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举措
1. 基层建设法治政府或法治社会的新举措有哪些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和前提。一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在履职过程中，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职责范围内的行政事务，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同时，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二要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对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能够行使的职权范围，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三要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合理、清晰界定政府间事权，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促进政府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决策是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一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二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抓紧建立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制，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三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坚持“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各类决策主体的责任，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切实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是提升行政执法水平的制度动力。一要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加快推进执法重心和执法力量向市县下移。二要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三要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率。四要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努力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和能力。五要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对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业务经费、工作人员福利挂钩的，依法严格追究责任。六要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建立衔接工作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对衔接工作的监督，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点任务。一要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征地拆迁、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完善执法程序，通过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明确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的具体操作流程，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及时发现、解决和有效预防执法中的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等问题，有效规范执法活动。三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为执法活动提供明确依据，从制度上解决执法不公现象。四要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建立运行执法信息平台，推行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五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一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和积极性，完善监督体系，科学设定监督职责，严密监督程序，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二要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三要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四要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推进审计职业化建设，切实提高审计机关的履职能力和水平。
(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法治政府必然是阳光政府。一要完善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二要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推进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监管，防止行政权力肆意膨胀。三要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四要将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五要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依法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六要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方式，提供便捷的行政管理服务。
2. 法治中国的五大措施
2014年10月30日，国来新办举行党的十八自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大意义等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的正规化、专门化、职业化，《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是健全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制度。
二是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
三是探索建立法律职业从业者之间良性互动和开放的人才吸纳机制，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
四是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交流渠道。
五是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3. 当前中国政府推进依法治国有哪些具体举措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共有180多项新举措，主要分四大范畴：
一是有关宪法、立法和人大的新举措。全会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遵守宪法是最大的守法，违宪也是最大的违法。要加强对宪法的实施和监督，今年12月4日，我们就要迎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了。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要让人民群众参与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活动。
二是有关执法和党、政府实施法治的新举措。全会提出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也不是说GDP不考核了，现在要把是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加进来。《决定》也第一次提出健全依法决策的机制的全新命题，《决定》讲要有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把这些确定为依法决策的法定程序，把合法性审查作为决策的前置性条件，就是做决策之前，首先要看跟法律有没有抵触、有没有违法，违法了就马上叫停。《决定》提出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过去很多是“三拍干部”，叫做“拍脑袋决策、拍胸部执行、拍屁股走人”，现在走不了了，是“吃不了兜着走”，要追究你的责任，这里边特别强调“终身”两个字，有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各级干部今后决策一定会慎之又慎，因为你无处遁形，它终身跟着你。要健全执法体制机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有一个基准制度，另外也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纠错问责制。
三是有关司法和司法系统与法治队伍的新举措。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现在有司法不公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法院、检察院不能够依法独立的进行审理、判案。《决定》提出来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领导去干预司法审理、审判的情况，往往打电话、递条子、打招呼，现在要记录在案。回头就进行责任追究，今后谁还敢打电话、递条子？《决定》还提出了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的保护机制、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坚决惩处违法违纪司法人员，从根本上杜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现象的发生。
四是有关法治文化和法治教育的新举措。《决定》非常强调法治文化的重要性，要开展法治文化教育，这是最根本的。法律是一个他律，而法治文化包括理念、精神、思维、道德，是一个自律。要加强对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推动法治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样才能不断培养出法律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对全民的法治教育起到根本作用。
4.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进程有哪些举措
法治中国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著，都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述。从相互联系的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理性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还需要认真地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通过比较与提炼，可以发现，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以及传统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更加顺利地展开，亦有助于对法治中国建设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体的认知。
一、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的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关系，而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应当看到，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法治建设，但同时也是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那么，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是什么？站在法学、法律、法治的专业立场上，容易过分凸显法治的价值与意义。法治建设当然极其重要，中国宪法规定了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建设可以说是法学理论的生命线，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法治建设就只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法治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呢？
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方面展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在中国古代，在“华夏—蛮夷”的格局中，军事是否强大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譬如，赵宋王朝的军事就比较弱，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样很发达，社会生活也比较繁荣，《清明上河图》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繁荣的写照。传统中国王朝的灭亡大多不是由于外国军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现代的国际格局中，军事实力对于国家建设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事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一个国家所拥有话语权的多少、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能够占据的份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国家建设首先是军事建设。军事建设当然需要法律与法治，因为军事建设也需要规则，需要在规则之下有序展开。但是，军事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法治建设应当服务于军事建设。无论是军事领域的法治建设，还是军事法律对于军事行为的治理，都应当服务于强军这一目标。传统中国盛行的“兵刑同义”，关于“兵刑同义”，《国语·鲁语·上》的说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在当代中国当然不足为训，但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作为目标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撑点是经济建设。即使是军事建设，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就难以为继。因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大的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交易。至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多年来，法学理论界已有很多的论证，主导性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尽管这样的说法不够细致，但法治说到底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在经济与法治之间，经济建设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务于经济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规则并让规则得到有效的执行，让生产和交易持续地、有序地展开。
对于军事与经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所认知。法家学派对“耕战”的奖励，就是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奖励。法家学派重视法律的价值，强调“以法治国”［2］，法家“法治”的具体指向就是“耕战”，就是要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服务。当然，那个时代的军事与经济都相对简单，无论是军事能力的提升，还是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都依赖于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这样，通过“法治”奖励“耕战”的秦国依然在列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强国。
今日的世界体系已经不同于两千年前的列国体系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建设除了军事与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当代，军事实力主要依靠科技实力来支撑、来体现。有没有战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对于军事实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样，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科技建设问题。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于：经济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科技的竞争，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近几百年来，为什么西方领先于中国，就是因为西方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在现代科技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三个核心任务就是科技建设。就科技与法治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军事、经济、科技看作国家建设的物质层面，那么，国家建设还有一个精神性的层面，即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领域，或者说是精神文明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秦王朝的短暂溃败就体现在文化建设的落后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设不能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当今世界，一流的国家无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文化强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文化建设还是塑造优秀国民的根本渠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建设依赖于国民，国民的塑造则取决于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计，树人为本。从文化教育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来看，同样是法律、法治服务于文化教育。
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之外，国家建设当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国家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国家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关系主要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工具。这就是法治建设与中国建设或国家建设的关系。那么，相对于国家建设来说，法治建设有没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呢？当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成为文化、精神的一个因子，但是归根结底，法治建设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这是主线，是无法扭转的。
二、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对今日泰国的民主又该如何评估呢？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话是18世纪法国政治家罗兰夫人于1793年临刑之前留下的名言。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已经被废弃的劳动教养条例，按照这部出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在5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劳动教养条例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应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是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普适法治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必须把它悬挂在那里，但革命的成功不能仅仅依靠那一面旗帜。作为一个“大词”的普适法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要清楚：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名言［3］，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解决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而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
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还存在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二元划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式法治以程序正义的名义得到了广泛的学术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是促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之一，法律程序的价值与特征主要体现在：对恣意的限制、理性选择的保证、“作茧自缚”的效应和反思性整合［5］。这种对法律程序的强调体现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实质。按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法治主要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在形式法治理论之外，还有实质法治理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形式法治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薄弱的观点主要强调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对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主要强调形式合法性，强调法律规则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未来的、明晰的、确定的；更加浓厚的形式法治观点强调民主与合法性，要求由合意来决定法律的内容等等。与形式法治理论相对应的实质法治理论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比较薄弱的实质法治理论主要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财产权、隐私权、个人自治；相对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尊严或正义；更加浓厚的实质法治理论强调社会福利，包括实质平等、福利以及共同体的发展等等［6］。
如果这样的二元划分可以成立，那么，该如何处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法治建设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就没有外衣，就处于裸露状态；但如果没有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却没有身躯。这就是说，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形式法治是一个初级目标，较之于形式法治，实质法治才是高级目标。因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总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实体，轻程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都‘重实体，轻程序’，而西方则有程序优先的传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国漫长的封建法制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影响。”［7］这样的观念尽管很流行，但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传统中国的“程序法”已经很发达了。传统中国的礼仪已经发展到堪称烦琐的程度，这些礼仪本质上就是程序法。丧礼、婚礼、祭祀之礼，以及其他种种礼仪，以现代的规则分类标准来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规范。当然，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在传统中国确实不够细密，但这种状况与传统中国对审判的固有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审判都是不得已的恶，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产物。换言之，诉讼最好不要发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传统中国由于固有的法律观念，没有发展出细密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熟的程序法。从某个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程序法是相当成熟的。
迁延至当代，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当代中国的程序性法律已经比较发达了。诉讼程序法自不必说，行政程序法、监督程序法已经到了叠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众还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学者甚至认为，法治呈现出倒退的趋势［9］。问题出在哪里？就在于：仅仅强调形式法治，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法治说到底还是要满足社会公众的实质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质法治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高级目标。
实质法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永恒主题”是自由权利［10］。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权利虽然很重要，但法治与权利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统治。在法律规则的统治下，人类能够收获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与个体的自由权利虽有某些联系，但绝不能完全等同；人们在法律规则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但没有法律人们同样可以享有另一种自由权利。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既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这种远离“法律统治”的状况恰恰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动的巨大空间。可见，在“有法律的自由”与“没有法律的自由”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否则，一生寻求自由的庄子为什么要强调“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
5.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措施有哪些
1、强化依法办事的理念。
坚定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全面有效实施。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就是捍卫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始终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
特别是司法机关作为法治建设的生力军，必须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坚定法治信仰，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想观点的渗透，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法律。
2、发挥好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作用。
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实践表明，良好的道德风尚既可以减少各种矛盾纷争、净化社会环境，使司法机关能够集中精力解决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又可以使法律的实施得到广泛的道义上的理解与支持，减少法律实施的阻力，提高法律权威。
要通过依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厘清责任、明辨是非，平衡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教育、评价、指引、示范等功能，引导全体公民切实增强法律意识、道德意识，依法行使权利，主动履行义务，做到知荣辱、明善恶、重品行，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3、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法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法律不能只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公民的心里。只有人心思法、人心思治，才能形成推动法治进步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法治凝聚共识，树立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仰，培育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弘扬法治精神，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通过依法审判处理各类案件，把法律观念、法治精神融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心中；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让宪法和法律家喻户晓，促进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
必须引导公民以法治方式表达诉求，使大家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从而能够发自内心地拥护法治、信仰法治。
(5)法治是举措扩展阅读
法治国家的相关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需要使这些法律制度为广大公民接受认同并遵循运用。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法定权利义务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的统一，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能为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理念支撑。
因此，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应大力加强包括权利义务、民主法治、道德文明意识教育在内的公民意识教育。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法治国家
6. 你印象最深的法治举措有哪些
我们国家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社会主义法治在不断的完善，我印象当中就是民法的修改。
7. 道德法制化 举措
道德不可能全面法制化。法制是一个双刃剑，当一切都法制以后，人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伽利略用落体试验、天文望远镜等手段证实自己的物理学观点，被认为是实践赋予了伽利略的物理学知识。爱因斯坦认为伽利略的研究是物理学的开端。近年来一些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如聂文涛认为，伽利略有超越哥白尼的数学才能，完全可以用数学方式理解《天体运行论》。天文望远镜只是向不能理解《天体运行论》的人们提供证据。落体试验在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很难成立。
当时“地球绕太阳”和“太阳绕地球”都有科学证据，而伽里略学说的破绽之一，是科学家探测不到“斗转星移”（Stellar Parallax）的现象。什么是斗转星移呢？这名堂十分吓人，其实意思很简单。如图一显示，假设星星 A 和星星 B 悬浮在太空中，我在地球表面之观察点 1 仰望星星 A 和星星 B 时，它们的距离好象十分接近，如果地球自转，即使我站在原地不动，我将会随着地球移动而去了观察点 2 ，由观察点 2 看同样两颗星星，它们的相对位置便会改变，由角度 Y 比角度 X 大就可以知道。换言之，如果发现有斗转星移的现象，那么地球转动就可以成立；假若没有斗转星移，地球应该是在固定地方。十六世 纪时天文学家泰高．巴希（Tycho Brahe）以当时最精密的仪器，去探测是否有“斗转星移”，可是看来群星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好象没有改变，因此地球转动之说不被接纳。
问题是：外层空间的星球距离地球十分遥远，即使在地球这宇宙微尘的表面移动了几百里，观察几百万里、甚至几千光年以外的星星，当然难以察觉它们的位置和相互距离有什么改变。最早以科学仪器探测到斗转星移的时间，是一八三八年。现在我们回头看往事，当然可以说伽里略是先知。
其实，伽利略学说也有不少错误的地方，例如他以海洋的波浪和潮汐涨退来作为地球移动的证据，以一杯水来作为比喻，假若杯子在一个固定位置，杯中水便会闻风不动，当杯子移动时，杯中水就会左起右落。现在我们都知道，潮汐涨退是由于月球引力，而不是地球自转，如果我们对巴希扣上“愚昧无知”的帽子，那么伽利略的错误又应该如何对待呢？
显然，罗马宗教事务所比今天的很多科学家更客观对待了伽利略研究。我们今天的很多“科学标准”甚至已经可以否定实践，甚至一些专家随意确定标准限制非标准进入，实际上是比罗马宗教事务所更严厉的科学封锁。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思想基础。
8.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举措有哪些
健全法制建设，加强反腐力度
9. 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措施有哪些
（1）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3）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4）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5）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