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文化对法治建设
① 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关系
认真说起来没有任何的关系。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
现在的中国的法学是以西方法学理论为基内础。
而中国容的传统法家思想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法家学说。可以说是自成体系。
第二，推行的方式和来源不同。
传统法家思想和法学是依靠君主手中的权力推行，维护上层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强调加强君集权。
现代的法治是依靠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以宪法为最高原则基本法制定的法律条文，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目的。
第三，内容不同。
传统法家思想学说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包括了权术，政治，军事，还有各种传统文化理念。并不是纯粹的法律条文。
现在的法治主要目的是体现民主政治的法学理论思想。（至少名义上是这样）
两者的关系仅仅只能说是，借鉴过去，推陈出新而已
② 传统家文化的优缺点有哪些
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家庭、家族为实体的存在形态,以父系原则为主导,以家版庭、家族成员之间的上权下尊卑、长幼有序的身份规定行为规范,以祖先崇拜和家族绵延兴旺为人生信仰的一整套家法族规,并把这一套家法族规从理论上升华泛化到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成为人类文化传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传统家文化有利有弊,简述如下.
积极作用：
1、有利于企业家创业；2、有利于快速决策；3、有助于战略的延续性.
负面影响：
1、对两权分离的影响；2、对用人制度的影响；3、对信任的影响.
③ 如何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以文化为载体，以法律法规为内容，用人性化、艺术化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和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而被大家认可和接受的一种文化，具有宣传、教育、引导、激励和娱乐等多种功能，是思想领域、文化领域、法治领域的重要工作，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加强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六五”普法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对于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创新机制，夯实法治文化建设基础。必须要在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以机制创新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一是强化责任。二是落实保障。三是整合资源。
2、创新品牌，提升法治文化建设活力。要扎实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要发挥地区优势，在巩固、深化和创新品牌上下功夫求实效。一是巩固法治文化宣传广场。二是深化法制宣传教育中心。三是打造法治文化生活馆。
3、创新载体，增强法治文化建设效能。法治文化建设的难点在于概念虚、基础弱、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必须要下细功夫、实功夫、慢功夫，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居民的法治意识，提升地区的法治水平。一是加强融合。二是抓好结合。三是注重整合。
④ 结合材料,运用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知识,说明在社会法制建设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文化，特别传统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文明正是通过教育这种社会遗传方式延续下去，又借助人们的不断创新而造成变化，由量变的积累和积淀，而导致质的飞跃、从而形成在质上明显不同的进化着的文化、文明的历史。
（一）传统文化的优秀性。
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化瑰宝，就是现在的人，也未见的能够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传承的精神财富。比如孟子说，当一个国家不仁义的时候，持有正义的一国就可以高举正义之旗，前去讨伐，这一论点同现在国际上那种“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再比如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入侵时所积淀出的精忠报国精神，与现在提倡的荣辱观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二）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特别是农耕文明和官僚文化，重农轻商，过分仰仗仕官阶层，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文化，缺乏产权意识和诚信意识。皇帝讲究的是分封诸侯，家庭讲究分家单过，因此中国人很难出现那种巨型的跨国超大型企业，靠股份这种形式把分散的资产联合起来在中国则变得更加艰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摈弃的。
因此，我们教育青少年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时，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并在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⑤ 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主义传统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 ,更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 ,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的理性追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和关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深远。宗法伦理观念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断地获得延续和传承 ,几经沉淀已深深地溶入国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级精神、人治色彩、群体为重、义务为本、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现代法治的精神。
中国古代是农业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交换，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各家使用国家的土地向国家纳税服役。这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带给人们社会关系的最大特征就是依附性，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国家。为了维护这种依附关系，必然要求群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社会义务重于个人权利，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因而成为法律的主要价值取向。"重刑轻民"因而成为中国法律的一大特征。"法律由于主要体现为国家的镇压工具，是异已的力量，人们由此畏惧法律、害怕诉讼，用法律解决纠纷不可能成为人们的选择目标"，法律的调节功能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法律仅成为国家专制的工具，而没有成为人们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与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宗法等级的社会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一方面从国家法律高度维护这种宗法伦理关系，一方面承认家族法规的合法性，而且还赋予家长对家属的司法惩罚权力，以弥补国家法律不足。国家对家族法规的高度认可，形成了中国法律浓厚的伦理色彩，法律和道德合一，法律附属于道德。这种血缘等级与阶级关系一道形成了整个社会重身份、讲名气、论地位的风气，立法上也就遵循法有等差的原则，同罪异罚、法律面前不平等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等级的网络中，自然难以产生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建立在宗法等级结构之上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一切法权的渊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以言代法"、"以言废法"，个人的作用大于法律，人治社会由此产生。在古代中国，司法历来不能独立，中央是司法隶属行政，地方是行政司法合一。行政统管一切，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意，权大于法的观念已固化在人们的行为模型中，至今难以消除。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思 想强调和谐与稳定，并通过以"礼"为核心的道德准则来加以维护。它强调身份、义务、群体和修心，否定个人、权利、自由和利益。儒家思 想通过统治者的强化，普遍支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如"为政在人"的 "人治"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德主刑辅思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执法原情观等。这些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灌输，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日常行为之中，要彻底变更决非易事。
根源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等方面无不打上宗法制度的烙印,形成了轻法律、重人情为特色的伦理型法律文化。具体表现在：
一、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作为中国古代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
在宗法制社会里,国是家的扩大和延伸,治国等于理家,家族的和睦稳定意味着国家的稳定。对于家族的治理,仅用冷冰冰的法律显然缺乏人情味,不利于家族内部关系的稳定,所以夏、商、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采取了与宗法制度相适应的温情脉脉的统治方式,即以礼作为规范人们言行的标准和依据,用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使尊卑、贵贱、亲疏、长幼有了各自的行为规范。
二、以身份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和依据
(一)亲属间相犯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的轻重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依据———服制入律
(二)以与犯罪者之间有无血缘关系作为是否享有诉讼权的依据———亲属相隐
(三)以与特权者血缘关系的远近作为能否享有司法特权的依据———议、请、减、赎
(四)以嫡、庶之别作为是否享有继承特权的依据———严格区分嫡、庶
(五)严格维护家长的特权———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
三、家法是国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法族规是宗族组织以国家法律、民间习惯及纲常礼教为原型而形成的,用来调整宗族内部关系并在宗族内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家法与国法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范认可和支持家族法规
(二)家法族规是国法的重要补充形式
在宗法意识统治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交往只需凭关系，不需要什么事先约定的规则。血缘关系的远近就是行为依据，亲、义、别、序、信就是行为准则，人情、风俗、习惯、道德、伦理、行政命令等，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这种宗法伦理的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成员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对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法”多指“杀人偿命”等还能寻到一些同态复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们发生了纠纷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说和，是常见的处理形式；第三、讲关系、重人情、裙带之风盛行，一个案件即使处理得再公正，在当事人和部分公众心目中也要打上几分折扣，输官司的一方无论是否该输，都要无奈地感慨“人家上边有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扰司法人员，执法者的执法权经常成为执法者为亲友解难的工具，因此，“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打官司无非打关系”并非虚言；第五、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认为行政力量可以解决一切，视权大于法；而老百姓受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影响，认为司法机关就是衙门，司法人员就是官老爷，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寻求司法救济。
再次，国家本位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断是法律是国家的附属物，法源于国家，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任何规范只要打上国家的印记，就是法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法离不开国家是因为国家是造法之母；国家离不开法律是因为法律是实现统治阶级政策、执行国家职能的工具，在这种传统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讲身份等级，忽视人的正当利益和需要，轻视人的权利，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简言之，就是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和伦理本位。
⑥ 如何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增强公民法治观念调研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些成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因此，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仍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一、我国现阶段公民意识欠缺的原因
公民意识在建构法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的公民意识还不是很强，还存在一些影响公民意识形成的消极因素，究其根源主要有：
（一）臣民意识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和尊严，树立皇帝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出发点。而且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也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所代替，皇帝一言可以立法，一言也可以废法，使古代中国形成了系统严密的官僚体制，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培育出的是适应封建政治文化发展的臣民意识。近代以来，中国曾经有过几次思想启蒙运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都是昙花一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人权观念、自由与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念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抛弃，而许多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臣民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较大的解放，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家长制、特权思想、臣民意识在一部分人的大脑中仍然根深蒂固。
（二）权利意识的淡薄。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但在古代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这主要是由于：1.客观上由于自然经济、宗法家族和集权专制三位一体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与之相联系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无法正常发育与成长。这是传统社会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客观原因。2.主观上由于儒家思想一向推崇重义轻利。受其影响，时至今日部分公民依然羞于言利，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居然会因打官司有贪利嫌而不愿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这就不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意识和行为。
（三）公民教育的滞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法治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教育模式，而没有及时转变思路。转变到提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上来。这也是导致公民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转型期制度的不完善。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这主要表现为：1.存在着制度空场和制度冲突。所谓制度空场，就是制度的供给滞后、不到位，人们有了新的活动却无相应的活动规则。所谓制度冲突，就是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比如在法律、法规方面，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干着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勾当。2.现存制度的效率不高或无效。制度的效率是指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的大小。如果制度对人们行为没有约束力，则是无效。如制度对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等行为的规定，基本上是无效的。如果制度对人们行为有一定约束力，但没有达到制定制度时的预期效果，则是效率不高。如制度对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行为的规定。现阶段，社会制度失效或效率不高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出现了诸如打假者被打、索赔者索不到赔、纳税人竞争不过高逃税等现象。制度的不完善影响了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对公民意识的形成起着抑制作用。
二、提高法律意识的途径及方法
培养和提高我国公民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责任，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认为主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必须创造适宜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所谓外部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现代法律意识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政治环境方面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体、政治活动程序和政治观念的科学化。因为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意识是在民主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环境方面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组成部分的法律意识必然要受到精神文明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公民法律意识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完善和发展。所谓内部环境，主要是指法制自身状况。包括两方面，
一是建立和制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二是努力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二）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法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识的体现。其创制和实施都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掌握、法制观念的增强、正确法律观点的确立，都需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来完成。从1985年开始，经过几次普及法律常识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对进一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严格执法。认识来源于实践。社会上日常的法制实践活动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巨大的、现实的影响作用。如果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能严格地依法行政，依法办案，就能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力量。显示出法制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并得到他们的信任。经过长期的重复实践，就会形成固定的习惯和观念，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四）重视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研究。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发达与否，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是否繁荣有直接的关系。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法律人才又是宣传、传播、深化法律意识的使者，法学研究是培养健全的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社会在不断发展，法律也需要发展，人们在运用法律来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在法律实践中，一些新经验、新思想也需要及时总结、推广，这些都离不开法学研究。而研究的成果，又通过法学教育使一部分人先行接受，然后又通过这些受教育者用各种方式向社会传播、推广并付诸实践，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不断更新和提高。
（五）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是一种涉及面最广、运用最多、影响最大的途径。所谓大众传播就是通过某种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等)向众多对象传递思想和观点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信息来源的普遍性、强烈的时效性和敏感性、广泛的普及性以及公众教育机能等特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率已大大提高。只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就能产生迅速广泛的影响，同时极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六）强化或树立具体的法律观念。1.权利观念。树立公民的权利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义务本质”反思的结果，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需要。强化权利观念，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得以真正体现，在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充分地适用权利，发挥其创造性，同时尊重维护他人的权利。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应当包括对权利概念、性质、来源的正确认识；行使权利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性；权利行使时的求实态度与自律观念；建立和完善权利行使机制的使命感和创造精神等。这种权利观首先是公民的，与以往只重视国家权力(利)是不同的，它是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2.契约观念。商品经济的交换活动是通过契约的形式连接起来的。而契约具有平等、自主、自愿、互利、互相制约等特点。树立契约观念能够减少交换过程中的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其法律含义在于通过明确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担任的法律角色，从而有效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契约观念的普遍化，是指这种观念延伸到更广泛的政治社会领域，使整个社会活动既充满活力，又有必要的约束，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有序状态。3.正确的诉讼观念。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保护手段。诉讼是适用法律的必要方式，是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正当途径。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人们群众对诉讼抱有一种深深的偏见。不管有理与否，都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并往往把诉讼与受惩罚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而是寻求法律以外的方式，这样就不能运用法律对其权利和利益进行有力保护。社会秩序是一种法律秩序，社会矛盾和纠纷如果只通过非正当途径解决，往往造成对正常法律秩序的破坏。因此，树立正确的诉讼观念，既是维护个人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
三、结语
人们的法律意识状态是受其物质生活条件和其他社会意识制约和影响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引起法律意识的变化。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显得复杂。因此，从实践需要出发，深入到社会生活中，调查、了解、把握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和个体法律意识的状况，分析、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各种有益的看法、主张，对于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推进现阶段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⑦ 如何调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结合
中国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是世界文明古国所少有的。中国古代法文化无论理论的、制度的、行为的，都有跨越时空的合理性因素。中国古代的法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点，“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由于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和生命，所以在法制上就提出“以法为教，民刑必教”的观点，以“教化”为先减少犯罪，这是中国古代法文化很优秀的精神。
比如，古代的死刑决定权很早就收归中央，这样的规定从汉以后一直贯穿下来。类似的制度在法典里也有明确规定，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是重视人，以人为本在法律上的体现。为此，他援引《慎子》、《韩非子》、《商君书》中一些以法度治理国家的观点，认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家的思想还有待发掘，其中与现在的法治建设有联系的一些思想很有价值。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则提出，既要复兴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部分，更要防止“中国法文化、或者中国整个文化传统里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复辟。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专家陈光中认为，面对传统文化，思想不要片面化，中国的封建法制文化，从主流来看就是封建专制文化、皇权至上的文化。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鲜明，但是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却是我们现在要发扬光大的;主流的专制主义甚至是残酷文化，也是不可取的。不能把过去的包袱与糟粕当成好东西。这种东西肃清起来很难，比如刑讯逼供。我们在研究与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时候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在发言中说，在中国，不管是主张孔孟的仁义道德，还是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以“秦制”为代表的专制集权。
在今天，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就不是真正的儒家，不想使中国走出秦制，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五四”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是“反传统”是过分还是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确应该反传统，但我们应该区分反对哪一部分，保留哪一部分。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认为，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中国的人伦社会不是在对自由平等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从孔子起就提倡一种“无讼”的思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中国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一个熟人社会，不需要诉讼。这种文化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对法的看法，平民对法的看法，官员、统治者对法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观点。
第一，不要将文化都推给古人，这样就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权利和责任也都推给古人了，要立足于现实的中国理论与实践，着眼于整个民族。
第二，很多个人的表现，如果能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整体上接受或执行，就不应该将其简单归结于个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重要的是从文化这个角度来反思大家曾经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那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辨认我们现实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理念差异有多大
谈到文化与“法治”，西方文化的冲击及中西文化的比较是无法回避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楼宇烈从宗教文化角度，阐释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差别:在西方，人和神分属两个世界，当过渡到法治社会的时候，法的神圣性就顺理成章。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强调以人为本，靠人的自觉较多，对法的遵守也是主要建立在对法的道德认同以及道德的自觉自律基础之上的。
外在约束一定是建立在内在约束之上，现在把内在道德约束放弃了，只靠外在约束是不可行的。“慎独”、“克己复礼”就是中国以前所依靠的底线。我们现在法治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与我们对法没有一种神圣性的、绝对性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认识有关。
陈光中以最近发生的两个法律事件为引，展开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讨论。美国在校园枪击案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其联邦法院反而通过了更加放开个人持有枪支权利的决定。与之鲜明对比的，我国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从未松懈过，近期更是成果辉煌。这反映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凌驾于社会安全之上，而我们是强调安全第一、集体人权第一，这反映出两国主导价值观是有差异的，但都有合理性。所以对于“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应相互结合。
秦晖认为，中华法本身有些好的东西，应该发挥。反过来讲，在西方，不管是衡平法还是罗马法也都有它的中世纪时代，也很难说那个时代实行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政治史》提出了“““1“by1““”的说法，强调皇帝用罗马法来治理，尽管当时的罗马法非常发达，但它绝不是现代法治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苏亦工认为，学习西方，也要认识和鉴别西方，注意不要盲目地接受它极端化的思想。对于西方的思想，如果我们吸收来的是其中很极端化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下没有了克制、没有了天敌，就可能无限蔓延，引发灾难。
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问题
如何化解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与会学者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法治与道德的关系上。
郭道晖提出“为政以德”应该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他认为“德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先秦时期孔孟所讲的“以德治国”，是要统治者为政以德，实行仁政，并非针对老百姓而言。其实，要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执政者也要为政以德。司法是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不讲良心，司法也不能实现公正。
《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王松苗阐述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他认为:第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不矛盾的，依法治国讲的是依法治权，以德治国讲的是以德治事。法治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靠道德教化反而更有效果。“依法治权”与“以德化人”应该也完全可以统一。
第二，“以德治国”是有中华传统的法律文化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强调宽恕，强调“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与现代“调解”一脉相承，有利于息事宁人，和谐关系。
第三，“以德治国”与当代法治生活需要是合拍的，能够满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需要。有时候非黑即白的判决非但不能缓和矛盾，而且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我个人认为，法律在和谐社会里面只能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但是要实现诚信友爱，法律是做不到的，只能靠道德。法律永远无法浓化人的感情。
第四，我们要对法治充满信心，让法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安排。同时也要让德治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两者和谐统一，共同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高浣月教授认为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些可以继承甚至照搬、照用的，还有一些是绝对不能照搬照用的，而是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和价值的层面去借鉴。对调解制度要有一个辩证的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行政法学专家应松年从当年公务员法的起草，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他指出，中国古代有行政方面的规范、制度，没有现代的行政法制度。
所以，他在赞成文化对法治有巨大影响的同时，认为现代法治不能建立在某种文化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某种经济基础之上。
当今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专制道路当然不能沿用，必然要走法治这条路，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套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之道。
吸取传统营养，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的建立要求法治观念的率先确立来作为其思想基础。对法治文化观念的理解和诠释成为与会学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衣俊卿认为，任何法制体系、制度背后都有文化的影响，没有发现到是因为还未自觉，所以要“跳出来”看，要找深层的文化模式对中国法治确立所产生的影响。现代的法治应该是在一种理性文化基础上建立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经验文化。从“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国当时对程序的尊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从“赵作海案”可以看出我们对法律还是不够“敬畏”。
衣俊卿说，现在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拿几个观念来指导法治，而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自觉。对法的“敬畏”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法治不仅仅是公、检、法机关的事情，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从行政到公、检、法再到民众等所有社会层面对法律的态度，这也是对我们法治现状的诊断和治疗。
李德顺总结说，法治文化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理想，即让法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具体任务和特殊权力，法律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权利和责任。立足于中华文化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探索出应有的和合理的东西，将其按照法治的精神制度化、体系化、程序化。这样壮大的是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能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
⑧ 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主义对中国走向法制的影响是什么啊需要大家的参考啊。谢谢啊^_^
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 ,更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 ,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的理性追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和关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深远。宗法伦理观念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断地获得延续和传承 ,几经沉淀已深深地溶入国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级精神、人治色彩、群体为重、义务为本、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现代法治的精神。
中国古代是农业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交换，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各家使用国家的土地向国家纳税服役。这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带给人们社会关系的最大特征就是依附性，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国家。为了维护这种依附关系，必然要求群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社会义务重于个人权利，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因而成为法律的主要价值取向。"重刑轻民"因而成为中国法律的一大特征。"法律由于主要体现为国家的镇压工具，是异已的力量，人们由此畏惧法律、害怕诉讼，用法律解决纠纷不可能成为人们的选择目标"，法律的调节功能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法律仅成为国家专制的工具，而没有成为人们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与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宗法等级的社会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一方面从国家法律高度维护这种宗法伦理关系，一方面承认家族法规的合法性，而且还赋予家长对家属的司法惩罚权力，以弥补国家法律不足。国家对家族法规的高度认可，形成了中国法律浓厚的伦理色彩，法律和道德合一，法律附属于道德。这种血缘等级与阶级关系一道形成了整个社会重身份、讲名气、论地位的风气，立法上也就遵循法有等差的原则，同罪异罚、法律面前不平等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等级的网络中，自然难以产生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建立在宗法等级结构之上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一切法权的渊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以言代法"、"以言废法"，个人的作用大于法律，人治社会由此产生。在古代中国，司法历来不能独立，中央是司法隶属行政，地方是行政司法合一。行政统管一切，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意，权大于法的观念已固化在人们的行为模型中，至今难以消除。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思 想强调和谐与稳定，并通过以"礼"为核心的道德准则来加以维护。它强调身份、义务、群体和修心，否定个人、权利、自由和利益。儒家思 想通过统治者的强化，普遍支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如"为政在人"的 "人治"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德主刑辅思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执法原情观等。这些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灌输，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日常行为之中，要彻底变更决非易事。
伴随着7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开端、法治化进程的起步。尽管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步履维艰，但是它们的任何一步小小的脚印都给我们带来欣喜和希望。由此，亚宗法村社秩序一手遮天，无任何进步势力堪与其对峙的状况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改变。法治的所有理念无不与亚宗法理念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矛盾。相对于亚宗法村社秩序的四大特征，法治也有着与它完全相反的特性。
（一）亚宗法村社秩序崇尚并拥有无上的权力，而法治却要求国家权力分立。在亚宗法理念中，立法、司法、行政各项权力甚至连概念都不存在，村社中的事务无论巨细，亚宗法村社的领袖都有权处理，这是一种寡头政治，全无约束的僭主政治，在同一等级的权力体系中，谁也不能干预和制约它。而法治却要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三种权力的执行者各司其职，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并且若其中某一权力执行者滥用权力的话，会遭到另外某一权力的干预和制约，甚至制裁。因此在法治理念下，权力是有制约的；而在亚宗法村社秩序中权力是没有制约的。
（二）亚宗法村社秩序的经济基础是命令经济，而法治赖以建立的则是市场经济。前者所导致的是特权，后者的结果则是平等和竞争。前者的结果是贫穷和死水一潭的经济状况，后者激发人们的致富欲望，是带来活跃的经济局面，丰富多姿，繁荣的社会经济。
（三）亚宗法村社秩序泯灭人的个性，强化人的依附性和奴性，而法治鼓励人的独立性，发展人的个性。
（四）亚宗法村社秩序强调无原则的稳定，风俗、思想观念的僵化，而法治鼓励各种新鲜活泼的生活方式，任何人只要不妨碍别人的权利，有权利按自己认定的方式合法地生活。
⑨ 中国古代法治传统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公开宣扬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历来重视圣君贤人的典范作用，强调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权时往往受到行政权强有力的干涉。而且公开，透明是现代司法体制的基本要求，而当前的司法体制离此还甚远。
(9)传统家文化对法治建设扩展阅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意事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从实行闭关锁国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⑩ 法制文化建设对依法治国有什么好处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土壤，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贯彻落实这一重大部署，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对依法治国的促进作用。
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营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我国法治实践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对法治建设起着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法治精神，需要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氛围。一是树立法律信仰。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们对法律越是尊重与信仰，法治意识与法治氛围就越浓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应以此为契机，加强法治文化教育，引导人们逐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二是坚定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引导公民树立崇尚法治的信念，培育和发展法治文化，促进全社会尊法、护法、守法、用法，使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信念和追求目标。
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价值塑造作用，形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良好风尚。法治文化由法治价值内化而来，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和调控功能，能够凝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与行为共识。只有法治成为人们自觉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全社会才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风尚。法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发挥法治文化的价值塑造作用尤其重要。一是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精神。重视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思想，是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二是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我们既要认真学习西方国家法治经验，又绝不照抄照搬。应根据我国社会实际借鉴国外法治经验和法律条文，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动力保障作用，开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良好局面。法治文化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力，是推动我国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必须强化领导、完善机制，多措并举、持之以恒。一是充分发挥党对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根本保证。二是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建设运行机制的作用。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机制与规范体系，将法治文化建设上升到制度高度，为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提供重要保证。三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作为法治文化建设主体的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大力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使全社会真正理解现代法治精神，自觉弘扬法治文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