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三老

『壹』 易中天：中国有法治传统吗

通过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三个人物勾勒出风云变幻之近代中国的唐浩明和拥有一众铁杆粉丝的国学名人易中天现身南国书香节，他们皆谦虚地称是为了另一个人而来。这个人便是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唐翼明。
昨天是唐翼明的《江海平生》及其恩师夏志清的《感时忧国》两本新书同时发售的日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气’——唐家兄弟和易中天带你领略‘兄弟情、朋友义’”的现场，唐翼明表示，此次是来讲与恩师夏志清的师生情、与胞弟唐浩明的兄弟情以及与同窗易中天的朋友义。
唐翼明、唐浩明两人在学界如今名声不小，但唐翼明此次带来的《江海平生》确是一本自传性的散文集。“我的父亲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我的大舅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唐翼明一开口，便引来全场惊叹。由于父母随蒋介石撤往台湾，唐家兄弟不足十岁却被留在湖南老家，从此相依为命，身世飘零。因此，他们对情义二字有着格外的深解。
而吸引了众多粉丝现场排队等候的易中天则是唐翼明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人有着一碗馄饨的“朋友义”。易中天回忆道：“唐翼明硕士论文答辩那天早上，我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一碗馄饨。这是我们的情义。”
易中天也在现场为读者进行了一次国学教育。易中天也表示：“在五伦当中，我特别看重的也是朋友，甚至超过兄弟。因为前四伦在传统社会中是没得选的，唯独可以自由选择的就是朋友。”然而，易中天批评说，现在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是很少的，有的反而是把刀插到了朋友肋上。
易中天说：“中国未来还是要走法治的道路，还是要法治中国，我们的目标不能是义气中国。”而法治的核心就是契约，要建立契约观念。而唐翼明则从义理的角度来讲。他认为，私人范畴的“义”和“情”应该与公共范畴的“理”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总是讲“义理”的中国人却总是将两个范畴混淆和颠倒，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酷。
针对现今愈演愈烈的在路上碰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话题，唐翼明说：“当然应该扶，这个都不需要讲。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在任何正常的社会本来是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的。”

『贰』 三老四少是指哪三老,何四少

三老四少
①老少众人。②方言。称参加青帮的人。犹言老少爷们或兄弟专爷们
三老是指受人尊重的长者。中属国上古时期就有三老的说法，执政者作出重大决策，一定要经三老同意才行。
四大公子是指出身贵族豪门，本人风流潇洒。最早指的是战国四公子。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青帮内的：
青帮，原名安清帮、清帮，又名安庆帮、三番子，创建于清朝雍正间。
创始人为翁雍、钱坚、潘清（有的野史写为翁麟、钱保、潘安），青帮内部尊称翁、钱、潘“三老”。
青帮内部尊称翁、钱、潘“三老”。青帮设4个总堂口和6个职能部门，4个总堂口的首位头领，被称为“四少”（具体人名不详）。

大概就是这样吧。

『叁』 话说法治三老都哪三位啊和杨在明有什么关系

分别指的是：李步云、江平、郭道晖，法学界的泰斗。杨在明是位拆迁律师，最近办的研讨会法治三老也去了，听说很厉害

『肆』 十大案件让中国法制进程有哪些进步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伍』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陆』 被称为我国古代议会的三老政治是怎么回事

三老

古时掌教化的乡官。战国魏有三老，秦置乡三老，有三老、有秩
、啬夫、游徼。三老负责社会教育，凡有忠孝节义可为民效法者
，都旌表其门，以为倡导。汉增置县三老，为了广泛倡导道德忠
孝节义的教育，特别重视三老，并且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东
汉以后又有郡三老，并间置国三老。

秦之地方行政组织，主要是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

刚统一时，秦分天下为36郡，以后，随著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郡数最多曾达46郡（也有50多郡之说）。郡置守、尉、监，守治民，尉掌兵，监御史则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职务类似於中央的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和监御史明确分职。

郡下为县，县的长官为县令（长），属官有丞。

县以下为乡、亭为单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三老、啬夫、游徼的职责大致与郡的守、尉、监相仿，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乡以下为亭，亭为秦时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任务是平时练习五兵，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的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

『柒』 那啊三老是叫板中国

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解放发展的不如中国，还有边界划分问题摩擦，它是以中国为目标的比较，有句话叫：羡慕嫉妒恨

『捌』 中国法治现状如何.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场，人治是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经济现代化要求必须实行法治，彻底摒弃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动了西方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自由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权、利关系；必须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誉；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经济、企业、社会……所有这些，都必须实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所要求的。
人治与法治，并不是简单的领导制度的区别，而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加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应当指出，我们至今对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义的认识都还不够全面深刻，这也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和谐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和谐社会要求有秩序，要求稳定，要求公平和正义，因此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众所周知，所谓法治社会，就是社会公民和社会组织把宪法和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其基本特征是立法必公、执法必严。所谓“公”，就是公平正义，大多数公民赞成；所谓“严”，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仅仅做到这两点，社会就会太平、就会和谐了吗？
秦朝推行商秧和韩非的法家思想，推行严刑峻法，当官的都是酷吏，执法严格，可谓“法治”社会了。但秦不行王道而行霸道，不遵周公所制的“周礼”，民不知礼、义、廉、耻、信，人无伦常，盗贼丛生，官府一味地镇压，最终区区几十年秦就亡了，没有建成太平盛世、和谐社会。
乱世用重典是句屁话，没听说过人心是可以杀服的。清朝初年，康熙帝从元朝短命的教训中悟出人心不可以杀服，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尊崇孔、孟，祭祀明太祖陵，重用汉族贤达，用礼、义、廉、耻、信教化万民，才收服了人心，出现了唯一一个异族统治下的太平盛世――康乾盛世。
所以，法治社会建设与社会文明建设必须同步推进，推行法治要有推行法治的社会土壤―――社会民众推崇平等、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观，礼、义、廉、耻、诚信等中国特色的贵族精神占主流，大部分人积极追求真、善、美，自觉抵制假、丑、恶。
不信请看，南京“彭宇案”中，法官说：从常理看，如果彭宇没有撞倒徐老太太，他就不会主动扶起徐老太太并送到医院治疗，彭宇这样做了，就一定是他撞倒了徐老太太。在这样的“常理”下，彭宇杯具了，美好的雷锋精神也寿终正寝了。
可以看出，要建成真正的法治社会，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