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提出
1. 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是多少大提出的
党的十八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论断和号召,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巨大转变,是治国理念的巨大进步。
从字面上理解,尽管“法制”和“法治”都有一个“法”字,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开展相关活动、实现相关管理。可是,“制”是制约,是钳制,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行为。按照以往的有关说法,就是要在法制社会中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治”是在法律制约下的科学有效治理,包含对法治精神的全面贯彻、全民知晓、全方位领会,包含对法治行为的实时监督和监控,对司法公正的严格管控。在“法治”的治国理念下,我们应该做到的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焦洪昌说:相较于“法制体系”,“法治体系”内容更加明确,界分为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也就是说,在依法治国的精神领域里,相较于依法制国的概念,范围更广,增加了实施、监督、保障环节,并将党内法规明确纳入。在制度的保障之下,各种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统一。
在法制的观念之下,制度是“死”的,是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在法治的精神中,治理国家的各种法律制度、监督机制都能在现实的环境中实现有效的跟进和随时的改进。因为治理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革新、自我纠正、自我调整的过程。治疗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两架马车,并驾齐驱则双赢,反向用力则双损。中国共产党人最擅长、最真诚的就是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自我革命,创新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理念。
2. 什么时候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没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提出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不是一下子就轻而易举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际上,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党和国家对执政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相应地,对法制建设的重视也是空前的。
“过去我们曾经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强调不够,经过十年内乱,大家头脑比较清醒了,认识到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无法无天是要吃苦头的,决不能再让它重演。”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经验教训的认真汲取,我们党和国家作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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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发挥依法治国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视通过全面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专门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
提出并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把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高度。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
3. “法治”的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4. 依法治国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
依法治国是在1997年月中共十五大提出。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变,制度体系向囊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动态体系转变,意味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我们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确保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们建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等制度,用法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我们修订环境保护法、建立环保督察制度,用法治为美丽中国保驾护航……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制度文明的发展,更体现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治理智慧。
从治国理政的全局出发,更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判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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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部署,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发展,有赖于法治赋能;百姓平安福祉,靠的是法治守卫。继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能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5. 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
应当选 D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回经济体制的决定》答,法制建设首次作为独立主要问题提出,包括理发、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
(2)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提出;
(3)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
(4)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在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这预示着:中国将依靠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民间)的力量,走向法制现代化(法治化)的道路。
6. 依法治国是谁提出的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法治国家”版概念。
依法治国是中权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一、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二、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彻底否定人治,确立法大于人、法高于权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
三、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国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五、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
六、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七、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总之,依法治国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7. “依法治国”是在什么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
依法治国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
“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国记者如何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时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牢固树立法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7)法治社会提出扩展阅读: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发展人民民主和建设法制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事实上,新中国在成立后至1957年夏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前的7年时间里,是比较注意法制建设的。
这期间,不仅制定了1954年《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命令,而且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遵守革命法制,实行宪法,依法办事。这可以从当时一些领导人在讲话中看得很清楚。1949年初,谢觉哉同志就说过,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但我们确要我们的法治。
1954年9月17日,彭真同志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宪法草案时,专门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了发言,指出“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
在改革开放以前,各种条件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不可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当然更不可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在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没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提出来。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不是一下子就轻而易举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际上,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发展
8. “法治”概念最早由谁提出
法治最早应该源于夏商时期的理官。后形成法家学派。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内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容派,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