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法治

A. 乡土中国无为政治核心观点

《乡土中国》之(10)：无为政治

作者：费孝通

论权力的人多少可以分成两派，两种看法：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冲突的一方面，另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合作的一方面；两者各有偏重，所看到的不免也各有不同的地方。

从社会冲突一方面着眼的，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在上的是握有权力的，他们利用权力去支配在下的，发施号令，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权力，依这种观点说，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一种休战状态中的临时平衡。冲突的性质并没有消弭，但是武力的阶段过去了，被支配的一方面已认了输，屈服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甘心接受胜利者所规定下的条件，非心服也。于是两方面的关系中发生了权力。权力是维持这关系所必需的手段，它是压迫性质的，是上下之别。从这种观点上看去，政府、甚至国家组织，如果握有这种权力的，是统治者的工具。跟下去还可以说，政府、甚至国家组织，只存在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如果有一天“阶级斗争”的问题解决了，社会上不分阶级了，政府、甚至国家组织，都会象秋风里的梧桐叶一般自己凋谢落地。——这种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横暴权力。

从社会合作一方面着眼的，却看到权力的另一性质。社会分工的结果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分工对于每个人都有利的，因为这是经济的基础，人可以较少劳力得到较多收获；劳力是成本，是痛苦的，人靠了分工，减轻了生活担子，增加了享受。享受固然是人所乐从的，但贪了这种便宜，每个人都不能自足了，不能独善其身，不能不管“闲事”，因为如果别人不好好的安于其位的做他所分的工作，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时，为了自己，不能不干涉人家了。同样的，自己如果不尽其分，也会影响人家，受着人家的干涉。这样发生了权利和义务，从干涉别人一方面说是权利，从自己接受人家的干涉一方面说是义务。各人有维持各人的工作、维持各人可以互相监督的责任。没有人可以“任意”依自己高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得遵守着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可是这有什么保障呢？如果有人不遵守怎么办呢？这里发生共同授予的权力了。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愈复杂，这权力也愈扩大。如果不愿意受这种权力的限制，只有回到“不求人”的境界里去做鲁滨生，那时才真的顶天立地。不然，也得“小国寡民”以减少权力。再说得清楚些，得抛弃经济利益，不讲享受，象人猿泰山一般回到原始生活水准上去。不然的话，这种权力也总解脱不了。——这种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同意权力。

这两种看法都有根据的，并不冲突的，因为在人类社会里这两种权力都存在，而且在事实层里，统治者、所谓政府，总同时代表着这两种权力，不过是配合的成分上有不同。原因是社会分化不容易，至少以已往的历史说，只有合作而没有冲突。这两种过程常是互相交

B. 以提纲形式梳理《乡土中国》

1、《乡土本色》。该章大抵是全书的总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一章中，费孝通将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的。

2、《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这两章说明了一个问题——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

文字是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阻隔的产物，但在乡土社会中，“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其实，还有更多的不需要声音和文字参与的“特殊语言”可用来作象征的原料，如表情、动作等，它们比语言更有效。

6、《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和《名实的分离》，讲的是四种权力。关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该书在《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和《名实的分离》三篇中分别加以阐述。

C. 与法律基础）《乡土中国》的作者是谁

《乡土中国》的作者是费孝通先生。

D. 乡土中国中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概念是什么与法律规则有什么不同它们分别是哪一种秩序的产物

乡土中国中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概念。与法律规律有所不同，中国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回。

法律是由答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国家的统治工具。在不同的地方，法律体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们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其中一种区分的方式便是分为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

有些国家则会以他们的宗教法为其法律的基础。

法律通常是指由社会认可国家确认立法机关制定规范的行为规则，并由国家强制力（主要是 司法机关）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社会规范）。

E. “乡土中国”的法学问题：为什么严格按照法律会产生“法学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
有问题才有争议
法律也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
法律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法律也应当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实际变化而变化

F. 乡土中国礼治和法治的区别

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册，读起来却极有味，费老先生对乡土中国的深深情感更是充满字里行间。读罢此书，受益无穷。

不过在该书关于《礼治》这一个章节，读了后，还有稍许不同感受。

该章节首段摘录如下：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由此费老先生推论出说：

这样说来，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是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的说来，人治好象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对于费老先生提出的礼治说法，我觉得颇有道理，以此来表述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无不可。关键是，费老先生对于法治的理解，我认为有所偏颇了。

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法律？中国当代社会有没有法律？都不能说没有，但是中国的历史上也好，现当代也好，能称得上法治社会吗？肯定不能。那么假如承认费老先生所谓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礼治，那么当代社会还是礼治可以概括么？显然不再像费老先生所说：“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而能解释了。

G. 《乡土中国》这本书谁看过

同一本书对不同人的帮助、启发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有不同的评价也很正常。我回不是学社会学的， 不能从专业角度去分析这本书的价值，只能谈自己的主观感受。

H. 《乡土中国》中礼治和法治的区别与联系

礼治，被混同抄于旧礼教，在上世袭纪初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被一并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

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以及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而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I. 谁有《乡土中国》和中国法治的文章

正好前段时间写了一篇，发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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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马潇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到：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

笔者在学校学习中国法制史时，一直被告知：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法结合”的社会——似乎“法”就是“法”，“礼”就是“礼”，二者完全被割裂，没有一点关系。
但实际上，考察“法”的本质属性，最重要的就是“规则性”。而“礼”完全具备“规则性”这个要素。所以，说“法是法、礼是礼”，二者完全没关系，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一点，张晋藩教授的在相关论著中已有提及。

所以，与其说礼不是法，不如说礼就是一种习惯法。
法就是礼，礼就是俗，俗就是心。

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也就是乡土中国——最基层、最基础的法律运行模式。我们姑且称这种模式为“乡土中国法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礼出自心——只要“一准乎礼”，就是合法的，同样更是合心的。在这种模式下，法（礼）的正当性发自民众内心，民众人人都认可。
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就形成了民众对于“违法”、“违礼”之人“人人得而诛之”的思维习惯。因为在“乡土中国法律模式”下，人人都是立法者，人人都是法官。在这种思维习惯下，只要是某个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那么他就是合乎礼制的，进而就是合法的。与此相对的，凡是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的，都是违法的，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这种思维模式在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和平时代，则往往弊大于利。因为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是非完全没有标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种道德观。你的道德观未必符合我的，难道不符合你的道德观，你就能说我不道德？谁赋予你权利说我不道德了？你凭什么谴责我？
我们的古人也早看出了这种“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弊端，所以才要在“礼”之外制定成文的“法”。因为只有成文法才能有一个相对明确和固定的判断标准，才不会乱套。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和民间争夺司法权的一个过程。

随着近代法制进程的开启，乡土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文革之后，乡土中国本身所依赖的家庭基础、宗族基础被彻底摧毁。国家明确了自己独享司法权的权力。成文法彻底取代了礼，绝大多数不符合国家成文法立法精神的民间习惯法被认定为非法。
但是这个认定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由国家来推动，而不是发自普通民众的内心。所以，普通的民众的思维中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惯性。普通民众在潜意识中仍然固执地认为俗应当随心，礼应当随俗，法应当随礼。凡是不随俗、不随心的法，就缺乏正当性。

大部分普通民众对自己的这个观念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但在行为中确屡有表现。比如对于药家鑫案的“集体审判”，再比如去年的反日游行。做出这些事的人都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当的——只要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正当的，他们就觉得法律也应当认为他们是正当的。如果这时候法律认为他们是不正当的，那么就是法律有问题，就是“没有法律”，或者“法律都是骗人的”。

这种思维传统已经严重阻碍了现代法治的发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民众对于立法的参与不够，导致民众的认识不能及时更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土中国的基础被推翻，却没有及时补充相应的思想内涵，导致了这个思维传统一直占据着民众的头脑。

中国要建设现代法治社会，就必须让民众产生现代法治的理念；而这首先要做的，就是赶走民众脑中“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定势。一方面，应当加强民众的立法、司法参与程度；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立法、司法、执法的细致性、可操作性。只有民众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能体会到国家成文法的存在，才能逐渐潜移默化地驱走他们脑中“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定势，才能为实现现代法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