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立法思考

㈠ 我国第一部地方税收立法是什么

1950年1月由当时政务院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税收方面的基本税法。

㈡ 我国税收立法中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什么性质

税收立法是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回制定、认可、修改答、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活动，需要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因此，此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联系了理论与实证，法律与经济等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体现了税收立法的法定程序，遵循法案的提出、法院的审议、法案的表决以及法律或法规公布四个阶段要求，同时展开了一些新的实践，是税收立法程序的一次改进，完善了税收立法中国家机关的权限划分，实现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发挥了税收立法中专家的一部分作用，体现了税收立法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同时首次立法听证会的召开，也是我国听证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此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是我国税收立法程序的一次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㈢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税收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及其部门税收立法权过大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在我国开了授权立法的先河。从目前情况来看，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国人大立法外，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全部授权国务院及其相关主管部门颁布、发布、制定、修订等。为此笔者认为，授权立法虽然顺应了税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但同时也生以下问题。
1．大量的立法授权，其透明度不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种性质的企业层出不穷，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职工和个人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长，税收已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任何法律、法规或者规章，都要有人来执行和遵守。因此税收立法程序透明、公开、公正显得尤为重要。按照目前我国的立法程序，税收法律是经国务院提议，由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而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尤其是税务主管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其广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说很低。首先立法不讲程序。如我们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税务机关颁发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的字眼，或者干脆把某某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文件下发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规定不照办，没有程序规定更好办”的情况。其次对税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监控机制。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对税收立法的监控规定不是很完善，不论是事前的监督，还是事后的监督，具体的监督部门、监督措施甚至监督程序无法落实，从而使得带有部门利益倾向的税收立法纷纷出台。如税收任务作为考核指标后，有的地方把税收收入作为对税务部门主要的考核指标，任务完成有奖，完不成一切免谈，实行一票否决，于是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为了本部门利益，出现收取“过头税”、“寅吃卯粮”虚假入库等种种奇怪现象。
2．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税收立法，很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绝大部分由其授权政府部门来制定，如当前我国税收收入中，绝大部分是增、消、营流转税、企业所得税等，而这些税收立法权、解释权、修订权等在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诚然，作为国务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是在人大授权的范围之内，也具有相当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这些并不是法律，不具有与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绝大部分税权具有浓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凡是涉及到国民财富的调整，涉及到企业财产的再分配的税收制度的问题，其税权立法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然而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和财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制定相关制度，然后命令下级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部门遵照执行。如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93]90号），这两大牵涉到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牵涉到所有国人和企事业单位财富分配的重大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门制定，时至今日，始终没有超越这种行政行为的局面。
4．立法权与执法权出于同一主体，不能保证执法的公正。这里讲的立法权是指税务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法规、规章、决定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从法理上讲，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也是税收执法部门。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广大纳税人参与的机会少，且程序相对简单，有的根本不按程序，并不能保证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其次，有些税务法规具有很强的特需性，即税务机关往往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规定。
（二）政府部门税收立法权部门利益化倾向日趋严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向日趋明显，行政管理领域内除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以外，还有不容忽视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机关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独立主张和追求的、纯粹出于行政考虑的利益。就与公共性相对应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机关是由人组成的，自然不能摆脱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问题，主管财税财政部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既有悖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平等公平竞争，也影响内资企业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强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必须进行；而在同一问题上主管外国企业投资管理和吸引外资的商务部对此并不认同，认为给外资企业一定的优惠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同意马上取消这一税收优惠政策。这本来是全国人大立法机构的事，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体制造成了国务院两个主管部门出于不同利益考虑，对同一问题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税收法规制定权不符合规定。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体制，税收法规的制定权应在国务院及其主管全国税务机关的国家税务总局。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凡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征收管理，均使用于该法，同时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对凡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辖的一切涉税事务，能授权的均应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管理。但就目前情况看并非如此。如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的《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等，其实施细则均由财政部负责颁布，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对其进行解释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和职责范围有很大区别，财政部参与类似上述纯粹税收法规的制定，与全国人大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动与立法过程中的利益驱动现象。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存在，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由于每一件立法的出现，都必然意味着某种国家权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权力则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种五花八门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虽然我国《立法法》就关于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已经十分明确，但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过程中对自身利益、部门利益追求现象存在不争的事实。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维护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得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门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由，竞相设立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开税收优惠政策口子，今天这个地方出台企业所得税二免三减半政策，明天那个地方马上出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为了自身利益，滥用《立法法》所赋予的权力，完全把国家税收法律置于脑后。
4．行政“立法”，实质上就是利益分配的产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权力和权利的再分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争夺也是如此，不客气地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是“设租”与“寻租”的产物。通过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审批权、管理权、许可权得到了扩张，其所谓的利益（隐性的、潜在的、不易人们发觉的）得到了维护，因此，有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根本不顾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不怕麻烦，想方设法地拼命把所谓的权力揽在怀中，以在社会管理中取得最大权力。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性立法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极为常见。
（三）征纳对象之间的法律地位及不对称。
从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税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几乎所有涉及到纳税人的法规、规章等，主要强调的国家权力和纳税人的义务，而相对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种情况从我国的税收法规中最高法律《税收征管法》中就有体现。如《税收征管法》中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这些行政处罚的幅度过大，会造成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税收征管法》 未明确、全面规定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征管中侵犯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前几年国家大量赊欠企业出口退税现象十分严重，要知道享受国家出口退税是国家给予出口企业法定的优惠政策，也是国际惯例，纳税人这些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㈣ 思考我国财政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法制化部分-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重要物质基础，担负着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促进经济文化事业繁荣和社会稳定等重要职责。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将财政管理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依法理财，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一、实现依法理财，必须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1.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实现财政管理的法制化。
2.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3.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设法制财政，有助于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必须遵循公平、公正、法制等市场经济基本通行的规则，也就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4.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有助于实现财政职能，保障财政部门依法履行其职责。因此，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对于部门立法中不合理的减收、增支内容予以抑制，从法律的角度为实现财政职能把关。
运用法律手段，将法治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才能确保财政行为规范化，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二、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1.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的问题，造成财政行政行为违反现行法律。

2.财政法律制度总体的立法层次比较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 3.财政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4.财政执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加强执法监督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法理财面临的重大课题。

5.法制意识、依法理财观念有待进一步增强的问题，迫切需要提高法制意识，树立法制观念。

三、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理财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积极推进依法理财，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法制建设。通过加强财政立法，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严格财政执法，完善财政执法监督，深入开展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为财政管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 2.加强财政立法工作，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3.强化财政执法，规范执法行为。加强财政执法，使财政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有利于提高财政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4.加强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促进依法理财工作的顺利开展

民主化部分

民主最初体现于政治领域，即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只能源于主权人民行使其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从政治角度，实现所有公民的民主、政治平等以及基本的政治权利是国家的基本任务；从经济角度，保护财产权，实现经济的自由，增加财富的机会，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是国家职责所在。
财政横亘一国政治、经济领域，构成市场经济下政府进行资源配置、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性经济组织安排和政府性经济行为的规则体系。一方面，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公民私有财产合法的剥夺之上，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财政提供公共物品，必须是任何个人无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否则政府参与市场竞争，不仅是对私人经济自由的侵害，同时也是对源于公民的财政资金的不当使用。因此，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集中在财政领域就表现为财政民主。一方面，在政治的领域中，财政民主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在经济的领域中，财政民主是公民基本财产权的保护。
之所以强调财政民主，是因为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其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方式、途径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力。如审批预算是宪法等相关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职权。因此，无论是预算的编制还是审批，均应反映人民之意愿并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贯彻民主原则，一是可以保证公共财政的科学性，使公共财政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真正反映未来年度财政收支情况；二是有利于实现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监督，防止出现随意性。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就必须以公民的民主权利约束国家公共权力。
二、财政民主的制度构建
从理论上看，财政旨在提供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为防止财政活动偏离公共利益，保留公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是财政民主的核心和目的所在。财政民主一般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代议机构审批。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主权理论在财政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而《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从形式和程序上保证了财政的民主性。
重大财政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决定也是财政民主的重要体现。除了对财税方面的基本制度制定法律以外，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决定权也体现在预算审批上。根据我国《宪法》及《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审批中央预算，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审批本级地方预算，这表明，财政民主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已得到了确认。同时，财政民主还要求赋予人民对财政事项的广泛监督权。这要求财政行为的决策程序、执行过程以及实施效果，须具备公开性、透明性等特点。否则无论预算审批或预算监督，都只会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更无从谈起了。细化到具体的财政行为，则表现为财政收入与支出行为的民主化。
（一）支出民主：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
政府的支出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不是单纯用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古典学派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一种消费现象，主张缩小财政规模。但新财政思想却认为市场机能在实际经济社会中根本难以发挥，更何况还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若政府不介入几乎无法平息。两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的模糊性。但事实是，由于政府执行宏观经济职能的需要，财政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扩张的趋势，从而引起财政支出的增加。
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物品（包括全部纯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否则偏离公共物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而不能被视作财政民主行为。因此，财政支出民主首先应当表现为在财政支出决策的达成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
（二）收入民主：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
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责所承担的财政支出，需要积极谋取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通过国家依法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现代民主制下公共部门的任何权力都应通过公共选择程序如投票，由立法机关审批、赋予，否则就是滥权，构成对私权利的侵犯。因此，议会制之所以能够从社会中吸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其原因就在于代议制给予了财产权利人参与决策的机会，使他们相信代议机构决定的合法性， 这也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正当性基础。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的“钱袋子”问题上，财政民主实践了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财政的一系列环节中，从征税开始，到支出、绩效评估和监督，都应该在代表机构的决定与掌控之中，从而依法实现对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目标的监督与有效控制。

㈤ 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立法思考要从那几个方面入手写

一点个人建议吧。税法，通常有这么几个基本点：纳税人，征税范围，计税基础版，税率，税收优惠等。
如果要完权善个人所得税，结合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
从纳税人角度来说，是否将所有应纳入征税范围的人都包括进来了，对于低收入人群是否将其排除在外，如何合理的进行规定，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征税范围：是否所有的个人收入都应该计入个税中，是否所有该计入的都征了税，例如高收入人群在很多地方都有收入，境内外等，取得收入的方式也有很多种，现金的，实物的，是否都征了个人所得税；
税率：目前的税率是否合理，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是否应再次提高起征点？是否对高收入人群所征的税还不够重？是否应该像美国一样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等等
税收优惠：目前的税收优惠是否足够，是否应对低收入人群增加更多的优惠而对高收入人群减少优惠？
论文还是自己调查研究自己写比较好，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在这只能抛砖引玉了。。。纯手打，望采纳

㈥ 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一、国家整体立法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的完善是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得以改进和完善的前内提条件容

二、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改进和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的总的指导原则

三、目前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税收立法权限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㈦ 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考有哪些

5.2 我国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的问题思考
5.2.1 循环经济立法理念滞后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和其他新的概念和内容保护没有被纳入宪法和基本法律。虽然生产实践中，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问题十分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依然突出，和我们现有的环境法律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基于治疗或分段的末端治理的概念，规则，减少废物的产生和没有足够的重视。
因此，我们必须调整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立法过程中必须注意的是，最后的循环经济模式和治理的概念和建设具有显著差异的方法。循环经济立法必须强调法律和经济手段，节约资源的有效利用，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增强法律的主动控制，通过循环经济立法，决定了政府，企业，权利，责任，引导和促进积极的循环经济体系建设的公共参与义务在我们的过去；在环境立法领域的配置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主要目的，环境恶化，很少有针对性的重大事件，所以这一立法思想是被动立法。同时，在循环经济立法的国际环境是一个更大的国家的一些规范认同的一部分，也是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须明确，例如，其管辖范围内的世界的自然生态资源的永久主权的规范，规范和公平的全球团队责任规范。
5.2.2循环经济立法体系有待完善
根据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说明，我们国家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有以下几方面需要完善：“
首先是需要修改宪法。通过修改现行宪法承认的环境是一个基本的所有权人的基本属性，并给它的宪法权利的地位。事实上，不仅是环境的生存权利，而且发展权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我国现行宪法的一些对循环经济的明确声明的国家发展战略环境保护规定。
第二是《环境保护法》需要修订。循环经济价值到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文件。在环境保护法的一般规定，使循环经济纲领性的要求是在子行清洁生产和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的规定。同时，明确相关的程序要求，以增强其可操作性。
第三是循环经济基本法律《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配套立法需要制定。首先，根据基本法制定发展循环经济涉及各种特殊规律。我国应是《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基本法律框架，及时制定更为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根据发展循环经济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立法的现实，我认为，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大循环经济包括至少一个单一的法律《汽车回收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重新包装回收法》、《绿色消费法》、《电子回收法》、《废物处置法》。同时，从经济立法循环系统，现有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循环经济系统需要一个特定的区域分散的、抽象的，系统的身体和诉讼解决机制的缺乏，因此，需要特别立法相结合加以解决，很有必要。此外，法律体系不完善体现在资源法，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环境保护，一类跨部门和跨缺乏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综合利用部门的全面的法律秩序，如日本的《资源法》和《废物处置法有效利用促进法》。
第四是需要制定和完善循环经济的专门条例和行政规章。为了与这些法律的比赛，我们的政府也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持。例如，《可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污染物排放控制法规》、《能源发展环境管理条例》、《能源开发管理条例》、《环境法规手册》、《生物安全条例》、《包装材料回收管理》、《节约石油管理办法》、《资源开发的生态保护管理办法》等。此外，特殊的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与中国的国情，充分结合，强调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对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与这些法律的相比，我们的政府也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持。例如，《可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污染物排放控制法规》、《能源发展环境管理条例》、《能源开发管理条例》、《环境法规手册》、《生物安全条例》、《包装材料回收管理》、《节约石油管理办法》、《资源开发的生态保护管理办法》等。此外，特殊的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与中国的国情，充分结合，强调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对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是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文件需要修改。只有少数的相关法律和循环经济的法规，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方面的立法较少，但过去由于缺乏法律之间存在的一些综合性的指导和协调统一还有很多冲突和矛盾，一般不具备实际操作。例如，

第二，具体的立法不足，当地的循环经济。例如，在名册上建立强制回收和再利用，废弃条件设定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了回收和再利用率的测定，循环在目前非常缺乏可操作性的专项法规在这方面信息披露等法律问题。
第三，缺乏企业实践循环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些措施，如税收，价格等方面的投资和相应的财务利益激励机制的缺失，一些公司更愿意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支付罚款，也不愿意增加投资。当地企业的许多地方政府，在法律和循环经济的违反规定，你不能增加处罚，不是企业行为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使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和经济活动的实践中仍然存在的边缘状态的执行往往由企业在规避。[12]”

5.2.4 相关配套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需要逐步建立在支持转型成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系统，新的经济体系。这个国家应该优先考虑以下方面需要完善的配套系统：一个税收体系的完善。如企业排污费的征收标准，需要增加，以减少污染排放；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生态建设，将所得的税收部分主要是用在中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对新鲜的材料和产品包装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的，所以使用较少的原材料企业；促进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垃圾费；同时也有毒有害物质应引入电池包装或包装容器押金返还制度。第二，价格体系需要改进。需要被实现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价格和收费政策，提高我国的自然资源和价格形成机制，与最终产品调整资源产品的价格关系，更好地分配资源的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三须按照“污染者付费使用的开发者使用的生态环境有偿的原则推进系统破坏者恢复”保护补偿。第四，要进一步完善循环经济产品标签制度，推动政府绿色采购，循环经济，鼓励公众购买产品。

㈧ 我国税收立法的现状

对于我国税法立法现状的评价，有不少专家持如下的看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法体系或体系框架。笔者对这种评价不敢苟同。

法的体系是否建立，是有一定的衡量标准的。根据法律体系构成的一般原理，从总体上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法律体系，它由三个次级体系构成。一是法律部门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横向构成，也是法律体系最基本的构成。二是法律效力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纵向构成。依据不同的法的形式的效力层次，依次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等构成法律的效力体系。三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有实体法就必须有程序法与之相适应，否则，实体法就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反之，有程序法就必须有实体法与之相适应，程序法的设定以实现实体法为目的，其相互关系具有目的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的性质。有程序法而无实体法，程序法便是无所适从的虚设形式。法的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内容完备，要求法律门类齐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虽然制定了，但规定的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就不能说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第二，结构严谨。要求各种法律法规成龙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门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第三，内部和谐。各种法律规范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且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要克服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立法的倾向。第四，形式科学和统一。从法的不同称谓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法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第五，协调发展。法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在法的体系的发展变化中，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做到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适时地进行法的立、改、废活动。

上述法的体系的构成原理及特征，作为衡量法的体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对于法的次级体系，例如税法体系，也是适用的。以此为衡量标准，从我国税法的现实立法上观察，还不能得出我国税法体系或税法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结论。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8432

㈨ 我国税收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税种有哪些

中国现行的税种共18种，分别是：
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版维护建权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环保税。
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环保税、烟叶税和船舶吨位税，这6个税种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绝大多数税收事项都是依靠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规定。

㈩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收总额的规定谈谈我国税法发展方向和立法构建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税收事业发生翻天履地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在回顾三十年来我国税制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制改革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完善增值税制度等七个方面探讨如何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税制改革、机遇与挑战、若干思考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开始了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全国人民努力建设国家，造就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三十年国运昌盛，三十年殷民阜利，税收事业发生翻天履地的变化，作为经济体制配套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税制改革稳步推进，催生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税收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作用日益突出。认真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税制发展变迁，探讨如何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实践意义。
一、简要回顾我国税制改革三十年历程
三十年税制改革经历两大时期、六大变革，实现税收收入总额由1978年的591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49449亿元，年均增幅达2.79倍创世界奇迹，并深刻影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3年，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国营企业全面实行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的需要，1994年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大规模税制改革。
1978－2007年税收总收入增长变化图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随着改革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需要通过税收调节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我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年9月公布实施。之后，涉及个人利益分配的税收法规相继出台：1985年先后发布了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集体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奖金税暂行规定；1986年至1988年先后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收入调节暂行条例、关于征收私营企业投资者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规定。1994年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施行，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个人所得税；1999年《个人所得税法》再次修订，对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第三次修订将起征点调整为1600元；2008年3月起将起征点调整为2000元。
（二）涉外税制初步建立。1980年9月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与1981年出台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极大促进了涉外经济的发展。1980年到1990年，外资从无到有，引资成效初显。十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06.92亿美元，涉外税收收入1980年仅有100万元，1990年达到49.15亿元。1991年7月起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以及外国企业实施统一的所得税法。由于所得税负担水平普遍降低，极大地鼓舞了外商的投资热情，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1991年到1993年外资由少变多渐成规模，不仅带来建设资金，还带来先进技术经验，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高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起到促进作用。但一个内外有别的税收双轨制，形成对国民的歧视和对外籍人士的超国民待遇，致使税收不公平。
（三）利改税及工商税制改革。在认真总结国内流转税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1980年在柳州、长沙、青岛、上海等城市进行增值税试点，1983年起实施增值税暂行办法，并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形成雏形；1984年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把现行工商税按照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等4个税种；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开征资源税和利润调节税；将国营企业缴纳的固定资产占用费改为固定资产税；恢复征收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集市交易税，开征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建设税，建立起多种税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我国税制建设开始步入新轨道。并相继发布了烧油特别税、牲畜交易税、建筑税、建筑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城市维护建设税、进出口关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筵席税、印花税、特别消费税、教育附加、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农业税、耕地占用税等税收法规，合理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充分发挥税收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