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与破法

1. 破产的立法过程

从1994年开始，企业破产法就列入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之中。这部法律起草经历了三届中国人大任期，费时十二年之久，期间几次搁浅。1994年3月， 根据八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八届中国人大财经委开始组织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成立起草组，开始研究起草破产法草案。为了广泛听取意见，起草组组织若干调研组到各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委托辽宁、四川两省人大财经委分别起草出一份草稿。并就《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实施经验进行了总结。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起草组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拟订出破产法草案初稿，经向有关部门、地方和国内外专家多次征求意见，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草案)》，经八届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于1995年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对本法的出台时机是否成熟存在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及其立法一时难以配套等原因，草案当时未能进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
九届中国人大期间，起草组继续进行这一工作，一方面对当时企业改革与破产现状进行总结研究，同时着手继续修改破产法草案。2000年3月，起草组召开会议，就草案的修改问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草案包含的内容经过反复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已基本可行，起草组应当抓紧工作，争取早日提交常委会审议，会议还就草案修改的原则提出了具体意见，原拟于2002年上半年再次上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因个别地方出现了企业不稳定现象并引起人们对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分歧意见，这一工作又暂告一段落。
十届中国人大成立后，企业破产法再次被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确定继续由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财经委员会于2003年8月调整起草机构，再次启动草案修改起草工作。起草组根据中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指示和立法指导思想，总结以往工作，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多次召开立法座谈论证会，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草案，并于2003年11月将草案再次送各地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就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采取登门拜访的形式，与有关方面多次进行协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见。2004年5月，起草组再次召开大规模座谈会，征求人民法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企业、职工和破产清算从业人员的意见，就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达成共识。5月28日，草案经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式征求国务院意见。随后，起草组逐条研究国务院等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再次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草案，经中国人大财经委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于2004年6月21日正式提交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初审。
此后，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2004年10月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本来是再经过一次修改审议以后，就可以通过了，但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在破产清算、债务清偿顺序问题上出现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到底劳动债权优先，还是担保债权优先？这一争就是两年。
两个优先都有硬道理。立法时到底把哪个放在优先的地位，就成了立法者的难题，处在两难之间，难以取舍。在中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注下，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及许多专家学者进行广泛调研，做了大量工作，终于找到了结合点与突破点，提出了这一“新老划断”的方案。这是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历史遗留难题，也和立法的指导思想统一起来，扫除了障碍，同时也凸显出这部法律的中国特色。这一处理方式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同，在这次常委会审议修改之后，以157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
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在适用范围、破产原因、重整制度、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金融机构的破产等问题上都曾有过争论： 早先的草案对于企业破产原因规定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清理债务”。这样规定，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在征求意见和审议中，有不少人存在一种担心，即仅以这样一个原因即允许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破产，会不会引发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破产呢？会不会给一些恶意申请者以借口？也有意见认为，如今有一些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问题，如不加限制地以一种原因作为破产原因也不利于这类国企的脱困。根据这一情况，立法机关将破产原因修改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第三个问题，关于金融机构的破产。依据本法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从大的方面应适用本法。但由于这类企业比较特殊，对于这类企业的破产要有一定的特殊措施。故在起草过程中，曾有人建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不适用本法。但后来考虑到如不适用本法，就这类企业的破产专门制定破产法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立法的经济性原则，而且本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对这些企业也是适用的。故在最后通过的法律中，对金融机构的破产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同时规定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即对这类企业破产的一些特殊事宜，要按照国务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实施办法来办理。

2. 法律与正义的关系

法律与正义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正义对法律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正义作为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作为区别良法恶法的标准，始终是法律进化的精神驱动力。

同时，法律也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法律运用国家强制性，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通过裁决纠纷，惩治非正义的违法行为，以实现社会正义。

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能背离大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去制定法律。背离正义的法律，有法律之名，无法律之实。无正义之精神的法律，社会成员对之失去信心，无人尊敬它，服从它。没有正义的精神蕴含在其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衡量法律优劣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评价法律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一项法律在社会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不论立法者认为它多么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

（二）法律对正义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保障分配正义。

每个社会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要有一套体现大多数人的正义要求的原则来指导社会成员适当的分配资源、利益和负担，以保证资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负担的承担有序化，这套原则就是社会的分配正义。

2、 分配的正义没有实现的时候，矫正的正义发挥其作用。

矫正的正义指当分配的正义遭到破坏时，按照均等的原则予以重建或恢复。如果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或财产，矫正的正义则要求侵害者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或对侵害者施与其行为相对称的刑罚。

法律与正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以上所论述的只是对正义与法，法与正义的关系的简单理解。每个时代对正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不同时代的立法者们对同一现象的理解也不同。

(2)立法与破法扩展阅读：

（1）正义的概念

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为的崇高的价值，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正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正义观。

衡量正义的客观标准是这种正义的观点、行为、思想是否促进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否满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需要。

正义最低的内容是，正义要求分配社会利益和承担社会义务不是任意的，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正义的普遍性是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平等或是量的均等、或是按人的贡献平等或按身份平等，分配社会利益和义务；分配社会利益和义务者要保持一定的中立。

总而言之正义是彰显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行为。

（2）正义的分类

根据正义涉及的不同领域的标准，可以把正义可分为制度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

制度正义指社会制度的正义，具体是指社会财富、资源、责任、义务分配是否公平和正当。

形式正义是对法律制度的公正一致的执行，它不管法律制度本身是否符合正义，它强调法律制度始终如一的实现。

程序正义是指保证实现制度正义和形式正义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制定正义的法律，应有公正的立法程序，同样，保证司法公正，也要有公正的司法程序。

3. 如何看待破产立法理念的历史演变

破产法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个别强制执行制度，当时的“屠杀分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当作是破产雏形中对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但破产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后，立法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早期的破产法是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着眼来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间随着债务人地位的变化和提高，破产制度慢慢走向精细和完备。归纳起来，破产立法变迁带来的理念变化和制度创新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破产法的立法本位发生了重大转变 破产法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解决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从产生之初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走向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破产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债务清偿关系有时可能影响到他人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业、金融企业、超大型企业的破产，会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故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十分重视如何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大型企业的挽救，以避免因破产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作用。因此，面对社会发展形式的变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从私法的角度考虑破产问题，难免会导致对国家介入调整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仅仅依赖传统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难以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因此，在我国新的破产立法中，应当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债务关系进行传统的私法调整的同时，还需要运用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价值的实现。破产法立法本位变迁，对我国当今构建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破产法的制度价值不断变化和创新 破产立法本位的变迁必然会带来破产法的制度价值的变化。在传统弥补传统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价值基础上，现代破产法还具有两个新增价值：第一，给予债务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传统破产法以保护债权人为要而对破产人实行惩戒主义， 破产程序的目的仅仅是使各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但债务人在破产后不能获得免除债务的优惠。这样使得债务人没有申请破产的积极性和原动力，其结果是即使出现了破产原因，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而使得财产继续减少，最终不利于债权人。现代破产法既体现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债务人的保护，其最大的特点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进行免责，以使其摆脱债务，东山再起。第二，现代破产法还具有及时切断债务膨胀，保障经济秩序良好允许的功能。现代交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锁链，各交易主体均是这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主体的破产，往往会影响其他主体，而引起连环破产。而现代破产法恰恰可以及时有效地切断该链条，进而保护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转。

与此同时，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也日益为当今社会所认识。所谓间接调整作用是指破产法对调整债务关系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破产来优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调整社会产业与产品结构。必须承认，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作用都是通过破产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而间接实现的。不能将这些间接调整作用理解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根本动因，更不能以此来说明破产法存在和实施的必要性，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必将产生危及破产破产法存在价值的种种错误认识。我国过去对破产法宣传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一谈到破产法，多从社会表现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间接调整作用，而对其本质作用缺乏认识，宣传不足。所以，当破产法的实施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出现困难时，便自然冒出种种以其他制度取代破产法、乃至完全否认破产法的错误主张。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我国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实际上自身早已“破产”。 在目前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呼声日益高涨的时期，也存在过分渲染破产制度间接调整作用的舆论，立法机关对此应当确立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现代破产法制度价值的变与不变。

现代破产法注重从广义上理解破产概念，有机衔接和解、重组等相关制度 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概念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仅限于指处理经济上破产时债务如何清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即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由法院主持强制清算其全部财产，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法律制度。但这其实只是最为狭义的理解。而现代学者通常对破产法律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将破产清算以外的各种以避免债务人破产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视为破产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将其狭义地理解为破产清算制度。

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分析可知，国外的金融机构破产也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和解、重组等市场退出方式和破产清算制度有机结合，统一构成广义上的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该法中规定了和解、整顿等制度。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也都将托管、接收等制度与破产清算规定在一起。鉴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和现行制度基础，我们构建新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在立法中有机衔接托管、重组与破产清算之间的关系。

现代破产法充分意识到破产欺诈的危害，强调加重破产法律责任 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确实施的，破产法更是如此。目前，破产案件中的欺诈逃债行为十分严重。一些债务人利用破产程序终结后余债可免于清偿的规定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策划各种欺诈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损害职工利益，破坏经济秩序，有些还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如不坚决打击破产欺诈行为，破产法的实施将步入误区。 为此，现代破产法都非常注重从法律责任上设计相应对策来解决此类问题。我国新破产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设置了较现行立法更为完善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另一方面是从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规定上加重对破产企业负责人和破产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金融破产领域，由于金融机构破产必然要受到当局严格的金融监管，此类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也不能忽视。再者，对破产企业负责人规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有助于督促经营者遵从法律规定，谨慎从事经营，起到一定的惩戒和威慑的作用。另外，在我国还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机构，利用破产欺诈损害国家利益，维护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难保不会发生。因此，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时，必须注意现代破产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产法律责任的规则设计。

4. 美国立法流程急!悬100!

美国的立法程序
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立法机构，故美国的立法程序,实际上就是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美国国会分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众议院议员有435人，每一名议员代表一个国会选区，任期为两年。众议院里议员的席次是以每一个州的人口依比例计算，比方说加利福尼亚州人口众多，选区也多，所以在众议院里就有53名众议员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相反的，怀俄明州虽然面积广大，但是人口稀少，所以整个州就算一个国会选区，在众议院里只有一个席位。参议院则不同，不管州的面积和人口多少，每一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所以参议院里总共有100席位，每一名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大体如下：
1.立法提案
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从拟定立法草案开始。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拟定立法草案，但是任何新立法只有国会议员可以正式在国会里提出。在通常情况下，立法草案是由国会议员和其助理拟定的，这些议员会在其选区竞选期间了解了选民对某些议题的想法，并向选民保证他如果选上将会在国会里提出其选民支持的立法草案。
参议员和众议员被选民选入国会，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制定法律。另外，议员的选民，不管是个人或组织，也可以把拟定的立法草案转交给代表当地选区的议员。与此同时，美国行政部门，包括美国总统和内阁成员等也可以向众议院议长或参议院议长提出立法草案。这种立法来源叫做“行政沟通”(Executive Communications)。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必须向国会报告“国家现况”，这就是为甚么每年总统必须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原因。总统通常趁这个时候向国会提出法案建议，在国情咨文发表过后，总统会正式把他的立法草案送交给国会有关委员会，委员会主席通常会立刻以原本的形式或修改过的版本向国会提出。
2.提案类型
提案的类型有四种。这四种形式包括法案(Bills)、联合决议案(Joint Resolution)、共同决议案(Concurrent Resolution)和简单决议案(Simple Resolution)。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里，大部份的立法都是以“法案”的形式提出。比方说，2001年到2002年期间，参众两院提出了8948 项法案和178项联合决议案。在这些法案中，众议院提出了5767项法案和125项联合决议案。“联合决议案”和“法案”两者没有很大的不同，两者都需要经过同样的立法程序，不过对美国宪法的修正案必须以联合决议案的形式提出。这种决议案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将直接送到总务管理局局长，让总务管理局局长送交到各州征求各州批准，不需经过总统批准。联合决议案成为法律的方式和法案相同。
至于共同决议案和简单决议案的处理方式则和法案或联合决议案的方式有所不同。这两种类型的提案通常和制定美国法律无关，而是和两院议事规则、运作和表达两院对事情的看法有关。所以当两院通过这种类型的决议案后，决议案不会递交给总统，要求总统批准。
共同决议案无约束力。众议院提出的共同决议案得到全院通过后将由众议院议事员签署后做为记录，参议院通过的共同决议案将交给参议院秘书签署，两院通过的共同决议案都不会递交给总统采取行动。在国会开会期间，任何议员都可以提出新的立法。众议院有关单位在收到新的立法后会给这个立法草案一个编号，然后把这个立法提案送交和这个立法有关的委员会(Committee)或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让小组成员对草案进行审议。
3. 委员会和听证会
根据国会图书馆的介绍，美国立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可能就是委员会的行动。委员会或委员会小组成员在这个阶段对提出的立法草案进行密集的考虑，仔细研究和辩论，如果立法议题有足够的重要性，委员会会通过举行公共听证会，来了解正反两方对这项立法的意见。接下来，委员会小组成员将对这项新的立法投票，来决定对这项立法采取甚么行动。委员会成员可以对提出的立法进行修改，委员会成员再投票决定是否赞成这些修改。如果这项立法没有在委员会审议阶段得到批准，这项立法的寿命就在这里结束了。
4. 全院表决到两院协调
得到委员会多数赞成通过的立法将被送到众议院全院，在众议院院会中让全体议员对立法进行审议，辩论和投票。这项立法通过适当议事程序在众议院全院表决后，将送到参议院审议。如果参议院对众议院的立法有修改，这整个修改后的立法必须再送回众议院审议。众议院和参议院有时会在同样一个议题上有不同看法，像最近在美国炒得沸沸扬扬的移民法案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5. 总统签署
当会议委员会的成员达成共识后，同一个版本的立法草案将会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表决，如果立法草案在两院都得到通过，这项草案将送交给总统，请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这五个步骤就是美国的基本的立法程序。

5. 如何解决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冲突

关键在于审核制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一部更好的“管法的法”。备受关注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从草案来看，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将从49个增加到280余个。

地方立法权成倍“扩容”用意何在，此举将对地方的改革发展带来几多利好，各地能否顺利承接立法的大幅赋权，放权、扩权同时如何防止地方“滥权”，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期望求解的重要问题。

缘何大幅扩容？

现行立法法规定，享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包括三类：“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总共49个。

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一类：235个“其他设区的市”。新旧相加，全国284个设区市将全部享有地方立法权。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8日在做草案说明时建议，赋予不设区的广东省东莞市、中山市和甘肃省嘉峪关市以地方立法权。

“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突破！”来自温州的全国人大代表郑雪君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每年两会她都建议将温州批准为“较大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

她说，温州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先行区，素有敢闯敢拼、勇于创新的基因。“温州人一遇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但就是缺少那么点阳光和雨露”。没有地方立法权，导致很多改革探索无法开展，或没办法深入推进。

不单是温州。许多城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进展迅速，但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成倍增加。由于缺乏立法权，它们往往只能以“红头文件”替代，但容易引发新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说，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地方在立法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以城市管理为例，城管执法机构需要规范运行，中央没有城管立法，地方想立法又没有权限，不立法又解决不了管理难题。这就构成了矛盾。”

释放几多红利？

在立法权方面，合肥无疑是让温州羡慕的。今年初实施的《合肥市城市管理条例》，因对广场舞等集体健身行为作出规范，进入了公众视野。

作为此前49个“尝鲜”地方立法权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合肥市政府已制定规章68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45件。这些立法，涵盖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公共资源交易、城市管理等多个方面，为改革发展创造了更可靠的制度“小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举《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为例。这项合肥的“自选动作”，对依法治湖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划分了几级保护区，比如对
一级湖面及入湖河道一定范围内的，除在建项目外，对新建项目严格控制。“除此之外，这还有效避免了人事变动、政府换届等造成的朝令夕改，也对政府行政权力
形成了有效制约。”张庆军说。

根据草案，享有立法权的地方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3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原有49个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专家认为，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意义重大，一些创新举措、重大项目等都可以通过地方立法而加速推进。

可以发现，草案赋予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成倍增加的同时，其立法范围缩减了。“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级地方性法规日益完备，对较大的市的立法权限适当限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重复立法，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说。

能力是否达标？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地方立法权承接准备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笑华说，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已成立立法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她坦言，温州急需这方面的人才，立法的指导和培训工作也亟待加强。

获得权限之后，立法质量是否够格，立法能力能否匹配，也是摆在各地立法部门面前的严峻考题。一些公众还担忧，地方会不会制定出差法、恶法、甚至“奇葩法”？

这并非杞人忧天。几年前，某省制定实施母婴保健条例，但这部地方法规违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有关“取消强制婚检”的内容，被一些专家质疑有“越权立
法”之嫌。还曾有地级市出台地方法规，要求当地所有房产开发企业在售房前必须缴纳每部不低于25万元的“首次电梯更新费”，不交钱就不发房屋预售证，引起
企业和公众广泛质疑。

专家认为，立法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地方在机构设置、人员能力等方面亟待补足短板。

需要指出的是，赋权之后，地方立法进度不是“一刀切”。此次修正案草案规定，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
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如何防止滥权？

“没有立法权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就搞出许多‘红头文件’与民争利；一旦有了立法权，岂不是更可以光明正大、肆无忌惮了？”“如果说一次违法的执法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违法的立法就是污染了整个水源”……

针对地方立法权的扩容，网友们表达的担忧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如何避免立法权被地方滥用？这么多城市都拥有立法权，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和审查？

根据草案，除了对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进行限制外，还规定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此外，对行政法规，要求其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意见。

民意将对地方立法权形成有效制约。草案要求，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说，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应建立专门的法规、规章监督审查机构，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配合其监督审查；立
法法应明确规定审查机构受理机关、团体、组织和公民申请审查的时限、实施审查的时限，向审查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的时限等。只有这样，审查制度才能真正发挥
作用。

6. 欧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破产制度对比

各国关于破产原因的立法大致可归结为列举主义和抽象主义（又称概括主义）两种体例。

前者是对债务人应受破产宣告的事实一一列举，并称之为“破产行为”，只要债务人具有这些行为之一，即可据以提出破产申请，开始破产程序；后者是将债务人应受破产宣告的事实抽象为一个或几个法学范畴，并称之为“破产原因”，对它们的具体表现行为则不作一列举。

英美法系立法惯常采用列举主义，大陆法系则历来采用抽象主义。

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的分野，实际上反映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前者是对归纳思维模式的运用，后者则是对演绎思维模式的运用。如同两种思维模式各有优势和局限一样，两种立法体例也是利弊并出，长短互见。

列举主义明确、具体，易为法院和当事人掌握，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缺乏弹性，涵盖面较窄，难免挂一漏万，不易列举穷尽。而概括主义涵盖面较为广泛，它赋予法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当事人较大的判断空间，但因抽象、概括，不易为当事人和法官掌握和运用，从而易生判断失真和司法偏颇之弊。

近年来，两大法系不断通过立法和判例互相吸收对方之长，弥补和克服自身短处，倒也各自不失严整，以至于出现如法国等国家开始采取列举和概括并用的折衷主义立法模式。（注：法国现行破产法第1条规定，停止支付的债务人要到法院申报，并提交会计报表如资产负债表等，然后据此申请实行整理程序，即可进行破产预防（类似于和解先试主义），但债务人有下列行为之一时，无权申报整理而应破产程序：（1 ）违反法律规定而经营某种事业（违法经营）；（2 ）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作假帐）、隐匿财产之一部或全部；（3 ）不按企业规模实行相应的会计制度。显然这是抽象主义加列举主义的折中主义。）

希望有所帮助！！

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jjfpochan/2006102654461.html

7. 破产立法的意义是什么

企业破产法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法律, 它的顺利通过, 在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从完善整个市场经济规则的角度来说, 新企业破产法弥补了市场退出的法律空白。与市场经济运行最密切的有三方面的法律, 市场主体法、市场交易法和市场退出法。前两种法律我国已经陆续出台多部, 但有关市场退出的法律, 却一直较弱。此次企业破产法的出台, 是经济主体的重要救济手段, 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保障。
其次, 新企业破产法有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企业破产法是一部规范市场主体的基础性法律,只有破产法的出台实施才能有效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 才能促进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才会让参加市场之游戏主体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市场才会更有效率, 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如果没有这部法律, 债权人不知道市场风险在什么地方, 债务人也就难以强化责任意识, 从而影响到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建设“。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法则, 如果“劣”不能淘汰的话,它就会嚣张, 社会信用也难以建立。企业破产法可以发挥驱逐“劣币”的效应, 促进社会的信用、商业交易中的信用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的建立。
第三, 新企业破产法让中国真正“入市”。近些年来, 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并加入了WTO, 但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虽然已经“入世”, 但并没有真正“入市”, 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没有一部真正市场经济的破产法。这次企业破产法的成功通过,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国在WTO中的际形象, 建立起一个有信用、有效率、有保障、有预期的法律机制和市场环境, 打消外资进入中国的顾虑。多数学者期待制定一部市场经济取向的、和国际接轨的、同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有操作性的破产法,从已通过的法律来看, 这三大预定目标基本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