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背景

Ⅰ 我国依法治国方针提出的经济背景是什么

满意答案好评率：25% 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1996年3月全国人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定为治国方针；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次作出决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深刻影响世纪之交我国建设与发展的大事。从理论上弄清，在实践中处理好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治”是对“人治”而言的。由于我国历史上法治传统薄弱，解放后几十年来我们又对法治重视不够，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法治意识逐渐提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客观形势进一步呼唤法治。十多年来，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和积累的问题说明，发展经济和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能够化解和缓和许多矛盾，但还有许多矛盾只有靠法治才能解决。这是由于法律具有规范化、制度化的效能，它通过规范各相关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能够从根本上最终回答和落实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如何合理、有效和安全地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正因为法律具有如此效能，所以当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针后，很快就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但从全国看，发展并不平衡。“依法治国”尚须进一步强调。

“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否则物质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更高形态的社会，当然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容很广泛，它包括教育、科学、思想、道德和文化。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和道德。思想道德是与社会发展和要求密切关联的，是分层次的，有的是少数人可以做到，有的则要求绝大多数人必须具备。少数人做得到的，国家可以提倡；要求多数人做到的，则要形成一定的大众舆论压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规范。对于纯属道德领域的行为，不可要求过急，更不可施以法律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思想道德以及党风政风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之中，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更加紧迫。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自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当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已作出的决议更具有操作性，真正变成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际行动。

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息息相关、联系密切。二者都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提出的；二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并为之服务；二者在内容上相互渗透，密切关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指出二者的共同点，并不是抹煞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区别。依法治国主要靠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法律；精神文明的核心部分则是思想道德。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法律贯彻靠他律，有刚性特点；而思想和道德则主要靠自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特点属柔性。在实践中，二者应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不可偏废，更不能相互贬低或排斥。不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理论上各执一理，实际中相互排斥，势必陷入我国历史上“法治”还是“德治”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是一切有识之士所不愿看到的。

既然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建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末，二者就必然会在体制改革和完善制度过程中相交汇，从而自然地提出制度文明建设问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他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党的十三大还专门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决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改革滞后了。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某些行政机关执法不严，某些司法机关司法失衡，一些官员和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对国家权力监督不严，人民群众有一定程度的不满等等，无不与此有关。现在，当党和国家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时，我们就应以此作为切入点和契机，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响亮地提出建设制度文明，稳妥、安全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更好地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

Ⅱ 道德与法治的创建背景

回顾我国法制建设的过程，其实就是由刀制到水治的演变。法制作为法律制度的简称版，权相对于法治是较低层次的，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要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法治则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全过程，是一个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统工程，相对法制处于较高层次，是一个由许多运动中的状态联系成的一个使法律从观念走向现实、从精神走向物质的过程，无非是对法律制度的运用和实施，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因而，完全可以这样说，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规定得好坏，关系到法治能否真正实现，统治是否实现，也关系到法制是否可以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备。
获奖情况
2012年11月，反映青春期教育题材的自拍栏目剧《小棉袄》，荣获第七届全国栏目剧“金骐奖”三等奖。 2012年11月，在《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社主办的TV地标（2012）全国电视栏目综合实力大型调研成果发布会上，山东卫视《道德与法治》栏目荣获年度上星频道品牌栏目称号，这是全国唯一一档获此殊荣的法制类栏目。

Ⅲ 晚清西方法治观念传入中国的背景和方式

方式：封建社会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闭关锁国,西方人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带到中国（传教士传教的那种思想可不先进）,列强在华办厂开矿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兴办教育,培养为西洋国家服务的人才等等,都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背景：明朝后期利玛窦来中国传教,第一次带来了欧洲文明再加上后来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增多,西方近代文明也就随之传入了。

Ⅳ 依法治国、依法治企的背景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如何理解他们的关系。希望具体一点

建国后国家颁布第一部《宪法》为依法治国打下坚实基础。凡是在中内国境内容的一切活动都要依法进行。之间的关系：依法治国为了企业更好生存，没有法制国家就没有好的企业。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Ⅳ 中国成立之初法制建设的背景

中国成立之初，有法治的思想和意识，1949年共同纲领就是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后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Ⅵ “依法治国”是在什么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

依法治国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

“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国记者如何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时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牢固树立法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6)法治中国背景扩展阅读：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发展人民民主和建设法制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事实上，新中国在成立后至1957年夏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前的7年时间里，是比较注意法制建设的。

这期间，不仅制定了1954年《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命令，而且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遵守革命法制，实行宪法，依法办事。这可以从当时一些领导人在讲话中看得很清楚。1949年初，谢觉哉同志就说过，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但我们确要我们的法治。

1954年9月17日，彭真同志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宪法草案时，专门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了发言，指出“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

在改革开放以前，各种条件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不可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当然更不可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在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没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提出来。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不是一下子就轻而易举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际上，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发展

Ⅶ 大学生角度分析法治中国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目标以来，党中央就法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标志着我们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我们要深刻领会建设法治中国的新要求，切实增强法治建设的责任感，积极探索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水平，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探索、积累经验。

一、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意义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四）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审级关系，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确保司法公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应予根除。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都必须积极履行，不能失职，不能不作为。同时，履行法定职责，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六）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崩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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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韩非子以法治国的背景和目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Ⅸ 依法治国的背景原因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牢固树立法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一、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二、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彻底否定人治，确立法大于人、法高于权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
三、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国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五、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
六、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七、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总之，依法治国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区别：依法治国是依据法律治理国家，法律就是一个尺子。以法治国，用法律治理国家，法律就是一部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