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道德性pdf

A. 道德和法律

一、道德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的总和。二、法与道德的区别 1．生成方式上的建构性与非建构性。法在生成上往往与有组织的国家活动相关，由权威主体经程序主动制定认可，具有形式上的建构性。尽管从进化理性主义上说，法在根本上也是长成的，是累积方式进化来的，非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但在形式上却不能不承认法的建构性。道德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自然演进生成，不是自觉制定和程序选择的产物，自发而非建构是其本质属性。 2．行为标准上的确定性与模糊性。法有特定的表现形式或渊源，有肯定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因而具体确切，可操作性强；同时，其被任意解释和滥用的余地小，易排斥恣意擅断。当然法的确定性也是相对的。道德无特定、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体现在一定的学说、舆论、传统和典型行为及后果中，其对行为的要求笼统、原则，标准模糊，只具一般倾向性，理解和评价易生歧义。当然道德的这种特征，也是一种优长，可使道德在发展中有相当大的弹性和空间。 3．存在形态上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法在特定国家的体系结构基本是一元的，法律上的决策一致是其本性和要求，而这种决策上的一致是通过程序上的正统性达致的。法的一元化存在形态，也使它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由于信念和良心是道德的存在方式，因而道德在本质上是自由、多元、多层次的。 与此相关的是法律评价的共通性与道德评价的个体化。法的评价是以法的专门化、职业化为背景的，建立在法律概念、规则、原则的相对确定性之上，也建立在对法律概念、知识、职业伦理的共识之上，因而具有最基本的共通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而道德评价是一种个体化的、非法定性的、主观的、观念性的评价，建立在道德标准的模糊性和多元性之上。 4．调整方式上的外在侧重与内在关注。法一般只规范和关注外在行为，一般不离开行为过问动机，其所有缜密的设置都主要针对外在行为。道德首先和主要关注内在动机，不仅侧重通过内在信念影响外在行为，且评价和谴责主要针对动机，这是道德作为内省自律控制方式的理由，因此成为促进人类自身提升和进步的深刻力量。 5．运作机制上的程序性与非程序性。这种比较最富有意义。法是程序性的，程序是法的核心。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选择和决定，其生成和实现也与程序相关。程序的本质是交涉性，法以权利、义务为实质内容，所调整的关系往往具有交涉性，因而就特别需要程序提供交涉方式和途径，提供制度性协商和对话机制，以使选择和决定能被交涉中的各方认同和接受。道德的重心在于义务或责任。在道德上，“权利不应成为履行道德义务的诱因”，[1]义务不对应权利，也不以权利为前提，因而，不存在以交涉为本质的程序；再者，道德以主体内省和自决的方式生成和实现，也使道德与程序无关。 6．强制方式上的外在强制与内在约束。法与有组织的国家强制相关，通过程序进行，针对外在行为，表现为一定的物质结果。专门机构、暴力后盾、程序设置、行为针对性和物质结果构成法的外在强制标志。道德在本质上是良心和信念的自由，因而强制是内在的，主要凭靠内在良知认同或责难，即便是舆论压力和谴责也只能在主体对谴责所依据的道德准则认同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7．解决方式上的可诉性与不可诉性。可诉性是法区别于一切行为规则的显著特征，这意味着对与法相关的行为的个别处理是可能和可操作的，且是有预设的实体标准和程序规则作为依据的，故可实现对相类行为和情形的非差别对待，保证处理和决定的一致性和平等性。此外，法的可诉性还意味着争端和纠纷解决的终局性和最高权威性。道德不具有可诉性，主要表现为无形的舆论压力和良心谴责，且舆论的评价或谴责往往是多元的。三、当法和道德发生冲突时，我感到应当遵循法律的规定，因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如果突破这个“道德”的底线，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

B. 法律和道德的性质一样吗

这不能三言两语，有一文：
法律与道德的概念与本质
(一)法律的概念及本质
所谓法律，就是指归根结底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阶层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通过规定权利、义务设定权力、职责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学概念所作的狭义定义。由此定义出发，法律的本质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律作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强制性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一种表现。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法律，体现其意志的时候，必须在考虑自身意图的同时，也考虑法律实践的外在环境和社会条件。因此，法律首先表现为一种意志，其次是一种阶级和国家的意志。再次，法律不仅是各种意志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各种意志妥协的产物。
第二，法律体现为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的意志，同时也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作为特定社会集团的意志而不是社会集团中个别人的意志，也不是该社会集团中所有个别成员意志的总和，而是该社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同时，也并不意味着作为一国法律整体的国家意志不对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加以承认和保护。相反，法律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承认和支持，单纯的意志强制是不可能使法律发挥有效作用的。因此，法律不仅确认和保护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维护一般的社会安全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等。
第三，法律所体现的意志归根结底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律在本质上受制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法律的物质制约性。法律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内容由其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这意味着任何特定社会阶层的法律都必须在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内制定法律，试图跳出客观物质条件和时代限制而制定法律，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如果试图使法律脱离其社会基础，而仅仅将法律看作是统治者的一时灵感，就会“经常发现法律在世界的‘硬绷绷的东西’上碰得头破血流”。因此，物质制约性是法律本质中的最根本属性。
(二)道德的概念及本质
所谓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不是人的自然本质固有的“善良意志”，而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它作为思想关系，就其一般本质而言，是对社会物质关系的反映，是由社会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关系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社会意识形式;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又具有区别于其它意识形式的特殊本质和规定性，从而使道德成为评价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来把握现实世界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道德本质观，为我们认识当今社会的错综复杂的道德现象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马克思主义道德本质说认为：道德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社会道德体系的性质。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社会生活中的共同利益，决定着各阶级的共同道德观念。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道德的变化。

C. 美国法哲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朗·L·富勒
美国法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曾内长期任哈佛大学法容理学教授。
富勒学说的基本思想是：在人类有目的的活动中，道德和法是不可分的。为了正确认识法和道德的关系，首先应分清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指充分实现幸福生活和人的力量的道德，后者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法和义务的道德十分相似，而和愿望的道德并无直接联系；法无法迫使一个人达到他力所不及的优良程度。
富勒认为法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他把法当作一种活动，一种有目的的和不断努力的事业，其成功有赖于处理法的人，因而法也就注定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反对这种观点者则认为法是社会权力，只研究法现在是什么和做什么，而不是去研究法打算做什么或变成什么。
西方法学界认为富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权威的法律哲学家之一。他的新自然法学说，主要涉及他所说的自然法的程序法 。70 年代初 J.B.罗尔斯的学说出现，富勒的学说已不如过去流行 。主要著作有《 法在探求自己 》、《 法理学》、《法的道德性》、《法的虚构》和《法的自相矛盾》。

抄自原回答者： 乐琳儿

D.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强制性吗

法律和道德都具来有源强制性。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道德没有国家强制性，道德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强制。

法的国家强制性，是法的重要属性之一，指法体现国家权力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属性。

如果没有国家权力，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法就不可能得到普遍的遵行，就丧失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也就不成其为法了。是否具有国家强制性，是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道德规范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规则，无法律约束意义，只有舆论约束。是社会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一些规则，不具有国家强制性。

例如：当看到一个腿有残疾的人，不能叫他（她）瘸子，如果叫了不会被警察带走，因为没有犯法，只会被人们唾弃，被社会所不容。

(4)法律的道德性pdf扩展阅读：

法律与道德，两者都是行为规范，但是法律是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而道德是一种心灵的契约，只能靠人们自觉遵守，所以约束力比法律弱很多，靠舆论来实现道德的力量。

法律与道德形成也不同，道德是在生活中逐步确立的风俗规则，法律则是有国家制定的。

法律与道德代表的利益有所不一样，法律一般是当权者管理的有力工具，而道德是群众在生活中的利益体现。

E. 道德与法律的论文

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注释：

〔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

〔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3〕许慎，说文解字〔M〕；

〔4〕同〔3〕；

〔5〕左传。隐公十一年〔M〕；

〔6〕礼记。曲记〔M〕；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九朝律考。汉律考〔M〕；

〔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

〔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蒯德模。吴中判牍〔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

〔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

〔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

〔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

〔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

〔24〕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希望对您有帮助。

F. 法律能否约束道德行为

首先，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宪法是国家法的基础与核心，法律则是国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可划分为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商法、国际法等。普通法律，如商标法、文物保护法等。行政法规，是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规范的总称。
其次，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是人本能的东西，更是后天养成的合乎行为规范和准则的东西。它是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之一，它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线。
再次，法律与道德区别：
第一，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
第二，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
第三，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
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
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G. 富勒是怎样论述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的

（一）法律的内在道德：程序自然法
作为一种“有目的的事业”，法有其道德性。法的道德性有两个方面，即“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法的外在道德即“实体自然法”，指法的实质目的或理想，如人类交往和合作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抽象的正义等等。法的内在道德即“程序自然法”，是有关法律的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上的原则或法治原则是使以规则管理人类行为的事业成为可能的道德，也就是法律能够成为法所绝对必需的前提条件。
富勒特别强调法律的内在道德，并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律法的内在道德包括八个要素（法治原则）1．一般性（普遍性）2．公布。3．非溯及既往。4．明确。5．不矛盾。6．可为人遵守 7．稳定性 8．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
（二）法律的外在道德：实体自然法
富勒指出，程序自然法不涉及法律规则的实体目标，而是有关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方式，世便能够有效地达到它所要实现的目的。实体自然法则事关法律的实体目标，这就是法律的外在道德。富勒将“实体自然法”归结为最基本的两条：一是保持人类目的的形成过程的健康性；二是保持人类交流渠道的开放性。在他看来，正是交流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法律的外在道德指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即由“正确”、“好坏”、“公平”、“正义” 等原则和观念组成的道德。
法律为什么既要有内在道德又要有外在道德呢？富勒解释说，法律的内在道德是中性的，具有内在道德的法律可以为不同的法律实体目标服务。比如，围绕避孕问题产生了有关的道德问题，显然合法性原则本身不能解决这一难题。法律制度可能保持其内在道德而不论其规则是禁止还是鼓励避孕，但任何实体目标的采纳都离不开法律的内在道德。在某些情况下，对避孕的法律禁止也会危害法律的内在道德。正如人们常常能看到的，如果禁止避孕的法律停留在纸上，并知道这难以执行，那么法律的内在道德就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法律的执行。由此可见，作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内在与外在缺一不可。按照富勒的说法，法律的外在道德与正义是一致的。
法律的外在道德作为法律制度争取的实体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种实体目标与广泛的社会问题有关。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分析了法律的外在道德与效率、正义和反种族歧视、人本身及其自由、经济资源的分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设计等之间的关系。正如富勒在谈到追求的道德时所说的，人们追求的至善生活是经过平衡的多元目标，因此，人们在制定至善的法律制度时所追求的实体目标也必然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综合概念。
综上所述，富勒的新自然法思想主要围绕分析法律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及其区别而展开的，其中程序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八条合法性原则是富勒的主要理论贡献。

H. 恋爱问题的道德性与法律性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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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恋爱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
摘要:大学生活是多姿多彩充满诱惑的，因此大学生的恋爱现象极为普遍。当热恋的男男女女沉浸在幸福和甜蜜的生活中时，关于恋爱所带来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恋爱双方的行为态度，恋爱中的责任与义务，双方家庭的因素等等，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害两个家庭的利益。因此，认清恋爱中所涉及的道德和法律问题，以及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大学生恋爱会在道德和法律方面遇到很多问题，然而，所谓恋爱中的男女都是盲目的，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以致发生因恋爱而发生的打架、自杀、故意杀人等现象。从问卷调查中我们也能看到，大学生恋爱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恋爱所可能遭遇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减少因恋爱而导致的不良后果。首先，让我们来认清以下几个问题。
关键词：大学生恋爱 道德 法律 协调
1、 什么是爱情以及如何正确认识爱情？
马克思主义认为，爱情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共同的人生理想，在各自内心中形成的对对方最真挚的仰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强烈，稳定和专一的感情。
爱情不单单是简单意义上的肉欲或短暂的欢愉，爱情有着丰富的内容,她通常是由四个要素构成的：一是性欲，这是爱情的生理基础和自然前提；二是情感，这是爱情的中心环节，表现为灵与肉融为一体的强烈感情；三是理想，这是爱情的社会基础，也是爱情的理性向导；四是义务，这是爱情的社会要求，表现为自觉的道德责任感。上述四要素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残缺的或被扭曲的爱情了。
爱情是美好的，人生需要爱情，但人生更需要事业。爱情与事业是人生的两大支柱，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满的，没有事业的人生更是空虚的。事业永远是人生的第一主题，爱情只能是第二主题。真正的爱情能够唤醒双方内心沉睡的力量和潜藏的才能，从而促进事业的成功；因此，大学生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爱情，合理协调恋爱与学业的关系。
2、 大学生恋爱所要承受的道德考验
在正确认识了爱情的本质后，我们不难发现，爱情是有道德要求的。因此，我们说爱情具有道德性。友谊是崇高的道德力量，爱情是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的，更是一种道德关系。爱的核心因素是责任。恋爱一方对另一方都负有道德责任(婚后更上升为法律责任)。这表现在既可分享对方的幸福与快乐，又必须分担对方的痛苦与困难。爱情既是两性间特殊的社会关系和道德情感，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活动，这种活动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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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爱双方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转移到关怀对方的身上，为了使自己所爱的人获得幸福，而甘愿付出艰苦的劳动，甚至作出巨大的牺牲，从而使双方融为一体，以使爱情生活日趋高尚和完善。这样的道德情感，道德活动是贯穿在爱情关系的整个过程中的，人们正是用这些道德内容或道德标准来说明自己或他人爱情是否高尚、纯洁，是否符合道德原则的。
大学生恋爱首先要面临的是来自双方家庭的考验，在一方家长反对大学时期谈恋爱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选择，是选择家庭，还是选择爱情？如果选择家庭就会对恋爱对方造成伤害；如果选择爱情就会遭到孝道道德的压力，父母辛辛苦苦供你上学，然而却要在大学这个关键时刻分心，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在问卷调查中百分之七十的同学都选择了地下恋爱，以此来平衡道德与恋爱的关系。然而这种恋爱关系存在着很很大的隐患，一旦恋情曝光就很难处理好家庭与恋爱的关系。其次，谈恋爱就免不了必要的花费，作为没有稳定收入的大学生群体，恋爱消费就会引发一系列道德和法律问题，在道德方面主要表现为，父母每月给你的生活费是帮助你更好的学习的，而将其用来作为恋爱的消费是很对不起父母的；还有，当恋爱主体出现生活费不足的情况下就会找各种理由向家里要钱的现象，这就涉及到一个诚信和孝顺的道德问题。
另一个在大学生恋爱中出现的重要道德问题就是责任，虽然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只要恋爱双方同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由的，但有些行为仍然涉及到一个道德责任问题。“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流氓行为！”大学生恋爱很少考虑到日后的责任问题，很多都是在冲动的情形下盲目发生性行为，甚至因此而导致女方怀孕流产，日后又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分手，对女方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还有些大学生朝三暮四，虽然已经在恋爱，但是仍然到处拈花惹草，甚至大玩三角恋、多角恋，这是对任何一方极不尊重的表现，违反基本道德观念。另外，处于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感情始终是热烈而浓厚的.随着感情的发展，恋人间慢慢地出现一些小心翼翼的亲昵举动是很正常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恋人们可以不分场合的勾肩搭背，旁若无人的搂抱亲吻。中国始终是一个保守矜持的社会，任何过于开放的行为都是有伤风化的，要受到道德的制约和监督。
3、 大学生恋爱所要认清的法律问题
人们都说热恋中的男女是盲目而感性的，然而不是每一段恋情都会开花结果，套用一句流行语“爱情有风险，热恋需理性。”有人说，大学是谈恋爱的黄金季节，只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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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享受，根本不会涉及到道德问题，更不用说法律了，其实不然。正因为大学生的这种心态，把恋爱当儿戏，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由于恋爱因素，某大学某某同学跳楼自杀，某大学生遭情敌殴打致死等等状况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热恋中的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缘故。
正处于热恋中的男女基本不会遇到大的道德或者法律问题，然而当双方感情出现裂痕，面临分手尤其当双方不是和平分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涉及法律的问题。比如，当一方提出分手后，另一方宁死不从，对提出分手方死缠烂打，甚至以死相逼，那么此时，提出分手方是否有权报警寻求帮助；或者，当不愿分手方以死相逼时，另一方是否有义务进行救助，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救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予理睬，如果不救助是否就一定要负法律责任。这些都要正在热恋的大学生予以认识了解的。
另外一个分手后将产生的法律问题是财产纠纷，近来法院审理青年男女因恋爱失败而导致的经济纠纷有日益增多的趋势。随着生活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青年男女在恋爱期间，随着感情升温，经常共同出资购买一些比较昂贵的生活消费品，但是这样的行为往往缺乏冷静思考，对这种出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没有合理的预期，一旦感情出现问题，两人分手，这时不仅仅感情需要了断，还牵扯上了财产的划分。然而两人感情高温时，对于共同出资购买的财产没有明确的份额划分，由于男女朋友的特殊关系，二人的日常经济支出也常常“不分你我”，等到感情惨遭冷却挥手说再见时，矛盾往往更容易激化，由此产生纠纷，朋友做不成，倒变成了敌人，这给感情破裂的双方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关于这点，从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相关规定的角度来看，依据《合同法》第185条、第186条 的具体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该观点认为，男女双方在恋爱的过程中，一方向另一方赠与财物的，另一方表示接受，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已经形成赠与合同关系，在赠与行为完成后，赠与方无权要求被赠与方返还赠与财物。
4、正确认识恋爱中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快乐恋爱
道德有助于在理智的准则下发展爱情关系，在爱情发展的过程中，以理智控制感情既是恋爱中男女必须自觉遵守的自律准则，也是避免爱情悲剧的关键.。热恋中大学生的情侣,，对恋人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用理智战胜情绪冲动，自制有方，应对得当，获得事业与爱情的相互促进，率真又不失理智地发展爱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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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恋爱关系不同于婚姻关系，对于恋爱期间形成的共同财产，如果双方没有约定，即按照相应的出资份额来划分，然而由于恋爱期间的特殊关系，当事人往往没有刻意保留出资的证据，导致双方对于到底由谁出资的问题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因此，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在恋爱期间应保持必要的冷静，对自己的出资行为有合理预期，这样才会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此外，就算感情出现问题也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切勿暴力解决，甚至触犯法律，任何一方因为这样而受到伤害，都违背了恋爱原本的美好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