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法治思维
A.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是什么关系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推动简政放权的直接关系。
《法治蓝皮书》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简政放权的最直接要求，也是深化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法治蓝皮书》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不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唯一考核指标。
行政审批事项不削减、不清理不行，但“行政审批事项最少”不是考核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败的最优指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既要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项还给市场和社会，也要注意优化审批流程，降低办事成本。
2、防止缺乏配套措施影响改革推进。
随着行政审批事项自上而下进行层层取消、下放、转移，大量事务会推向市场、社会乃至基层政府，但在法律修改迟缓、社会组织培育滞后、公众依赖政府包打天下的惯性思维犹存、基层政府管理力量薄弱、政府监管手段落后、矛盾纠纷的司法救济渠道还不畅等问题没有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很可能遭遇到阻力。
3、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回潮、再清理、再回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怪圈，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
蓝皮书还指出，政府职能整合仍需加大力度。虽然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深化，不少部门进行了职能调整，但多头管理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容易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谁都管不了的尴尬局面。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的无缝衔接、高效运转，仍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问题。
B.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任务有哪些
《纲要》主要有七大任务，为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有力保障：
1、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2、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3、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4、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5、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6、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7、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2)简政放权法治思维扩展阅读：
措施：
1．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最大程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许可，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的范围，最大幅度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取消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资质资格准入许可，研究建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
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加大取消和下放束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群众就业创业行政许可事项的力度，做好已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和衔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对增加企业和公民负担的证照进行清理规范。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探索目录化、编码化管理，全面推行一个窗口办理、并联办理、限时办理、规范办理、透明办理、网上办理，提高行政效能，激发社会活力。
加快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实施在线监测并向社会公开，2015年实现部门间的横向联通及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贯通。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支持地方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
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实行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布，坚决整治“红顶中介”，切断行政机关与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利益链，推进中介服务行业公平竞争。
2．大力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并实行动态管理。在全面梳理、清理调整、审核确认、优化流程的基础上，将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以权力清单的形式向社会公开，逐一厘清与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事项、责任主体、责任方式。
省级政府2015年年底前、市县两级政府2016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政府工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权力清单的公布工作。开展编制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试点。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清单制度，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收费基金项目，公布全国性、中央部门和单位及省级收费目录清单，减轻企业和公民负担。
2015年年底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且未按规定批准、越权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体现一般性管理职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及收费，一律取消；擅自提高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的，一律停止执行。
C. 怎样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食品药品监管中出现的问题
运用法治思维筑牢法规基石
监管工作千丝万缕、头绪众多，食品药品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不断更新，过去我们一提到加强监管，往往注重关口前移，过分依赖行政审批手段，以为“批好”就是“管好”。新一届中央集体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简政放权的突破口，强调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许可迷恋、监管迷惘”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问题。我们要积极探索监管规律，去伪存真、由粗到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提高对食品药品监管的理性认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本质是执法活动，运用法治思维探索监管规律，要求我们由运动式监管走向常态化监管，更加重视法律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中的基础性和长远性作用。做到这一点要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立法问题，二是规范问题。法治是规则之治，没有法律就没有法治，就仅仅是人治。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小副食等“四小”的监管难、难监管一直困扰监管部门。“四小”问题既有共性问题，更有“个性”问题，我们要积极做好食品安全法配套立法工作，推动地方人大和政府加快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提高操作性和执行性。第二是梳理依据，过去食品安全按环节进行监管，执法依据散见于不同部委规章之中，机构整合后原有依据是否适用，一直困扰基层监管人员。从国家机关而言，法治固有的取向是：权力来源于法律，权力受制于法律，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力要尊重法律。因此，在依据梳理工作中，既要梳理规范生产经营者的依据，更要梳理规范监管者自身行为的依据。
运用法治思维锻造制度体系
制度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之纲，是监管最有效、成本最低廉的方式，也是监管执法的基础，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近年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出台了《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全省食品药品监管事权划分意见》、《湖北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退市与责任人员禁入规则》、《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湖北省食品药品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指南》、《湖北省互联网药品交易及信息服务不良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监管制度，织就了一张食品药品监管制度之网。在制度建设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法治思维在制度的设计、执行、衔接和反馈的各个环节具有宏观引领和精密导航作用，看问题、作决策，依法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实行“权利推定”，凡法律所不禁止的，便推定是公民的权利，而将制度的着力点放在制约和规范监管者自身行为上，完善执法程序，明确监管职责，规范和减少自由裁量权。
运用法治思维支撑道德教化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过去个别监管人员执法观念偏位，职业道德欠佳，习惯于砸“摊子”、踹“炉子”、搬“柜子”、收“票子”，方式简单粗暴，群众反映强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大，监管部门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培育和引导市场主体守法经营，促进市场主体成长。“徒法不能自行”，纸上的条文要落地生根，不仅需要执法者铁面执法，更需要执法者的一份人文关怀。因此，道德教化在监管执法中往往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重视道德教化，并不意味放纵违法。具体说，就是在监管执法中，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对黑窝点、黑工厂，屡教不改的要严厉惩处、坚决取缔；对没有主观故意、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首次违法行为，可以不实施处罚，通过春风化雨般地宣传教育，引导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守法经营，指导帮助其提档升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共同创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和秩序。
运用法治思维保障群众权益
四中全会指出：“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法律是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行为规范。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后，监管机构延伸到乡镇、街道办事处，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已经打通。但从调查情况看，一些监管机构一年投诉举报数量没有几件，这正暴露了监管部门普法宣传力度还不够。要按照四中全会提出的“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创新普法理念，将普法与维权紧密结合起来，把普法宣传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广泛发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动员群众举报反映案件线索，深入挖掘案源。同时，整合办案机构，健全办案机制，建立小额投诉举报快速处理制度，加快建立与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的联动机制，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运用法治思维提高执法水平
知法才会守法，懂法才会执法。只有认真学法，将法治精神、法治观念和法律规定内化于心，坚定法治信仰，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站稳脚跟，不逾规、不逾轨，守住执法为民的监管底线。首先，自觉学习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当前，我们要认真领会“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的重大意义，健全领导干部法治讲座、中心组学法、专题培训、定期考试等制度，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尊严。其次，加强案例指导。对食品药品行政执法疑难案例进行分析、琢磨和解剖，从程序上实体上总结经验，编辑案例汇编，指导基层办案。其三，岗位练兵。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通过实战练兵和技能比武竞赛活动，达到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效果。其四，集体审议案件。发挥好案件审理委员会平台作用，集体审议重大复杂案件，杜绝人情案、关系案，将每一件案件办成铁案，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
运用法治思维推进依法治局
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后，部门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素质参差不齐。在机构整合、人员磨合、观念融合、理念耦合的过程中，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关键。法治思维具有战略性、宏观性、规则性和程序性的思维特征，领导者法治思维的强弱、依法治局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部门风气、管理水平和监管成效。依法治局首在一个“严”字。要深刻理解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纪党规要严于法律”，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执法监管中，只要出现违法违纪问题都要严格处理。依法治局重在一个“法”字。在依法治局过程中，遇到政策性强、法律性强的专业问题，要充分发挥法制机构的参谋助手作用，由法制机构审核把关。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取消垂管后，地方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要妥善处理监管与服务的关系，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对监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法治环境是最优的市场环境，法治城市是最好的金子招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创造良好的食品药品市场经营秩序，促进健康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加强监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监管中找到契合点。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人碰到的苦恼多，每查办一件案件都会遇到说情客、求情人。在法与情的权衡中，天平要倾向法一边。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要坚决切断执法罚款与收费创收的利益链条，决不能把国家公器作为谋取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的工具，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敬畏法律、敬畏良知、敬畏人民。
D. 简政放权过程中遇到那些法律障碍
简政放权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只有通过扎实有效地推进简政放权，努力打通政府职能转变的“最后一公里”，才能让政府切实地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才能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改革目标。当前，简政放权要围绕着增强市场活力这个着眼点，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实现整体发力和系统推进。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指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充分发挥事前审批“准入”功能的同时，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积极探索新型监管模式，进而通过对行政审批权的“减、转、放、免”，有力发挥政府的事中事后监管职能。在此基础上，将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政府监管与发挥江苏政府服务的优势结合起来，努力把江苏打造成行政效率最高、审批事项最少、发展环境最优和市场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简政放权重在落实 转变职能务求实效
要始终确立“善政必简”的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政府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通过循序渐进地“放权”，逐步交给市场和社会，让政府的职能结构更加优化。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而履行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进一步发挥司法监督、维护和促进依法行政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根据政府和市场的新定位，扎实推进简政放权的各项工作，制定出详细的权力目录清单，以政府权力的“正面清单”规范政府行为，以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激发市场活力，继续发挥好政府与市场两个优势创造有利条件。
要牢固树立改革的全局观，突破传统思维的惯性和自身利益的藩篱。各级政府及部门要有“向自己开刀”的勇气和担当，确保简政放权的各项改革真正到位、见效，不能各自揣着“小九九”，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允许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走过场”和“变戏法”。同时，要集中解决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过程中存在的放权不对位、放权有水分和放权不彻底等“肠梗阻”现象。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向社会晒出权力清单，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权力“下放”和“外放”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让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真正转化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要坚决从高处布局，从实处落子，让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真正落到实处。当前，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梳理清楚政府职权，并且明晰权责主体，确保权力清单真实准确完整。我们要看到，简政不仅要关注政府职能“体量”的增减，也要注重对政府职能“结构”进行持续优化，实现“减量”与“增效”的协调发展。同时，“放权”不等于“不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既要解决一些部门“权力不肯放、事情不愿管”的问题，也要防止“放了审批的权，就不问监管的事”，既要做到“放的下”，还要确保“管的好”，切实做到“放管并重”。此外，推进简政放权的同时，相应的配套措施也要及时跟进，努力消除“中梗阻”，避免截留改革红利。一方面，要完善政务服务体系，打造阳光便捷的服务平台；另一方面，在建立和完善权力清单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建立责任清单，明确权力主体的职责权限，努力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E. 简政放权，行政体制改革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推动简政放权的直接关系。
《法治蓝皮书》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简政放权的最直接要求，也是深化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法治蓝皮书》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不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唯一考核指标。
行政审批事项不削减、不清理不行，但“行政审批事项最少”不是考核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败的最优指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既要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项还给市场和社会，也要注意优化审批流程，降低办事成本。
2、防止缺乏配套措施影响改革推进。
随着行政审批事项自上而下进行层层取消、下放、转移，大量事务会推向市场、社会乃至基层政府，但在法律修改迟缓、社会组织培育滞后、公众依赖政府包打天下的惯性思维犹存、基层政府管理力量薄弱、政府监管手段落后、矛盾纠纷的司法救济渠道还不畅等问题没有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很可能遭遇到阻力。
3、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回潮、再清理、再回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怪圈，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
蓝皮书还指出，政府职能整合仍需加大力度。虽然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深化，不少部门进行了职能调整，但多头管理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容易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谁都管不了的尴尬局面。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的无缝衔接、高效运转，仍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问题。
F. 简政放权，企业和群众得到哪些实惠
纵览全球,不仅诸多国家行进在大刀阔斧地改革调整之路上,而且一些国际组织也处于择机而动地改革调整计划中.事实上,改革已成世界大潮、人心所向.放眼中国,深化改革更是到了最紧要关头.因为当代中国的一切红利都源于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动力,如果没有后续改革的不断跟进,红利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日益枯竭,原有的也可能丧失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是深化改革成为不可逆转、不可停步的一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正道,二是对于兴于改革、成于改革的我国来说,什么都不要养成路径依赖,但唯有改革促发展这条路径,必须永远依赖.因此,改革甚至应当是我们的总路径、总依赖.那么,今日中国深化改革的总开关和牛鼻子是什么呢?四个字：简政放权.因此,必须自上而下地做好简政放权的顶层设计,既赢得改革时空主动权,又获得人民群众广泛支持.
简政放权：是什么和为什么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那么简政放权就是这个核心的核心.而且,简政放权应当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关键.从字面上理解,简政放权就是指精简政府机构及人员、下放权力于社会和市场.
第一个问题,简什么政、放什么权?说白了,就是政府必须精简机构部门、下放由此派生出来的巨大权力.一般而言,机构和权力是相互孽生的,机构派生助长权力、权力做实扩张机构.这就意味着,虽然一方面,简政放权必须双管齐下,否则缺一而不可为继.但是另一方面,机构为外在形式、权力才是实质内容,因而放权比简政更重要、也更困难.唯有放权,才能做到“皮存毛附焉”.关于权力,有两句传播极广的话,“官僚主义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含义十分深刻.有两点必须强调,一是说明权力的自我约束是十分困难的,二是说明唯其困难更需迎难而上.因此,权力之道,一是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放回社会手掌中.具体来说,所谓放权就是减少对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占有权、控制权、审批权、决策权和分配权等,把相关的权力及其利益放还给企业、社会和市场.只作下述一个假设,就足见其意义之巨.如果真的放权到政府“无租被寻”的话,还会发生权力寻租腐败吗?理论上说,不会发生.可见,现在一些企业之所以热衷“傍政府”、“搞定政府”,个中玄机无非就是冲着政府权力而已.反过来,那些拼命揽权不放的,迟早是自掘坟墓、葬身在权力这把双刃利剑之下.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简政放权?一句话,为了更高效且更公平地配置资源,而这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经济学,简单说就是研究有限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门科学.从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政府“看得见的手”,人类调节经济或者配置资源就有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手段.但也恰恰是可以有选择惹的祸,市场和政府往往容易掐架,而且往往是政府占上风.政府稍占上风也可能无大碍,但是政府一旦无节制地干预市场经济,陷入无穷无尽、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管理决策漩涡后,势必瞎指挥、乱操控、穷折腾,无疑会给经济生活的健康运行带来极大危害,甚至让整个国民经济“摊上大事”.中外历史上及现实中这方面的无数经验教训无不极其深刻惨痛地警示着这样一条真理：唯有简政并放权,才有生机与活力.
回顾这些年来的改革历程,围绕简政放权这个中心,取得的成就无比巨大也有目共睹,但是和人民的更高期待相比,和深化改革还有更大的潜力与余地待挖掘相比,和完全可以通过放权以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来极大地减少权力寻租、从而更好更有效地反腐甚至达到杜绝腐败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换个角度看,差距就是潜力、机遇与希望,因此简政放权大有可为.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时困难无以复加.
因此,真要在简政放权上有实质性作为,就必须自顶层设计而为之,才会势如破竹、功到自然成.而我们现在常讲顶层设计,那么,到底什么是顶层设计呢?最简单地说,就是自上而下、高屋建瓴进行的富有源头性、全局性、治本性和前瞻性的总体改革发展规划.
顶层设计第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虽然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更难,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不要触动灵魂或者更新观念,而是极言当前利益固化程度之冥顽.恩格斯曾说：“思维是世界花园中最美丽的一朵鲜花”.具体指,思维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可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简政放权的顶层设计中同样具有源头性的特征与地位,必须作为首选与第一步.
首先,必须鼓足勇气.就是说,在思想观念方面,要有自我改革、自我舍弃、自我加压的勇气.虽还说不上是壮士断臂、自剪羽翼,但所需要的勇气应该毫不亚于前者.当前,因政府公权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多发,触点很多、燃点较低.如果缺乏规范行政、约束公权等简政放权的真心诚意,思想的懒惰麻痹必然导致个别公权行动的放肆妄为,一旦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公权使用的事实性过失行为,就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爆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因而,无论是出于天下为公为民的内省自愿,还是出于时代潮流所迫的倒逼无奈,都是激发起简政放权勇气的合理源泉,从而激发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更大勇气.
其次,必须善用智慧.如果有一个最简单的词可以概括我们党的智慧,那就非“与时俱进”莫属.这一智慧结晶同样适用于简政放权.如果时代已经呼唤简政放权,却继续抱残守缺、循规蹈矩、逆势而为,即为不智.所以,如果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勇气智慧的话,那么,知其无可为而坚决不为之更是一种勇气智慧,一种被称之为舍得和放弃的“急转弯”式勇气智慧.在对待权力上,无疑更需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而放权的大智慧.
再者,必须领导带头.有这样两句话印证这个观点,一句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另一句是改革开放初期流行的“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来管就不难”.意思都很明确,只要领导动之于心、痛下决心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简政放权就一定会“步步为赢”.
因此说,顶层设计的第一条应该就是把勇于自我改革、放权让利于社会作为思想认识的基点和具体实践的出发点.
顶层设计的第二步：科学定位、转变职能
思想认识一旦能够统一到愿意自觉减少政府的资源权和干预权,应该说,就有了付之行动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光说而不练是不行的.因此,顶层设计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职能.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在做的事情,即转变政府职能.
从理论来说,政府职能定位问题实质上就是政府和市场孰轻孰重、孰强孰弱的问题,而这已经成了人们治理经济的永恒性课题.这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关键就在于如何把握好一个“度”.一般地,从微观角度来说,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由一个个分散主体决策的经济行为,只有“看不见的手”反而能加以自动调节；从宏观角度来说,市场由于其分散性与复杂性所决定,个体难以或者甚至无法自动从总量即宏观的角度予以调节,这就决定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正是这两手的适度运用,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不仅高效而且简约,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得以公平与均衡.问题在于,政府之手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插手到微观层面,而违背其存在的初衷,从而添乱.而市场之手又总是会如脱缰的野马毫无驾驭,无限放任的结果就是供求失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只有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边界,特别是明确政府职能,才能相安无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从历史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十分注意研究解决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特别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回顾一段经典历史文献中的真知灼见是非常有价值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过去及当时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已经十分深刻而鲜明地指出“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进而强调“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并为此在紧接着的阐述中具体规定了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说实话,我们既应为此而自豪,因为差不多三十年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提出来、并付之行动了；我们又应为此而惭愧,因为同样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破题或者进步,但至少问题依然存在、个别甚至十分顽固.
从现实来说,我们党对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我们今后还将不断探索完善下去.同时,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于政府职能定位也已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对政府职能作了十分精辟的最新概括,即“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禁让人拍案叫好!再一细想,更觉确实如此.如果政府能干好这三条,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好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而且已经相当不容易.因此,政府何苦再揽那些干不好、干了也费力不讨好的事呢?果如此,人民有福、国家有福、政府自身亦有福.
顶层设计的第三步：建章立制、依法行政
对于简政放权,顶层设计有了思想观念的认识到位,以及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这两步之后还是不够的.因为相对于迷恋权力、恋栈职位等容易作祟的思想来说,仅依靠提高思想觉悟仍不够牢靠；同样,相对于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政府职能就走了回头路的“怪圈”来说,仅依靠一时转变也是不会长久的.
很自然地,第三步就是如何在做实方面加以深究.应该说,没有比把对简政放权形成的一切理论认识和实践做法诉诸法律法规、以立法形式加以确定下来更稳妥、更权威、更长久的了.因为,唯有法律制度、白纸黑字才是最为可靠的.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称市场经济为法治经济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正所谓有法可循、依法办事.
从现实意义上讲,简政放权有关的不管是思想出发点、良好的意愿,还是机构的设置、职能的设定、权力的划分、责任的履行等,都立法明确下来.一句话,把简政放权顶层设计有关的党的意志和路线方针政策等统统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使之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一方面可以凡事做到师出有名,所谓名正则言顺；另一方面可以凡事做到从心所欲但不逾矩,所谓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惟其如此,顶层设计的良好愿望才能化为现实,才能确保一切党政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从实践操作上讲,就是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具体对于简政放权而言,在内容上,简什么政、放什么权,要立法；在时间上,什么时候简政放权,简政放权到什么时候,要立法；在保障上,简政放权后赋予了企业、社会和市场的权利又怎样保证落到实处,也要立法.只有以法律为依据,以法律为约束,以法律为监督从而把简政放权纳入法制化轨道,使之形成法治化网络,才能最终杜绝所谓的“二政府”、“影子行政”、“附加职能”等等现象.
从今后发展上讲,将传统的政策扶持为主的经济治理模式转变为法治制度为主的新经济治理模式.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资源配置上,还是在监督管理上,都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强调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经济领域的立法工作,以立法来减少政府干预特别要规避政策可能产生的随意性,从而使中国经济治理适用规范性、预期性、透明性更强的法治方式.
顶层设计的第四步：讲求方法、稳步推进
上述三步,思想认识的转弯、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方式的转型,单纯从实现简政放权目标来说,是完备的.但是,简政放权作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关键方面,考虑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固有格局的惯性阻力和尽量减少损失动荡的试错等因素,最后必须在方式方法步骤等方面注意采取先行先试、逐步推广的稳健型模式.
古今中外改革史都表明,改革能否最终成功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看是否注意方式方法.从成功的改革事例及其经验来说,无论是商鞅变法、罗斯福新政,还是我国波澜壮阔、奔流不息的改革开放.从大的方面看,其成功当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实际、抓住问题关键、勇于开拓创新、把握发展机遇等根本原因所造就.但确实在方式方法上也都具有“启发说服、反复比较、理论支撑、舆论造势、广泛宣传、鼓励探索、宽容失误、局部试点、典型引导、经验总结、逐步推广、及时反馈、修正完善”等内容与特点.而从失败的改革事例及其经验来说,无论是王安石变法、俄罗斯“休克疗法”,还是现如今由“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动荡之秋”的乱局,除了大的方面有重大失误以外,在方式方法上也犯了“纸上谈兵、强行实施、禁锢异见、打击异己、强求一致、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甚至一意孤行”等严重错误.历史反复昭示,方式方法不可谓不重要、不可不讲求.正所谓“不改不行,改慢了不行,过于激进也不行”,一切尽在多做少说之中.
为此,在大原则、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具体路线图反而应该是遵循由简入繁、由易而难、循序渐进的“让利→放权→简政”的过程.先从政府让利开始,比如降低企业税负、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居民收入等等；再把已经因为让利出来的相应权力在触动较小的情况下、比较易于接受而顺理成章地返还给市场与社会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而后,权力一旦还给了社会,与之相应的机构及人员也就会比较自然并心悦诚服地逐步随之精简.这种兼顾各方、考虑承受、有理有序、减少震荡的方式方法就会使我们的简政放权不断迎来广阔天地而不是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从而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简政放权之路.
最后,还是引用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一句话作为简政放权顶层设计的指针,“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此言适用于今天,乃至于今后.
G. 政府与人大应该怎样更好的实现简政放权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两个方面。简政放权，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加强管理和服务，目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
为了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政府就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放彻底，不能因为担心放了容易乱就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决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该由企业决策的事交还给企业，把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交还给市场，打破各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保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处理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中央政府在发展趋势研判，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统筹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改革、经济与社会、各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必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对中央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必须统一步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不能撒手不管，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地方、基层和社会组织切实接住、管好。
处理好“瘦身”与“强身”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现在机构编制总量已经很大，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经弱化的领域没有及时“瘦身”，闲职太多，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强身”，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的人手不够，该管的管不过来，甚至没人管。对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应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强身”。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有些机关上面很大、下面很细，成了鸵鸟。各级地方政府都应狠下决心，该加强的加强，该弱化的弱化，特别要加强基层、加强一线，将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把编制结构调整好，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实保障。适应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市县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人员力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现行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也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有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在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权力因过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权力正当行使，防止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应深入把握权力运行基本规律，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支撑，以分权制约为核心，以公开问责为保障，促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科学配置权力，按照职责、权力、责任相对应的原则，优化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之间的权力配置，该强化的强化，该分解的分解，该限制的限制，该下放的下放，明确权力运行的方式、范围、责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揽权、争权、让权、越权等问题发生。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听证咨询、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规范运行流程，提升执行刚性。推进政务公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加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建立“权利制约权力”的倒逼机制。
处理好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关系，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现代化，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有效宏观调节较少；运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较多，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间接调节较少；各项职能大包大揽的多，转移外包出去的少。这不仅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须切实予以纠正和改变。
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变革的方向，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变，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注重权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导转变。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着重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节，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手段的协同配合，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进社会共同治理，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鼓励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按照《决定》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给群众提供更多便利和实惠。
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在职能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型，一方面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革故鼎新的勇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和部门利益的障碍，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机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则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在制度约束下进行，才不会跑偏、出位。
改革创新是法治进步的实践基础，法治是推进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可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我们摒弃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确保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应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内部空间，盘活存量资源，为改革创新提供支持，确保行政决策依法作出、行政权力依法行使、行政过错和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对在法律框架和职权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的改革事项，应精心谋划、积极推进；对法律法规不允许、工作中又确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国家事权的，要申请国家授权试点，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积累经验。实践证明，有益可行的，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在全国推行，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法律变革。应出台制度办法，在法律框架内为改革“试错”护航，保障改革者披荆棘、闯雷阵、涉险滩，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H. 从政治生活角度 说明政府以敬民之心 行简政之道的依据 考试 题目
怎样理解“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
“以敬民之心”，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公务人员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时，心里要牵挂百姓、做事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对人民怀有敬意之情、敬畏之心，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大力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只有胸怀敬意，才能积极谋事、主动作为、善于作为，依靠百姓，创新治理，不断提升政府效率；只有心怀敬畏，才会肩扛责任、严肃法纪、秉持公正、把控风险，才会既不懒政当甩手掌柜，又不乱作为瞎折腾。
“以敬民之心”，就是以民为先，心中装有百姓，行简政之道，办实干之事。为政者持有敬民之心，才会勤政廉洁，当好人民公仆；才会不推诿扯皮，提高工作效率；才会用权不任性，便民而不扰民；才会让居民和企业少跑腿、不添堵、好办事；才会科学施政，高效运转，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平等的机会、更大的空间、更好的生活。简政之道，民生为本。各级政府部门及为官者要处处为民着想、方便百姓、服务人民、为民谋利，将简政放权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使人民得实惠，百姓获幸福。
“以敬民之心”，就是要坚决遏制行政权力的任性，积极回应社会和群众的合理关切，切实解决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问题，实现放管有效结合，保证权力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行简政之道”在于“行简”。“大道至简”“简除烦苛，禁察非法”。这就要求政府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改革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清障搭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晰政府权力与责任边界，提升政府效率。
“行简”并不意味“无为”和懒政，也不是指单纯的“少”，而是休养生息、蓄势待发的主动作为或“有为”，它源于孔子《论语·雍也》里的“居敬而行简”这句话。“行简”是在明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基础上，不糊弄百姓、不做官样文章、不求繁文缛节，不用太繁多的程序和环节来扰民、烦民。
简政之道与敬民之心同根同源，体现了人民政府施政之道。
“行简政之道”的“道”有三：一则敬民；二则守法；三则科学。
简政放权必须恪守敬民原则，自觉服从、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简政放权到不到位、成不成功、效果好不好，要由人民来评价，其衡量标准与砝码在人民手中。
简政放权必须守法。偏离法治轨道，不仅无法让简政放权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而且还会使改革变成一些领导弄权独断、恃权专横的“遮羞布”，沦为人治的借口。
简政放权必须科学。简政放权必须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市场能做的，尽早放给市场；社会可做的，及时还给社会；市场与社会都难以做到的，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之“简”是否科学有效，要以能否充分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为检验准绳。
怎样践行“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
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宗旨意识、法治意识。
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牢记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人民政府的天职。这是简政放权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要自觉服从改革发展大局，坚决破除怕丢权、恐失利的思想，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工作。同时，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优化服务，从根本上摆脱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羁绊，真正做到思想上放胆、政策上放宽，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与社会发展活力，实现政府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给群众方便。
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只有在思想上把人民当主人看，才能在实践中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才能时刻慎用权力、克服权力任性。实际上，行简政之道就是政府自身削权、放权，是一场十分痛苦的自我革命。政府自我调整、触动自身既得利益，往往比触及个人灵魂还难。所以需要壮士断腕的精神与勇气，需要提高思想认识。同时，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之后，还要让习惯于审批的公务人员承担更多使命，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当好监管者与服务员。
简政之道，在于法治。“行简政之道”还需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与法治意识。简政在法律层面上就是修改、完善、废止有碍社会运行、经济发展、企业生产、个人生活的陈旧、过时、僵化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简政放权，一方面不能不“简”、不“放”，另一方面也不能太“简”、太“放”，要坚持于法周延、放管结合，使改革始终在法治轨道上。
任何改革措施和服务举措，不能单凭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或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必须增强法治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注重实体性规范和保障性规范的结合和配套。
二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党的十八大要求要把政府职能转变为“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此，首先要进一步明确、细化、落实简政放权的目标与任务，继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调整行政审批管理方式，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着力解决部门权界不清晰、职能配置不科学、审批流程不规范、审批行为不透明、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质量。
其次，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凡是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要一律取消，不得变相保留；制定监管措施，防止监管缺位，加快形成权界清晰、权责统一、运转高效的权力运行体系。
再其次，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对保留实施的审批事项要编制、修订行政审批事项操作规范和流程图，简化申请材料，减少办事环节，压缩办事时限，提高审批效率。
最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要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要增加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围绕补“短板”，带动有效投资，让群众享受到便捷公平可及的服务；要开门搞简政，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菜”，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共服务网络，打造“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贴近式”社区服务平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三是切实加强简政放权的全程监管与考核。
简政放权不能一简了之，要对放权情况进行反馈和评估。对基层接不住、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等问题要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提供指导帮助，防止出现“中梗阻”现象。
创新简政放权的事中事后监管方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手段创新监管模式，建立统一监管平台，推进综合执法，做到公开透明，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方式；实施企业信用信息统一归集、依法公示、联合惩戒、社会监督。
简政不等于放弃责任。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正确处理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之间的关系，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建立长效考核机制，形成以制度管人、流程管事的监管与考核机制，建设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
I. 运用政治生活知识 谈谈政府为什么要简政放权
政府是行来政机关，在市场经源济中负有重要的经济职能，主要进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因此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打造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减政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