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评价体系

① 怎样建立公务员绩效考评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

(一)建立分类考核制度，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定
分类考核就是对不同部门、不同类别的公务员，在坚持考核标准的前提下，按照职位分类所建立的岗位职责规范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公务员绩效考核要在坚持德、能、勤、绩、廉五项指标的前提下，增强现行考核标准的针对性，建立针对不同部门、不同类别公务员的分类考核制度。其一，对领导成员和非领导成员应按职务和职级分别考核;其二，对从事专业技术、行政执法及司法工作的公务员，应针对职位的特点，除运用基本的考核方法外，还应采取具有较强针对性、补充性的考核方法;其三，要在已有的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基础上，增加公务员任前考核(包括录用考核、调任考核、晋升考核)、任期考核、专题考核等。建立分类考核制度，出台完善绩效考核的指导性文件，以保证分类考核体系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规范性，逐步实现制度化和法制化。
(二)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对公务员绩效考核至关重要。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的原则，对于如何定量，可采取事实记录绩效考核法、相对绩效考核法和绝对绩效考核法、360度绩效考核法等现代考核方法，将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分配合适分值，为体现重点考绩原则，宜将考绩分值比例适当提高;为反映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要求，德、能、廉三个方面可实行按等级计分的办法，而对勤、绩两个比较容易量化的方面，则可以将各岗位公务员的工作或服务态度、出勤率、工作质量、工作数量、工作效果和贡献等各方面明确分值。采取考核标准量化，既容易掌握，又便于分出高低，避免单凭主观意愿或随大流给被考核者评定等级，确保考核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
(三)科学运用考核结果，积极落实激励机制
公务员考核结果在认定上应充分运用考核结果，防止平均主义倾向，保证激励功能的发挥。一方面，可以考虑在优秀与称职等次之间增加良好等次，来区别称职人员中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好的公务员与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一般的公务员，做到考核结果的公正、合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考核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机关在对公务员个人考核的同时，应加强对各部门的考核。考核结果为优秀的部门可以适当提高该部门公务员评为优秀等次的比例，反之亦然。此外，应使考核结果真正为公务员的后续管理环节服务，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奖惩、晋职晋级、辞退制度相结合，真正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如对表现优秀者给予一定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将之与晋职晋级挂钩;对评定为基本称职者扣发一定数量的奖金，以示警告;对考核不合格者严肃淘汰，严格公务员辞退制度。

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在内，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从法律体系的层次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结构上表现为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特征，既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还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权限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从法律体系的部门来看。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两个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宪法为统帅，包括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法治评价体系扩展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与法律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第二，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第三，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科学要求。

第四，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

第五，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③ 政治什么是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基础它是人们评价政治体系的标准

解析
【多选题】中国古代的法家主张,政治之道在于( ),即政治权力的获取、保持和运用。
【单选题】在现代法治社会,( )监督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监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也是遏制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有力武器。
【多选题】全球化对国家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是( )。
【填空题】糖酵解过程的三个关键酶是( )、( )和()。
【单选题】肌糖原不能直接补充血糖,是因为肌肉组织中不含
【单选题】痛风症是因为血中某种物质在关节、软组织处沉淀,其成分为
【单选题】线粒体中跨膜质子浓度梯度建立后是
【单选题】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观念是人们对( )的理解。
【单选题】组成尿素分子中的两个N原子分别来自
【多选题】为了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害公民自由权利,代议制民主理论家提出( )等原则,限制公共权力,还主张通过分权与制衡,实现公共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
【多选题】20世纪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是( )。
【单选题】1880年美国( )政治研究院的建立被视为现代政治科学建立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
【单选题】( )精辟地论述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多选题】精英民主理论所指的精英是指( )上最优秀的人物,他们是与普通大众相对应的一个群体。
【填空题】脂肪在体内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甘油可以进入()代谢,脂肪酸借助()载体运输进入线粒体发生 β - 氧化。
【单选题】下面既属于脂解激素又能够降低血糖的激素的是
【多选题】新右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它的理论具体表述就是( )。
【单选题】β-氧化的限速酶是
【填空题】现代意义的政治参与思想是源自于近代民主理论中有关___________的思想。
【填空题】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是 。
【单选题】从身体正常生理条件下发生的生化反应考虑,下面哪一个是错误的
【填空题】意味着两个方面的进展: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明确公民自由权利,并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重角度,为之设立保护屏障。
【单选题】当代政治共识的建立途径更多地是通过( )的形式来实现的。
【单选题】下面关于蛋白质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多选题】一般来说,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要求( )。
【单选题】在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 )学说成为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最相匹配的政治意识形态。
【多选题】从总体上而言,善治在精神上仍有相统一之处,这种精神就是( )。
【单选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把社会主义和( )看成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
【填空题】政治 是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基础,它是人们评价政治体系的标准。
【填空题】是政治共同体内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统称,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总体意志和要求的表达,是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上升到全社会范围内的利益意志的表现。
【多选题】( )的总统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
【单选题】最先提出政治合法性概念的是( )。
【填空题】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政治社团是 、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
【填空题】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维持一级结构稳定的化学键是();二级结构的几种

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评价

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10月27日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内涵，展示了新中国立法成就。 白皮书全文约2万字，分为前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结束语等部分。
白皮书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法可依，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保障。
白皮书介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2010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白皮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它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白皮书强调，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社会实践永无止境，法律体系也要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样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白皮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出了更为突出、更加紧迫的要求。中国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加快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据了解，白皮书中文版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⑤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⑥ 如何评价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⑦ 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法治化的水平 建立以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一、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法律意识和现代法治观念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存在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情代法、搞“土政策”的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指导和开展工作的观念树得不牢。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清依法办事的极端重要性，使依法办事成为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依法办事是岗位职责所系。领导干部的职责是法规赋予的，其权限与职责紧密相连。领导干部作为党委决策的谋划者，其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到单位的建设和发展。领导干部必须着力强化依法决策、依法指导、依法办事的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也是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二、加强学习，切实提高依法办事的本领，推进依法行政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面对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必须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领导水平。
我国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有多年，公民的法制意识、维权意识大为提升，与之相比，一些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却停滞不前，反而落在了群众的后面。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少见：某个部门作出了一项决定，但民意普遍反对，媒体也提出不同声音，最后倒逼政府不得不改变原先的决定。究其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工作方式方法上有差距，不习惯依法办事，感到凭法规办事不如凭习惯办事方便，遇事查法律法规不如凭老经验顺手，所以出现了以言代法、以情代法的现象；有的抓工作随意性大，管理没有严格的章法，甚至把脱离实际的一些规定视为所谓“严要求”、“高标准”。显然，学好法律法规的确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如何提高党员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关键在于领导带头。一个单位能否坚持依法行政，是否形成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各级党委要把领导干部法律法规的学习摆上议事日程，纳入理论学习和专业学习之中，形成制度，抓好落实，把对法规制度的学习作为干部知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成考核使用干部的一个条件来衡量，把依法指导和开展工作作为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方面来对待，使领导干部不断增强法制学习的自觉性、责任感、紧迫感，努力提高法律素质，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对领导干部个人而言，要带头学法，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持之以恒，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营造浓厚的学习风气，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形成群众性学习法律法规的良好局面；要带头依法办事，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懂得自己手中的权力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要慎用手中权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依法办事；要带头严格守法，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自觉接受法律规范的约束，以法律法规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
推进依法行政，责任在党，关键在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掌握大量执政资源的“一把手”，恪守依法治国的理念，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是提高执政能力、促进依法行政、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切入点在于树立法治理念。推进依法行政，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现实过程，但首先是一个观念上的革新过程。因此，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法治理念，以信念上的坚定带动行为上的自觉，以行为上的自觉维护法治的尊严。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游离于法纪之外，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以及如何做，杜绝领导行为“缺位”、“错位”和“不到位”。
第二，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关键点在于严格依法办事。对领导干部而言，依法行政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在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更重要的是要求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依法办事。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时候，领导干部都要想一想是否存有法律依据、是否合乎法定程序。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人，都不因位高权重而无视法律，不因人情干预而践踏法律，不因一知半解而曲解法律，确保一切领导行为都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不依法办事、不依法行政的行为，也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坚决制止，严肃处理，营造良好的行政环境和执法氛围
第三，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突破点在于自觉接受监督。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监督对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滋生的重要作用，努力克服台上讲台下不讲、人前讲人后不讲、对下讲对上不讲、对人讲对己不讲等种种弊端，自觉接受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的监督。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掌权思源，用权为民，置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对群众的批评意见，要欢迎而不能反对，要鼓励而不能打击，要亲近而不能疏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患于未然。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事，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尊重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

⑧ 依法治企评价考核办法

“五五”普法以来，市烟草公司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深入开展依法治企工作，着力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强化企业内部法治化管理，企业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治化的道路，在2006－2007年度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目标考核中该公司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并被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通报表彰，近日，在省召开的全省依法治企业工作会议上该公司交流了依法治企工作的经验，该公司在依法治企工作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助推了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经营管理等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该公司在深入开展依法治企工作中，一是领导高度重视依法治企工作。把依法治企经费纳入公司专项预算，做到每年都有所提高，把依法治企工作列入公司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和分析依法治企工作形势，及时制定工作措施，把依法治企工作与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工作紧密结合，一道部署、一道安排、一道检查，一道验收。二是从建章立制入手，逐步建立完善依法治企业工作长效机制。近年来，公司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局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专卖执法人员岗前法律培训和考试制度、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等一系列依法治企工作制度，并探索制定了《依法治企评价考核办法》，对企业各机构依法治企工作进行全面的年度考核评价，并将考核结果纳入企业年度目标管理，通过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推进企业依法治企工作的规范化。三是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深入开展依法治企工作宣传。通过在公司网站上开辟依法治企专栏、组织专卖管理工作人员开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培训、举办《劳动合同法》培训班以及建立法制宣传栏、组织开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29”专卖法颁布纪念日等重要宣传日法制宣传活动等途径，积极开展依法治企工作宣传，浓厚企业依法治企工作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积极推进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始终是贯穿党的干部工作的一根红线。2000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定期考核制度。2002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要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 从2004年开始，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的部署，就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进行调研：2004年上半年，在国家统计局参与下，结合省部级后备干部考察工作，就地市党政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核评价办法进行研究，并选择7个省区、27个市州试点，以增强考核工作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2004年10月，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工作协调小组及专题调研组成立（以下简称“专题组”)。随后举办有15个省区市党委组织部门、12个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和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题研究班，深入探讨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2005年5月～9月，专题组先选择内蒙古、浙江、四川3省区的28个县（市、区）试点。后又在3省区的8个地级市试点。试点中，共考核地方党政领导班子51个，党政领导干部504名，其中党政正职71名；先后有4886人参加个别谈话，8223人参加民主测评，12117人参加民意调查。试点选择的地区，既有东部，也有中西部；既有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既有情况相对简单的，也有情况较为复杂的，以便根据试点反馈的意见不断完善。 经过先行试点，反复征求意见、讨论、反复修改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