些独特的职能应由三个分别配备人员的政府部门各自行使；三个部门在宪法上应该是平等、互相独立的；立法部门不能把权力委托给他人。此种说明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特别在美国这个说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现代大多数国家在实践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使得国家职能得到合理的区分和实现，这的确是有目共睹的。2、平衡功能。国家权力在区分的前提下，根据其职能配置不同的权力机制，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不致使某一部门因权力过大而导致权力运行失衡。3、制约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差异，机构的分离，职权的划分，相互间权力运行的牵制，使得三种权力能够达到有效的制约。4、补救功能。当三种机关中的某一机关在行使权力不当招致社会不满时，其他的机关可以行使权力，挽回影响和损失，从而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