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指数

1. 《中国政府透明度(2018)》已发布了吗

到今年抄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实施10年。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国政务公开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政务公开在重大决策预公开、部分执法领域信息公开、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政务公开标准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基础性信息公开尚未到位、依申请公开还有规范空间。来源：中国青年报

2. 汪全胜的科学研究

科研项目
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具体如下列等：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的结构规范化研究”(11BFX003)；
2.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立法后评估研究》，批准号为07BFX010（2007年）；
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批准号为NCET-10-0550)；
4.2013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研究”(项目批准号:13SFB2005)；
5.教育部重点课题“《高等教育法》实施效果评估研究”(DIA080112)”；
6.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法律绩效评估机制研究》，批准号为2007SFB2002（2007年）；
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电子政务与政府信息公开化立法研究》，批准号为03JD820001（2003年）；
8.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2013年度课题“民族教育平等权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估研究”(项目编号:RDZC13007)；
9.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十一五”国家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立项项目：《法科学生素质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的模式研究》，批准号为FIB070335-A12-04。
11. “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课题；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立法后评估研究》被批准为国家体育总局2009年度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批准号为1389SS09078。
13.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地方立法的效益问题研究》，批准号为AHSK01-02D048（2002年）；
已出版专著如下列等：
1.《法律绩效评估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立法效益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4.《制度设计与立法公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立法后评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代表性论文
《“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 《法律科学》2006年06期；
《法治指数的中国引入:问题及可能进路》, 《 政治与法律》2015年05期；
《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法学评论》2014年01期；
《法律文本中的“附件”设置》,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06期；
《论立法后评估主体的建构》, 《 政法论坛》2010年05期；
《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06期；
《立法的合法性评估》, 《法学论坛》2008年02期；
《法律绩效评估的发生机制——以国家主导为视角》, 《法商研究》2008年03期；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刍议》，《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04期；
《立法后评估对象的选择》, 《 现代法学》2008年04期；
《立法听证初论》，《法学杂志》2002年04期；
《科学立法的判断标准和体制机制》, 《江汉学术》2015年04期；
《政府信息公开的说明理由制度探讨》, 《 电子政务》2015年09期；
《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质量及保障机制》,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年05期；
《我国法案公开征求意见回应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5年02期；
《我国法治指数设立的规范化考察》, 《理论学刊》2015年05期；
《体育法律修改包裹模式的运用——以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为考察对象》, 《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02期；
《政府档案信息公开的立法探索》, 《学习与探索》2007年03期；
《论立法的正当程序》, 《华东政法大学学学报》2006年02期；
《“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法律科学》2006年06期；
《立法公正的实现与保障机制》，《政法论》坛2005年01期；
《立法回避制度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04期；
《立法的社会接受能力探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04期；
《论立法成本》，《理论与改革》2001年06期；
《立法论证探讨》，《政治与法律》2001年03期。
《论公共体育设施的供给及制度保障》,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09期；
《美国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评估探讨》,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06期；
《法律文本中“法的目录”设置论析》,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4年03期；
《法律文本中的“废止条款”设置论析》, 《政治与法律》2013年07期；
《论我国公民的被选举权及其完善》,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01期；
《论法律文本中“过渡条款”的规范化设置》, 《法商研究》2013年04期；
《加拿大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咨询制度考察》, 《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年03期；
《法律文本中题注的设置论析》, 《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 2012年02期；
《立法后评估结果的回应机制》,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年01期；
《立法后评估的回应滞阻析论》, 《 理论与改革》2010年05期；
《司法解释正当性的困境及出路》,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立法技术评估的探讨》,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年05期；
《论立法的可操作性评估》,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04期；
《立法后评估的触发机制——国家与社会联动的视角》,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9年05期；
《日本的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中州学刊》2009年05期；
《法律适用原则竞合时的司法选择》,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05期；
《加拿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讨》，《法治研究》2014年第8期。

3.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4.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
近日，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发布2008年度“法治指数”，得分71.84。据悉，这套数据体系具体可用“149”三个数字来概括: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见21日《人民日报》）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形象工程！法治不可能量化，而且也不需要量化。因为法治的根本就是社会共同治理；法治的核心要素是权力的来源、使用及其监督和纠正等方面的问题；在法治的框架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其中，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即使需要对政府进行评估，也是社会自治的内容；政府不应该浪费人财物，组织其服务对象对自身搞评估，因为自己监督自己必然是无效劳动。
然而，在一帮专家的忽悠和撮合之下，“这套数据体系”还是出台了。他们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法学家”：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法治余杭”评估体系课题组组长钱弘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张志铭。这些人一起鼓吹“余杭的经验是余杭的，也是全国的”。其中，张志铭教授一句道破天机：“余杭法治指数的示范效应取决于它的含金量高低”。
笔者就在这里为这些无知的专家们算一算，“法治指数”究竟有多少含金量。首先，全国首创的“法治指数”是“余杭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法学专家参与课题组”的结果，这肯定花费了不少纳税人的钱。其次，四个“评估层面”，包括区本级、区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他们在落实“法治指数”方面的总动员不知道要开多少会吧？这也是钱啊！再次，九种面向老百姓的调查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社会治安等9方面），以200万人口计算，为了组织一次这样的评估，究竟需要多少钱？大概至少几千万吧。最后，经验推广的费用，大概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要说“余杭的经验也是全国的”，就算只是杭州的，如果继续折腾下去，也是了不得啊！
今天听广播说，每年大学生就业时在简历上浪费的纸张成本，共计超过了两亿元人民币。我想，这个“法治指数”的政府形象工程的花费肯定高于这个数字。最后，我要正告这些“知名法学家”的是，法治不是花钱能够买来的，而恰恰是限制政府乱花钱的结果。

5. 以中国，宁夏，以及银川政府的变化，写一篇5000字的感受，急用，谢谢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专家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8）》正式发布。收录其中的《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2017）》对54家国务院部门、31家省级政府、49家较大的市政府和100个国家级试点县（市、区）政府政务公开情况进行了评估。在49个较大的市政府排名中，银川市首次进入全国前十，位列第七名，较上年跃升了九个名次。贺兰县作为我市唯一试点单位，在全国县级排名中位列第28位，居自治区五个试点县之首。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等相关文件，设定了2017年的评估指标。针对国务院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一级指标主要有决策公开、管理服务公开、执行结果公开、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政策解读与回应关切等方面。
2017年，银川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系列重要文件精神，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注关切，推进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抓特色、抓亮点、抓创新、抓成效，以公开助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测评结果显示，较大的市政府透明度指数排在前十位的城市有：合肥、苏州、广州、成都、郑州、宁波、银川、青岛、淄博、深圳。其中，银川市以总分77.85的成绩位居全国第七位。

6. 求 成都七中高2015届二诊模拟文综试题 答案 在线 等

成都七中高2015届高三“二诊”适应性考试
政治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D 2．A 3．A 4．B 5．C 6．C 7．B 8．D 9．B 10．A 11．A 12．C
二、非选择题
13．（28分）
（1）信息：法治指数的高低与人均国民收入密切相关：欧美发达国家法治指数高，人均国民收入也较高；金砖四国和发展中国家法治指数较低，人均国民收入也较低。（3分）中国法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分）（若答出“法治是经济的保障”，可加1分）
（2）①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市场规则维护，法律法规是市场规则的重要形式，提高法治指数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从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3分）②诚实守信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提高法治指数，形成以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3分）③提高法治指数，贯彻“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治经济理念，有利于更好保障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3分）④提高法治指数，贯彻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经济理念，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更好运用法律手段科学宏观调控。（3分）
（3）①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依法执政，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2分）②国家权力机关要科学民主立法，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2分）③国家行政机关要坚持依法行政，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2分）④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证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2分）⑤全体公民要增强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自觉履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2分）⑥各民主党派和其它社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2分）
14．（24分）
（1）①传统村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保护传统村落有利于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3分）②保护传统村落有利于研究文明的演进，展现文化的多样性。（3分）③传统村落寄托着人们的乡思、乡情，保护它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3分）④弘扬散落在传统村落里的文化基因，有利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3分）
（2）①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要求我们办事情要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文化遗产保护得好才能突显它的时代价值，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改善民生，因此保护是主要的。（4分）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它要求我们学会统筹兼顾，恰当处理好次要矛盾。改善民生作为次要矛盾解决得好，有利于增强当地居民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能力。（4分）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保护传统村落的过程中，既要保护好文化遗产，又要不断改善民生。（4分）
参考答案
1——5：CBCBD 6——10：AABDC 11——12：BC

13、（1）区别：唐代海陆交通都很发达，宋代海路发达，陆路衰退。（4分）
原因：从唐朝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和对外交流频繁等角度分析，每点1分。（4分）宋朝民族政权并立，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经济重心南移，制瓷业、丝织业、茶叶等生产发达，造船航海技术发达，促进海路交通。（4分）
（2）中心：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方式：殖民贸易为主。（4分）
原因：新航路的开辟和海外殖民活动的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4分）
（3）发展：增加了西南地区；与亚太地区紧密相连。（2分）
因素：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外交政策的调整；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民族政策的实行；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6分，3点即可）

14、（1）古希腊民主政治，罗马法，人文主义思想。（任答两点，2分）
（2）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启蒙运动。（4分，每点2分，答出2点即可）
影响：促进了思想解放，传播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的开展，确立并逐步发展、完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发展。（6分，每点2分，答出3点即可）
（3）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第一步；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冲击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9分，每点3分。评分建议：应扣紧“离异”这一角度，阐述“离异”的具体表现及影响。每点3分，其中事件1分，具体内容1分，影响或意义1分）
（4）认识：按以下两个层次给分，本问总分3分。
第一层次：能作出简单、表面的描述。（1分）（如：在东西方近代化转型过程中，都
有过文化离异与回归的现象。）
第二层次：能作出恰当的、概括性的评述。（2分）（如：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文化的离异与回归都是不可避免的，但离异不等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吸收外来文化，回归也不等于全面复古。）
成都七中二诊模拟考试答案（地理）
1——5：CBBCA 6——10：CCABC 11——12：BD
13．（1）以公路线为主（2分）；分布不均，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东部地区，西北地区少（2分）；以拉萨为中心的运输网（2分）。
（2）高山冰雪融水较多（2分）；海拔高，气温低，蒸发弱（2分）；有冻土，地表水不易下渗（2分）；地表不平，低洼处易积水形成湖泊（2分）。
（3）夜晚，山坡降温快，（谷地降温慢）（2分），山坡上的冷空气不断沿坡下沉（2分），抬升了河谷中的暖湿空气，形成云雨（2分）。
（4）白天降水相对少，光照充足（2分），（热量较好）有利于光合作用，增加农作物有机质积累，可提高其产量、品质（2分）；夜间降水多，气温较白天低，雨水消耗于蒸发的部分少（2分），渗入土壤中的水分多，有利于水分涵养，增加作物根系吸收（2分）。（5）有利条件：海拔高，夏季凉爽；濒临拉萨河，夏季夜雨多，湿度适中；空气清新；晴天多，阳光充足。（任答两点得4分）不利条件：海拔高，空气稀薄，氧气不足；太阳紫外线辐射强烈；气温日较差大。（任答1点得2分）

14.（1）甲河流春季径流量大（以春汛为主）（2分）；冬季积雪多，春季气温升高，融雪补给量大（2分）；乙河流夏季河流径流量大（以夏汛为主）（2分）；夏季受夏季风（东南季风）影响，降水丰富（夏季锋面雨带到达，带来大量降水）（2分）
（2）受西北-东南向张力（拉力）（2分），岩层出现东北—西南向断层（断裂）（2分），中间岩块沿断裂面（断层线）相对下陷成地堑（谷地、低地）（2分）成湖。
（3）农业：全球变暖会促进俄罗斯的农业发展，增加产量（2分）和耕地面积（2分）。（南部的小麦，甜菜等种植区会向北部扩展（2分），产量提高（2分）。）交通：对交通运输业会有负面影响，因为俄罗斯东部多冻土 ，一旦气温升高， 冻土溶化，会破坏路基特别是铁路（2分）；河流和近海的封冰期变短，提高航运价值（2分）。（其他言之有理均可给分，两个均写取第一个为答案）

7. 张保生的学术成果

译著
1、《艾伦教授论证据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王进喜等译）。
2、《证据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与朱婷、张月波等合译）。
3、《社会交际心理学－人际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与李晖、樊传明合译）。
4、《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罗纳德.J.艾伦、理查德.B.库恩斯、埃莉诺.斯威夫特著，张保生、王进喜、赵滢译，满运龙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世界贸易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与满运龙合译）。
6、《社会交际心理学－人际行为》，湖南出版社1992年7月版（与李晖合译）。
著作
1、《证据法学》（教材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版（主编）。
2、《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3、《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4、《证据法学》（法硕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与王进喜、张中、吴丹红、房保国合著）。
5、《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0》，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6、《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0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7、《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1978-200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与常林共同主编）。
8、《证据法学》（教材），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版（主编）。
9、《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主编）。
10、《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独著）。
11、《思维学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与陈新夏、郑维川合著）。
12、《管理哲学纲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与肖明等合著）。
论文
1、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需处理好十个关系，载《人民论坛》2014年11月上。
2、审判中心与证据裁判，载《光明日报》2014年11月5日理论版。
3、检察业务考评与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与张晃榕合作），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4期。
4、Reforming the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in China, Asian Criminology (2014)9:103-124, DOI10.1007/s11417-013-9179-x(Co-authored by: Fei Zheng).
5、《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与郑飞合作）。
6、The Value Basis ofEvidence Rules, in Deshun Li editor, Values of Our Times, Springer the Languageand Science, pp.259-272,3-5-2013(Co-authored by: Chuanming Fan).
7、《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3年第13期全文转载。
8、Applications andTrends of Digital/Electronic Evidence in Chinese Litigation, IUS GENTIUM,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JUSTICE, VOLUME 15,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12, pp.305-323 (Co-authored by: Huangxun Chen).
9、《2010年中国证据法治前进的步伐》，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2期。
10、《证据制度建设是司法改革首要任务》，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9期。
11、Evidentiary Provisions of the People’s Courts andTransition of the Judges’ Role, SUPREME COURT LAW REVIEW (2010), 49 S.C.L.R.(2d), pp.491-509.
12、《证据法学篇》，《中国法治30年回顾与展望1978-2008》，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合作第一作者）。
13、《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证据科学》2009年第6期。
14、《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15、《论中国特色证据法学体系的建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6期。
16、《美国证据法的价值基础——以<联邦证据规则>为例的分析》，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与满运龙、龙卫球合作）。
17、《证据规则的价值基础和理论体系》，《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8、《WTO反歧视改革模式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国际贸易》2007年8月号。
19、《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0、《学术评价的性质和作用》，《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21、《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2、《法律推理中的基本矛盾》，《法理学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3、《论法律推理的本质特征》，《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24、《法律推理活动和学说的历史考察》，《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译文
1、[美]罗纳德·J·艾伦：“刑事诉讼的法理和政治基础”，张保生、李哲、艾静译，载《证据科学》2007年12月，第15卷，第1、2期合刊。
2、[美]罗纳德·J·艾伦：“相关性和可采性”，张保生、强卉译，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3期。
3、[美]罗纳德·J·艾伦：“证据法的理论基础和意义”，张保生、张月波译，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4期。
4、[美]罗纳德·J·艾伦：“证据法、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张保生、冯俊伟、汪诸豪译，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6期。
5、[美]戴维·伯格兰：“证据法的价值分析”,张保生、郑林涛译，载《证据学论坛》第13期。
6、[美]罗纳德·J.艾伦：“民事诉讼推定再思考”，张家骥译，张保生校，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4期。
7、[美]罗纳德·J.艾伦：“证据与推论/概率与似真性”，张月波译，张保生校，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5期。
8、[美]罗纳德·J. 艾伦：“排除规则的困难”，郑飞、强卉译，张保生校，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
9、[美] 罗纳德·J.艾伦：“证明责任”，蒋雨佳、强卉、张姝丽译，张保生校对，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5期，第19卷。

8. 香港法制是怎样的

政治制度
香港实施行政主导的管治模式，并制定由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领导的管治体制和代议政制架构。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是行政长官，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基本法》选举、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产生。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基本法》、签署法案和财政预算案、颁布法例、决定政府政策以及发布行政命令，并由行政会议协助制定政策。首任行政长官是董建华，现任行政长官是梁振英。[6]政府的主要施政和行政工作由12个决策局和61个部门和机构执行，日常执行的人就是为数约18万人的香港公务员队伍。香港政府本身也是香港最大的雇主。

政府部门
香港的政府部门包括“三司十二局”，是司长及决策局的非正式统称，最早由传媒使用。三司是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和律政司司长。十二个决策局分别是公务员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教育局、环境局、食物及卫生局、民政事务局、劳工及福利局、保安局、运输及房屋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香港的政府部门通常称为“署”或“处”（如卫生署、香港警务处），主管均为香港公务员，大部分向所属的决策局局长负责，小部分直接向司长负责（如行政署向政务司司长负责），另外还有审计署直接向立法会报告；香港廉政公署和申诉专员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对外事务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切的外交事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香港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 ”（Hong Kong, China）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香港参与的国际组织包括有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结算银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共14个。当中有作为正式会员或创会会员（有部分组织早已在殖民地时期加入），亦有委派代表参与出席。

社会治安
香港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决策局之一的保安局负责，包括维持公共安全、出入境、海关、在囚人士管理及更生、提供消防、紧急医疗服务等等。保安局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香港继续成为一个安稳太平的城市。保安局辖下部门当中，以香港警务处为首负责最大范畴上的保安事务。
根据香港大学于2011年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分别95%和76%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日间和夜间环境是安全的；以美国为基地的世界正义工程（WorldJusticeProject）于同年发表的法治指数（RuleofLawIndex）将香港的公共秩序和安全在全球66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列首位。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当年解决香港问题的创举，也是香港持续繁荣的基石。香港拥有自己的标志，也就是区旗和区徽，同时香港也拥有与中国内地有别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

9. 关于香港的资料50字

香港（Hong Kong），简称“港”（HK），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HKSAR）。地处中国华南地区，珠江口以东，南海沿岸，北接广东省深圳市，西接珠江，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珠海市以及中山市隔着珠江口相望。

香港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区域范围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和周围262个岛屿，管辖陆地总面积1106.3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648.69平方公里。

香港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也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香港可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

(9)中国的法治指数扩展阅读：

香港的主要社会事业：

1、城市建筑

香港城市以现代建筑为主，大量摩天大楼分布维多利亚港两岸，高度逾90米的建筑超过3000座。全球最高100栋住宅大楼中，最少一半位于香港。香港摩天大楼数目居世界首位。

2、教育事业

教育是香港的公共开支中最大的项目之一，预算开支约占经常公共开支总额的五分之一。政府设有学生资助计划，确保学生不会因经济问题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3、娱乐传媒

粤曲是香港早年普及的大众娱乐，1930年代是粤曲的黄金时代，也是香港市民最普遍的娱乐，这时期香港的流行文化与广州一衣带水，并未形成独特的香港文化。

香港电影始于1913年的首部香港电影《庄子试妻》。二次大战后，大批内地电影人才及资金南下，香港先后成立多家电影公司，令粤语片在1950年代异常繁荣。

4、社会治安

香港大学于2011年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分别95%和76%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日间和夜间环境是安全的；以美国为基地的世界正义工程于同年发表的法治指数将香港的公共秩序和安全在全球66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列首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香港

10. 什么叫法治实践

是以中国法治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目标，以创新中国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为具体任务，以实践、实证、实验为研究方法，注重实际、实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流派。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个性的法治实验场域，中国法治改革本身就具有实验特色，当前正在进行的各种司法改革“试点”就是典型的实验模式。“实验主义法治”这个词汇可以概括、描述当前中国法治改革的一个特征。

学界和政府协同实验创新是一种有效模式。各种法治实验场域需要政府提供。各种法治实验需要学界和政府协力。一切实验都要讲究实验效果，而法治评估就是检验实验效果的方法。我们应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和运用法治评估方法。

法治评估不能局限于法治指数、司法透明指数等测评机制的运用，而是应该检验评估各种法治实验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评估是中国法治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主动融入实践，学者才能创造出切实有效的法治理论；只有主动融入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10)中国的法治指数扩展阅读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使命

1、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民族，中国历来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中国下定了决心、坚定了信心要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法治道路。因此，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义不容辞地以探寻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使命。

2、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创新中国法律制度。

法治首先意味着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中国已经有一套法律制度体系，但并不完善，存在种种缺陷，与法治需要的良法还有很大距离。公权力腐败、私权得不到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种种弊端等都与法律制度缺陷密切相关。

3、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创新法治中国理论。

法治中国理论是法治中国的重要内涵，有什么样的法治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法治中国。法治理论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就是要担当起为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提供理论指导、提供学理支撑的重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毫不隐晦地宣称，它的一切理论就是直接服务于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

4、中国法治实践学派致力于弘扬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一切制度的实施、一切思想理论的实践都有赖于法治精神的弘扬。法治精神是法治观念、法治素养、法治信仰等内容的综合形态，它渗透于法律制度，表现于人们的行为，沉淀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