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最好的服务
Ⅰ 如何进一步发挥法治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 无论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都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生命线。要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付出更大努力，让人民群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 法治文化是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的重要支撑。要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 法治体系是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这五大体系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制度支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这“四个更好”，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刻阐明了法治对于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意义（+微信关注求是网）。
一、全面准确理解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引领和规范是法治发挥作用、显示价值的两种重要形式。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指引国家发展方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基本制度及活动准则，规定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在法制上的体现。因此，法治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保持国家制度稳定，引领和确保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是确立行为规则。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国家的最大规矩，规定了每个公民、法人、政党、社团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赋予国家管理的权力并明确其边界。法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明确告知人们，国家希望社会成员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行为是允许并受到保护的，哪些行为是禁止并将受到惩罚的，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这些行为规则。
三是整合社会利益。我国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法律是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调节器和平衡器，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各方面利益诉求，最大限度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平等，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平等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以法律为准绳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在尊重个人权益基础上构筑全社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践证明，法治是整合社会利益的最有效机制，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过程。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关键在于怎么去解决。法律是定分止争的最有效手段。这是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利益边界，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最大公约数，能够被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遵守。以法律为依据构建冲突解决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解决矛盾和纠纷，可以避免或减少矛盾激化和社会冲突，确保社会正常秩序。
五是凝聚社会力量。宝剑和天平作为法律的象征，向人们昭示了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惩恶，就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防止违法行为造成更大危害，同时也警示人们不能逾越法律红线、触碰法律底线，从而维护社会公正、弘扬社会正气。扬善，就是清晰告知人们法律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只要遵守法律，就能在法律保护下实现自身利益、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充分发挥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守法者得利、违法者吃亏、犯罪者必惩的价值导向，扶正祛邪，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
六是保障经济发展。引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法律和政策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互联互动，都反映了一个国家一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营造环境、提供保障。但相对于政策而言，法律更具稳定性、长期性，成熟的政策可以上升为法律，使之发挥更为长远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和政策一样，也要与时俱进，只有适时制定新的法律，及时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健全的法治能规范经济行为，创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社会环境，提供稳定的社会预期，引领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Ⅱ 人治与法治相比，哪个好
“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会不仅是法治意识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也是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请采纳为最佳答案
Ⅲ 世界上法制建设得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上面全是虾扯蛋，国际公认最法治的国家是新家坡，没有拐卖妇女儿童，下飞机踏上踏板就进入其国土，口袋里面有毒品，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死刑，美国人？bong
Ⅳ “人治”好还是“法治”好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恐怕如今没有人不说法治好。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学术评价。 在学术评价中，所谓的“法治”，如今自然就是“量化”──单位时间内发表了多少SCI、EI、CSSCI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许多地方还要统计字数）、得了多少数量多少级别的奖项、拿到多少“课题”、入账多少经费……，这些数据是“硬杠杠”，有了这些“硬杠杠”，往上一套，人人平等，似乎优劣立判。各种各样的评估、申报等等，也都只看这些数据。这套做法近年愈演愈烈，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指出其种种弊端。然而维护这套做法的理由也很雄辩：你说这样不好，那怎样更好？！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有何学位？，梁说没有；问有何著作？梁说也没有，校长表示，这就很难接受了。但梁启超说，陈的论文，价值远在我梁启超的许许多多著作之上。校长相信了梁启超的推荐，遂聘陈为导师。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清华校长起先是打算“法治”的──讲学位、著作之类的“硬杠杠”，但最后他却采纳了“人治”──人治者，信任某些个人的判断力也。梁启超学问深湛，名满天下，校长认为他的判断力是可以信任的。梁既享此大名，自己亦必爱惜羽毛，决不至于胡乱推荐。 沿着这个故事往下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人治”和“法治”的两种结果。 先看“人治”：陈寅恪之受聘清华，果名副其实，则在校长为用人有方，在任公为荐贤有力；如其名不副实，则在校长为用人不当，在任公为荐人失误。校长即使想要推卸责任，至多只能说一句“任公误我”，作为校长，终究难辞其咎。 那么如果某人有了学位和著作，受聘之后却名不副实（这种现象如今太多了），又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指责清华校长用人失当呢？也不能，因为他可以辩解说：他“硬杠杠”过硬，我怎么能知道他会名不副实呢？学位是别的大学颁授的，著作是别的学术机构审查的，高学位而低能，学术著作中有水份，这些都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左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怎能专责我个人？ 更重要的是，既是“法治”，聘任必经过某种委员会会议通过，通常，校长个人在这样的委员会中也只有一票，这就更难要他承担责任了。 在陈、梁故事发生的年代，在学术界实行“人治”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说那时就是以“人治”为主的。但是现在的学术界能不能回到“人治”去呢？恐怕很难。周振鹤教授有名言曰：“现在是平庸的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没有大师，即使真想“人治”，恐亦不可得也。何况大师如今又很容易被指为“学霸”或“学阀”。 说到这里，我还是很想重复一遍当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这句话已经被人重复滥了（尽管经常有文字出入，甚至张冠李戴），许多大学校长也经常提提这句话。但是，很多人骨子里其实根本没有认同这句话。 为什么？因为在量化考核中，“大楼”和“大师”的优劣是再清楚不过的：“大楼”可以“验收”，可以“得分”啊！——“实验室面积”多少多少平方米、“办公用房”多少多少平方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啊！而“大师”算什么？可以“验收”吗？可以“得分”吗？“大师”不仅不能为量化考核作出贡献，反而要花钱供养他，他还可能不听校长院长系主任的话，我们要这种东西干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远离“人治”，依赖“法治”——就是量化考核。
Ⅳ 如何理解法治是给人民的最大福利
社会和谐发展的趋势是从人治到法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个法治社会是人民的最大福利
Ⅵ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说明了什么道理
好的营商环境是有法可依，用法律保护正常的行为和生活，而不是人为的干预与人情社会。
Ⅶ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最好举一个具体的实例
法制指的是一个制度上的层面而法治是一个思想的范畴 中国目前是提倡法治社会（就是说目前没有基础完善到一个制度的层面，还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Ⅷ 有哪位名人说过法治是最科学的治理方式。
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拉伦茨
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会变成废纸.
——基希曼
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
——黑格尔
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
——萨维尼
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
——强森
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
——哈耶克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伯尔曼
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
——陈弘毅
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费尔德
尽量大可能把关于他们的意志的知识散布在人民中间,这就是立法机关的义务.
——边沁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
——滋贺秀兰
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霍姆斯
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
——波斯纳
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
——布鲁纳
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
——庞德
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边沁
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
——拉德布鲁赫
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
——阿奎那
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
——亚里士多德
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
——劳伦·却伯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
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德沃金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
——埃利希
自由是一种必须有其自己的权威、纪律以及制约性的生活方式.
——李普曼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
——斯宾诺莎
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
——西塞罗
由于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举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举止才能维护法律.
——马基雅弗利
Ⅸ 法治与法制有哪些区别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法治，又称法律的统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治国方法。亚里土多德对法治的界定是：法治就是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两个核心要素。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内涵的差异。法治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约公共权力与保障人权等基本原则；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简称。
价值取向的差异。法治强调人民主权（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法制则不预设价值取向。
在与人治的关系上，法治明确地与人治相对立，有人治无法治，而法制可以与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
在配套环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环境，法制则可以在各种经院政治、文化体制中存在。法制指一个国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而法治却强调一个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法制的内涵比法治要小的多。法制着重讲的是法的一系列规则、原则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而法治的内容就要丰富的多。
(9)法治是最好的服务扩展阅读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制”我国古代已有之，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