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治

『壹』 吐蕃王朝法治建设民事一骑绝尘，为何行政法律却出现“断层”

在近一千年前，如今的西藏还不叫作“西藏”，而是称其为“吐蕃”。在吐蕃王朝的历史中，由汉至唐，其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在高原上发展着属于自己的文明。可是随着历史发展的机遇，这种“孤芳自赏”的局面被打破了。

在唐朝建立后，不久就受到了来自西南地区的威胁，一个叫吐蕃的势力，威胁着唐朝对西南部及西域的统治。直到文成公主的出嫁，才缓和了这种民族国家矛盾。而使吐蕃走向历史巅峰的领袖，名叫“松赞干布”。

吐蕃王朝法律在民族治理上的突出

通过对吐蕃历史的了解，就会发现吐蕃王朝的法律起步还是相对较晚的。由于历史的缺失，以及文化交流的隔断，吐蕃难以避免的陷入了落后之中。虽然没有规范化的法律实施，但是吐蕃人民在生活的探索中，早已通过生活历史经验，自己总结出了先进的民事法。

而特殊的社会构成及历史发展，使吐蕃的历史发生了转机。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地区，并使吐蕃见识了世界的发展脚步。通过积极的交流，以及善于学习的智慧，使青藏地区获得了发展与开化。由于青藏地区统一的脚步较晚，所以行政法的发展较缓。

但是无论缓慢，青藏地区的历史最终与中国及世界一道，走向了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贤者喜宴》

《唐书》

《西藏王统记》

『贰』 佛教佛法 人为什么得癌症

违反戒律很严来重的就会如源此
五恶是：（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两舌、恶口、妄语、绮语，（五）饮酒。佛教中五戒所防的就是上述五恶。造此五恶，于现世中，王法治罪，身遭厄难，称为五痛；以此五恶，于未来世三途受报，称为五烧。
五恶业所感的五脏五根病是：“若杀罪之业，是肝眼病；饮酒罪业，是心口病；淫罪业，是肾耳病，妄语罪业，是脾舌病；若盗罪业，是肺鼻病；毁五戒业，则有五藏五根病起。业谢乃差。”业谢乃差：谢，指灭其作用，落谢之义。差，就是痊愈的意思。

『叁』 文言文有度全文翻译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传体，不敢弗搏戚，无私贤哲之臣，无私

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感。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候，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馀，上之任势使然之。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名，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译文

国家没有永久的强、也没有永久的弱。执法者强国家就强，执法者弱国家就弱。楚庄王并吞国家二十六个，开拓疆土三千里、庄王灭了他国，楚也就衰弱了。齐桓公吞并国家三十个，开辟疆土三千里；桓公灭了他国，齐也就衰弱了。燕昭襄王把黄河作为国界，把蓟城作为国都，外围有涿和方城，攻破齐国，平定中山，有燕国支持的就被人重视，无燕国支持的就被人看轻；昭襄王灭了他国，燕也就衰弱了。魏安厘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取河东地，全部攻占陶、卫领土；对齐用兵，占领平陆；攻韩，拿下管地，一直打到淇水岸边；眼阳交战，楚军疲敝而退；上蔡、召陵之战，楚军败；魏军遍布天下，威振于中原各国；安厘王死，魏随即衰弱。所以有庄王、桓公在，楚、齐就可以称霸；有昭襄王、安厘王在，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成了弱国，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专干乱国的事，而不干治国的事。这些国家混乱衰弱了，又都丢掉国法去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混乱衰弱只会加剧。

所以当今之时，能除私欲趋国法的就会民安而国治；能除私行行国法的，就会兵强而敌
弱。所以明察得失有法律制度的，加在群臣头上，君主就不会被狡诈虚伪所欺骗；明察得失有衡量标准的，用来判断远方事情，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不一所欺骗。现在若按声誉选用人才，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联络勾结；若凭朋党关系举用官吏，臣民就会营求交结而不求依法办事。所以官吏不称职的，国家就会混乱。凭好名声行赏，凭坏名声处罚，那么好赏恶罚的人，就会弃公务，行私术，紧密勾结来互相包庇利用。忘记君主在外搞私人交情，引进他的同党，那么这些人为君主出力就少了。交情广，党羽多，内外结成死党，即使犯了大罪，为他掩饰的人却很多。所以忠臣无罪却遭难而死，奸臣无功却安然得利。忠臣遭难而死，并不因为有罪，他们就会隐退；奸臣安然得利并不凭功，他们就会进用。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源。像这样下去，群臣就会废弃法治而注重私利、轻视国法了。他们多次奔走奸臣门下，一次也不去君主朝廷；千方百计考虑私家的利益，一点也不为君主的国家着想。属臣数目虽多，不能用来等奉君主；百官虽备，不能用来担当国事。这样，君主就徒有君主虚名，而实际上是依附，于群臣礼家的。所以我说：衰弱国家的朝廷有人在里边。朝廷里边没有人，不是指朝廷里边臣子少。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利国；大臣致力于互相推祟，不致力于尊奉君主；小臣拿俸禄供养私交，不把官职当回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君主在上不依法断事，而听凭臣下任意去干。所以明君用法选人，不用己意推举；用法定功，不用己意测度。能干的人不可能埋没，败事的人不可能掩饰，徒有声誉的人不可能升官，仅受非议的人不可能斥退，那么君主对臣下就辨得清楚而易于控制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品德高的人做臣子，面北献礼，效忠君主，没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辞贱事，在军队不敢推辞难事；顺从君主的行为，遵从君主的法令，虚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说，有眼不因私事而看，君主控制着他们的一切。做臣子的，如同双手，上用来理头，下用来理脚；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剑近身，不敢不拼。不要因私使用贤明臣子，不要因私使用智能之士。所以百姓不离乡私交，没有远道奔走的忧虑。贵贱不僧越，愚智各得其所，这是治的最高境界。对现今那种轻视爵禄，轻易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我不认为是廉。谎言抗法，违背君主而强行进谏，我不认为是忠。施行恩惠，收买人心来抬高自己的声望，我不认为是仁。避世隐居，而用谎言非议君主，我不认为是义。出使他国，损害祖国，候着祖国陷入危境，便恐吓君主说，交往没有他就不能亲近，积怨没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样，贬低君主名声来抬高自己，损害国家利益来便利私家，我不认为是智。这几种行为，是乱世君主喜欢的，先王法治看轻的。先王法令说：“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顺从君主旨意；不要作恶，跟随君主脚步。”古代太平社会的百姓，奉行公法，废止私术，一心一意为君主办事，准备条件来等待任用。

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先王掌握着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阴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君主运用权势所得来的。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时的地形一样，由近及远，地形渐变，使君主失去方向，东西方向改变了，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指南仪器来判断东西方向。所以明君不让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乱打主意，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谋求利益，举动没有不合法的。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同享。威势权力与别人同享，奸臣就会公然活动；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刑罚不果断，就不能战胜奸邪。所以说：巧匠目测合乎墨线，但必定先用规矩作标准；智商高者办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据。所以墨线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测准器平了，高坛挞就要削平；称具拎起，就要减重补轻；量具设好，就要减多补少。所以用法令治国，不过是制定出来、推行下去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淫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肆』 一切因果均不能自证

这句不对
从现象可以验证因果的存在
五恶所感的五脏五根病
佛教所说的业病，就是指由宿业而感的疾病，又作业障病。
《灌顶经》卷十云：“种恶得其殃，合家悉疾病。”
因以前的恶业，受报应而得病，痿困于床，苦楚万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此乃罪过所招，咎由自取，非药石所能治愈，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报应病。《灌顶经》卷十二记载，救脱菩萨告诉阿难说：“其世间人痿黄之病，困笃著床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考楚万端。此病人者，或其前世，造作恶业，罪过所招，殃咎所引，故使然也。”
智者大师，将病分为三种：一者四大增损病；二者鬼神所作病；三者业报所得病。在《摩诃止观》卷八单列“业病”一条，与四大不顺、饮食病、禅病、鬼病、魔病并列。“业病者，或专是先世业，或今世破戒动先世业。”文中还细数了五恶所感的五脏五根病。
五恶是：（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两舌、恶口、妄语、绮语，（五）饮酒。佛教中五戒所防的就是上述五恶。造此五恶，于现世中，王法治罪，身遭厄难，称为五痛；以此五恶，于未来世三途受报，称为五烧。
五恶业所感的五脏五根病是：“若杀罪之业，是肝眼病；饮酒罪业，是心口病；淫罪业，是肾耳病，妄语罪业，是脾舌病；若盗罪业，是肺鼻病；毁五戒业，则有五藏五根病起。业谢乃差。”业谢乃差：谢，指灭其作用，落谢之义。差，就是痊愈的意思。

『伍』 佛教五戒的盗戒到底在戒啥

教五戒的盗戒，又称为不与取。不是你的东西，没有得到主人允许，是不内能取用的。盗戒主要容是戒除众生贪心，不劳而获的贪取心。杀盗淫，都是戒除众生贪心的，是从不同方面制戒的。贪、嗔、痴是众生得解脱的极大障碍，戒行不清净，是不能解脱烦恼痛苦的。

『陆』 按佛教来说，害人害命的电信诈骗犯有什么严重的报应

妄语罪业，来是脾舌病··源················
五恶是：（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两舌、恶口、妄语、绮语，（五）饮酒。佛教中五戒所防的就是上述五恶。造此五恶，于现世中，王法治罪，身遭厄难，称为五痛；以此五恶，于未来世三途受报，称为五烧。

五恶业所感的五脏五根病是：“若杀罪之业，是肝眼病；饮酒罪业，是心口病；淫罪业，是肾耳病，妄语罪业，是脾舌病；若盗罪业，是肺鼻病；毁五戒业，则有五藏五根病起。业谢乃差。”业谢乃差：谢，指灭其作用，落谢之义。差，就是痊愈的意思。

『柒』 关于法治的成语

关于法律法制的成语 【法律 纪律 规矩 遵法守法】 约法三章 明正典刑 言出法随 舞文弄法 现身说法 以身试法 金科玉律 一定之法 一卒之令 令行禁止 循规蹈矩 偭规越矩

『捌』 汉代民族法制的意义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抄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常识制度篇。

『玖』 中国古代法制的三大时期

奴隶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为核心的 “ 礼 ” 由习惯逐渐演变为法 。夏朝国家形成伊始，法制尚处草创阶段，奉天罚罪的法制观 《左传》中记载的 “ 禹刑 ” ，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至商朝，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已初具规模，所谓“ 刑名从商 ” 。以残害人体为主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在商朝已较为通行，但处刑的手段尚未规范化，还没有一套严格的刑罚制度。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最重大的改革莫过于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郑国执政子产，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郑国邓析所作竹刑，便于携带和流传，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封建社会初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后来商鞅入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秦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韩非的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 、势相结合的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成为其指导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司法机构和诉讼制度逐渐形成。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制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汉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辅 ” ，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中国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诉讼与审判制度。“春秋决狱 ” 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颇有建树，魏国的《新律》，东晋的《晋律》(又称《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北周的《大律》等。这时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礼律日趋融合，其中《北魏律》为隋唐律典的渊源。为维护地主阶级特权， “ 八议 ” “ 官当 ” 入 律。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会发展时期
承上启下的是隋朝的《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 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 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为法制指导思想上，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律疏》、《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大中刑律统类》、《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称《永徽律疏》最负盛名，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 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而且尽可能引 证儒家经典，用以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使 “ 疏 ” 与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此 “ 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 ” ，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备。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这一时期的法律特点是：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加强活动对司法权的控制，刑罚更加野蛮，折杖法、刺配之法、凌迟等酷刑的滥用是刑罚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没有显著进步，有几个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把人民划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残酷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在继承汉族法律的同时又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
封建社会后期
明律于唐律比较，大为严苛，所谓“轻其轻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乱国”为指导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亲自制定《大诰》，汇集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为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会典》。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清会典》康熙时仿《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此后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订。其详细记载了清朝从开国到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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