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亦非法学

1. 太平天国时期的主要法律有哪些

太平天国的法制指导思想

识记：平等、民主思想；宗教思想；封建思想；偏激思想。

二、《天朝田亩制度》

领会：《天朝田亩制度》的制定、基本内容、意义与不足。

三、《资政新篇》

领会：《资政新篇》的制定、基本内容、意义和特色。

四、太平天国的刑事法制

识记：太平天国刑事法制的制定、基本特点。

五、太平天国的婚姻家庭法制

识记：太平天国婚姻家庭法制的制定、基本原则。

六、太平天国的司法制度

识记：太平天国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后期曾先后改称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 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囯”，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今南京），定都于此，号称天京。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太平天国终结。
太平天国历时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而且它在新的时代，有新的特点和水平还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不少先例，例如中国农民起义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镇压、利用西方宗教发动起义。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提出了一整套纲领、制度和政策等。

2. 为什么法律人必须论证

对法律人来说，谁论证得充分而有说服力，谁的观点当属正确结论。

论证的涵义

是指通过一定的理由来支持某种主张、陈述、判断的正确性。法律论证是指通过提出一定的根据和理由来证明某种立法意见、法律表述、法律陈述、法律学说和法律决定的正确性与正当性。一个法律论证总是以逻辑论证为基础的，因而无论是逻辑论证或法律论证都须遵守逻辑法则，运用正确的论证方式来为其论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是法律论证又与逻辑论证有差别。如果说逻辑论证更关注论证中所使用的推理方式正确与否，那么法律论证更需要对其理由的真实性和支持力度以及结论的正当性作出说明。

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在其《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给出了这样一则例子：

在某市公园入口处，悬有一告示：

“狗与猪不得携入公园”。

某日，有一游客携一画眉鸟入内，管理员微笑欢迎，未加盘问。随后，有一游客携一老虎欲进公园，管理员大惊，即阻止之，因而展开如下的对话：

管理员：老虎不得入内。

游客：请问，为何前面游客携鸟入内。

管理员：鸟非狗，亦非猪，不在禁止之列，自可入内。

游客：诚如所云，鸟非狗，亦非猪，不在禁止之列，故可进入。虎非狗，亦非猪，当亦不在禁止之列，何从不得进入，厚鸟而薄虎，殊失公平。

管理员：啊！（为之语塞）

管理员之女（肆业某大学法律系一年级），乃出面谓：鸟无害于公园的安全卫生，故可入内。虎有害游客安全，尤胜于狗！自不可入内。

游客深以为是，欣然携虎离去。

3. 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很多，其中在法律思想上最有影响的是＿＿＿，他被称为“＿＿＿＿＿＿之大成者”。

朱熹与法家之学
徐公喜

摘要：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其思想呈现儒法交融，对法家之学的批判、融合与折衷，使理学法律思想较之于法家更有补治道，成为引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政治活动的思想规范。朱熹是真正的儒法思想家。
关键词： 朱熹 法家之学 批判 融合 折衷
Zhu Xi and Legalist School

Xu Gongxi
Shangr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uism;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 Jiangxi 334001

Abstract : Zhu Xi who epitomizes the confucianism. His thought reflects mixture between confucian and legalist, reflects criticism and mixture and compromise, turns legal thought of Neo-confucianism more helpful than legalists to running a state, becomes the idea standard to guide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several hundred years in the later stage of feudal society in China. Zhu Xi is a real thinker both with confucinism and legalists.

Key words: Zhu Xi; Legalist School ; Criticism; Mixture; Compromise

一、朱熹“阳儒阴法”地对法家之学的批判
朱熹是中国近古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宋人说他“尊德性”与“道问学”，明清学者论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他的学说与孔子前后辉映，成为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统治阶级思想最重要的理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朱熹不仅只是空谈阔论的说教，而且也是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致世治事者：“然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南康军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精其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 [①] 他知南康军时就曾被宋孝宗称赞道：“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 ② ] 朱熹的理学核心就是政治哲学，他所倡导的“理”就是治国之理，其理学思想是与政事治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恰是朱熹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治道性，才使之能够成为引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政治活动的思想规范。
朱熹博大宏伟思想体系蕴涵了极为丰富的法律思想，与法家之学保持着千丝万屡的联系。从朱熹的言行，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荀卿式儒法人物，对这一点早有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戴震明确地指出：‘“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 而 实同也。” [③] 台湾学者 蔡仁厚 先生也在《孔孟荀哲学》中认为荀子的礼义“客观而不内在”，朱熹的义理通于天道，“超越而不内在”。而王夫子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朱熹正是行申韩法家之政： “君子所甚惧者， 以申韩之 酷 政，文饰儒术，而重毒天下也。朱子于此，有遗议矣。……矫之以严，欲辞申韩之过 而 不得矣。” [④] “自宋以来，为君子儒者，言则圣人而行则申韩也，抑以圣人之言文申韩而为言也。……宋 之 儒者……非申韩孰与任此。” [⑤] 后条虽然没有直接点朱熹之名，然而其列举的则为朱熹之行。朱熹的思想学说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传承“内圣外王”、“阳儒阴法”的杰出典范。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朱熹对法家之学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朱熹对法家之学的批判主要围绕二个方面：一是申韩浅陋，只见刑名。 “ 葢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 ， 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 [⑥]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 [⑦] 。 在朱熹看来 申韩之学治道的途径过于简单化， 只见刑名是不足以治天下的， 有必要强化，因此也可见申韩之学的危害远远小于杨墨之害、佛老之害，更有可取之处；二是 冷冰不恤，惨核少恩。“后世之论刑者不知出此，其扵申商之刻薄者，既无足论矣” [ ⑧ ]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⑨ ] “韩子引绳墨，切事情，眀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徳之意，东坡言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 ⑩ ] 。在这点上只是承续了司马迁《史记》之说而已，并没有超过前人。
二 朱熹理学法律思想融合法家之学
综朱子之思想，其思想渊源中有众多源头活水，在他的理学核心中不仅是吸取了儒家圣贤的思想精华，而且也是折衷融合了其它诸思想学说，其中就折衷融合法家之学。然而大多学者往往只是注意到了朱熹纳取儒释道的思想，而对于朱熹吸收法家之说避而不谈，不敢正视朱熹及其它理学家所具有了“阳儒阴法”的理学本性。 何勤华 先生在《法家法治理论评析》一文中概括了法家实现法治的方法和途径，也就是法律应当“布之于众”、实施刑无等级、重刑、“壹法”“一尊” [11] 。在全面梳理朱熹的思想过程中，我们就看到 朱熹理学法律思想融合了法家之学
1、 “以严为本，以宽济之”， 肯定了法家“辟以止辟” 法价值观念
法家的法价值观可以说就是极端法治主义，力求以刑去刑。为了使法律有效地实施 ,法家提倡“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被称为“尊道之君子”的理学大师朱熹，在南宋社会现实面前，却显得十分推扬法治， 从实质上肯定了法家“辟以止辟”观念的合理性，他说：“法家者流，往往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五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其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众，虽仁之，适以害之。” [12]
朱熹认为“为政以宽为本”，“以爱人为本”是圣人立法本意，但若在执法中“以宽为本”，“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 [13] 为了加强统治，朱熹提出了“以严为本，以宽济之”的司法原则 ， 猛本宽济，甚至极力主张恢复肉刑，他认为恢复宫 非刂 、 之刑，符合“先王之意”，适应“当世之宜”，对“强暴脏瞒之类者，苟采陈群之议，一以宫 非刂 、 之辟当之，虽残其支体，而实全躯命，以绝其为乱之本，而使后无以肆焉”。 [14] 甚至上章劝皇帝要“深于用法，而果于杀人”。在这一点上朱熹与其它理学家有较大的差异。他认为法律可以使天下之人耸然不敢肆意为恶，而轻刑“既不能止民之恶，而又为轻刑以诱之，使得以肆其凶暴于人，而无所忌，则不惟彼见暴者无以自伸其冤，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将日以益众，亦非圣人匡直辅翼，使民迁善远罪之意也” [15] 。
2、不以私恩废天下之公法，融合了法家刑无等级
韩非从“公道”出发 ,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法律原则。他认为,国家官吏的根本任务就是“公道”地执行法律,不分贵贱等级,对任何人都平等对待。他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16] 而朱熹也倡导“公天下”，认为法是“天下之法”,不是皇帝“一人之法。”皇帝既为天下人立法,也应与天下人同守法。“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 [17] “但论治体，则必如是，然后能公天下以为心，而达君臣之义于天下，使其恩礼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国家各自爱惜其土地、人民，谨守其祖先之业以遗其子孙之计，但凡为宗庙社稷之奉，什伍闾井之规，法制数度之守，亦皆得以久远相承。” [18]
朱熹把法看成为“公天下持平之器” ,是“立公弃私”的“天下之法”,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一方面要求统治阶级内部成员必须守法，倡导“以法制民”,官吏秉公守法,不循私情; “勿夺农时”；另一方面要求与规范普通民众绝对服从法律,不得稍有违犯。做到“上下相安,各守其分”。“盖谓法者，天下之大公，……舜之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废天下之公法也。盖以法者先王之制，与天下公共为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为一人而私之。” [19] 朱熹在法律意义上的“公”就是实行“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原则,取消在法律适用中非“分”的特权。“公”的衡量标准就是义理，“循理而公天下”。 朱熹亦提出：“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 [20] 法律是截然不可犯的。 此外朱熹对于赎刑的不平等性的批评也反映了 朱熹的法律公平论，已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影子。
3、 “以法晓谕”， 融合了法家 “布之于众”思想
荀子主张制定和公布成法，他认为成文法的公布可以 使“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禁之不可以为安也，……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由不足以免也”，同时成文法的公布可以做到 “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 [21]
朱熹治道思想与荀子极为相似，对待法律上朱熹态度是明确的，就是要“以法晓谕、遍示乡村”，他曾讲述他“每到即以法晓谕，定要如此”，所以在其任上所颁谕榜甚多，他又将“孝弟忠信，人伦日用间事，播为乐章，使人歌之，仿《周礼》读法，遍示乡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书条禁” 。 认为 “立个简易之法，与民由之，甚好。” [22] 同时 朱熹提出由“圣人删录，取其善者以为法，存其恶者以为戒，无非教者，岂必灭其籍哉。” [23] 朱熹希望朝廷召集儒臣“博采经史以及古今贤哲议论及于教化刑罚之意者，删其精要之语，以教学古入官之士，与凡执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圣王所以敕典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阴为、姑息、果报、便文之计。” [24]
4、“一理”与“政必出于一”替代法家 “ 壹 法、一尊” 之学
法家强调,要厉行法治,必须统一立法权,统一法律的内容, ,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所谓“壹法”、“一尊”。而 朱熹则强调天下万物一统于理，认为“天地之间，理一而已”，“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其理，而物物各位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25] 朱熹以理为法，明确指出“法者 ,天下之理”“法字、礼字,实理字”，承续了法家的“一法”。同时朱熹作为君主专制正统思想的集大成者，无疑肯定三纲五常所确定的规范，极力维护君权，要求天下治权一统于以皇权为代表的朝廷政治统治结构，以为“先王之制，诸侯不得变礼乐，专征伐” [26] ，只要“天下之政必出于一”，就能达到“体统正朝廷尊，而无多门之弊”目标。 [27] 他 强调 君“以制命为职”、“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但是并非说天下之事 都由 君主一人独裁，作为君主是不能独任其责， 在立法时，君主“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孰职，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 [28] 提倡君臣各尽其职。
朱熹主张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统一性，不能轻易地改变原有立法。指出“圣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兼当时人习惯，亦不以为异也。” [29] 他坚持三纲五常原则“横古至今不可易”、“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思想。同时朱熹并不保守，提倡的经世随时因事制宜的思想。他认为“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 “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 [30] 因而朱熹提出对于不适时宜的祖宗之法就应当“变而通之”， “必裁酌从今之宜而为之也”对于旧法只能是“兴其滞补其弊”， 小变其法，旧法与现实并“无大利害”就“不必议更张”，应当“谨守常法” [31] 。
朱熹融合法家之学还有很多方面，我们只是从“辟以止辟” 、“壹法一尊”等法家四个核心内容进行对比，不难看出朱熹对法家思想的承续，从这些方面似乎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法家人物形象，对于法家思想的批判远远不及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然而我们不能将其等同于法家，更应当认识到朱熹的集大成。
朱子之学对法家之学不遗余力地批判，又融合法家之学，其实这正是他思想发展的高明之处，正如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所说朱子之学 有个非常独特的内涵就是“只见其因袭，不见其创造”，这是朱熹思想形成与传播过程中极具高明的地方。 钱穆 先生认为 朱子之学 “一一分别而观，若其言必有本，并无创见立说之处。朱子乃浑化其一己思想于从来之大传统中，使人不见其痕迹。换辞言之，朱子乃自从来大传统中酝酿发展思想，而亦不自知其为创见与自立说。” [32] 这使人们能够所看到的是阳儒的一面。
三、朱熹理学对法家之学折衷与改造
朱熹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之精神，综合了孔孟荀及张程等思想学说积极成果，创新而为，自成新体系。正是朱熹理学对包括法家之学等思想学说的折衷与改造后，可以极大满足“人君治天下”的政治要求。康熙皇帝认为朱子之学“见其穷天地阴阳之蕴，明性命仁义之旨，揭主敬存诚之要，微而律数之精意。显而道统之源流，以至君德圣学，政教纲纪，靡不大小皆该，而表里咸贯，洵道学之渊薮，致治之准绳也。” [33] 而且朱子之学“体道亲切，说理详明，阐发圣贤之精微，可施诸政事，验诸日用，实裨益于身心性命者，惟有朱子之书，驾乎诸家之上。” [34] 。 而那些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不偏于刑名，则偏于好尚；不偏于杨墨，则偏于释道；不偏于辞章，则偏于怪诞：皆不近于王道之纯” [35] 。朱熹对法家思想等的综合与改造而形成的义理法律思想更加有补治道。
1、朱熹理学科学理性有补治道
朱熹理学的科学理性首先得益于朱熹吸取、发挥、折衷了圣贤思想合体精华，其思想广大精微，百纳江溪，犹如薛瑄在论述《四书集注》时，说朱熹“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贤之殆无余蕴。” [36] 朱熹作为学问渊博大家，在学术上涉猎范围极广，上至无极太极之广大，下而至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将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理学思想贯通在一起，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朱熹丰富的科学知识，使其思想体系中不能不加进一些唯物客观的因素，包含着科学思辨理性的意义。
《大学》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是朱熹首先发现了《大学》这一政治功用,并对《大学》推崇备至。朱熹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 [37] 思想旨在 强化 君主专制，同时朱熹政治上又主张采取“正君心”限制君权，反对君主绝对专制集权，对官吏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与限制，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封建法律的立法目的相符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合理愿望与要求，具有初步批判封建特权和专制的积极作用，反映了其政治理性主义思想。从限制 和规范 君主行为角度讲 ,理学法律文化优于法家法律文化。
2、 与时俱进创新有补治道
道德放在政治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统， 朱熹坚持认为道德教育是教化最重要的内容， 朱熹提出“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朱熹认为教化作用是高于刑罚的，通过教化可以实现“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 [38] ，“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 [39] 。因而朱熹尤其注重社会教化与调解，并以此消除积怨，减少诉讼， 朱熹的法律思想 克服了法家肤浅单一的刑法治道途径。康熙将朱子“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 , 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的德教思想发扬实施，突出教化，在对待德教与刑罚问题上完全依从朱子之义，指出： “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行，是舍本而务末。” [40]
朱熹不仅深刻理会孔孟之言，而且有所发挥，将仁礼学说发展为理学。朱熹吸收孔孟之精华，纳入其天理思想体系当中。朱熹认为“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41] 朱熹的理也与孔孟仁礼一样具有道德原则的规范要求，是人们有目的行为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朱熹的思想强调随时顺理。这种治道首先是以顺理为核心内容的，法律的损益创新必须把握着天理维持的中心内核。对于如三纲五常等理的中心内容是不得随意损益其词的。“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个三纲五常而已。”就如 “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 [42] 对其它法律制度，更是应酌今。
法家认为法律起源于人的相争相夺 ,为了定分止争,强者才立禁制法, 物质节制说。朱熹的法律起源论是有别于它，客观地应当说朱熹法律起源说是集大成性的理论框架，把天道说、人性论及物质节制说融为一体后更加广大发扬。以圣人继天立极解说天与人的沟通，承继了先儒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的天人合一。这把哲理化的理论与社会现实生活加以对接，努力说明天之所以天、人之所以为人者，及法律与社会群体、社会文化的相互联系，以造就法律起源的神秘严肃性与社会普遍性的统一。朱熹的与时俱进创新是多方面的，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
3、经世致用社会性有补治道
朱熹法律思想属于义理法律思想，最为直观地体现在他所倡导的诉讼必须首先论证其尊卑长幼之分、然后再判断其曲直的诉讼思想，以是否违反了三纲五常义理为准则，较前人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凡以诉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然后听其曲直之辞。” [43] 诉讼要确定原被告“分”的诉权地位，视义理而为权为八议。朱熹对“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与“八议”的肯定，看似与 刑无等级相矛盾，然而法家思想与其它思想一样也是倡导封建等级、尊卑上下的，朱熹对此有所认识的。 朱熹指出“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44] 朱熹的义理法律观是把义理、三纲五常确定为最根本的原则，使之逐渐成为日常事物行动准则，在法律角度上体现了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强制性的基本特征。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的义理所具有的绝对性、不可侵犯性和诉讼上决狱作用的思想性，为以后封建阶级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这也使朱熹的义理法律思想更具有现实性意义，摆脱了法家思想中那种冷冰少恩的机械性，使法、理、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易于上上下下的实施与接受。
朱熹注重社会基层法律的运用，具有治道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他努力实践着从小学、家礼开始直至社会各方面的著述立说与立法，而且朱熹在谈论治道时就提出“立个简易之法”，“若圣贤有作，必须简易疏通，使见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 [45] ，倡导简易、世俗、致用的思想。朱熹的《家礼》是对古制的大胆革新，显示出“从俗、从众、变通”的精神，所定礼仪与古之礼比较语言简洁、简约，礼仪安排实用，便于操作易行；而且因情循俗，使之适应不通等级身份的人，为社会民众实际实施留下了较大的余地朱熹以义理惟核心的思想体系对于宋以后基层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宋明之际，从官府到民间，尊从朱熹家礼。显然，理学家新的思想体系较之于法家更具有经世致用社会性而有补治道。
结 语
朱熹以天理为出发点，发展了儒法释道诸家的德礼政刑观，强化了德礼政刑的政治地位与法律适用，确立了“平天下”的法律价值观，在统治中推行着一整套的“阳儒阴法”措施，促成了理学的法典化。在实际的法律运用中，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正君心，严吏治，举贤才，公平慎刑，肯定了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与私人土地占有制相结合的模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维护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正统思想，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及其政治式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朱熹的思想成为影响与统治中国社会近八百年的宏大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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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华博士王进文的文章太犀利了，说出了大家的呼声。有法不依，那么法律只是一张废纸，希望能有更多的王进

政治学博士后、哲学博士王贾薄律师致清华大学王进文硕士的公开信
王硕士进文同学：
你好！
首先，请原谅我在你绑架了清华、绑架了博士、绑架了法律、绑架了民意、绑架了网络而展开维私权酣战之时冒昧打扰。之所以没有像你在致潍坊市长的公开信开头那样使用“尊敬的”敬语，是因为就学历而言，你是硕士，我是博士；就阅历言，我比你早10年入学吉林大学，吾之师弟显忠、师妹张姝曾是你老师，我乃你师叔也，且你在清华读硕士时，我曾以专家身份讲学清华，与你似有师生之分；从年龄看，我已年近四旬，属于你的叔伯辈，长幼尊卑宜有分别；就法学知识言，我是执业十余年的律师，而你虽研习法律十余年至今仍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法学知识难说精湛。因此在无法对你的道德学识作出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之前，出于文俗和礼节，我觉得“你好”二字是比较礼貌、贴切的。称你为同学，亦非你的文盲崇拜者（前信中称你同等学力，你的追星族认为吾跟你一样写别字，看看崇拜你的都是什么文化层次）所理解的同学，是老师对学生的礼貌称谓。
你在写给潍坊市长以及山东省长乃至国务院总理的公开信开头，有句话带有明显语病，连小学生都能看出，即“我也服务于政府工作部门过”，规范汉语应为“我也曾服务于政府工作部门”或“我也在政府部门工作（或服务）过”，出此低级错误似与你自称的“博士”学历不符。且你仅在法制出版社是一职员，此乃事业单位，非政府部门。虽然你对村民、亲友多次吹嘘自己在国务院工作，是处级干部，说总理去清华选了三名学生其中就有你，最高法院肖扬院长也要你而你不想去，虽然你母亲李玉敏多次对村干部说“小文是处级干部，你们要常找他请教问题、汇报工作”，可这毕竟是捕风捉影之事，是你的幻觉和臆想。从下文“也在接受博士阶段的教育”，与信的题目《法学博士……》相矛盾，你今年9月才考取博士研究生，还有两年才能毕业，而你却以博士自居甚为不妥，你能否获得博士学位，要看你在今后能否完成学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德智体诸方面表现是否符合学位条例及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相关规定，如果你被除名或通不过答辩，就获不了博士学位，你之言行可有违学位条例规定。接下，“‘我们就是没有素质！’事实上他们的表现也无愧于这句话，我觉得与您沟通会比较融洽。”此语缺乏过渡，前言与后语没有必然联系，既然你在开头即说对市长毫不了解，而在此又觉得与其沟通会比较融洽，有自相矛盾之处。“我与您素不相识，从无瓜葛，就像我与国家主席虽属校友，但关系如同你我”。此语有向市长、省长、总理等人炫耀与国家主席校友关系之嫌，不知你字后之意欲何为，能否告知，“有以教我”？你如果炫耀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邻国公民关系且名中有一字同，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是地球村村民，兴许能引起国际轰动，比绑架国家主席的影响更大。毕竟中国国家主席也得依法行事，不可能因与你是校友关系，就违背国法党规拿市长、省长、总理是问！虽然你对村民说什么“我岳父是中将，女朋友是农业部副厅级干部；我家的房子是状元楼，风水宝地，以后会成为名胜古迹！”可你也只是普通一民。你也坦承“我离家十年，求学京华，并非您治下的百姓”，虽然“父母与村里的人生活在您所负责的行政区域之内”，但从行政管理及行政诉讼关系的角度，你不具备行政行为主体、诉讼主体资格，作为北京市民，为何用网络大 字 报发难潍坊市长？“我以及委托我的村民并非是在向您乞求，而是在要求——要求您运用选民授予您的权力去为他们的权利服务。”，请问哪些村民委托你了？全村527户526户已经拆迁，你接受谁的委托了？你是律师吗？开展法律服务业务，没有律师执业资格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是违反律师法及相关规定的。自称委托人，而没有被委托人，似有绑架民意之嫌。“我无意于也无能力去做农运主席或工运领袖”，学弟此言似乎太高抬自己了，事实上你只代表你一家私利，怎么能将此维私权行为与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运动相比呢？比喻欠妥且乏自知之明，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发动工农运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而你是为了维护自家私权！“投身维权运动是非常崇高的事业”，此话过于绝对，要看你维的是什么权。如果你像革命前辈那样维护的是人民公权，那确实是崇高的；可你维的是你一家之私权，就难说是崇高了。“以这种方式向我表明了什么是潍坊式的斯文扫地”，你一家能否代表整个潍坊市？而将个人之境遇冠以潍坊式，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你冠以“中国式”是否更能起到绑架民意、制造轰动效应的效果？“竟然还有鞭炮声大作，某一群体正在庆祝胜利”，据媒体及诸多村民反映，所说的“某一群体”是全村527户村民中的526户！少数服从多数，群众意见必须尊重，这是党和政府一贯的政策。“从村民给我的电话中我可以听出恐惧”，这个村民应该是你父亲吧？怎么不直接称“家父”呢？当时就你一家还没有签订拆迁协议，其他村民还没有闲极无聊到给你这无关之人打电话的地步。“11月2日晚上，我家的玻璃全部被砸碎，无人负责。当然，我身在北京，没有亲眼见到，所闻可能异辞”，你字里行间全是“没有亲眼见到”“所闻”“听说”，作为学法之人，要务求证据确凿，言之有据。
“比起前不久复旦大学我的那位失去亲人的博士来说”，你作为在读博士生应该懂得复旦那位也跟你一样，不是博士而是博士生，学历是硕士或学士。“自知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会造次”，作为学法之人如此说可有不实之处，因为地方政府拆迁行为依据的《土地管理法》和《房屋拆迁条例》以及省市相关法规性文件，你怎么说没有法律依据呢？“如果这一切是不明身份的人干的，基于目前的行政责任及分工，那么您守土有责”，地方治安应由公安部门负责，市长不可能事无巨细。“毕竟我的选票决定不了什么”，进文同学又犯了错误，信开头就说不是潍坊市长治下的百姓，你哪来的选举权？又投的什么票？“那么潍坊市的治安与人居环境，与匪区何异？”请问你把礼仪之邦民风善良的潍坊说成匪区，1200余万潍坊人民答应吗?“我及我的家人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拆迁协议书，没有见到强制拆迁通知书，没有见到开发商，没有见到任何书面文件，没有见到任何盖有高于村级别的印章的书面公告。”此言太不实事求是，作为学法之人应懂得，拆迁协议一般由村集体代表村民与开发商及相关部门签订，不可能一一与村民签订，拆迁公告、通知在市政府网站上早已发布多时，你视而不见，就认为没有，似乎与你的人品德行及自称的博士学历不符。“据闻，此间账目之混乱多达亿元。”你通篇充斥着“据说”“据闻”“听说”，文风、作风太不严谨，学法之人应言之凿凿，而不是什么“据说”“据闻”。“距离引起全国公愤的宜黄强拆自FEN不足一月”，此时你在做什么呢？据有人亲眼目睹，你正与一女（非那位“农业部副厅”）于自清亭前缠绵悱恻，为何没有义愤填膺、揭网而起？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此乃国人传统价值理念，你虽自称为“法学博士”，亦不能过高要求于你。
“2010年年内，潍坊的法官索贿丢过丑，潍坊有过杀童事件轰传全国”，此事与你家被拆迁有何必然联系？余愚钝不解，望学生示其中奥妙于师长！“一概阙如”，你似有卖弄学问之嫌，作为今人，行文话语却用此生僻古语，似彰显不出你之学问，反而让人感觉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伦不类如吞苍蝇。“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这些都是应该主动公示公开的，是可以讨论、讨价还价的，是需要面对面谈判的。”作为学法之人应懂得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是抽象行政行为，有关部门依法执行行政行为，都不是可以讨论、讨价还价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有征收土地的权利，拆迁条例赋予政府以行政强拆权利，违法抗拒拆迁征收者要追究法律责任。
“我个人研习法律十年，且决心以法律为业，我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这样的拆迁决定。”前文刚刚提到未见到任何通知、文件，现在又说自己无法接受这样的拆迁决定，那你是从哪里看到、知道的拆迁决定？下文出现的“据说”又有待你调查核实，否则可有诽 谤之嫌。“请恕我无法对这番话予以举证”，刚才还说谁主张谁举证，结果半步不出就违背此法则，而对没有证据和证人证实的传言，你就公然作为论据，甚为不当。
“我们不想看到风筝会会场上的围堵，令友邦惊诧；不想看到政府办公大楼门前的围攻，令行人驻足；不想看到高楼林立的城市但却有成百成千成万脚无立锥顶无片瓦的村民——他们没有社保，没有养老金，不是市民，而只是无地的农民。”你似乎要以此种方式煽 动你家人对抗政府了，这可有违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拆迁条例之嫌。学法之人不相信法律，不遵守法律，不通过法律，而是崇尚、酝酿、策划使用暴力，似乎与你所受教育相悖，可以说你接受法学教育十余年是彻底失败了。“不知者或责有可逭”，此逭字你实有卖弄之嫌，在此运用实词不达义，文不对题，劝你改为“责无旁贷”，你可能在写信前刚查字典学会此字，即活学活用，精神可嘉，但不提倡。“参与者应明刑律典”，多有语病，甚不通顺，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是说参与者应按照公开的刑律进行惩治，还是参与者应明确刑法等其他法律？吾作为文学硕士竟看不懂你这法学硕士的自造词语，他人可想而知，实为一种悲哀。建议你向江苏省一位用文言文书写高考作文的中学生学习，如果用文言文写就此信，估计更会振聋发聩，一收奇效。“和光同尘”此成语用在此处，实与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语义大相径庭，似显不出你之学问。“如果拆迁是公平的，就不会有村民采取这种方式维权”，学弟只“据闻”一面，而没有“听说”另一面，一些刁民为多占拆迁集体的一套房子而闹假离婚，制造枪支弹药与政府对抗，或星夜建房造墙多贪多占，或成钉子户抗拒拆迁，你以偏概全，非此即彼，这种绝对思维要不得。
在全国那么多暴力拆迁事件发生之时，如内蒙的子弹拆迁通知、自FEN抗争、跳楼拒拆，此时，你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出于一名法律人的良知，上书有关部门？有没有在新闻媒体发过愤慨之言？据闻此间你正与人在紫光大厦觥筹交错，在东门外某餐馆对饮（非你的“中将”准岳父）。你既然有“作为知识分子，整个世界只要有一人不自由，自己便不是自由的。”胸怀天下之心，却为何此时成了旁观者、局外人？所以有清华人称你为“清华败类”，潍坊人称你为“潍坊耻辱”，虽言之过激，亦不无道理。“口惠而实不至则有损国家名器”，请你给师叔解释一下什么是国家名器？古代汉语中指国家的鼎柱器具，现代汉语则无此词。“伴随着推土机与村民眼泪的震耳鞭炮声”，你此时在京如何见过村民眼泪？想象的还是据说据闻的？526户村民放鞭炮，眼泪何来？是喜极而悲，还是在你信中“被流泪”？“村民们选择了上访，选择了诉讼，选择了法律途径，代表了对我们这个国家、政府和法律的信赖，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法律研习者与工作者聊以自慰的地方”，连村民都能选择了法律途径，自称法学博士的人怎么不选择法律途径呢？“汽车炸弹与催泪瓦斯……伏尸两具，血流五步”，你如此煽动暴力，在此和平与发展年代，似乎有不和谐之嫌，有违法犯罪之倾向。我党的政治保卫工作甚为严密，你根本就没有荆轲刺秦的丁点机会。“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您能解决的，但在您的辖区内发生的问题，却是您能处理妥当的。”信的开头就明言“可以理解为给山东省长甚至更高行政首长（总理）的信”，而这个您字就不仅仅是潍坊市长，而是山东省长、国务院总理了，如果省长、总理也解决不了，你大 字报反映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应当故意打不准——不把人家打死，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你的所谓“一厘米主权”高论，学长实不敢苟同。军人与警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其服务的政治主体还没有倒台，他执行的命令就是合法的，故意打不准是违法的。你之意图是鼓动中国的军警专政力量，要学德国警察故意违背党和政府法令，纵容像你家人这样的对抗政府行为？有违宪法及刑法相关规定之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你把当今中国政府比作路易十四时的法国暴政，没有可比性，似有不妥。“法律人非常敬重的江平先生对面当下法治的大环境，能做的只是呐喊”，你作为法律人，在全国各地那么多因强制拆迁而造成的流血事件之时，却没能呐喊出一声，只有在自身利益受损之时，才拍案而起，绑架民意，伪造头衔，进行维护自家私权的殊死战斗，引得众多不明真相之网友起而应之，舆论矛头直指党和政府，成功地达到了维护你自己私利的根本目的。诚如众多网友所言，你绑架网络、民意之举不过是为从政府那里多要点补偿款，从你虚构的138万元电话一事，可以看出你的要价不过如此，网友要求你公布此电话号码，他们去查，可你提供不出。潍坊房价与北京房价没有可比性，138万在潍坊可买4套100平房子，但你在北京却买不到像样房子。于是，听你小学同学在网上反映你向政府索要300万，欲在北京买房，遭到了政府的严辞拒绝，如对你破此例，那已经拆迁的526户村民也会不答应的，他们在街道干部的带头下在你考上研究生后为你捐款万余元，可没想到你到头来为了一己私利，就置他们的利益于不顾，让他们回迁无期，还胡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给你的奖学金。人之无耻，但没想到你能到此地步！难怪村民和干部说你忘恩负义。甚至你的二舅李玉顺、村支书表哥李建华都因你为个人私利竟然胡说不认识他们，而气得说“王进文如果再进北三里，就打断你的腿！”所以，你现今是骑虎难下如坐针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虽然你骗家乡政府派去的工作人员说你把老屋已卖给总政同学了，并故意把自拟的协议中“接收人”写成“接受人”，企图诱导工作人员签字以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赔偿协议，但均被工作人员揭穿、识破，连清华法学院领导也批评你出尔反尔、编造谎言。板桥先生的“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道出了潍坊自古以来的官民和谐之传统，在历史上潍坊就少有农民起义，唯唐朝唐赛儿女流揭杆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腐败的国民政府，抗击万恶的日寇侵略者。在全国那么多的暴力拆迁事件中，山东省算是比较好的，几乎没有类似事件发生。可在你笔下却成了血流成河、村民暴动的壮举，如果让你来书写地方志，可真糟糕，史贵求实，后人会骂死你的。
“磨坊只系传闻，我没有亲见。”“北京三味书屋亲见”，你要明白德国不同于中国，其公民素质要比你及你家人高出数倍，所以其中产阶层处于绝对强势。你家老屋也无法与三味书屋相比，你父亲一农民工更与鲁迅先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你家的“房子当初建的很坚固，完全可以继续使用五十年”，亦没有成为文物古迹之必要，不能与德国磨坊相比，毕竟潍坊官员不是封建国王，他们可以进。“以法定方式正式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五个月以来，虽有市发改委等个别部门做肯定之回复，但其余石沉大海”，发改委等部门已作答复，你还需要什么信息？潍坊某些官员的态度“大大影响了您在我心目中预定的形象”，与潍坊市长有何直接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就理当与其上级山东省长、国务院总理亦有关联。你怎么不追根溯源，直指源头，而揪住一个既不是法律法规制定签署者，又不是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主体的市长不放呢？依师叔之见，进文同学应直接上书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因为法律法规都是他们签署后公布施行的，全国的大小行政官员都受他们管辖的。
“作为一介布衣，恪尽公民责任，所做唯有发声，唯有呼吁，使更多的人知道发生过的不公与不义；至于呼吁后的结果，或许更糟，或许好转，或许难言；我所能做的只是尽我所学所能使之在尽可能多的媒体、网络及政府机关中知晓”，此话语病又犯，“在……中知晓”有明显语病，应为“使之尽可能多地为媒体、网络及政府机关知晓。”你在吉大法学院时怎么学的呀？虽然你是大专生，也不至于连如此简单的汉语语法也不会运用。再有请教，你“恪尽公民责任，发声，呼吁”是为了谁的利益？从你的字里行间和以往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是维护你自家利益，此有自私自利之嫌，毕竟如你所言，中国社会目前是暴力、流血拆迁事件此起彼伏滋生蔓延，为何只为你自家呼吁、呐喊，而不顾及他人？古人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胸襟，何况是今天的“法学博士”。你“所陈诸项，并无夸张或涉嫌构谤”，可许多都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或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没有一句是证据确凿，此言行怎会无夸张或涉嫌构谤？“研习法律近十年，希望并不断呼吁以非暴力方式化解社会戾气，推进国家渐进式民主之发展，落实法治理念，并对国家前途抱有审慎之乐观态度。但您治下之行为恰恰与我之努力与预期相反，我甚至怀疑，您所治下之潍坊是不是要以制造一场辛亥革命的方式纪念辛亥革命”，你莫非要学做中山先生？可惜你的品德素养与中山先生相去万里，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是为了解放天下受苦百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你煽动不明真相网友欲发动暴乱，是为了维护一家之私。依吾之见，如果广大网友知晓真相，是不会被你无理性地绑架于对抗政府以维护你自家私权的战车上的。届时，“当以叛国之名受审”者就不是潍坊市长、山东省长和国务院总理，而是学弟你了。“我可以选择出国，可以移民，可以用脚投票，可以楚材晋用，可以获得高薪，也可以随波逐流”，你既然这么多选择，可为何非揪住区区私利而不放呢？你曾向你表哥吹嘘你一月工资好几万，可为何为了比其他村民多得不应多的补偿款而不择手段？甚至威胁说要在美国、台湾等国内外媒体上发抗议信？恐怕是外国也不会收留学弟这种反政府情绪如此浓厚者吧？也不会收留一个法学知识、文学知识如此贫乏低下，却自以为是的人吧？也不会收留一个吃着中国政府的饭，拿着中国政府的助学金，而痛骂中国政府的学生吧？如果你继续妄为一意孤行，那么你的双手肯定是没资格投票了，至于脚能否投票，也要看你的行为是否触犯刑律。“我决不放弃自己的家人、房子和权利。”这一句话道出了你的心声，你应该把这句最核心最根本的话放在公开信的开头，或让其成为标题。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信条，却多次引述辛亥革命事例，“苟利自家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实在是愧对黄花岗72烈士的在天之灵。可别说你是吉大学士、清华硕士了，这两所高校会因你而蒙羞！信尾用了古人的结束语，可格式不对，古人是竖书，即使今人仿古语，也应讲究格式，文祺二字应在“即颂”下行后四字处。
此致（即颂）
祝安（文祺）
政治学博士后、哲学博士王贾薄律师
于2010年12月15日
时清华学堂失火后修复数日
上海大火妥善处置后数日
新中国镇反后60年镇压动乱后21年

5. 请法律知识高手专家为我解答,速进!!!!

民事抄能力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袭行为能力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法人成立,终于法人终止.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也是始于法人成立,终于法人终止.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种情况: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

宣告失踪,是指下落不明达到2年.
宣告死亡,是指下落不明达到4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2年.

6. 结合行政法两大基本原则,分析行政瑕疵有哪些表现

行政瑕疵表现有：
1．行政违法
2．行政失职
3．行政越权
4．行政滥用职权
5．事实依据错误
6．适法错误
7．程序违法
8．行政侵权
9．行政不当

一、行政违法形态界定

行政违法形态，即行政违法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行政违法行为分类的具体化，如同民法上侵权行为形态一样，主要具有法定性、客观性和交叉性的特征。（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40页。）由于行政违法形态的复杂性，立法和理论上对其往往有着不同的归类，各国也有不同的认识。例如，美国法律规定的行政违法形态主要有：（1 ）非法拒绝履行的或不当延误的机关行为；（2）独断专横、反复无常、 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不合法的行为；（3）同宪法规定的权利、权力、 特权与豁免权相抵触；（4）超越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权力和限度， 缺少法律规定的权利；（5）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6）没有可定案证据作依据；（7）没有事实根据。（注：参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6条，见行政立法研究组编译《外国国家赔偿，行政程序，行政诉讼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2页。）而在英国，法院判例产生的行政违法（越权行为）形态主要有：（1）违反自然公正原则；（2）程序上的越权；（3）实质上的越权包括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的义务、权力滥用以及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注：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2页。）在日本，将各种违法性或不当性的行政行为称为行政行为的瑕疵，又将行政行为的瑕疵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与无效的行政行为。（注：（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页。）在德国，对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错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注：参见《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2、44、45、46、47、48条，见《外国国家赔偿。行政程序。行政诉讼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41页。）在我国，理论上对行政违法的表现形式的概括也是不相同的，如有人将行政违法分为实体上的行政违法（其主要表现形式有行政失职、行政越权、滥用职权）和程序上的行政违法（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手续瑕疵、形式瑕疵），还有人则提出行政违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越权、滥用权力和侵权行为。（注：见张尚＠①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页。）另外，在理论上还有行政瑕疵的提法。（注：朱进、陆春阳：《试论行政瑕疵的后果及其承受》，《安徽律师》1993年第3期，第33页。 ）我国立法上有关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54条和《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了明确的列举，但它们的规定是略有差异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违法形态包括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等六种，而《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的行政违法或不当形态包括程序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不履行法定职责（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责）、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错误、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等。目前，人们大多以《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为准据来探讨行政违法的形态即表现形式。我们认为，对行政违法（或不当）形态的探讨，以这些规定为参照系还是可取的，但是又不宜完全局限于这些规定范围，因为这些规定本身尚存在一些欠缺：如这些规定只是关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概括而不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创制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的违法，区分行政违法的标准不一致（如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是相对于违反实体规范的行为而言的，但《行政诉讼法》以及《行政复议条例》并未规定实体违法的表现形式）。有鉴于此，我们结合现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借鉴我国台湾学者洪家殷先生关于违法行政处分的具体形态划分，（注：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效果为中心》，《东吴法律学报》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 月版。在台湾，行政处分概念类似于大陆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所谓行政处分是指行政机关就公法上具体事件所为的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台湾行政程序法第86条），这一界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解释相当接近。大陆地区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解释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将行政违法区分为行政错误、行政越权、滥用职权、程序违法、内容违法等几种形态（或具体表现形式），当然每一形态中还可包括若干具体情形。

二、行政错误

关于行政错误，我们在此作一种扩大化的理解，即指行政行为在内容或形式上所表现出的错误。凡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上的错误、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文书记录上的错误（意思表示方面的错误）、意思形成方面的错误，皆属行政错误。行政错误又可分为下列具体情形：

（一）事实错误

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基于必要和适当的客观事实，即在作出行政行为前应明确地认定相关的事实。事实的存在及其正确认定，是行政行为能够成立的基本事实要件，是行政行为正确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事实不清，或者认定事实错误，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出某种行政行为的事实，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事实，或者事实未经充分调查而确定，都应属于行政行为在事实方面的错误，从而影响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其为违法行为并否认其法律效力（《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行政处罚法》第30条更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当然事实是否清楚，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的。如果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相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准确性，即可认定行政行为不符合事实上的要求而构成行政违法。因此，《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被告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证据，或者虽提供证据却缺乏主要证据，或者提供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的，都可归属于事实不符的情形。

事实错误的具体情形包括：第一，实际上不存在的事实或只是一种假想的事实；第二，未经调查取证或者未获取充足证据的；第三，事实认定错误的。认定事实的常见错误有对象认定错误、事实性质认定错误、事实真伪判断错误、事实的情节（如确定公民违法事实的程度）认定错误等。（注：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一书中关于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错误部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年版， 第347—350页。）

（二）法律适用错误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法律适用错误这种违法形式，只能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的违法。关于法律适用错误，理论和实践部门的专家学者多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认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适用了不应该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或者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注：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另有人认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程序法规定，或者依据了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或条款，或者适用的法律法规或条款不是调整相应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或条款。”（注：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还有人认为“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没有按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办事，错误地援引了法律、法规、规章。”（注：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我们认为， 既然法律适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法律适用而不包括法院的法律适用活动）是指行政主体将法律规定具体运用于各种特定的事件或者对象的活动，那么法律适用错误就应是指在法律适用活动中的依据法律错误（包括不同的法律法规以及不同的条款）、理解法律错误、法律适用与具体的相应事实不相一致以及规避应适用的法律规范。至于所适用的法律范围，人们大多认为（甚至《行政复议条例》也规定）不仅包括法律和法规，还包括规章以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即其他规范性文件）。我们认为，在形式上仍应限定在《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法规两种形式上，不宜扩大。因为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只能作为“参照”（并不能直接援引），对其他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则可以完全无视其规定，而且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本身必须符合法律或者法规，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能完全离开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只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是否正确，判断的依据也必须是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行政机关在法律适用上应与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相一致。否则，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或合理公正就会有多个不同的标准，这样必然引起行政违法认定的混乱。

关于法律适用错误的具体情形，人们也往往有不同的归类，理论界众说纷纭。如有人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适用法律法规性质错误；二是适用法律法规条款错误；三是适用法律法规对象错误。（注：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63页。）另有人认为它主要表现为下列情形：（1 ）适用规范性文件错误；（2）适用规范性文件的条文错误；（3）适用规范性文件的款、项、目错误；（4）适用法律概念错误或错误解释了法律概念。 （注：朱新力著《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对此，根据实践中的各种具体情形并借鉴有关学者的看法，（注：关于法律适用错误有人概括为十种形式，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第351—352页。）我们将法律适用错误归结为如下几种具体情形：

其一，应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如应适用《商标法》却适用了《药品管理法》；

其二，应适用效力层级高的法律规范却适用了效力层级低的法律规范；

其三，应适用此条款却适用了彼条款；

其四，应同时适用几部法律或法规的规定、或者应同时适用几项法律条款，却只适用了其中一部法律或法规规定或者某一项条款；或者应适用一项条款，却适用了几项不应适用的条款；

其五，适用了尚未生效的法律规范；

其六，适用了无权适用的法律规范；

其七，适用了已经被废止、撤销的法律、法规及其条文；

其八，应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一般法；

其九，规避应适用的法律条文；

其十，错误解释或理解法律规定；

其十一，法律的依据与事实不相符合，如对不具备法定条件的行为人准许其从事一定的活动。

（三）文书记录方面的错误

文书记录方面的错误，往往是指一种明显的错误，它是指行政主体主观上所欲表达的意思与文书记录实际表达的内容相冲突而且容易被明显地辩识，例如误写、误算、电脑错误等。因此，这类错误是意思表达方面的错误。对于这类错误行为，一般不将其作为行政违法看待，但它存在瑕疵，行政主体必须及时予以更正。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可随时对行政行为中的书写错误，计算错误以及类似的明显错误进行更正。错误涉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得更正之；行政机关有权要求递呈需更正之文书。”（注：行政立法研究组编译《外国国家赔偿。行政程序。 行政诉讼法规汇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四）意思形成错误

意思形成错误，是指行政主体及其人员在主观意思（及其能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存在欠缺而影响其真实意思从而致使行政行为违法。我国台湾学者洪家殷先生认为，有关意思形成的瑕疵方面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合议制机关之组织及构成因未合乎法律上的规定，而影响其意思之决定并致使所作成之行政处分违法；二是作出行政处分的公务员在意思形成上有瑕疵。（注：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效果为中心》， 《东吴法律学报》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4页。）借鉴此种分法， 我们将意思形成错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组织）的意思构成错误；二类是行政公务人员的意思形成错误。

其一，行政机关的意思构成错误

行政机关的意思形成不符合法定的要求，如应回避的人仍参与作出行政决定、应由合议而决定的行为却只由首长一人决定。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8条关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规定：对于一般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具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但“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如果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非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则属于意思不符合法定条件而违法，这种处罚决定应无效或者撤销。

其二，行政公务人员意思形成错误

行政公务人员意思形成错误，即指公务人员作出行政行为时欠缺正常的意思能力，或者因受到诈欺、胁迫或收受贿赂而影响行政行为的作出，或者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基于错误的意思（如重大疏忽）判断。从各国的立法及判例实践来看，对于这类因公务人员意思形成错误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并非都确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而是区分各种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有的意思形成错误被认为是违法，有的意思形成错误则并不影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公务人员意思形成错误主要有下列几种具体情形：

（1）行政行为基于错误的意思而作出。 对于此种情形是否违法不能一概而论，如在德国，一般只要客观上与现行法相一致即不影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授益行政处分中，若其结果未违反强制规定，亦非为受益人或第三人所误导，则该错误基于信赖利益之保护，应不构成瑕疵之要件；惟在负担行政处分，因其同有损于公益及私益，所以应为得撤销。日本之通说主张，民法上有关错误之规定不能适用于行政处分，行政处分不得以其本身有错误为由，而视为无效或得撤销，只有于其内容系不可能或违法时，始以其内容为不可能或违法为理由，决定应为无效或得撤销，但原则上，仍依其所表示者发生效力。”（注：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效果为中心》，《东吴法律学报》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6页。）

（2）受到恶意诈欺、胁迫或收受贿赂而作出行政行为的。对此种情形，一般认为构成违法。（注：参见《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页。）（3 ）公务人员丧失意思能力（如无意识或精神失常）而为行政行为的。对于此种情形，由于公务人员此时已不能代表所属机关或组织的意思，应将其认定为无效行为。

三、行政越权

关于行政越权，国内大多依《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称之为“超越职权”。目前关于行政越权的认识，我们认为还存在如下欠缺：

其一，只将其视为一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越权的概念界定上，从目前学者们和实践部门的专家的理解来看，大多将其限定于具体行政行为范围内。这些具有典型性的观点如：（1 ）行政越权是行政主体超越其法定行政职权（权限和权能）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注：朱新力：《论行政越权》，《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6页。）（2）超越职权，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法律、 法规规定的权力范围；（注：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3）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授权、委托范围。（注：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页。 ）我们认为，将行政越权这种违法形态仅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中，是不完全的。不仅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越权之情况，而且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创制行为也存在超越职权的情形，如超越法定的立法权限范围、事务范围、超越授权范围等。这些情形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并且也为行政越权的具体表现。

其二，将程序越权也视为行政越权。人们一般认为，行政越权不仅包括实体或内容上的越权，还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方式、步骤、期限等情况即属程序上的越权。（注：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 页；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第392页。）我们认为， 越权是对权力及其界限的超越，它应是对实体权力或管辖权的超越，而对未按法定的程序实施行政行为的，将其归属于程序违法或方式违法更为妥当。

其三，将行政越权的主体只限定在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从目前对行政越权的界定来看，各种观点都将其在主体方面作了限定，只限于行政主体或者行政机关。我们以为，无论何种组织或者人员，只要它们无权而行使或者行使超过法定的权力及其界限，皆应属于行政越权之范围。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行政越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超越法定的权力及其限度而作出了不属于自己行政职权范围的行政行为，或者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及其人员在无法定授权或委托（或者超越授权或委托的范围）的情况下而越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关于行政越权的具体表现，可概括为如下几类：无权限、层级越权、事务越权、地域越权、内容越权、内部越权。

（一）无权限

无权限，是行政越权中的最严重违法形式，它是指越权的主体实施了根本就不具有的职权的行为，该类越权行为是一种当然无效的行为。这类无权限的越权行为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无权行使了有权”。在实践中，无权限的具体情形主要有：

其一，行政机关行使了非行政权力的行为。在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存在着国家权力的分工，行政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权和立法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否则即表现为无权限。如无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于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却自己强制执行的，就属于此种情形；又如对于刑事案件决定是否起诉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职权，而行政机关决定不予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则属超越了行政权范围而行使了司法权。

其二，其他国家机关越权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的行为。如人民法院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也属“无权限”行为。

其三，内部行政机构行使了外部行政机关的职权。如行政机关的内部科、处、室及派出机构等直接以自己的名义（有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对外行使职权。

其四，行政机关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社团体和其他组织或个人在无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情况下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职权。

其五，行政机关被撤销或由于被分解、合并，其行政职权已丧失或转移后，仍以原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原行政机关的职权。行政机关丧失作为行政主体的资格后，如仍以原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的，就造成了一种无权限的越权行为。

其六，受委托人的行政委托权限终了后，仍继续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

其七，党组织直接行使行政权或者与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权。党的各级组织应依照党章的规定进行活动而无权对公民或组织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否则即超越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

其八，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未任职前或免除职务后的时间内实施行政行为。

（二）层级越权

层级越权或称纵向越权，是指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上级或下级行使了另一方的行政职权。实践中，层级越权主要表现为两种具体情形：

其一，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上级行政机关的职权。此种情形可形象地概括为“小权行使了大权”，对此类行为属于越权并被认为违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没有异议的。

其二，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了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此种情形可形象地概括为“大权行使了小权”。对该类行为是否属于越权或违法行为，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原则上，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了下级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也应属于违法行为。从目前立法关于上下级行政机关职责权限的划分来看，表现为四种状况：一是立法明确规定职权属于上级行政机关；二是立法只规定职权属于该行政机关系统行使，并未区分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权限范围；三是上下级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四是立法明确规定某种职权属于下级行政机关行使。我们认为，当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了第四种情形（即属于下级行政机关行使的法定职权）的权力时，属于越权。虽然上级行政机关享有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但并不能以此认为上级行政机关可以直接代行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这是因为：上级监督权的存在旨在避免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或矫正其违法；下级行政机关并非上级行政机关的地域代表，其设置及其权限并非出自上级行政机关，而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如果允许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那么下级行政机关也就没有设置的必要；另外，将会妨碍到公民救济权的行使（上级行政机关是复议机关，而上级行政机关直接代行会使复议失去意义或者变得更加复杂）。当然，上级行政机关直接行使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并非绝对排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承认它的合法性。例如在德国，依据下列理由上级行政机关可以行使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1）事实上或法律上之原因， 致下级行政机关难以行使权限；（2）上级行政机关的指令无从到达时；（3）或因情况急迫有由上级行政机关介入的必要。（注：参见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效果为中心》，《东吴法律学报》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29页注释。）

（三）事务越权

事务越权，即指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或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时，超越本机关的主管权限范围。在我国，法律按行政机关主管事项的不同性质来确定其行政职权范围，不同的部门有着不同的事务主管权限。如果一行政机关超越了本部门的主管范围而行使了应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则属于事务越权。事务越权又可称为“横向越权”。如吊销食品卫生许可证属于卫生部门的权力范围，工商行政机关却作出此种行为即属越权。在行政执法活动实践中，行政机关超越其主管权限的情况时有发生。

（四）地域越权

地域越权，即行政机关超越了其行政职权行使的空间范围。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往往有着一定的地域限制，即其空间界限，行政机关只有在其管辖的空间范围内行使其行政职权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即属超越地域管辖范围而应归入无效。这种越权一般发生在不同地区的两个职责相同的行政主体之间，如甲地的税务机关到乙地税务机关的管辖地域征收税费。

（五）内容越权

内容越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超越了法定的范围、程度等内容。内容越权的具体情形主要有：（1 ）超越法定的时间范围（并非指超越程序上的法定期限，此种情形属于程序违法，在此不予涉及）。例如，《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对违反该条例的行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可以扣留船长职务证书，但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在此，六个月时间即为有效的时间的范围，否则就构成越权。（2）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围。 即行政机关不在其法定的裁量范围内选择或决定。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围包括超越法定的行为的种类（如公安机关在治安处罚中作出拘留、罚款和警告以外的处罚）、法定的数额幅度和对象适用范围等。（3）被授权组织超越法定的授权范围。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必须在法定的授权范围内行使，否则即为越权无效行为，这类越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该被授权组织承受。（4 ）受委托组织超越权限委托范围。受委托组织应当在委托行政机关所依法委托的权限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为，也应属于越权行为。在实践中，受委托组织有三种情形：一是非属于行政机关系统的其他组织；二是属于委托行政机关系统的内部机构；三是其他行政机关（如在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县或市公安局可以将五十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委托乡政府行使）。人们一般认为，受委托组织自行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为后果应由委托行政机关承受。我们认为，这种将该类越权情形都视为委托行政机关的越权行为是不适当的，而应区别不同的情形。对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越权以其所属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的，其法律后果应由行政机关承受；至于非属于行政机关系统的受委托组织和其他行政机关的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为应由它们自己承受。

（六）内部越权

内部越权，即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的内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相互间逾越职权。人们一般忽视对此种越权行为的探讨

7. 阿奎那的法律思想

阿奎那？ 没听说过

8. 法学上的追认是什么意思

追认权（Right of ratification）是指法定代理人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越其行为能力与他人订立的合同加以承认，这个合同就从效力待定变为有效了的权利。

本人通过特定的法律行为，使无权代理人、无处分权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的行为成为有效法律行为的权利。

追认权法律特征

法律特征主要有两点：

从性质上说，追认权是一种形成权，追认行为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对效力待定行为的承认或拒绝均取决于本人单方意志，无需征得行为人或第三人的同意。

从法律后果上说，追认权的行使结果是使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变成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本人的追认具有溯及力，一经追认，其效力待定的行为自始有效，使未经授权的效力待定行为与效力确定行为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从而使本人承担民事责任。

(8)王亦非法学扩展阅读：

追认的成立要件

1.行为人必须以本人的名义实施了民事行为

效力待定行为的本质就是行为人代表本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若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活动，则不存在追认问题。

2.本人必须具备行为能力

对效力待定行为进行追认时，本人必须具备行为能力。这不仅指本人在追认时必须具备行为能力，而且本人在实施民事行为时，也必须具备行为能力。

3.被追认的行为必须具备合法性

被追认的效力待定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如果承认对非法行为可以追认的话，无异于允许行为人可以实施非法的行为，而后由本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有违于追认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与我国的现行法律相抵触。但是，对于完全无效的民事行为、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以及部分无效的民事行为，应当加以区别对待。

参考资料:追认权网络

9. 古巴比伦王国的法律有什么比较显著的特点

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当政时制定的成文法典,旨在维护财产私有制,全面调整自由民之间的关系,巩固现存秩序.法典制定的确切时间不清,大概在公元前1791年或前1790年始拟,完成于巴比伦尼亚统一之后.法典包括序言、正文、结尾三部分.序言充满神化、美化汉谟拉比的言辞.正文包括282条法律,涉及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内容,意在调解自由民之间的财产占有、继承、转让、租赁、借贷、雇佣等多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婚姻关系.法典表明古巴比伦社会存在奴隶主、奴隶、小生产者三个基本阶级,此外与阶级关系不尽一致的等级关系.自由民之间分为有权者阿维鲁和半有权者穆什根努两个等级.前者原意是“人”,享有一些特权；后者原意可能是“礼拜”,法律地位低下.法典对债务奴隶制和高利贷有所抑制,限制对小生产者过分的掠夺,以免动摇兵源和税源.法典对奴隶制予以严格保护,体现了法典的性质.结尾部分除继续对汉谟拉比歌功颂德外,还强调法典原则的不可改变性.法典的制定标志古西亚法律制度的进步,国家的成熟.
汉谟拉比法典由序言、条文（282条）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内容包括诉讼程序、盗窃处理、军人份地、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婚姻、继承、伤害、债务、奴隶等等.法典的基本特点：首先,它明显地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保护奴隶制的私有制；其次,法典还保存某些习惯法残余,例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原则（第196、200条）和神判习惯（第2、132条）等；再次,从现代意义上说,汉谟拉比法典并未区分公法、私法（民法）和刑法,诸法合一,法律条例既从民法角度也从刑法角度来确定.
汉谟拉比法典一方面是使阿摩利人的习惯法成文化,另一方面吸收了两河流域固有的苏美尔、阿卡德立法与伊新·拉尔沙时代城邦立法的成果.不过,它主要还是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物,反映出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现实.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共包括282则条文.法典是建立在苏美尔立法原则基础上的,其中揉和了闪族人的新发明,但他们对什么原则属于苏美尔人,什么原则属于闪族人说法各异,因而我们最好是把它们都简单地归结到最有名的记载“美索不达米亚法系”的文献之列.
汉谟拉比法典的一些法律条例： 1.倘自由民宣誓揭发自由民之罪,控其杀人而不能证实,揭发者应处死；3.自由民在诉讼案件中提供罪证,而所诉无从证实,倘案关生命问题,应该处死；5.倘法官审理案件做出判决后又更改,则应揭发其罪行,并撤消法官席位,终身不再录用.
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奴隶毫无权利可言,稍有过失即受到断肢的可怕惩罚.此外,法典中提到了两个法律阶层:一是“人”,显然意指贵族；另是所有其他既非“人”亦非奴隶的人,他们的法律待遇很差,但拥有某些法律权利.
汉谟拉比法典建立在两个最著名的原则基础上,此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让买方小心提防”.猛一看来这两个原则都很原始,在规定对确定的伤害行为进行赔偿时(“倘人毁他人之目,则毁其目”；“倘人断他人之骨,则断其骨”),法典从不考虑最初的伤害是否纯属意外,而是残酷无情地坚持让人受到皮肉之苦和受辱.“让买方小心提防”原则不那么残酷无情,但看上去不像是法律.为什么国家应在一部法典里宣布卖方行诈不会受到惩处呢?因为美索不达米亚人颁布法律主要是为了制止争斗,他们以为这决非毫无理由——一个总想采取暴力手段的人,如果记住不论他怎样加害于人,都会受到法律同样的处罚,那么他也许会不再施暴. 至于“让买方小心提防”原则,同样也是为了制止争斗,因为买方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如果他去取闹,马上就会受到惩罚.正是依靠这部法典,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社会,成为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中,统治最严密的国家.至今,这部刻在石柱上的法律条文仍是世界上一部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