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城

㈠ 大连电视台帮忙记者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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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治新城扩展阅读：

城市直通车

首播:周一至周版日权21:00 重播:次日7:35

新版《城市直通车》将充分运用微博、热线电话、网络论坛、短信平台互动、热心观众每日抽奖等各种直播手段，并结合线下营销推广活动，凸现观众互动、参与的现代传媒特色，打造一档集创新性、必视性、可视性于一体的民生新闻杂志类节目。扎根民生立场，坚持公益主张，展现新闻力量，逐渐形成独特"说事儿"风格。

法治新天地(包括18:30法四方)

每晚18:30

无限迫近真实人生--《法治新天地》，2011年4月25日全新推出，节目每天直播。新节目力求"热闹背后有说道"。一，新的定位"法治民生";二，新的表达"记者行动";三，新的手段"3D互动";四，新的面孔"全新主持人"。 节目分为法四方与法治新天地两个环节，每晚一个多小时大时段直播。节目通过在线包装、跨媒体合作等方式实现与观众全方位互动。

㈡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审判区的具体位置,谢谢啦!

地址如下：

院机关现暂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2929号（河北路与广州道专交口）临时办属公。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下辖塘沽、汉沽、大港、功能区（原开发区）四个审判区；
塘沽审判区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连道1265号。
汉沽审判区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汉沽四纬路312号。
大港审判区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育秀街74号。
功能区审判区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11号（兆发新村）。

㈢ 三国时期的魏国的城池有哪些

魏国（公元220年-265年），始于魏文帝曹丕，魏元帝曹奂，曹丕之父曹操虽未称帝，但曹丕称帝后追封他为魏太祖，魏朝，计曹操共6帝。魏是三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增强，各地豪强纷纷起兵割据自立，一时间全国又陷入内战混乱之中。曹操初据有兖州，复收编了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势力渐强。他又将洛阳的献帝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优势。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决战，曹操大败袁绍，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军南下，占荆州，与在长江中下游的孙权对垒。此时刘备也起兵欲兴汉室，率荆州的残余势力与江东的孙权结合。孙、曹大军在赤壁会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刘备得以占据荆州，后入成都。从此，曹、孙、刘三大势力成鼎足之势。

曹操封魏公，迁都邺，后又进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操死，子曹丕取代汉献帝，建国号魏。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一般称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吴王孙权在建业称帝，国号吴。三国分立时代正式开始。

三国初期，各国主要致力于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较突出。从曹操统一北方、开展屯田开始，生产逐渐恢复，曹操又改革了东汉以来的许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强的势力，扫除了宦官和外戚的专权，吸收中下层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政权。魏文帝时，又实行九品中正法，承认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权利。蜀国丞相诸葛亮严格采用法治，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使蜀国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增强。特别是诸葛亮招抚西南夷，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加强了民族团结。吴国自公元211年孙权迁都建业后，东南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共得43郡313县，比东汉时大大增强。吴国土地开辟，农业发展，政治稳定，航海业发达。

三国时期虽然仍有不断的战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蜀、吴争夺荆州的战争，蜀、魏争夺汉中的战争，和魏灭蜀、晋灭吴的战争。三国的军事实力以魏国最强，吴国次之，蜀国最弱。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晋灭吴。至此，三国时代宣告终结。

三国曹魏君主与年号 编辑 庙号 谥号 君主名 年号 年期

－ 魏高帝(世祖追谥) 曹腾 － －

－ 魏太帝(世祖追谥) 曹嵩 － －

太祖(世祖追谥) 魏武帝(世祖追谥) 曹操 － －

高祖（世祖） 魏文帝 曹丕 黄初 220年-226年

烈祖 魏明帝 曹睿 太和 227年-233年 青龙 233年-237年 景初 237年-239年

无 齐王(厉公)废为「邵陵县公」 曹芳 正始 240年-249年 嘉平 249年-254年

无 废帝废为「高贵乡公」 曹髦 正元 254年-256年 甘露 256年-260年

无 魏元帝 曹奂 景元 260年-264年 咸熙 264年-265年

曹魏是三国时代的其中一方，始於公元220年曹丕篡汉。

曹丕之父曹操虽未称帝，但曹丕称帝后追封他为魏太祖，魏朝，计曹操共6帝。魏是三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长安,许昌,洛阳,雍州,襄阳,衮州,幽州,豫州,汝南,扬州,淮南,南阳,青州,冀州,秦州,并州、凉州、徐州，辽东

㈣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优势

1984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诞生了。20年的这个金秋时节，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这片热土上，它的建设者们正在收获着累累硕果，播种着明天的辉煌。二十年风雨历程，二十年春华秋实。二十年里，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17.7亿美元，先后吸纳了26个“世界500强”企业落户，经济总量以两年翻一番的速度快速增长…… 短短二十年，开发区已由一个人烟稀少的荒沙滩脱胎换骨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开发区金沙滩那汹涌的涛声正向世人宣告：开发区，这艘烟台精心打造的远航巨舰，正扬起驶向更加广阔发展空间的风帆。
开发区建区20年，是对外开放的20年，是招商引资的20年。建区伊始，开发区的决策者们就意识到，项目是开发区建设的生命线，项目引进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管理方式上决定着开发区建设的速度和水平。20年来，烟台开发区围绕招商引资工作，不断拓宽发展新思路，大胆调整开放战略，为开发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烟台开发区在科学分析把握外商在华投资趋势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巩固港台，强化日韩，拓展欧美”的招商引资思路。对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商，继续发挥联系多、基础好的优势，鼓励外商扩大投资，吸引伙伴投资；对日、韩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紧紧抓住其产业转移和建设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机遇，采取设立海外专业招商处、高层互访等形式，加深彼此的了解和沟通；对欧美国家和地区，一改过去“漫天撒网”的做法，以美国、德国为突破口，逐渐拓展到北美、北欧、中欧、环太平洋的重点国家和地区，集中力量打攻坚战。
为了提高项目引进的层次，开发区对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大公司以及国内500强企业建立了招商档案，选择重点逐一研究，制作有针对性的招商专案。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形成产业规模、辐射带动力强及出口创汇能力高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促使它们早注册、早建设、早受益。
20年来，先后有2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开发区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截至2004年9月底，开发区20年累计引进外商投资项目818个，投资总额46.4亿美元。其中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2个。
作为一个位于地级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敢于公开瞄准大城市开发区，叫板“国家级开发区十强”。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烟台开发区经过20年的努力拼搏，却将这一目标变成了现实：2000年，烟台开发区经济实力在49个国家级开发区中还排在13位，到2002年，一举超过5个国家级开发区，跻身八强。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2003年49个国家级开发区综合评价，烟台开发区列第七位。
近几年尤为明显。GDP在2000年实现45亿元的基础上，2003年达到140亿元，三年累计完成300亿元，是前16年的1.3倍；三年平均增长45.8%，比全国开发区高出16个百分点，比全市高出31个百分点。
烟台开发区经济的快速提高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他们紧紧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和建设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机遇，适时做出决策，由原来发展六大支柱产业调整为倾力发展机械汽车和电子信息两大龙头产业，把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烟台开发区重点加强了这两个领域的招商引资力度。随着通用汽车、LG手机等重量级项目的落户，以及富士康、斗山机械、大宇造船、伊诺特、首钢电装、正海电子等区内原有企业的快速发展，开发区的产业优势真正形成，出现了集聚、集群效应。
在抓招商引资的同时，烟台开发区加大了现有企业的培育力度。从抓核心企业规模扩张入手，重点围绕整车及零部件、装备机械及零部件、高技术电子信息产品加工等领域，从资金、人才、政策等各个方面给予重点倾斜。烟台开发区在全区企业中设立了“牡丹花奖”，年度产值达到50亿元的，管委授予企业“金花奖”，一次性奖励企业法人代表50万元，奖给企业纯金奖杯一座。年度产值超过20亿元和5亿元的分别授予“银花奖”和“铜花奖”，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2002年，投资2600万美元的香港独资企业瀛海电子公司从立项到注册仅用了24小时。此事在港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如今，在开发区，一天时间注册一个企业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外商为何钟爱烟台开发区？投资商为何能在超乎想象的时间里拿到批准证书？这是烟台开发区实施“优化环境兴区”战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政务提速后出现的新气象。 为建设“阳光政府”，开发区从2001年开始探索推行ISO9000国际政府贯标体系，着手规范文件的立、改、废工作。连续几年来轰轰烈烈的“环境建设年”系列活动，更对简政提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过前后二轮审批制度的改革，开发区建区以来的140多个规范性文件废止80余件，砍掉了64%的审批事项，清理或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75项。另外，开发区还设立“绿色通道”和“马上办”办公室，为外来投资企业解决困难。“企业有困难，请找‘马上办’”已经成为开发区的一句标志性口号。“企业优先”、“让投资者满意”等理念已在开发区生根发芽。 为了打造一流的投资环境，开发区还提出建设“生态型、园林式、现代化新城区”的目标。20年来，累计投入60亿元，建成并投用了一批高档次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配套已由传统的“七通一平”、“九通一平”向精准化、专业化发展，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家进行城市信息管线集约化的区域。在不断提升硬件设施配套水平的同时，开发区更加注重人文、法治、生态等综合投资环境的建设，将“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建设和谐高效生态城区”写入环境方针，扎实推进生态工业园建设。开发区已成为“中国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示范园区”，并荣获“ISOI4000国家示范区”称号，成为山东省首家获此殊荣的区域。

㈤ 关于依法治国的案例

案例一：江西赣南某贫困县，年财政收入不到一亿元。十五年里，换了四任书记县长，新城开发的位置依次从北至南，再从南至北，改动了三次，光规划费用就花费了两千余万。至今南北两处新城，都是半拉子工程，境内怨声载道。
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法制观念、学会法治思维，带头遵守法律。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王朝来看，比较繁荣的治世，诸如文景、贞观、康乾等年代，都以皇帝和臣子们能够俭约自爱、奉公守法为先决条件，才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天下较为太平；反过来，众多干戈四起、生灵涂炭的乱世，又无不以统治者放纵私欲、践踏法律、蔑视公理为滥觞。古今一理，建国60多年来，在各项建设欣欣向荣、稳健发展的五六十年代和近三十年来，靠得就是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严于自律、模范守法。如今，在步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关键时刻，之所以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中央全会上进行研究讨论，并加以重大完善和改进，特别是提出依法决策五个程序，还有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就是为了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树立法治思维。而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也是为了有力地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自觉地学法守法用法，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在决策和施政当中，善于应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学会用法律的眼光看问题、置身法律的框架下做决策，坚决避免“领导批示就是法”、“领导拍板就是法”“领导支持就是法“的错误意识和违法行为。要始终以法律容许不容许、法律追究不追究来考量问题，最大限度杜绝“一个将军一道令”“新官不理旧账”等唯我独尊、自行其是的法盲行径，从源头上避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习惯于一任接着一任干，多做一些民生工程、基础工程，从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案例二、山西吕梁某县，2003年7月。青年刘某酒后闯到与其有情感纠葛的王某家闹事。110赶到后，刘某不听劝告，对穿便衣的副队长，推搡了一下。110队员当即刘某押回县公安局，将其双臂拷在暖气管上，一顿暴打，导致刘某左眼失明，至今未做一声道歉，赔偿更无从谈起。
依法治国，其次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要奉公守法、严格自律，模范执行法律。政法机关作为国家法律载体和具体执行部门，理应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职权。然而，当下的许多乱像表明，为数甚多的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注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以罚待法的案例时有发生，霸气干警糊涂法官和刁横执法人员时有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部门的形象，滋长了黑恶社会的蔓延坐大。一些执法执纪部门，则是围着当地主要领导和部门利益转，利欲熏心，肆无忌惮，公然知法犯法，深为群众所诟病。“打铁必须本身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各级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理应深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自觉学法、带头守法、严格执法，甘于淡泊、恪守原则，不搞潜规则，不越雷池一步，时时处处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自身的形象，让法纪观念蔚然风行。

案例三：2014年11月3日下午，安徽省含山县孙某带着妻子戴某到巢湖市康平妇产医院做无痛人流手术后，闯进手术室，质问护士长：为什么有男的（医生）在？护士长解释，“他是麻醉师，为了患者安全，麻醉师必须在场观察。”孙某不由分说，对麻醉师拳脚相加，随后拿出刀子刺到高医生右侧腰部，李强当场倒下，孙某立即逃离。（腾讯网）
依法治国，更主要的广大人民群众从我做起、学法守法，以遵纪守法为荣。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很大程度是老百姓的参与和自律。在过去，普法工作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与社会经济事业的飞速发展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相比，普法工作依然空白很多，大有可为。社会上各种权大于法、拳头大于法、家法大于法的不正常现象相当常见，遇事每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意气用事，盛怒之下，出言不逊，乃至拳脚交加、拔刀相向的场面，不止在深受网络暴力毒害的未成年人之间经常发生，在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之间，也多次上演着。依法治国，就是需要广大公民，都有明确的法制观念，了解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遵纪守法，规范自己的言行，恪守社会道德底线，不钻制度的漏洞，既不做恃强凌弱、穷凶极恶的霸王，也不怕胡搅蛮缠、没理强占三分的赖皮，更要避免口无遮拦、动手动脚的粗野行径，要相信法律，牢固树立“任何事情只要是违法的，不管做成什么效果，都是不可行的”法治意识，遇到问题首先从法律角度看一看，习惯于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同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大环境。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

参考：http://ke..com/view/50940.htm

㈥ 评一评诸葛亮和曹操

马谡不听诸葛亮的命令，失了街亭。诸葛亮斩了马谡之后放声痛哭，才想起来刘备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

诸葛亮用兵是一把好手，但是用将确大有商榷之处。刘备用人是以情动人，所以有"刘备摔孩子，邀卖人心"之说，哄的关张赵云都为他卖命。而诸葛亮则是对谁都耍心眼儿，一如孟达所说：人言孔明心多。

兵不厌诈，是对敌人而言。对自己部下应该是推心置腹，上下同心，如果对自己任也用诈，迟早有玩不转的时候。

诸葛亮最爱用的办法一就是军令状，军令状实际上就是对部下不信任,"空口无凭，立书为证"，把人家的小辫子先抓在自己手里再说。不但对马谡,就是刘备的铁杆兄弟张飞，赵云，当他们去打武陵，桂阳时，诸葛亮也要人家先立军令状。更有意思的是诸葛亮在派关羽去华容道时，明明算计清楚了关羽要放曹操，也要关羽先立军令状。回来抓住吃软不吃硬的关羽好好挤兑一下，还装腔作施的要杀关羽。关羽是最好面子的人，想必对此也是耿耿于怀，有机会就要找回场子来。后来要求进川和马超比武就是不服气的表现。诸葛亮处理这件事更是小家子气的很，写信给关羽说：马超是一勇之夫，最多和张飞差不多，怎么比得了你。关羽看了信高兴了，还"遍示宾客"。既然在场所以人都看了那信，难免也要传到马超和张飞的耳朵里，那张马二人也都狂的不行，听了这话怎么会高兴。张飞看在刘大哥面子上也就算了，马超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马超后来一直消极怠工，一个大仗也没有为蜀国打过，八成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当曹操进攻汉中之时，曹洪杀了马超的牙将，马超吃个哑巴亏，连日紧守不出。哪里还是那个杀得曹操割须断袍的马超。

诸葛亮最爱用的办法之二是"激将法"，战马超之前要先激张飞，说谁也打不过马超，要请关云长来；打张颌前要激黄忠，说除了张飞谁也敌不过张颌；征孟获时又激赵云，魏延，要他们不听将令，私自出兵。"激将法"玩到后来大家也腻烦了，在九十九回"诸葛亮大破魏兵，司马懿入寇西蜀"， 孔明曰："今魏兵来追，......，非智勇之将，不可当此任。"言毕，以目视魏延,延低头不语。任他怎么激，魏延就是装没看见。诸葛亮在这里碰了个橡皮钉子，想必恼火的很，也暗下了杀魏延的决心。

军队里本应该是将帅同心，令行禁止。可是诸葛亮对手下大将也玩弄玄虚，前面说了，征孟获时诸葛亮激赵云，魏延，要他们不听将令，私自出兵。打了胜仗，诸葛亮哈哈一笑，说是我激你们去的。攻打陈仓时，一面说要姜维，魏延三天后出兵，一面自己带着关兴张苞连夜出发。手下的大将都不知道诸葛亮到底想要干什么，被耍来耍去，虽然嘴上也说"丞相神算"，但是心情肯定不会愉快。诸葛亮神秘兮兮的作风到后来也自食其果，五丈原禳星时只告诉了姜维一个人，结果被魏延稀里糊涂地闯进来把他的生命灯踩灭了。诸葛亮本来也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身体虚弱而已。如果禳星成功，心里一高兴，凭着精神安慰疗法可能会多活几年。生命灯一灭，精神支柱垮了，诸葛亮也马上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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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门派：魏

论三国（一）

三国风流人物中，我唯独欣赏曹操。他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其实，曹操并不“奸诈”，这里的“奸诈”是智商高的代名词罢了。如果，智商高就能称“奸诈”，那么，孔明和他一样“奸诈”！

生于乱世的曹操自小有权谋，多机变，立下志向，为汉朝效力。不料东汉末年的君主无能，朝政腐败，宦官弄权，民不聊生，导致由张角领导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史称“黄巾起义”。虽然黄巾起义最终被镇压，但是也使东汉名存实亡，各路诸侯互相浑战，割据领地。天下大势，又进入“合久必分”的状态。曹操见汉朝政权难以挽救，才自立门户，南征北战，破吕布，收张绣，北伐袁绍，西征张鲁，平定马超之乱。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军事上，大败袁绍，基本统一北方，怎能不说曹操是个伟大的英雄呢！？

论三国（二）
曹操心胸十分广阔，破吕布后，活捉张辽。在白门楼上张辽辱骂曹操，曹有点怒气，但知文远有才能，不但不杀，反而以盛宴待之。伐袁绍后，发现了一些信，都是曹操一些部下与袁绍暗通的书信。有人为曹操出主意：凡与袁绍暗通者，都杀之。曹操却说：“袁绍强大时，连我不能自保，何况他人乎？”小小的事，却显示出曹操广阔胸襟和非凡的领袖风范。

曹操可是难得的天下天才，文武相传，是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三国时代的著名的诗人。就连毛泽东也十分崇拜他的军事能力。而且他赏识人才，四海能人，皆尽投到曹操门下。刘备是远远比不上曹操的。刘备只会收买人心，伪君子一个。打江山都靠孔明。刘备决不能与曹操齐名。

但曹操一生中也做错不少事。当年为报先父之仇而兴兵洗荡除州，屠杀不计其数的无辜居民。间接使一代名将典韦死于张绣之手。伐袁绍后，残杀二万降兵。世界可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曹操的失误，也是情有可原的！

罗贯中却妙笔一挥，把曹操写成“奸诈”的象征。一代英雄，可悲也！

㈦ 以权谋私和反腐倡廉自古均有,你能举例说明吗

以权谋私：

殷商王朝后期，由于昏君无道，政治腐败，导致奸佞、贪官横行，殷纣王在河北邯郸、沙丘建立宫阙，“肉林酒池”[①]，骄奢淫逸，靠的就是在这里的奸佞和贪官。
西周从一建立，就孕育着一批新的奸佞和贪官。周武王即位，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带领殷商遗民居住在商民的发祥地――河北中南部，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史称“三监”。而这三监，很快成为“三奸”，他们收受武庚贿赂，搜刮民财，与武庚联合叛乱，最后被周武王消灭。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夫，大多数都是贪官，他们为争夺权利而征战，不惜置民众于水火。如晋国大夫赵鞅为了与邯郸大夫赵午争夺“卫贡五百家”（奴隶）[②]，大开杀戒，导致赵午之子赵稷与范氏、中行氏联合叛乱，在河北地区进行了八年战争。
赵鞅死后，其子赵襄子作为晋国正卿，为了与知氏争夺河北北部的代国，不惜让厨子在家宴上把自己的姐夫代王杀死，控制代国。一群残暴、无德的权奸、贪官，构成了春秋、战国河北地区残酷的战争史和政治史。
战国时期，出身邯郸的吕不韦，更是一个大贪官。公元前257年，秦国围邯郸，他收受秦国人质异人的贿赂，放异人逃回秦国。后来靠行贿在秦国谋得高官，继而大肆搜刮资财，家成巨富。
战国后期最大的贪官和奸佞，要数赵王迁的宠臣郭开。公元前229年，秦国大举进攻赵国，受到赵国名将李牧顽强抵抗，郭开接受秦国贿赂，在赵王迁面前诬陷李牧谋反，使赵王派人捕杀李牧，自毁长城[③]。随后，秦兵攻破赵国防线，一举灭赵。一代贪官断送了一个国家，成为赵国永恒的耻辱。
西汉王朝，由于恢复分封制，使得各路诸侯，势力逐渐扩大。一些诸侯王及其僚属都成为聚敛民财的贪官。如汉景帝时封于河北的中山靖王刘胜、常山宪王刘舜、燕王刘旦等诸侯，虽然其志趣不同，但都在自己的封域内大量聚敛民财，骄奢淫逸。刘胜“乐酒好内，子枝百二十余人。”[④]刘舜也是妻妾成群，子枝无德，引起内讧。燕王旦聚敛民财，扩建府第，自以为当为太子，最后因有僭伪异志被赐死。通过在满城县发掘的刘胜及其妻子窦绾墓、鹿泉市高庄发掘的刘舜墓，可以看出这些诸侯王通过聚敛民财而得到的大量金银珠宝。他们的贪婪导致燕赵间先后爆发坚卢、范生等农民起义，反抗贪官和贵族统治。
两汉贵族的聚敛之风，必然助长贪官的孳生。汉武帝时定州人李广利、李延年兄弟，依仗胞妹李夫人得皇帝宠幸而封官。李广利封“贰师将军”，西征大宛，通过克扣军饷、聚敛民财，成为著名的大贪官奸佞。最后兵败投降，不久被杀。
新莽时期河北邯郸的伪天子王郎，可谓一个贪欲无度的流氓。他本是卜相盲流，在起义军反抗王莽政权的背景下，自称汉成帝私生子，改名刘子舆，自立天子，控制河北南部，围剿刘秀军队，成为历史上“王郎赶刘秀”的元凶，并且大肆聚敛民财，骄奢淫逸。最后，刘秀攻入邯郸，他在逃亡时死于途中。
东汉末年，割据河北的袁绍，以及他的对头公孙瓒，都可算作贪官行列。袁绍，虽是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但他在建安年间长期控制河北，先后与董卓、曹操对抗。在河北搜刮民财，广征兵夫，构筑自己的割据势力。令支（今河北迁西）人公孙瓒，曾经通过镇压黄巾军发家，割据幽州（今北京市），与袁绍连年交战。由于贪得无厌，搜刮民财，不仅大失民心，也使得曾经追随他的真定名将赵云，背他而去，投奔了刘备。
西晋河北最为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应数渤海南皮县的暴发户石崇。他因谄媚贾后，官至太傅、征虏将军。任荆州刺史时，拦路劫掠贡使、客商财产无数，成为巨富。晋武帝曾资助王恺与他斗富，居然胜不过他。足见其贪欲无度。他曾在“八王之乱”中与齐王结党，被赵王伦所杀。《世说新语》记载：他的府第“每邀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野蛮而残暴。他宴请大将军王敦与丞相王索，令美人行酒。王敦坚决不喝，石崇就连杀美人三个，王敦却面色如故，坚持不饮。王索劝王敦：“大将军还是饮上几杯吧！不然……”王敦却无情的说：“他杀他家的人，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一对残无人道的畜生，一朝毫无人性的狗官。真实反映了西晋后期贪官污吏的腐败和残暴。
西晋河北的诸侯王，大都贪欲十足。河间王司马禺页、赵王司马伦等，都通过聚敛民财，扩充势力。为了更多的私欲，发动“八王之乱”，对黄河流域造成巨大破坏。正是他们的贪婪，造就了象河间人张方这样的一批无知而贪婪的武夫。张方年轻时因骁勇野蛮受司马禺页重用。“八王之乱”中充当司马禺页的先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占领洛阳后，纵兵大掠。就这样一个由司马禺页亲手培养的匹夫加贪官，最后也因影响了主子的贪婪而被杀。
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大贪官的代表，是后赵伪皇帝羯族石虎，字季龙，后赵创立者石勒的侄子。石勒死后，他杀太子石弘，自立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大兴土木，广征民夫，修建豪华宫殿。刑罚苛暴，税负苛重，强圈民地，酷虐荒淫，抢劫民间妇女十万人置后宫。据宋代窦革的《酒谱》载：“石虎于太极殿起楼，高四十丈。上有铜龙，腹空，著数百斛酒。使人于楼下漱洒。风至，望之如雾，名曰‘粘台’，使之洒尘。” 用几百斛酒泼洒庭台，其贪欲奢淫程度可见一斑。
以往的史学，往往过分美化古代农民起义头领，这既不符合历史真相，也有悖马克思主义原理。其实古代农民起义头领中，也有不少集贪官与流氓于一身的恶徒。如北魏末年农民出身的贪官恶吏、鲜卑人葛荣，乘河北“六镇起义”而起家，招兵买马。在526年的博野白牛逻（今属蠡县境）战役中得胜，自称天子，割据河北，拥兵数十万，抢掠民财，拉拢豪强，欺凌汉族人民，民怨很深。后来为了满足私欲，袭杀河北农民领袖杜洛周，最终被其他土匪武装俘杀。
发生兵乱，朝廷派兵围剿，并下令诏安。2000多名叛卒投降。朝廷除坑杀429名重犯外，其余2000余人分到各州。李昭亮身为成德军(驻真定)留后、真定路都总管，与恒州(今正定)通判冯博文等人在奉命遣送保州叛卒过程中，乘人之危，强抢叛卒的女眷。当时正好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出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查明此事后，将冯博文革职逮捕，并上奏朝廷弹劾李昭亮。而昏庸的宋仁宗不顾大义，竟放纵外戚，使李昭亮逍遥法外。但在欧阳修的严正压力下，李昭亮不得不将抢占的民女放出。
北宋后期的河北，是朝廷重兵控制的地区，也是贪官恶吏孳生的地区。权奸蔡京当政时在河北安置亲信，重用童贯等贪官，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大观二年，因强令百姓输纳免夫钱（役夫钱），激起河北民众反抗。权奸童贯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不顾河北连年灾荒，贪婪聚敛民财。导致饥民纷纷造反。其中有高托山，聚众三十万。童贯出兵疯狂镇压民众反抗。
北宋末年河北最大的贪官，当数卖国贼张邦昌，河北东光县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北宋末年把持朝政，卖官受贿。在金兵围攻开封时，力主割地赔款议和。出任河北割地使，卖国求荣。金兵攻陷开封，立他为伪楚皇帝，在位32天，就在民愤中去皇帝号。宋高宗即位后，流放潭州（今长沙），处死。
与北宋同时并立的辽朝控制河北北部地区，在这个契丹贵族建立的王朝，河北也遭遇了一批贪官恶吏。首先是耶律重元，辽圣宗次子，封秦国王，兴宗即位封为皇太帝，官历北院枢密使、南京（今北京）留守，在河北北部疯狂聚敛，扩充势力。清宁九年（1063）企图谋杀辽道宗，事泄，北逃大漠，自杀。在平灭重元叛乱中得势的耶律仁先和耶律乙辛等契丹贵族，分别被封为宋王、魏王，官高权重，仗势聚财，培植个人势力，给幽州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金朝灭宋过程中，河北出了一批卖国求荣的贪官恶徒，其中临漳人郦琼、雄州人李成最为臭名昭著。郦琼，原为宋朝统制官，北宋王朝南逃后，他乘机抄掠淮南地区，烧杀抢掠。后来背叛宋朝投降伪齐政权刘豫，为节度使，进一步抢掠民财，金朝废掉伪齐后，他被任为防御使，知亳州（今安徽亳县），积极为金兵攻宋出谋划策，借机从中抄掠资财，1153年病死。李成，原为弓箭手，宋室南迁，他割据江淮，烧杀抢掠。1131年被岳飞打败，投降伪齐，1136年他随刘豫攻打南宋，败归，金人废掉刘豫后，他随金兀术攻占洛阳，再次烧杀抢掠，被金朝任为河南尹，后为真定尹，封济国公。不仅拆毁真定潭园建筑，砍伐林木，而且聚敛民财，成为巨富的贪官。
在金朝河北的贪官中，永年人张炜因贪赃和克扣军饷《金史》留名。他原名张景，大定进士，1200年为同知节度使，借主持修筑漠南界墙，向商贩强行征息，充任宣差西北路军储，后改任户部郎中，曾利用聚敛手段使所掌管的财政增息14万。在浍河堡（今怀安县东南）兵败，被军士们指责克扣军饷。迁任按察转运使、代行六部事。这样赃官竟然能出任按察转运使，可见金朝吏治之腐败。
元代河北海运的贪官，是朱清和张王宣，他们原本是崇明（今上海）贩盐海盗和横行乡里的无赖。投降元朝后帮助元兵攻宋，押运宋朝库藏图籍到大都，后来受命造大船从江南运粮食到大都，任河北海运万户和海道运粮千户。控制河北到大都的漕运。因疯狂搜刮民财极多，被告发有叛逆之谋，一起被杀。
元代河北下场最惨的贪官奸臣是大名人卢世荣，一名卢懋。先靠行贿当上江西榷茶运使，不久因贪赃被废。至元间，靠游说被任为中书右丞，主持财政，严治钞法、盐法，提出实行沽酒、盐铁官营措施。并起用有商贾经历的官吏，受贿卖官，独断专权。“居中书仅数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左司郎中周寅戈与他稍有不合，就被上奏杀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不久被御使陈天祥上奏弹劾，指责他理财“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15]。指责他不申报丞相，擅自支用国库钞20万锭，升六部为二品官。擅自安置自己的党羽，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最终被处死，割其肉喂野禽猛兽。
河北由金朝士绅投降蒙古的汉族世族大地主很多，永清的史秉直、史天泽等史氏父子、藁城董俊、董文用等董氏父子，保州张柔、张弘范父子等等，在元朝都有很高地位。他们虽然都参与了攻伐南宋的战争，但史氏、董氏世族的官吏，多数为政清廉，为人仁厚，保护了大批汉族士民。唯有蒙古行军千户、保州都元帅张柔在保州借势聚敛民财。《元史》褒奖他“立市井，置官廨”，引泉水入城，通商惠工，保州随致殷富。他儿子张弘范是最后灭南宋的主帅。实际上他们在保州骄奢淫逸，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官邸园林。现存的保定古莲池，原名“雪香园”，就是张氏的私家园林。
明朝是一个宦官得势的朝代，甚至连最具有改革精神的丞相张居正，也要与宦官冯保勾结，才得以控制朝政。许多宦官依仗他们与皇帝、后妃的特殊关系，弄权玩政，聚敛财富，成为明朝最具代表性的贪官集团。而河北先后出现了王振、魏忠贤、冯保、曹吉祥等一批大宦官和大贪官、大奸佞。
王振，蔚州（今蔚县）人，明英宗时得宠，掌司礼监，权势日重，建造私第、佛寺，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安置党羽，卖官鬻爵，名臣下狱者不绝，英宗呼为“先生”；公侯大臣呼为“翁父”。他为了得到瓦刺良马，优待瓦刺贡使，用兵库箭镞换马。正统十四年（1449）他挟持英宗亲征瓦刺，在土木堡（今怀来东南）兵败，英宗被俘，他被乱兵杀死。其党羽全部被诛。最后，从他家中没收的财富，金银60多库，玉盘数百，高达六七尺的珊瑚珍品20多件，珍玩珠宝不计其数。
河北滦州（今滦县）宦官曹吉祥，依附王振，历任七次监军使，景泰中，分管京营，因帅兵迎英宗复辟有功，升司礼太监，总管三大营，子侄皆列爵，门下厮养冒官者达千百人，家财数万，权势倾朝，卖官鬻爵，无恶不作。最后贪婪至极，竟然与他的儿子曹钦拥兵在宫廷谋乱，结果被杀。
在刘谨阉党横行时，河北的太监谷大用、清苑的张永等人，成为深得武宗宠幸的“八虎”。虽然张永后来弹劾刘谨有功，但是他在九江监军时，也是贪得无厌聚敛民财，中饱私囊。
明朝中期大权奸冯保，字永亭，深州人，嘉靖中入宫为中官，靠引诱皇帝夜游别宫、进献奇巧之物得到宠幸。隆庆中提举东场兼管御马监事。深结张居正，穆宗死后，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专权朝政，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他依仗太后势力，赏罚皆出其口。疯狂借机聚敛资财，后来被弹劾，安置南京。他死后，籍没他的家产，获“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不计其数[16]。
弹劾冯保的宦官张鲸，河北新城人，初入宫，投张宏门下，后与冯保争宠，依仗权势，搜刮民财。万历十六年，御史何出光弹劾张鲸及其党羽鸿胪序班尚智与锦衣卫都督刘守等人“相依为奸、专擅威福”。但因皇帝庇护没能治罪，于是大理评事雒于仁给张鲸送了一幅“酒色财气”的四扇屏，指责他收受贿赂、贪婪聚敛的罪行。
臭名昭著的魏忠贤，可谓河北明代最大的贪官奸佞。肃宁人，少年无赖，万历中自做宫刑改名换姓为李进忠入宫，借机与熹宗乳母客氏私通，熹宗即位，任司礼太监，以善于引诱皇帝倡优伎乐及狗马射猎得宠幸，兼掌东厂，遂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以致于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走狗，陷害正直贤臣，将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名臣下狱或杀害，无恶不作，遍置党羽，疯狂聚敛，媚事者竟然拜呼他“九千岁”，各地督抚竟为他建造生祠。思宗即位，将其逮治下狱，自缢而死。其党羽先后被诛或罢黜。其中河北东光进士霍维华、清苑进士阎鸣泰等本来都是学有所长的文官，可为了攀附魏忠贤，不惜为虎作伥，阿谀谄媚，成为阉党骨干、民怨极深的贪官。阎鸣泰，依靠魏忠贤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师。“专事谄谀，每陈边事，必颂功德，”[17]首先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在他影响下，各地给魏忠贤建造生祠，“多者耗资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币，伐树木。”仅开封一处，“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18]宛如皇帝宫阙。这种误国害民的赃官恶吏，在河北贪官史上留下可耻的一页。
列入《明史·佞幸传》的有三个河北人，丰润人门达、安平人杲和宣府（今宣化）人江彬。门达，正统中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天顺初，参与英宗复辟有功，升指挥使。因英宗依靠锦衣卫为耳目，权势益重，陷害忠良，重敛资财，卖官鬻爵，无所顾忌，文武官员多被冤死，无恶不作，十恶不赦。宪宗即位，遭到众臣弹劾，分配广西南丹卫充军。杲，以锦衣卫校尉成为门达走狗，借着朝廷清理奸党之机，清剿大臣家财。以皇帝名义称：派遣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多进伎乐货贿，”以祈免祸。甚至连亲藩郡王，也纷纷给他行贿。不进贿赂者，他就罗织罪名，逮至锦衣卫。一时间，疯狂至极。肆无忌惮。不仅引起极大民愤，也引起以前得宠的太监嫉恨。后来曹吉祥及其儿子造反，首先冲入他的宅第，割取他的首级。江彬，字文宜，正德时因镇压河北刘六、刘七有功，升大同镇都指挥使。专事纵恿谄媚，鼓动武宗四处巡游，到处抢掠民间妇女珍宝，倍受宠幸，封为平虏伯，提督十二团营，并且督管东厂和锦衣卫，权势显赫，为非作歹，疯狂聚敛，无恶不作。世宗即位后被处死。
清代河北的贪官，震惊朝野的是乾隆年间因贪污被处死的井陉知县周尚亲。他在贫困的井陉县为官，平时就横征暴敛，敲诈民财，民愤很大。1778年，他以每石六钱的价格向各村派购谷子3000石，他从每石谷子中贪污三钱三分。百姓们得知，非常义愤，接连到县衙与他交涉。而这个贪官，不仅不肯退脏，反辱骂百姓。井陉县廪生梁绿野等人出面代表乡民上告到正定府。正定知府方立经因为平时经常授受周尚亲的贿赂，因此，不问案情，将梁绿野赶出府衙，并且以梁绿野等人“挟嫌肇衅，敛钱告官”的罪名，报告上司。梁绿野为了讨回公正，便找到在正定主持重修隆兴寺的钦差大臣、工部侍郎刘浩。而刘浩借主持修缮工程，不问民案为由推辞。梁绿野只好到保定，向直隶总督周元理申告。周元理不问实情，直接将知府的呈文上奏。并将几位带头控告者逮捕入狱。梁绿野冒着被衙门巡捕的危险，叩宫上告御状。乾隆皇帝听了梁绿野控告之后，派要臣详察。最后钦定：将周尚亲处以绞刑，正定知府方立经等人革职发配新疆；直隶总督周元理革职；工部侍郎刘浩革职，保留三品官衔，与周元理一起在正定管理隆兴寺修缮工程[19]。
清末河北最大的贪官，要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他不仅为人狡诈残忍，而且卖国求荣、贪得无厌。早在清朝末年，他就是无耻的贪官。光绪三十年(1904年)井陉县士绅张凤起与德国人汉纳根合资开办井陉煤矿过程中，袁世凯依仗特权，为了向汉纳根索贿受贿，一连五次驳回呈文。最后，指责张凤是个“刁生劣监”，驳回张凤起办矿请求。暗地里他与汉纳根勾结，着手开办煤矿。派津海关道梁敦彦收买张凤起矿地，取消矿权，而与汉纳根签订官商合办合同，合办“井陉矿务局”。另外，在1904－1906年，获鹿县石家庄村（今石家庄市区）民奋起驱逐为非作歹的意大利奸商事件中，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不顾中国人民和获鹿县、正定府、津海关道等爱国官吏的极大义愤，竟然采取媚外外交，对查处奸商一再拖延，而且一再对意大利领事馆的无理要求采取妥协态度。最后，将奸商交给意方处理，放归青岛[20]。

反腐倡廉：
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认为吏治腐败是严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大明律》沿用了唐律“六赃”的规定而略有改动。“明六赃”为：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和坐赃。以“监守盗”取代唐律“受所监临财物”而正式列人“六赃”，说明明律加强了对主守官吏凭借职权侵吞国家各项钱粮之类贪污犯罪的惩罚。其他如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也是为惩治赃官而设置的罪名。《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规定犯“枉法赃”，官“八十贯，纹”，吏“一百二十贯，绞”。犯“不枉法赃”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时规定：“凡监临官吏挟势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者，并计赃准不枉法论，强取者准枉法论，财物给主”。若是执法御史及督抚这类的“风宪官吏”犯赃，加二等治罪。犯赃官吏，官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至于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的贪污行为，明律规定“并赃论罪”，并于犯官右小臂刺“盗官钱(粮)”字样，耻辱终身，赃四十贯处斩。明律对官吏索贿也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明律还规定了对负有监察之责的都察院、监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贪赃枉法的，要加重处罚。

为了对贪官形成更大的威慑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大量滥用律外重刑，刑罚手段令人发指。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有人统计，仅《明大浩》载有案例的156个条目中，治吏者有128个，其中惩治贪赃官吏者占43个;多属于“株连人数多，且道杀最厉害的案件。”《明大浩初编》规定，官吏“贿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笞亦坐死”，《大浩三编》规定，官吏受赃而纵囚徒者，“本身处以极刑，络没家产，人口迁于化外。”此外，明太祖朱元璋还允许人民对“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省、府、州、县官吏，“连名赴京状奏’，力图借民众力监戒和惩治贪官。洪武年间，仅贪污秋粮一案，贪官“系死者，数万人”。为加强监察杜绝贪奸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纠察百官并随时检举弹劾。朱元璋还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遍布全国各地，广布耳目，访察贪廉，要求百姓举报，从而使一大批贪官受惩。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不分亲疏，他下令凡贪官污吏都要治罪，不容宽待。明初有人检举他的侄儿朱文正违法乱纪，朱元璋立即罢他的官。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办事时私贩茶叶，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处死。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对肃整吏治、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发展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弊端

尽管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依托王权与专制制度，严法整治贪官赃吏，只可收一时之效，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明代虽有完备的廉政法制，还有系统的监察制度，但是，推动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最高权力（皇权）却不受任何制约。所以，廉政建设往往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腐败的滋生蔓延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清代学者赵翼对宋代惩治赃吏的总结同样适用于明朝。赵冀说：宋太祖的严法治赃吏，到太宗时，“法令犹未弛”，但已出现“骶法(枉法)曲纵”的现象；真宗时，则“比国初已松弛矣！”到了理宗时，“已为具文，而官吏之睃削如故也。”总之，越是到后期，越是不能贯彻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越是不能惩治贪官污吏，社会也就越黑暗，这就是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通病，无一例外。因此，“重典治吏”可能会在一时起到一定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