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治论文
① 依法治国1200字论文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 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以德治国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道德传统，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发展方向的高度，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关键所在。首先依法治国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的执法、司法态度。依法治国须有法可依；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其次以德治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德治观”。社会主义的“德治”把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社会主义“德治”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把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主义的“德治”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道德准则。第三“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与德治，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来起作用，一个靠人们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起作用，二者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各自起着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都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内容，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对这种活动则给予一定支持；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
② 法律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论文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张世珊 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社会制 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 的重要机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 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两者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 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法德并举：历史的借鉴 法律与道德关系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 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它标志着奴隶主阶级对法德之间的关系有 了自觉的意识。孔子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创立者，他意识到法律和 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认为善德观念只能以道德教育来引导， 仅靠刑罚是不行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秦用严法和酷刑 排斥道德而短命，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提出“礼法并重”， 继而董仲舒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 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无论是“明德慎罚”、“礼 法并重”，还是“德主刑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 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是泛道德主义，是把法律作为手段 来配合推行封建的伦理道德。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把伦理道德与政 治相结合，礼与刑融为一体，使僵硬的法律规范借助于道德提升为人 们自觉的内心信念和行为标准。 西方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也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古 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就认为，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 友，以恶对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主张守法是人的道德责任，法 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德和善。亚氏曾说，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 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他认为，法律应当是实现 正义、美德和幸福的各项原则。西方许多著名法学家都认为，人对社 会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通过法治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哥学 派的自然法，它对罗马法和罗马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然法的核心 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自然法构建了自然、理性、正义、 平等的价值体系。17、18世纪以后，自然法思想又被资产阶级法学家 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自然法学派最突出特征是认为符合道德的 法才有效力，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传统中，有许多值得 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 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的名言；近代 的“爱法律”作为“国民公德”的核心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 公民的道德责任，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支持。 从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东方伦理法与 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 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 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 求，如勿偷盗、勿杀人就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 法德并举：理论的剖析 法律与道德虽然属于不同范畴，调整着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但 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具有共同的基础和目的。它们都以权利和义 务为调整内容，存在着相互渗透、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 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 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社会主义的法律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人对生命意义 的价值追求和信仰，对是非、善恶、美丑价值的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 会独有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时代、每种社会形态中。 同样，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指它的国家形式，其核心是具有社会主义信 仰并具有共同的衡量善恶、美丑、是非价值标准的共同体，是为振兴 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奋斗的群体。这种具有共同理想、共 同目标、共同价值标准和追求的民族精神，才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得 以存在发展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柱。 社会主义法律与道德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一方面，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 员有先进与后进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 同一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置基本道德于不顾的 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保护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 制力，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威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 会主义道德起着增补、强化和保障的作用。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靠 强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强制力的保障，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保持 长治久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 的支持。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体 现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 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公众的承认， 而且会破坏生产力，阻碍社会的发展。 法德并举：时代的要求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有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才 能最终保障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确立。当代世界各国出现了道德法律 化的趋势，大部分公众道德被纳入法律框架之中，但要真正得以实施， 还必须把外在的他律变为人们内心的自律。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彼消此长、相互转化的动态互 动补机制。即是说道德向法律转化，称之为道德法律化；法律向道德 转化，称之为法律道德化。这种互动互补机制的建立，会使社会成本 消耗减少，效益增大，从而成为调控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有效杠杆。这 是因为法律和道德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由 于利益的驱动和市场的扩大，多元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虽然需要道德 的支持，但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才能使有不同动机、 不同目的的多元主体有秩序地合作。如“诚实守信”原本是道德原则， 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诚实守信”已进入西方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和 我国的民法通则。目前无论东西方都有道德法律化加强的趋势，特别 是对环境、生态的保护方面强化了道德的法律化。尤其是高科技的飞 速发展，对社会伦理带来一系列困惑和危机，更需要法制的强制力， 因为，在强制方面法律优于道德的自律。 法律与道德互动机制的另一方面还有法律的道德化。因为法律也 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适用的范围与道德相比 狭窄得多，而且法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二是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的行为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用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 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的“个案”。这就需要道德的补充，无 论立法、执法全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 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 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③ 求一篇《人治与法治》的论文
人治与法治 王建国(1997) 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
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法制变成法治，就要以人们的
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相互独立作为前提。不
然法治就难以产生社会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赖于法律制度与法治的本身
的成本与优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们的道德水准。不管多么完
善的法律制度与法治，对野兽是没有效果的，除非将其杀死。道
德水准极低的人们，其行为，其性质接近野兽，其法治成本其高
无比。 找出人治与法治最佳比重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
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制度变为德治，必须以
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
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要看国家治理者的道
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
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
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 一个没有贤君的国家，人治是无效的；一个没有清楚界定权
利的国家，法治是无效的。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各有不同的前
提。一个国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
好，也无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
同的适用范围。 有两个关键因素能用来决定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资
于教育与宣传，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从而减少法治，减少投入
国家机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国家机器，投入法治的成
本，减少投入教育与宣传、投入提高人们道德水准的成本。 在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投资于改善道德水准和投资于加
强国家机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达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
社会秩序水平所耗费的投资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资额达到最佳
的社会秩序水平。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们的道德水准在家庭内部最高，在企业内部次之，
在人们与家庭，与企业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
在微观组织中会比在宏观组织中有效。法治则在宏观组中更能节
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组合是以法治为主人治为辅治国、治理宏观
组织秩序；以人治和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治家、治理微观组织如
公司企业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达最佳治理效果 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适当根据国情、
人民的道德水准去构建人治与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适应范围。在
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最佳的人治与法治结构使得在所定目标
社会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从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
治与人治并无好坏之分，好坏只在于他的比重结构和适用范围如
何。 政治的本质就是发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结构，用最低的成本
达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错误的，完全否定人治
也是错误的。以人性的不纯，单一的法治和单一人人治都是浪费
性的。
④ 求一篇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文
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
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法制变成法治，就要以人们的
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相互独立作为前提。不
然法治就难以产生社会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赖于法律制度与法治的本身
的成本与优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们的道德水准。不管多么完
善的法律制度与法治，对野兽是没有效果的，除非将其杀死。道
德水准极低的人们，其行为，其性质接近野兽，其法治成本其高
无比。 找出人治与法治最佳比重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
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制度变为德治，必须以
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
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要看国家治理者的道
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
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
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 一个没有贤君的国家，人治是无效的；一个没有清楚界定权
利的国家，法治是无效的。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各有不同的前
提。一个国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
好，也无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
同的适用范围。 有两个关键因素能用来决定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资
于教育与宣传，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从而减少法治，减少投入
国家机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国家机器，投入法治的成
本，减少投入教育与宣传、投入提高人们道德水准的成本。 在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投资于改善道德水准和投资于加
强国家机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达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
社会秩序水平所耗费的投资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资额达到最佳
的社会秩序水平。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们的道德水准在家庭内部最高，在企业内部次之，
在人们与家庭，与企业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
在微观组织中会比在宏观组织中有效。法治则在宏观组中更能节
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组合是以法治为主人治为辅治国、治理宏观
组织秩序；以人治和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治家、治理微观组织如
公司企业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达最佳治理效果 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适当根据国情、
人民的道德水准去构建人治与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适应范围。在
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最佳的人治与法治结构使得在所定目标
社会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从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
治与人治并无好坏之分，好坏只在于他的比重结构和适用范围如
何。 政治的本质就是发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结构，用最低的成本
达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错误的，完全否定人治
也是错误的。以人性的不纯，单一的法治和单一人人治都是浪费
性的。
⑤ 对建设法治社会的看法，两千字论文
借鉴古人智慧，提高现代管理，这个月学习了《韩非子》一书，对原先不十分清楚的古代法家思想核心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既佩服老祖先的智慧，又不免别有一番感叹--感叹中国文明很早就把人性和社会的规律剖析得很透却不能跳脱历史的宿命：饱经了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国难耻辱，而没有及时跨越上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历史步伐！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人智慧的反讽。
国学自春秋始，至五四后渐亡，而后一蹶不振。一直到现在，都是西方传来的思想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至精细化管理等等皆属于此类。不过，中国人比较复杂，中国人的生活也具有一人千面的多面性，明明说的共产主义，私下里人际交往还是以兄弟哥们为主，至于主义理想嘛，面子上过得去就行，实际行动中还是只有大哥是方向，如此 一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法则还是有浓厚的法家色彩，有点从“外儒内法”过渡到“外洋内法”的味道。
我想，这就是现代西方管理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的背景因素，本质上说，就是中西文化的本体冲突。外国人刚进来的时候，中国人怎么样看都觉得老外有点傻呵呵的：见个面认识不认识总要打个招呼，谁搭理你呐！说个啥事都信以为真，那是客气，那是逗你玩呢，懂吗！话非要点透了说吗，话外有话这点道理都不懂吗┅┅老外看起来是那么浅薄，那么实在，那么榆木疙瘩。实际上，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把人和自然世界分得很清楚，该弄懂的一定要弄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种态度让西方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国人则不然，一是一，但一也可能是二，那就看怎么理解怎么为人处世了。所以，中国文化的精要在于把人搞的很透：人是多变的平衡体，要始终把握人心，把握了人心，这世界就是你的，再难办的事靠人力夯都夯出来了！拿这样的思路去看待做事，效率当然不会高的。
针对人性管理，法家提出了它的法治：既有要让“民信其赏”“信其刑”的明法，也有“藏于胸中”“循名责实”的暗术，也就是说整个法治的核心重点是治人，说确切点，是人治治人，是为君主专制体系服务的。法家的法治是在向封建君主制转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现代西方法制目的也是治人，但出发点与法家的思想却大相径庭，其目的是治理人类社会。起源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现代法制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客观的实体看待，认识到这个法不仅仅是治理住人类社会即可，而是要以人类社会的福祉为目的，是要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所以西方的法制一开始就不绞尽脑汁地去想怎么样让一个人按等级制将一个社会治理得很好。
我们的法制也好，我们的管理也罢，目前面对的困境就是要将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方法体系到一块儿，因为大家日常的人格思维里压根不接受西方那种对事对物的认真劲儿，那样的人会被大家都觉得很拧。那就只有本着法制的思想去定位和谐社会，本着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去建设家族味的企业团队了。这样的建设要求身在团队的每个人员既要在工作职责范围对己对他都一丝不苟，又要在私下里沟通融洽是一个山头的兄弟。对为人处世要求到这个高度实在是很难！但是，现实要求领导者这样去做。
我想这样的行进最终还是要变化到现代化管理的道路上，正跟“洋务运动”最终还是要被抛弃一样。公司的管理需要树立“民信其赏”“信其刑”的管理制度，也要致力于搭建经济关系做基础的经济管理体系。至于管理的暗术计谋，可以适当运用，但绝非长久之计，因为现在是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你玩的那一套说不定别人都会，或者就是故意装着不会和你逗心眼--结果，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到捉迷藏上去了┅┅
⑥ 2015形式与政策法治中国论文1500字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着眼科学民主立法；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着眼保障司法公正；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四）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审级关系，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确保司法公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应予根除。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都必须积极履行，不能失职，不能不作为。同时，履行法定职责，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六）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崩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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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以“法治与人治”为主题的高考满分作文
法治，这个词，在我们的心中并不陌生。在生活中，法治无处不在。做一个好人，最基本的专就是要遵守法治，属遵守规则。
而我认为，我的班主任老师就是一个拥有这样的精神品质的人。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让我对老师更加的敬佩，还让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次，老师骑自行车回家，那个时候交通管理并不严谨，经常有人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就在这时，充满正义感的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红灯亮起了，看到前面的人都在不顾自己的安全闯红灯，心里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停下呢？大家都在闯红灯，我是不是该停下，遵守规则呢？”老师思考了一会，定下决心：应该停下，为大家树立一个榜样！
老师停下了车，在十字路口静静等待。这时，一个很好的现象发生了：后面的行人看到老师在等红灯，都觉得应该遵守规则，不能闯红灯，所以都纷纷停了下来。大家都以老师为榜样，遵守交通规则，没有闯红灯。
老师感到很欣慰，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不仅自己成为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好人，而且还让其他人充满了正能量。
老师的行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要向老师学习，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遵守法治，从我们做起！
⑧ 德治与法治的论文
摘要：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在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第一、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第二、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再次，凭藉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统性和强制力，使它在与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竞争中，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虽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同样，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在物质基础、指导思想、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错位，最终也将牺牲双方。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甚至有一种说法：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例如，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论法治与德治
⑨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论文
浅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实施所持有的内心信念和观念。先进的法治理念能够引领和指导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活动,是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服务人民、管理社会的行动指南,是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标准。
2005年,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意义重大、内涵丰富的政治和法律命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下,在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和遵循依法治国、公平正义、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信念和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反映,是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基本指导思想。一定的法治理念由一定的社会历史制度、法律文化和价值观所决定,一旦形成,便固化于人们的思想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有什么样的法治理想、信念和观念,就会表现为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及守法行为。法治理念是灵魂,决定着法治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法治理念。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一定是先进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体现以下本质要求,必须反映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反映和坚持党的领导,反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映和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必须反映和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按照这些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要性
(一)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时期,必然要对法制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政法队伍、政法工作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就必须有一个科学、明确、符合时代需要的执法指导思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各种经济成份不断出现,使经济实体呈现多元化,必然导致经济利益的多元化。这一时期,既是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和社会问题多发期,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拉大、就业形势严峻等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利益也同时发生着变化,各种利益冲突不断发生,这也要求政法机关要有一个科学、正确的法治理念,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公平、正义,维护各个阶层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我国政法战线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及时的战略举措。
(二)法制建设的需要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司法体制的改革和调整也必将提上日程。当前我国立法体制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立法的超前、快速、规模庞大、盲目立法等,使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于渗透到社会生活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认同、消化、接受,最后变为一纸空文。目前中国的法律很难经得起理性的检验,中国的执法困境,立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司法制度、执法机制怎么改、如何改才能适应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制需求,也需要我们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认识。
(三)社会稳定的需要
中国的发展、富强、崛起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因素还大量存在,改革和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有的甚至引发**。社会管理、经济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极易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甚至导致严重刑事犯罪高发。而担负维护稳定重任的政法机关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使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法治理念。
(四)执法的需要
在建设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我们政法队伍、检察队伍在执法中存在的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为的现象,甚至执法犯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上述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不合时宜的执法观念急需纠正,混乱的执法思想需要澄清,不适应新形势的执法思想迫切需要得到改变。
面对新形势,法律工作者必须主动应对新挑战,积极适应新要求,尽快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能力、公正执法的能力。而要做到这些,必须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法治理念武装政法干警头脑,也就是说,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政法工作。
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途径
如何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走入执法者头脑,让他们在深刻理解、共同感受、真切内化这些法律理念的基础上,引导和自律执法办案行为,应当成为政法队伍建设共同面临、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而极有现实意义的任务。
(一)坚持依法治国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践依法治国理念对执法工作具体有以下三点基本要求:努力提高法律素养——践行依法治国理念的前提;坚持严格执法——法治的基本内涵;模范遵守法律——执法者的应尽责任。
(二)坚持执法为民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对政法工作的必然要求,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在政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政法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思想保证。
执法为民,就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各项政法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正是因为执法为民理念对于政法工作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政法机关和广大政法干警,要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全面深刻理解执法为民内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
(三)坚持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
公平正义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共同的、不懈地向往和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价值目标追求和重要任务,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永恒主题和神圣职责,也是政法干警崇高而伟大的使命。只有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才能使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合法合理。合理性是指执法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所采取的措施、作出的决定合乎理性,符合案件事实、情节,防止滥用职权、显失公平。法律设定自由裁量权是使执法机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遵守一般要求又体现个别化,按照合理而公正的原则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从而更加准确地贯彻法律的意图。
2.平等对待。平等对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具体要求,是公平正义的载体和支撑。没有平等对待,正义便成为抽象的空谈。平等对待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反对特权,法律上的平等对待,排除任何特权,反对给予同等条件者不同的待遇。要求在执法中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分地域、不分公私、不分贫富、不分民族出身,一律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二是禁止歧视,与反对特权相对,法律上的平等对待不允许对任何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主体有歧视待遇。按照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这些人不但不应当受到其他人的歧视,而且还应当得到社会给予他们的关怀援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规定等都贯彻了这一原则。
3.实体与程序公正并重。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实现的前提和保障,而且本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程序法是否完备并得到严格的遵守执行,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文明、司法公正、诉讼民主、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程序公正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和价值:一是应当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实体公正是一种结果的公正,而任何结果都是经过一定的过程得以实现的。程序的设计配置,首先是保证执法司法机关正确地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准确地适用法律,正确地处理案件,保证实体法的实现。二是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权利并提供权利被侵犯时的救济渠道,有效地保障人权。程序公正要求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当事人、行政相对人的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保障其应有的知情、参与、陈述、抗辩、申诉、获得法律帮助等各项权利,使其感受到客观、公平、充分参与、主张和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增强行政执法决定和司法决定的可接受性。三是规范执法行为,克服执法者的随意性,防止权力的滥用。任何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仅仅把正义实现的希望寄托于执法者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不够的。只有借助制度的力量和约束,人们才能对执法的结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而程序正义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对权力可能被滥用进行限制和制约。
(四)树立服务大局思想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是执法机关应切实履行的重大职责。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要求各级执法部门要把执法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认识、把握和部署,立足本职,全面正确履行职责。
1.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思想。要善于围绕大局筹划部署工作。学会从大局出发、从大局着眼,自觉地把各项工作融入到大局之中来思考、谋划和部署,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作为保障党和国家大局的必要环节努力做好,使各项工作切实体现服务大局的要求。为此,要做到两点,一要统筹兼顾;二要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适时地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研究工作思路,确定工作重点,调整策略方法,增添工作举措,确保在服务大局中更有作为。
2.立足本职。立足本职是服务大局的基础。执法人员要立足各自的工作岗位,结合自己的职责任务去服务大局,切实执好法、办好案、服好务,不能把大局看成是“摸不到,够不着”的目标,对服务大局无从着手。实际上,我们的日常工作与大局工作就是紧密相关的,按照岗位职责要求,认真尽职尽责做好每一项工作,办好每一件案件,就是为大局服务。本职工作做不好,服务大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依法做好本职工作,按照法律赋予的权限,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文明执法,热情周到服务,不失职、渎职,不滥用职权,不违法办案、执法违法,优质高效地做好岗位职责所要求的具体工作,正确有效地为大局服务,使人民群众满意,党委、政府满意。
3.正确履职。正确履职是服务大局的关键。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只有全面正确履行好各自的职责,才能正确而有效地服务大局,取得好的效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灵魂。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要积极加强法制建设,又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