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冤假错案立法

Ⅰ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在哪里

(一)从动机目的上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1、行为人从签订合同时起就具有骗取的动机和目的。2、开始并无明显的骗取故意，本身也非完全没有履行能力，但合同签订后，抱着能履行则履行，履行不了就拉倒的放任心理，不做积极努力，致使对方遭受严重损失，而将较大数额财物归自己一方非法所有或占有。3、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并无诈骗故意，但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或因履行困难，或因其他方面的动机，行为人的主观意念发生了变化，想无偿地非法占有或所有签约对方的财物或其它标的。4、行为人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内心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对于是否履行义务，是否非法所有或占有他人财物，内心还没有确定的意念，或者对自己最终无履行约能力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主要指行为人实际上并非完全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二)从履约能力和履约行为上区别。衡量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除从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上区别外，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签约后有无履约行为如何，是另一关键因素。判断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意愿的主要客观根据是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三)从具体情节、后果上区别。正确认定是否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不仅要从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履约能力和履约行为方面考察，还要从具体情节、后果上进行对比分析上，这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Ⅱ 民事冤假错案怎么办

冤假错案的申诉问题，实际上是指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职权提起再行审理的特殊诉讼程序。目的在于对已生效而确实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通过再次审理并作出裁判予以纠正。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那么怎样才能推翻冤假错案呢?根据《刑诉法》规定，如果案件中存在：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或者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的;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等重大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如果经过审理确实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即推翻了冤假错案。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Ⅲ 冤假错案法律上在几年内可以平反

这个没有年限的限制，只要能提供翻案的证据，法律都会开庭重新审理的。
一、人内民法院对于平反纠正的冤案容、假案、错案，应当用判决改判，即撤销原来有错误的判决而重新判决。
二、改判应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属于法律文书，具有法律效力。平反释放证明书只是证明人民法院对冤案、假案、错案通过改判作了平反纠正，它本身不是改判的法律文书。因此，不能以平反释放证明书代替改判的判决书。
三、改判的判决书，在判决书的种别上仍属刑事判决书，无须写“平反判决书”。在刑事判决书方面，再去分具体的种别，是没有必要的。至于改判的判决书的观点是否鲜明、正确，主要应看判决书的内容是否实事求是，是否符合政策、法律，单从判决书的名称上是不足以体现出来的。

Ⅳ 国家采用刑事立法一般要考虑什么因素

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罚化过程），实际上总是根据自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当时所处特定历史条件和犯罪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的刑法观和自己对人文关怀的态度，来决定犯罪化与刑罚化的范围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进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个因素，是对刑法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认同。
刑法观的问题可以说是刑法与刑事司法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员首先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我们的刑事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观指导下进行的，它决定了我们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员在价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基本面貌。
刑法观是指关于刑法基本问题如刑法的价值、机能、目的任务、基本原则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观大致有权力本位刑法观与权利本位刑法观、国权主义刑法观与民权主义刑法观的区分。权力本位刑法观又叫国权主义刑法观、权威主义刑法观；权利本位刑法观又叫民权主义刑法观、自由主义刑法观。前者立足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因而极端强调国家利益，它所针对的对象就是公民个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体与对象。 后者则立足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而极端强调公民自由，它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国家及其刑罚权。
一般而言，现代刑法在基本立场上都是认同并坚持权利本位刑法观。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护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严格限制国家行为为目的的良性法律，国家刑罚权只能成为个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这种刑法观对于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无疑都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二个因素，是对刑法机能的基本特性的认识。
所谓刑法机能，是指刑法在社会中可能并且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效果。关于刑法机能的学理分类，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两种分类法：一是将刑法机能分为三种，即行为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法益保护机能）、自由保障机能；二是将刑法机能分为两类，即刑法的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
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是指刑法具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过否定评价（即评价机能）和命令人们作出不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决定（即意思决定机能），来规范、制约人的行为。
刑法的秩序维持机能，是指刑法具有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法益的保护，刑法依靠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等强制手段来发挥法益保护机能。二是对犯罪的抑制和预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而保障国民个人自由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是：刑法通过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何种刑罚，从而有力地限制了国家刑罚权的肆意发动。在此意义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也是“受刑人的大宪章”。（我国有学者抱怨说：资产阶级国家一直都坚持这样的立场，即“法治的本质特征在于限制官方权力”；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变本加厉地强调“专政、严打、规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为所欲为，随意不执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违法执法。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个因素，是对犯罪机能的认识。
犯罪是绝对丑恶的、消极的东西，还是具有相对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积极意义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论上，都主张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机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同样可能成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能够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协调，激发大量的犯罪现象。作为市场经济的动力的竞争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驱使人们追求非法利润进而实施经济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两面性，即犯罪在本质上为恶、危害社会、侵犯法益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谢功能和缓解社会张力的促进功能——犯罪作为一种社会代谢现象，微观上危害社会与宏观上伴生社会代谢、促进社会发展形成了千古悖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认为，犯罪并不是绝对丑恶的东西，而是具有其特定历史烙印、并具有其相对积极性的东西。例如，革命行为在政府当局看来是一种“丑恶的、消极的”东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众的评判中，革命行为却是一种“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革命行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应当说是具有明显的“积极机能”的一面。例如，就现实生活中的“计算机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一面，而是还有积极的一面；并且，有的电脑公司还专门设置“擂台”，公开鼓励那些“黑客”来攻击，以实现电脑技术、特别是电脑安全防范技术的更新换代——这可以说是计算机犯罪的相对积极的一面。正是在认识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极其有限的）、相对的积极机能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讲过：犯罪创造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法学教授。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和犯罪现象、犯罪机能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在刑法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谨慎权衡，必须反对极端片面。
第四个因素，是对犯罪规律的认识。
西方有不少学者认为，犯罪是与人类社会所共生共有的现象，如意大利学者菲利认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菲利还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饱和论：“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应的。” 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犯罪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伴生现象。有学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类天生的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与其研究作为必然现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为特殊现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样的情景下为什么能够不实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与特定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群的认识所决定的，某时某地作为犯罪处理，而在另一段时间、另一个地点却不作为犯罪处理。如：“投机倒把行为”中的长途贩运行为、有赏中介行为，在旧刑法里就是一个重罪，但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却是一种合法行为、有益行为、人人称道的行为。堕胎,在我国并不违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励的行为,但是在其他某些国家,堕胎却是犯罪行为.那么，到底如何评价“投机倒把行为”与堕胎行为呢，这就涉及到人们对犯罪现象与犯罪规律的认识问题。
第五个因素，是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我们都知道，将某种行为予以犯罪化，是以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只有当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获得了将其犯罪化的正当根据，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这里，我以经济犯罪为例来说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问题。我认为，对于所有犯罪、尤其是传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判断而言，经济犯罪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研究经济犯罪的犯罪化根据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启发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相对于杀人、抢劫、盗窃、强奸等“自然犯”而言，经济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带有极其鲜明的主观意志色彩。那么，对于经济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须更多地、更加谨慎地进行“社会危害性”判断。
事实上，经济犯罪中的许多犯罪并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法律硬性规定的结果，它带有强烈的“法律硬性规定”的色彩——可以说，它本身并不必然就是犯罪，人们对它也不是当然就憎恨、厌恶；它之所以成为犯罪，只是由于人间法律的硬性规定，是立法者主观意志强加于这种行为的结果。例如：前面所讲的旧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其中的长途贩运行为、有偿中介行为等，在当时简直就是滔天罪行，处刑也不轻（最重的可以判处死刑）；但是在今天，这些行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并赞赏、当然也是值得鼓励的行为。再比如：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高利转贷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逃汇罪、洗钱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非法经营罪等，都是由于法律的硬性规定的结果；要是没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的特别规定，人们并不会必然将他们作为犯罪看待。
但是，话又说回来，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顾国情、人情与法理而随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显然也不行。就经济犯罪而言，立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司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追究的时候，大致也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刑法机能的认识、犯罪机能的认识等各种因素。其中，首要的考虑因素恐怕应当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判断问题。
那么，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认为，从理论上讲，这种社会危害性判断一般要从分析判断对象、判断主体、判断标准等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
1．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对象问题
2．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主体问题
3．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问题
第六个因素，是对刑罚功能的认识。
一般认为，刑罚功能具有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罚功能所面临的第一个诘问是：刑罚是万能的吗？我们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罚不是万能的。而且人类已有历史实践、特别是酷刑实践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刑罚来消灭犯罪。这涉及刑罚的功能问题。对此，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高度注意：
一个问题是，我们打算进行犯罪化的某种行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来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则”。刑罚并不是万能的，对于部分犯罪而言，刑罚手段是无法发生预防作用的或者其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质的犯罪、许多愉悦性犯罪、部分无被害人犯罪（如赌博、卖淫、毒品犯罪、同性恋等），刑罚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当迷信刑罚，以为刑罚手段就能够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和犯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该行为是否必须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够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后手段性原则”。由于刑罚手段具有残忍性、毁灭性、违背人性的一面，如动用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甚至剥夺生命的手段，这种手段本身是十分残忍的并且是毁灭性的，因此，国家及其立法、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刑罚抑制原则、刑罚谦抑原则”，不得滥用刑罚手段；在确定犯罪的时候，只能将那些严重违法、危害极大而又不得不动用刑罚手段的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而不能够滥施刑罚，或者说要合理确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罚量。在这方面，比较具有说服力的现象是发源自北美并迅速席卷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它主张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通过对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创设替代刑事司法的社会性机构来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动范围。 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为此，我国已有学者建议引进“刑事和解制度”（这种制度本质上同于“恢复性司法运动”）。 在深层次上，也涉及“执法动机、执法效益”问题，原则上应当尽量动用最少的司法资源、避免最大的经济损失、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我们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坚持“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后手段性原则”，谨慎、严肃、认真进行权衡。
事实上，之所以要强调刑罚手段的最后性、不得已性，还由于刑罚手段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暴力的误导、以及错杀无辜的危险。比如，在世界各国，任何完备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错案为必要的司法代价的，即使在美国，其死刑执行的数量很少，但是报道认为，美国的死刑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错案，也就是说：所谓的“死刑犯”实际上是被错杀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一样：案件是复杂的，有时是模凌两可的，我们的任何一方的意见都不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那么我们司法人员只能在其中选择相对合理的、相对公道的处理方法；司法不是万能的，司法人员包括我们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我们的学者都是有人性弱点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应当慎之又慎、谦虚再谦虚。当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证据有问题，而有的案件则是定性有问题，但都应当尽量作到兼听则明。
第七个因素，是大众文化（民众）对犯罪的态度。
有学者指出，刑法规范实际上是文化规范。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就对犯罪是非常宽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国人认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对那些敢于破坏社会普遍遵行的“规范”的人十分崇拜——这一点，在美国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国大片”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近年来，尽管“校园枪击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国民众灵魂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对策，特别明显的是加大了打击恐怖活动的力度；但是，总的说来，美国的刑事政策并没有因此发生质的变化，更没有竭斯底里对犯罪进行所谓“疯狂镇压”（但美国对其国外的制裁对象似乎有点“疯狂镇压”的色彩，如其针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和人民的“惩罚”措施就比较极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国公民人权和社会安宁的现状。但是，我国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总的说来，我国具有对犯罪“急恶如仇、除恶务尽”的文化传统，当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犯罪开展“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斗争”， 迄今已经20年整；有的省份还开展了“狂飙——A”到“狂飙——G”行动（真不知道还会持续或者“狂飙”到哪一个字母了结），狠不能将犯罪分子生吞活剥了，方能解这口“恶气”。 这种“心态”确实是不够理智、不够理性的，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刑法制定比较严苛、法网过于密集甚至在个别特殊情况下的法外施刑，也导致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顾了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对公民的人权保护考虑不周，尤其是侦查行为缺乏制约，强制措施经常性地被滥用，等等，弊端太多。不过，相信今后的情况会逐渐好转。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吁“法治刑法”、“宪政刑法”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人民大众对于犯罪也在逐渐地走向宽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还很漫长。
第八个因素，是对人文关怀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犯罪及其刑罚问题，其实主要是一个人文态度问题，而不是客观的科学问题——这涉及“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与争论。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现在：“人性假设”具有前置性的、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尤其是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假设，理性人与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为犯罪化、重刑化、轻缓化、刑罚个别化以及制定有关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论根据。例如：中国古代讲究“重典治国”、“刑乱世用重典”；而现代刑法思潮则主张：刑罚轻缓、刑罚人道、教育刑、社会防卫思想、刑罚个别化等等，都是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和人文主张的结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问题：现代世界潮流是主张废除死刑、严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国家在废除死刑后又恢复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废除死刑；但是，我国基本上是大量适用死刑，其数字没法知晓，于是，有学者提出疑问：“人头与石头哪个更值钱？人皮与猫皮哪个更尊贵？人头到底值几个钱、要多少钱能够买一个人头？” 应当说，这些问题确实十分尖锐的问题。美国前段时间执行了一例死刑，引起举国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规模之大，绝对不亚于对“9.11事件”的报道，可见美国政府与民众对于死刑的执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执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们，对于执行死刑恐怕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尤其在“严打”过程中更加觉得死刑判决和执行纯属“理所当然”的事。
第九个因素，是关于刑法价值的中道的权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否规定刑罚和规定什么样的刑罚，在打击犯罪与维护秩序、保障人权之间，总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实在是难以两全而只有进行中庸兼顾、中道的权衡。系统科学认为，“只有较好、没有最好”。因此，制订和适用一部刑法，确实需要我们进行中道的权衡。
关于刑法价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权衡问题，笔者的基本立场是：刑法的价值评判的视角可以是多棱的，对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以及对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等刑法价值的机能价值性认识，都蕴含着真知灼见，但这些价值目标内容和机能价值性冲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现出一种最佳的价值整合状态——对此，我们称之为价值定位。刑法价值的这种价值定位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既要全面（但并不彻底）实现各种价值目标内容，又要综合协调各种价值目标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实现整体价值目标的最大化。这种理性的法律价值定位应该是法律价值中立。 理论上认为，法律价值中立，是与价值非中立或者价值倾斜性相对立的价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倾向于任何个人、集团、党派、阶级的价值好恶，而是忠实地表达社会所有主体的共同价值需求，是对矛盾着的主体需求以共存为原则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现代法律的价值定位之所以必须是中立的，这是由现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现代法律作为社会主体共同需求的规范化，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会规则；现代法律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为了平衡矛盾、减少摩擦而订立的“契约”，作为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冲突的社会规则，是立法者以正义为界而对主体需求及其行为所定的宽容规则。 根据权利刑法观，现代刑法也是社会据以限制国家权力和国家据以管理社会的基本规则，也是以主体自觉自愿的法律意识确保、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义务的履行以实现权利的社会规范，总之，现代刑法是反映社会正义的价值中立的社会规则。因此，刑法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其价值定位必然遵循并充分反映和体现现代法律价值定位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价值中立。这种刑法价值中立，其题中之义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机和谐，而不是只强调其一而不顾其他；二是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合理兼顾，而不是顾此失彼或者重此轻彼；三是工具主义和目的主义的理性统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实用的工具主义。因此，刑法应该“中立地”对公正和功利给予关注和平衡，并且力求使两者处于一种理性和谐的整合状态。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无损于公正。这种公正突出地体现在如下的命题之中：刑法必须“中立地”兼顾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促使两种机能协调和谐。刑法两种机能的冲突，在本质上与刑法公正和功利价值的冲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总的来说，刑法对这种冲突的解决，仍然必须进行“中道的权衡”，而不应该是厚此薄彼式的选择。当然，刑法两种机能的充分实现和协调和谐，只是一种价值定位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存在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刑法“应该”中立地兼顾好两种机能。
我国现行刑法，就是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犯罪规律的认识）和对人文关怀的态度，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及其应付何种刑事责任、判处何种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Ⅳ 一起刑事冤案被高院驳回申诉,应该怎样才能继续申冤呢

还可向检察院申诉或向最高法院申诉。
法律依据：
《刑事专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属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二百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Ⅵ 在刑事诉讼中刑辩律师如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现行法律框架内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对非法证据进行了原则规定，请大家务必高度注意本法第5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将“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均纳入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不限于刑讯逼供所收集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证据一章第54条到58条对排除非法证据进行了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证据一章第67条、第68条对排除非法证据做出了专门规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5条到第75条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检察院作为公诉案件的举证义务主体，非法证据排除是检察院行使职责的重要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章证据的第八节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详细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项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我们辩护律师必须注意最高法院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的疲劳审讯和非办案场所讯问这两个问题，尤其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这两个问题最为常见。
以上就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
由法律规定可见，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有个渐进的轨迹，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完善过程。
由以上的法律规定可见，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贯穿于全部的司法程序之中。公安机关有权利和义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检察院有权利和义务启动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法院有权利与义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犹以检察院和法院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最为重要。
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方法：
（一）、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体
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主体可以分为两类，私权利主体与公权力主体。第一类是依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所确定的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它们均具有法律义务去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是公权力机关的法律义务。第二类是依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所确定的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排除非法证据是私权利主体的法律权利。
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均为通过私权利主体的申请所启动，可见，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是通过对私权利进行救济从而保障司法公正的法律制度，侧重于私权利的救济。
（二）、可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三个阶段
1、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分为侦查阶段（包括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2、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集中在庭前会议这两个程序之中，虚置了侦查阶段、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弱化了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强化了审判阶段所出现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Ⅶ 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缺陷是什么

1.《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两方面的内容,且仅限于对人身和财产所造成的损害引起的国家赔偿。从目前我国司法审判工作实践来看,由于目前《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过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了侵权损害,由于《国家赔偿法》未将有些侵权行为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被侵权人无法通过国家赔偿这一法律途径和方式获得赔偿,即损害造成的后果大大超过被侵权人获得的国家赔偿额。
由于目前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不包括精神赔偿、间接赔偿、期待的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内容,虽然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不法侵害,他们却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国家赔偿。
因此,建议对《国家赔偿法》关于国家赔偿范围进行修改,把所有行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都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是非常必要的。在目前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国家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当将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各种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情形都包括进国家赔偿法的范围。
2.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据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从国家赔偿角度来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行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
使职权,才有国家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如果国家机关的行为不违法,即使给当人造成了损失,也不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但就目前的侵权情况来看,有时难以区别违法与过失、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法律界线。
3.《国家赔偿法》第25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即该法规定了国家赔偿的方式。该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即该法规定了国家赔偿的计算办法。然后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再根据被侵权人受损害的程度计算出最高额,显然此
赔偿标准过低。
我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若仅以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作为一个基数作为赔偿的标准进行国家赔偿,在经济发达地区、高收入人群中显然过低。显然,我国国家损害赔偿的标准,主要是抚慰性赔偿。因此,建议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标准予以修改,明确规定各地区应当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际制定不同的国家赔偿标准。
4.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是一个新的审判领域,尤其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一般都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进行。此种做法,就使被侵权人觉得“赔与不赔、赔多少都是法院说了算”,怀疑人民法院进行“暗箱”操作。因此,必须对国家赔偿审理程序进行大胆改革,将公开听证程序引入国家赔偿案件审理之中,以确
保国家赔偿案件审理公开、公正和透明。
5.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法》未在追偿程序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这必然造成国家追偿权无法行使或者行使起来十分困难的被动局面。
我认为,目前的《国家赔偿法》应尽快补充和完善关于国家追偿权方面的法律制度。建立该项法律制度的益处在于,一方面通过国家赔偿方式来追究行政、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侵权责任,使追偿权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在国家行使追偿权时,确保不侵害被追偿人的合法权益。
6.从《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来看,除了存在上述几个问题和不足以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即国家赔偿管理体制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7条的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3 - 7名审判员组成。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由此可见,《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管理体制在人民法院,即法律规定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具体审理赔偿案件,进行国家赔偿等事宜。
我认为,在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存在以下不足和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一是赔偿机关设在人民法院有自行审理涉己案件之嫌,从而影响国家赔偿审理的公开性和公正性。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9条的规定,“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显然,人民法院在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后,赔偿案件仍由自己进行审理和进行国家赔偿,赔偿请求人必然对人民法院审理赔偿案件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影响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的外在形象。
二是到目前为止,国家法律对国家赔偿机关尚未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既要相互配合,又要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冤假错案造成国家赔偿案件的产生,都与公、检、法三机关之间不能履行法律的监督职能有关。因此,必须对目前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尽快建立健全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尽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是国家已提出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目前的国家赔偿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有效地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确保司法公正,建议应当将国家赔偿工作尽快从人民法院剥离出来,应单独设立一个法律委员会来具体负责处理国家赔偿事宜。

Ⅷ 在犯罪的案件里 是不是有很多案件是破不了的 还有很多冤假错案

很多案件没有足够的证据，无法侦破；因为法律事实与事实并不一致、内刑讯逼供、枉法容裁判也会导致冤假错案。
我国法律规定，定罪量刑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刑事案件量刑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才能认定法律事实，才能定罪量刑。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会因为证据不充分，导致无法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另外一些案件中，因为定罪所依据的是由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会存在法律事实与真实发生的事实并不一致，导致裁判结果与真实的事实不符，也有部分案件中存在刑讯逼供、枉法裁判的情形导致的冤假错案。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完善司法体制，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对防止原价错案的发生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Ⅸ 法律的朋友，司法人员失职导致冤假错案发生，依照那条刑法判刑，麻烦张贴出来，谢谢。

刑法
第三百九十九条

【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版决、裁权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枉法仲裁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Ⅹ 退役军人刑事冤案能否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需要满足援助的条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给与援助的情况，二是家庭经济确实困难，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