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法治社会

㈠ 建立法治社会有什么建议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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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如何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一是要深刻领会过去一年来，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效。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建立法治国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实际上是“姊妹篇”，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思路的逻辑延伸。深刻领会这一年多取得的成就，对我们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非常重要。

二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要深刻地认识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刻总结了我们国家政治与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所作出的重大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保证，也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

三是要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要求。总书记在全会上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这是贯穿全会决定的一条红线，是一个管“总”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持、不断拓展。

四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会指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全会明确指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执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加强法制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些任务抓住了关键，抓住了当前的突出问题，有明确的思路，有创新的举措，有具体的要求，指导性、针对性都很强。

六是要深刻领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全会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

㈢ 如何建立法治社会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对于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所说的法治，不应是“治民”，而应是“民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二，要加强执法工作，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

第三，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第四，要大力开展普法教育，广泛进行法制宣传，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㈣ 建设法治社会,全社会要形成什么意识

公众需要有公共空间意识所谓公共空间，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包括街道、广场、公园、体育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共绿地以及公共图书馆等，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

公共空间意识则是指人们对于公共空间的范围、功能、权属等的思想观念和心理认知。不同民族和文化构成不同的公共空间意识，西方文化注重个人隐私，崇尚个人自由和个利，公共空间意识强烈。而东方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个人自由和个利不太重视，加之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现行制度等因素叠加，导致公共空间意识相对薄弱。公共空间意识归根到底是一种公民意识、一种权利义务意识。行使权利并非信马由缰、为所欲为，而是有其特定边界，应以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利为界限。否则，“一个人行使权利却对其他人的权利形成威胁，那么自由将不复存在，权利也会相互抵消”，公共文明的塑造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养，尤其注重广大青少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和法治思维的养成，是培养公共空间意识的重要前提。

培养公共空间意识需要厘清公民在公共空间享有哪些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公共空间的范围不清楚，权利义务的界限不明确，这是导致国人公共空间意识缺失的重要因素。相关立法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合理划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范围，明确界定公共空间各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保证所有公共空间都能向全体公民开放，确保每个参与者的合法权利都得到平等尊重和保护。

培养公共空间意识还需培养并遵守公认的或潜在的道德规范。

公共空间意识的养成除了硬规则的约束，还要靠软道德的引导。道德教育是培养公民公共空间意识的重要路径。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不断创新道德教育，以全体公民的自觉自律为实现路径，以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来抑恶扬善，大力提倡和鼓励公认的或潜在的道德规范。当这些道德规范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且畅通无阻， __公共空间意识必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不仅会减少社会的无序和混乱，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还会激发越来越多的正能量，更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㈤ 个人遵守法律法规能否形成法治社会

第1课时生活需要法律
1.怎样理解生活与法律息息相关?
(1)法律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不仅需要依靠道德、亲情、友情来协调，而且需要法律来调整。每一部法律都是应生活的需要而制定和颁布，又对生活加以规范和调整。
(2)法律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不仅服务于人们的当前生活，而且指导着人们未来的生活。
(3)法律与我们每个人如影随形，相伴一生。我们一生都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2.法律是如何产生的?
原始社会没有法律，人类用习惯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习惯靠人们自觉自愿遵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产生之后，统治阶级开始有意识地创制法律。
3.法律的含义。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用来统治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也是调整社会关系、判断是非曲直、处理矛盾和纠纷的标尺。
4.法治的重要性是什么?
(1)法治就是依法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治理，强调依法治国、法律至上，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法律，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法治是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2)法治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5.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什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2课时法律保障生活
1.道德、法律等行为规范的作用是什么?
它们共同约束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
2.法律的特征。
(1)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2)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3)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3.什么是制定?什么是认可?
①制定，是指特定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订法律、修改或废止现有法律的活动。
②认可，是指特定国家机关根据实际需要，以一定形式赋予在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道德规范等以法律效力的活动。
4.法律区别于道德等行为规范的最主要特征是什么?
法律的实施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而其他行为规范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信念、习俗、教育和行政等力量保证实施。这是法律区别于道德等行为规范的最主要特征。
5.国家强制力是指什么?
国家强制力主要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它的运用必须以合法为前提。
6.你是怎样理解“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在法治社会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每个公民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功劳大小，只要触犯国家法律，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法律的作用。
(1)法律规范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保护着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创造安全、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
(2)法律规定我们享有的权利，应该履行的义务。法律也为我们评判、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提供了准绳，指引、教育人向善。
(3)法律通过解决纠纷和制裁违法犯罪，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是我们的保护神。
第十课法律伴我们成长
第1课时法律为我们护航
1.未成年人含义。
在我国，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2.未成年人为什么需要给予特殊保护?
(1)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和不法侵害，需要给予特殊的保护。
(2)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事关人类的未来，对他们给予特殊关爱和保护，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
3.对未成年人实施特殊保护的法律有哪些?
我国宪法和婚姻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都对保护未成年人作出了特别规定;我国还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专门法律，给予未成年人特殊关爱和保护。
4.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四道防线是什么?
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四位一体，构筑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四道防线，形成全社会关心、保护未成年人的有效机制和良好风尚。
5.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含义是什么?

㈥ 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如何共同构建法治社会

①讲法律,以法律为准绳。
②讲证据,以事实为根据。
③讲程序,以程序为轨道。
4讲法理,以法理为后盾。

㈦ 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

你要的是学术文章还是了解一下?

简单的来说
1。教改 2。医改 3 土改 4。房改 5。企业改制 工人就业 6。股改

学术文章

纵观历史，中国在人治社会下发展了两千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看，历史上古希腊、两河、印度、中国产生的四大文明只有中国的文明保存了下来，传承至今。今天的中国人怎么突然说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成功的经验不好了呢？在我们已经进入文明的时代，西方社会还处在茹毛饮血的境地，现在我们却要放弃自己的东西向西方学习，这样做是为什么？

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并不是一篇短短的博文能够解决问题的，而且本人对这个问题思考的远远不够，本文只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各位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讨论人治的优劣。

人治的最大优势是决策效率高。人治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这就在决策过程中省去了民主政治中大量繁琐的决策程序。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存在许多稍纵即逝的机会，高效率的快速决策能够更容易、适时地抓住这些机会。因此，在人治社会下，一旦明主出现，或者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出现，社会的发展就会十分迅速。

第二个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治社会祟尚万众一心，人心齐泰山移，要求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因此许多法治社会办不到的事，在人治社会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我们国家的城市建设能有如此日新月异的发展，在法治社会下是不可想象的。最简单的例子是旧城改造中，经常需要道路加宽，取直，这从总体规划上看怎么说都是好事。但在民主社会下，必然会涉及到道路两边和取直障碍建筑所有者一批人的利益，如果有一个人协商不通，这项工作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也别想做成。而在我们国家，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再赘述。

第三个优势容易形成强大的势力。历史上的强大帝国无一例外都是人治社会下产生的。虽然我们过去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苏联倒台后，美国人自己也在考虑是否应该建立帝国的问题，但美国并不符合历史学家对帝国的定义。任何时代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中要比生活在弱小的体制下更有安全感，也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古希腊是民主的发源地，但它却多次被外族侵占。

人治的最大劣势是容易犯大错。希特勒一个人就可以让世界数千万生灵涂炭，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毛主席晚年一个判断失误给中带来了十年动乱，使中国的发展一下子被世界甩在了后面。

第二个劣势是不尊重个体。人治由于是少数人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不需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想法，自然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少数人或单个人的个体的利益就会少一些。长期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自然在社会的总体认同下轻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这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增加社会和谐相矛盾。

人治的第三个劣势是难以保持社会稳定。由于人治的少数人决策机制，对大众的感受不敏感，容易与多数民众的意愿相佐，且由于决策的暗箱操作，即便是正确的决策也可能因得不到理解而产生矛盾。这些问题的积累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引起内战，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因本人对该问题思考的不够深入，暂时就想到这些，希望大家补充、完善。

对人治社会的劣势再补充两点：
一是压制人性，此一点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广泛、深远的。在人冶社会，当权都的好恶决定着社会的好恶，不同的人当权，就会有不同的好恶，造成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非标准混乱。被封建社会大力推崇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典型的不问是非标准，只唯上的愚忠哲学。在这种道德规范下，追求真理是错误的，无限尽忠才是做人之本。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自然形成了君王、父辈老子天下第一，对下级、晚辈绝对的控制权，并且为了加强这种控制权，自然会限制下级、晚辈的独立性和探索精神，对于下级、晚辈来说，既然独立性和探索精神不是与社会相溶的观念，自然就会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压制这种寻求独立、希望探索的原始冲动，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中国代近代在自然科学方面远远落在了西方后面，应该说人治社会是重要根源之一。没有独立思考，也就谈不上创新，并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为自己的墨守成规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压制人性的另一大危害是让人失去了真诚。既然一切以君王、长辈的好恶为标准，就不能随意表示自己的真实思想，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中国的处世原则就是“话到嘴边留三分，不可全抛一片心”、“言多必失”，中国善于察言观色等等，都是要人不要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而要学会顺从上级的的意思发表自己的见解。久而久之，中国人自然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只会人云亦云的应声虫。中国人的机变、权谋等处事哲学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就是在人治体制下“发明”的生存之道，只有学会了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才能明哲保身。

二是对缺少对社会进步的继承性。中国古代出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医学家、探险家，如张衡、祖冲之、华佗、徐霞客、郑和等，还有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等应用技术。但这些发现、发明很少能延续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就在人治社会下，一切以统治者的好恶为标准，这一个统治者有某种爱好，这一方面便可以得到发扬光大，当另一个人当政时，不喜欢这些东西，便将前者的成果束之高阁，甚至付之一炬。最典型的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在这一个皇帝的支持下七下西洋，可是到另一个皇帝当政后，不喜欢这样的行为，下一道“片板不得下海”的圣旨，中国的远洋事业也就彻底终结了。特别是中国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更将前朝的一切破坏殆尽。

这种一切从头再来，让中国的历史在两千年来陷入停顿。年龄大一些的人都看过过去的“小人书”，那其中有许多历史故事，我们在这些故事中看到不管是使用的兵器、穿的衣服、住的民房或宫殿等等，除了清朝的辨子和帽子有点变化外，如果不看文字根本就分不清是哪一朝、哪一代，两千年基本没什么变化。中国最早建立了伟大的农耕文明，把世界远远却甩在了后面，而两千年的停滞，却给了西方超越我们的机会。

先补充这两点。希望各位继续发表各自的高见，我们一起来讨论。

㈧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回答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周本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需要有科学的理念指导。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正确的法治理念，有效地推进了法治建设的实践。很多法治理念都是突破性的，没有这些理念上的突破，就没有法治建设今天的大好局面。 但也要看到，目前法治理念指导受到的干扰也是很多的，其影响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一是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总认为我们党委、人大、政协和“一府二院”“多条腿”的体制不如西方议会、政府、司法“三条腿”的体制合理，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的法治模式来评价我们的法治状况，来设计我们的法治建设方向。二是“左”的残余思想影响，一些执法者管理的意识、斗争的意识相对比较强，而人权保障的意识、和谐的意识相对比较弱。三是市场经济利益法则的影响，有少数人往往把执法权力与自身利益挂钩，追求自身利益比追求公平正义更重要。四是封建人治思想的影响，不少人仍把行政官与司法官混为一体，或者违法干预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或者特权思想严重，习惯以“父母官”、“管人者”自居。这些理念上的偏差，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混乱。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括的五句话，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正本清源。依法治国，表明我们不能搞“人治”，一定要把国家政治生活规范到法治轨道上来；执法为民，反映我们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公平正义，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法治就是要消除一切不公平的现象；服务大局，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它不是为法治而法治，而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格局，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大局；党的领导，反映了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从而保证我国的法治建设能够沿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坚持什么，澄清什么，反对什么，更新什么的问题。今后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们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就能够保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 进一步提高和谐执法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张常韧 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检察队伍，服务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更需要具有践行先进理念、服务工作大局的执法素养和能力。因此，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必须紧紧与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 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必须不断强化监督意识，着力提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的能力。要依法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依法监督纠正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违法立案等问题。要强化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犯人权问题的监督，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要严格依法掌握抗诉标准，提高抗诉水平，对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畸重等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注重提高做好申诉人的服判息诉工作的能力。对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进行监督，加强对侦查、审判环节超期羁押问题的监督。通过有力的司法监督，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也是检察机关在服务和谐社会过程中不断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的能力，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自觉把解决矛盾、促进和谐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同时，要正确贯彻党和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 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 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政法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坚持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落脚点就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肩负着运用法律惩罚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调解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关系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还存在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当前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我们面临的基本形势：一是对敌斗争形势复杂，阶级斗争，包括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二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这是最为普遍、面最大、量最广的一种矛盾，其中有一些如果处理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激化。三是刑事犯罪高发，这和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有内在联系。有些内部矛盾演变到一定阶段就可能转变为刑事犯罪。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人民法院面临的任务很繁重，工作压力很大。全国四级法院大概每年要通过诉讼程序处理案件800万件，主要是民事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在70万件左右。我们要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的审判职责，维护稳定压倒一切。现在我们的工作重心是运用法律调整民商事法律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这方面的案件大约有500万件。这些案件所涉及的诉讼标的额在一万亿元以上，与我们国家的金融、经济运行关系密切，与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关系密切，所以这是目前工作的重心。根据党中央的要求，我们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加大调解力度，尽量做到案结事了，为了应对案件高发期，提高办案效率，把矛盾纠纷解决好，以维护公正和正义。 构建和谐社会应坚持依法治国法治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我们必须在各项工作中秉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因为和谐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构建一个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够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社会，可以说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只有加强法治，才能保障社会有秩序的运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实安康的生活。所以，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理念是一种观念，是行动的指导，也是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导致行为的偏差。我们要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这就是要坚持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世界潮流，体现人民意愿，落实执政为民理念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明，是已经被人类历史所证明的一种进步的治国方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治的权威来保障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树立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观念：一要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二要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三要坚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观念;四要坚持权力应当受到监督与制约的观念。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实现公正与和谐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 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这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从刑事司法的角度来看，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注意处理好惩治犯罪和维护人权的关系。惩治犯罪是必要的，判处死刑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不注意保障人权。人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在刑事司法中保障诉讼参与人、当事人的权利，除了被害人，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从实体上说，我们要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时候不杀。这样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是世界的潮流。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要处理好，要平衡两者的关系。过去我们很大程度上重实体，轻程序，对程序的法治价值重视不够。程序实际上有很大的价值作用，在法治中不重视程序，法治规则是建立不起来的。但是也不能矫枉过正，不能认为程序就是本位，比实体更重要，程序公正了，一切价值就实现了。程序和实体是两个标准，两种价值。我们在程序上要防止刑讯逼供，在实体上要防止冤假错案。程序是实现实体的手段，程序本身就是体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有其独立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目的。忽视程序的价值自然不对，过分强调其独立价值也会出问题。我们要处理好二者的矛盾。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冤假错案，尽管是极少数，但反映了实体上的不公正，并根源于程序上的不公正。程序和实体都不公正，能使我们的社会和谐吗？当事人必然要申诉，怨恨，甚至对社会有报复心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两方面的公正，保障社会公正与和谐。 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实现三大转变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 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必须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观念转变为先导。具体而言要实现三大转变:从缺乏群众观点的单纯执法向以人为本、注重疏导、加强服务的执法观念转变;从重实体轻程序、重形式轻效果向实体与程序并重、形式与效果统一的执法观念转变;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化执法机关责任的执法观念转变。 执法不是一项孤立、简单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操作行为，而是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活动和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执法机关必须破除一定程度存在的单纯执法的观念，树立大局意识和群众观念。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执法中存在着某些不考虑执法宗旨和执法目的，简单执法、粗暴执法、机械执法的现象，要求公民履行义务多，主动保护公民权利少；讲方便执法多，讲方便群众少；处罚制裁多，提供服务少；硬性管理多，说服疏导少。结果表面上看似乎完成了执法任务，但往往是法了事不了，案平理未平，实际上扩大或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深层次上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影响了法律权威。 执法为民重点在“执法”，核心是“为民”。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要求执法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始终体现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的一致性，对上级机关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㈨ 一个专制社会可能建立成一个法制社会吗

我反对hcc1521的说法。 您这样的回答，是深受“愚民”教育的影响。我们凡是应该自我内多比较，多思考。

下面容回答楼上的提问：

我们当然是转制国家。如果你说我们有“法律”因此不是转制，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各个朝代都有很详细的法典。各级官员也按照法典去“依法治理”。

我们如何区别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要实现这点，法律在施行中就不能受到干涉和影响。一个公民不会“害怕”另一个公民。

而我们的制度是什么特点呢？ 司法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关。权利无法独立。那么，市长>市法院。就可以产生操纵。市长可以告诉警察局长，你们要干这个，干那个。这在法制社会来看，是匪夷所思的。

因此，这种“法制”仅仅是口头上的。本质上是没有变化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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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反对楼上的原因是，他说没有办法形成法制。您错了，法制不代表，法律可以永远在执行中保持正确和绝对公平。 但是至少错误率少百倍千倍。
这就是制度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