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未来中国法治秩序的构建
A. 心目中未来中国的样子
心目中未来中国的样子
心目中未来中国的样子，那么肯定是非常的富强的，这是一种国强民富，国强民强的一种的形态，那个时候中国的样子是非常的强大的，中国的国民最非常的幸福的样子，中国的国民初向往的中国，像一个科技发达的一个未来
B. 季卫东的主要著作
《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年）
《宪政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增补本，年）
《中国审判的构图》（东京：有斐阁，2004年）
《正义思考的轨迹》（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秩序与浑沌的临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现代中国法制变迁的多元景观》（单著，东京：日本评论社，即将出版）
《法治秩序的建构》（单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超近代的法--中国法律秩序的深层结构》（单著，京都：米内尔瓦书房，1999年）
《让正义遍及世界--法律教育、律师业务以及共同体》（合著，美国佛蒙特：阿什葛特有限出版公司，1999年）
《中国的人权与法》（合著，东京：明石书店，1998年）
《多维的法文化》（合著，京都：晃洋书房，1998年）
《最新教科书·现代中国》（合著，东京：柏书房，1998年）
《何谓亚洲价值》（合著，东京：TBS不列颠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
《研究开国》（合著，东京：富士通书籍社，1997年）
《现代中国的人权保障》（合著，东京：信山社，1996年）
《亚洲法的环境》（合著，东京：成文堂，1994年）
《现代法社会学入门》（合著，京都：法律文化社，1994年）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合编，已经刊行9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非西方各国的法社会学》（合著，西班牙欧尼阿逖：法社会学国际研究所，1993年）
《中国的开发与法》（合著，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2年）
。。。。。。
C. 中国未来十年的社会制度是否有变
社会制度根据实际情况肯定有变化
D. 季卫东的主要论文
一、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6篇，
1《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 用及其局限》（1987年第1期）
2《法律程序的意义》（1993年第1期）
3《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1994年第2期）
4《面 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1996年第3期）
5《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2002年第2期）
6《司法独立与程序的价值》（英文版2002年第2 期）
二、其他论文
1.从边缘到中心：二十世纪美国的“法与社会”研究运动，《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期（总第4期），2000年。
2.主权的双重结构--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
3.作为物语的物权--二十世纪中国的财产法的变迁《神户法学杂志》（日本）第49卷 第3·4号（即将刊行）
4.现代、超现代（hyper-modern）以及复杂的中国法--解读历史画卷中的隐秘《创文》（日本）1999年12月号
5.亚洲价值与道义外交《世界》（日本）1999年10月号
6.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当代中国研究》（美国）第66号（1999年）
7.东亚地区的过剩防卫循环圈与话语的作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资料丛刊》第1号（1998年）
8.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战略与管理》1998年8月号
9.宪政的复权《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6月号
10.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中国的建设《世界》1997年11月号
11.宪法的妥协性--对联邦主义及社会整合的一点看法《当代中国研究》第55号（1996年）
12.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与人民，Law and Society Review（美国）第29卷第3号
13.中国审判中的实证规范与个人意思《神户法学杂志》第48卷第1号
14.相互性的法及其执行--中国民商事制度建设的理论问题《神户法学杂志》第46卷第4号
15.中国市场秩序中的关系与法律《比较法学》（日本）第30卷第2号
16.中国人的“厌讼”与“健讼”《大阪经济法律大学法学研究所纪要》（日本）第18号
17.中国的法律专业主义与国际经济法务《法社会学杂志》（意大利）1993年第2期
18.法治与选择《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
19.涉外实务的法律继受机制（1）-（3）《民商法杂志》（日本）第105卷第5号、第106卷第1号、第3号
20.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1）-（3）《民商法杂志》第102卷第6号、第103卷第1号、第2号
21.法律试行的法律反思机制（1）-（3）《民商法杂志》第101卷第2号、第3号、第4号
22.中国法文化的变迁及其内在矛盾《法理论》（德国）第12卷
23.法社会学在中国--概观与展望《法与社会评论》第23卷第5号，外多篇
●推荐书目：本科一年级《新波斯人札记》等10本本科二年级：《哲学通论》等10本本科三年级：《比较法律传统》等10本本科四年级：《法律的正当程序》等11本一年级学生阅读书目1．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2．梁治平：《法意与人情》3．梁治平：《书斋与社会之间》4．贺卫方：《法边余墨》5．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6．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7．郝铁川：《法治随想录》8．余灵灵、罗林平：《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9．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10．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二年级学生阅读书目1．孙正聿：《哲学通论》2．孙正聿：《崇高的位置》3．孙晓楼：《法律教育》4．贺卫方：《中国法律教育之路》5．麦基：《思想家》6．房龙：《宽容》7．茨威格：《异端的权利》8．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9．邓正来：《自由与秩序》10．马克斯?鼓???韨@?@瑥?彍????p>三年级学生阅读书目1．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2．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3．伯尔曼：《法律与宗教》4．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5．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6．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7．张若衡译：《休谟政治论文选》8．密尔：《论自由》9．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10．梅因：《古代法》四年级学生阅读书目1．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2．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3．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4．赞恩：《法律的故事》5．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6．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7．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8．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9．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1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1．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刑法●推荐人：龙宗智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推荐书目：《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大全》《麦考密克论证据》《漂移的证据法》《侦查程序与人权》《相对合理主义》.
F. 基于中国法治现状来说明中国法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各位请帮忙!急急~~~
中国的法律条款会越来越规范,但是在有法必依上,区分对象,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版平等权,官司越打越多,据前两年的法制报报道每年有过千万的案子,有数千万人在打官司,法官案子多,质量差,水平也差,上级法院的法官都要累死了,这些都是与社会现状紧密相关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去打官司,打了又打,起码是不容乐观.
G. 关于学法律的书籍
法律学习者必读的书籍
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阅读秩序》、《送法下乡》
[点介] 本书最大的价值当在法学“启蒙”。它会告诉你我们在观察法律现象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应该如何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进路，以及，如何揭示常识、挑战既有的知识和观念。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读完此书，会感觉法律原来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后面的《送法下乡》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本书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更加充实和饱满,虽然我还是觉得其《本土资源》一书最为重要。
2. 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
[点介] 作为一本哲学知识和流派介绍的通俗读本，该书不仅可以把读者引入一片新的哲学天地，更重要的是，该书在开辟和拓宽学生的问题域上，特别在怎样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上，有着相当的帮助。如何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这是大学期间一直要注意训练的能力 ，它在很多时候比具体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江村经济》
[点介] 今天我们离费先生写作此书的年代已经相去六七十年，但费先生于书中所做的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是那样的切中肯綮；费先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文章风骨，我们今天仍然还差之甚远。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反思：法学的知识贡献在哪里？
4.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H. 找一篇文章，作者是季卫东，名字叫《法律程序的意义》，要文章哦，不是书~~~
法律程序的意义（上）
作者：季卫东
目录：
一、序言：作为制度化基石的程序
二、现代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1. 对于恣意的限制
2. 理性选择的保证
3. “作茧自缚”的效应
4. 反思性整合
三、现代程序的结构与功能
1. 基本的构成因素
2. 类型分析
3. 功能要件
四、程序与现代社会
1. 程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
2. 程序与言论自由
3. 程序与民主
4. 程序与权威
五、中国法律程序的缺陷
1. 传统程序与现实问题
2. 变动期的非程序化倾向及其批判
3. 与程序有关的法律形式上的弱点
六、结语∶程序建设的程序
1. 程序与正统性问题
2. 中国法制的程序化
3. 程序再铸的若干设想
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威廉姆·道格拉斯[1]
夫听讼者，或从其情，或从其辞。辞不可从，必断以情。其大法也三焉，治必以宽，宽之之术归于察，察之之术归于义。
——《孔丛子·刑论》
一、序言：作为制度化基石的程序
英国，1687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法则，其结果导致了以力学为基础的产业革命。两年后，议会颁布《权利法案》和信教自由令，限制王权、规定王权继承程序、确立立法的至高无上性。与产业发展相配合的组织和制度也陆续完备起来，例如，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又过了四年，股票交易所在伦敦创设。
而在中国，1687这一年，孟子庙落成于邹县，主张民贵君轻的“亚圣”被置于治道的守护神的地位。也是两年后，《大清会典》完成，重新认可强化君权的非常申诉（“登闻鼓”）之制。与宫廷体面相配合的大规模土木工程也不一而足，例如，1695年，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太和殿甫告竣工，不久又开始营造极尽奢华的圆明园。至1709年宁波、绍兴等地的商船贩米活动才终于得到官府的许可，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形下工商业发展的组织、制度条件当然极其匮乏。
一个多世纪之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其结果是我国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居庙堂之高的大人们不能不从兵工文化的角度来认真考虑西方的挑战。但是对于保障器物技术发展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依然普遍认识不足。比较中日两国在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当时的我国同样，日本也力求保持政治上的安定和连续性；但又与我国不同，日本自始至终非常注意适时建立与经济发展配套的新型组织和制度。两国的差距固然取决于很多原因，但无论如何，我国一味强调经济技术先行而轻视制度层面的革故鼎新的偏向，以及后来革命时期一味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激变而轻视点点滴滴的制度建设的偏向，可以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照表1所罗列的产业化和制度化的重大事件可以发现，在兴产殖业方面我国与日本可以说是同时起步，重要的经济发展进程先后差距不过数年之内而已。然则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一般比日本落后大约三十年上下。况且1898年以后清政府所颁布的“奖励工艺”的各种章程措施也多流于形式、了无实效。
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之交的关口。1992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这是顺应时势和民意的重大决断。然而，我们能否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呢？在有了长期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之后，我们能否把握时机建立起一整套合理而公正的制度呢？事关国运，不可不做亡羊补牢或者未雨绸缪的研析应对。
表1－a 中日经济产业化初期过程的比较
日本 中国
1865 横滨制铁所横须贺造船所开工 1865 江南制造机器总局开工
1872 富冈缫丝工厂开工 1872 继昌隆缫丝工厂开工
1872 新桥横滨间铁道通车 1876 上海吴淞间铁道通车
1874 高岛矿山采掘 1875 湖北兴国矿山采掘
1878 东京中央电信局开业 1882 上海电气公司开业
1879 千住制绒所创立 1878 甘肃机器毡呢厂创立
1887 东京电灯株式会社开业 1888 广州电灯公司开业
表1－b 中日制度现代化初期过程的比较
日本 中国
1872 派遣使节团赴欧美考查法制 1905 派遣五大臣赴欧美考查法制
1874 司法省法学校开讲 1906 京师法律学堂开讲
1877 共同法律事务所出现 1912 律师组合出现
1878 株式交易所建立 1920 证券交易所建立
1886 不动产登记法制定 1930 土地法制定
1890 商法公布 1903 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布
1898 民法典公布 1930 民法典公布完毕
我国并非没有市场经济和契约精神的传统。实际上，在帝制之下基本不存在世袭的固定的身分制度，从生业选择到土地的买卖、租赁，经济活动的广大领域至少在形式上取决于个人间的自愿的契约关系。然而，由于一直不具备适应市场自由竞争的组织－制度条件，不能形成均衡的、可预测的机制、这种无规范的讨价还价只能产生类似韦伯所说的那种既缺乏伦理自觉、又缺乏职业尊严、且极具铤而走险之心的“贱民资本主义”。为了减轻竞争的残酷性和风险性，商贾在获利之后往往倾向于购田置产、变成地主，或者捐官买爵、混淆仕商。基于经济竞争不安定性的危机感与传统的伦理观结合在一起，形成、进而强化了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及意识形态。在投机性营利的乱局之中，庶民为求安全保障，便通过血缘或地缘的社会团体形成了连环保证的“承包秩序”。其结果，我国历史上尽管“封建性”身分关系比较薄弱，但相互扶助、连带责任的“封建性”利益共同体关系却无所不在；尽管早就有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但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体系却得不到发展，合理性的资本经营方式更无从生根。现在我们要推行市场体制，当然决不是要回归到上述经济模式。
但是不能不指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却是以个人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尚未摆脱传统的经济秩序的窠臼。首先当然要肯定，承包责任制打破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条条专政 ”，激发了基层的活力，在农村和企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包”字遮盖了事物的发展过程，只问结果、不计手段和方式，并不具备制度建设的优势，更何谈“包医百病”呢？！目前引起广泛讨论的所谓“诸侯经济”、“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等问题正好表明：承包责任制的局限已经显然，该适时提出合理的制度创新的课题了。否则，我们将无从走出四十年来放权与收权循环不已的动态迷宫。
实际上，许多改革的实际工作者、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乃至哲学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目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法律体系合理化的关键意义。但是迄今为止，对于建立什么样的法制以及怎样去实现这一目标等重大问题，意见仍然很不一致，有些场合甚至连问题之所在也如坠五里雾中。对于社会变革时期推行法治的深刻两难，例如法律的规范强制性与认知调适性、法律关系的组织化与自由化、守法与变法、法律的效用期待与负荷能力等一系列的矛盾，也缺乏必要的剖析处置。基于现实的急切需求而正在大力移植或创制的新法规，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功能前提条件之后才能顺利运作，其实际效果还将取决于各种法律措施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整合。立法技术的改进也迫在眉睫。民事诉讼第一审受理案件数逐年递增，法院在现有条件下已感觉力难从心。律师供不应求，但在资格授予上采取“放低门槛”的政策又不免滥竽充数之忧。法制建设的确是百端待举、头绪纷纭。那么、从何处着手才能纲举目张呢？ 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社会改革的权势精英（power elite）集团一般都把立宪工作放在首位。 因为这既是自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以来西方诸国建立资本主义法治秩序的传统路数，也比较适合自上而下贯彻国家意志的现实需要。 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
第一、西方是在有城邦自治（political- military autonomy）、教会抗衡、商人造反（the merchant as rebel）[2]等历史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宪法原则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主权妥协的结果。但是在非西方社会，所谓“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中其实存在着一种暗默的前提：被变革的对象不是国家行使权威的机会结构，而是民众的传统行为方式。无怪乎，尽管“开发行政（developmental administration）”的病态扩张长驱直入，而许多颇具自由主义激进色彩的知识分子也能宽恕为怀；其原因概由此而起。所以，在这里宪法的基础不是社会契约的精神，而只能是国家机关自我限制的统治良心和反思理性。因此，怎样才能使国家机关确定一套公正合理的办事程序的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
第二、宪法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范效力的金字塔型体系中的顶端。但是就其实质意义而言，宪法也不妨理解为关于制定规范的规范形态。因此其重点可以移到确立关于法律变更的选择方式上来，而不必成为法规序列中的特定典章。[3]换言之，立宪不等于起草一份最高纲领，而是建立一个可变而又可控的法律再生产的有机结构（constitution）。正是由于这个道理，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e process clauses）。按照W·道格拉斯的有权解释，“公正程序乃是‘正当过程’的首要含义。”[4]美国宪法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互相监督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分权体制上，[5]各个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协调更主要是通过程序进行的。如果把美国宪法发展史看作“自由的行进过程”的话，那么著名大法官F·福兰克弗特的这一命题十分值得记取：“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6]
比较而言，中国宪政研究多注重国体政体、权利义务等实体部分，而于程序问题则不免有轻视之嫌。从中国现行宪法条文上看，需要改进之处的确不在少数，但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性宣言倒未见得与西方的章句相去多远。问题在于，这些权利义务根据什么标准和由谁来确定、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以及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追究的程序规定（包括程序法的各项具体内容和实体法中的程序性配件，以下笼而统之简称“程序要件”）却一直残缺不全。至于超法的政治问题这里姑且存而不论。仅就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而言，其实既不必强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无本无源的自然法信仰，也不必援引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甚至毋须正当化的复杂论证，只要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权利（哪怕它们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得到切实施行也就可以额手称庆、进而可以“俟河清之有日”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
很难断定中国法学家中不曾有人对程序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早在本世纪初，沈家本等人就引用“西人之言”指出过：“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7]他们还强调：“刑事诉讼虽无专书，然其规程尚互见于刑律。独至民事诉讼因无整齐划一之规，易为百弊丛生之府。若不速定专律，曲防事制，政平讼理，未必可期司法前途不无阻碍。”[8]程序法当然远不能涵盖本文所考虑的程序之内容。不过，沈家本们关于程序法的见解与传统观念相比已有革命性的变化，并且触及了中国法制的症结。当今法学的进步与那个时代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程序法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关于程序法的解释学研究也已有一定的积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近几十年已经发表的著述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对程序正义和程序合理性的特殊关注。更惶论有体系的思考和阐发。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人治与法治讨论到最近的权利与义务争议都反映了一种倾向，即在考虑法制建设时，我国的法律家更多地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政治、法律系统中理应占据枢纽位置的程序问题则语焉不详。偶有论及者，也并未把程序看作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要素。1987年以来有借鉴判例制度一议，本来理应诱发对于程序问题的深入探讨。但是，实际上主流的观点多侧重于法院的规范创制功能、判决的比重及其强制性方面。后来，一些地方法院的官员和青年研究者发表文章，更把加大审判在解纷方式中的比重与提高办案效率进行“短路”联系。仅此一端，足见他们无非将判决与有强制力的命令等量齐观，对判例制度的精华和审判程序的原理却并无透彻的理解。
然而，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作的，硬要推行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因此，程序应当成为中国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
概而言之，现代化的社会变革需要通过意识形态、货币流通和权力机构这三大媒介系统来促进其实现。从国情出发，有必要特别强调的与上述媒介机制相对应的操作杠杆是：1）言论自由、2）证券市场、3）公正程序。至今为止，信息和思想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流已经引起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深刻变化，契约关系和市场组织条件的发育给经济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在这种情形下提出程序问题是合乎时宜的。通过中立性的程序来重建社会共识、整顿竞争秩序，既是过去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今后改革深化的重要前提。只要中国仍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变革模式、同时又希望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那么突出程序合理性和程序正义问题就具有特殊的和紧迫的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心课题是优化选择机制的形成，而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选择的条件和效果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来处理也是打破政治僵局的一个明智的选择。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完结性，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换言之，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构和紧缩的过程；随着程序的展开，参加者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机也由此形成。程序开始于高度不确定状态，但其结果却使程序参加者难以抵制，形成一种高度确定化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
二、现代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I. 中国法制的现状
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
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具体来讲，中国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事业还面临以下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领导干部中的人治现象、公民中的非法治现象、社会上轻视和无视法治的现象，在有些地方、部门、领域和群体中有所抬头和蔓延。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实际上被统一于党委的“一把手”，法治被“人治”所弱化，依法治国从党领导人民实行的“治国基本方略”，演变为某些地方和部门“维稳”以及发展经济的工具。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待不断完善，立法质量需要不断提高。立法中存在的部门利益、特殊群体利益问题，部门立法争权夺利问题依然存在。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仍未消除，一些明显带有部门或集团利益痕迹的立法，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行政部门借立法扩权卸责、立法不公等从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和法律的实施。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许多法律形同虚设（参见表2）。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法治缺乏权威，司法缺乏公信力；公民“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问题。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仍是一项艰巨任务。
五是政府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不执法、乱执法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寻租、贪赃枉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执法倾向，如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等；粗暴执法激发冲突，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极端恶性事件，突出表现在征地拆迁领域。
六是司法改革轰轰烈烈，解决了办公条件、经费、人员编制以及一些长期制约法院、检察院建设和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老大难问题，基本上实现了各个阶段司法改革方案预设的目标，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和干预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
七是“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公职人员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执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对法治造成损害；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是对党领导的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极大挑战。
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民主法治建设任务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目标，未来中国法治发展的总体思路，应当努力实现四个基本转变：
1.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依法治国实践进程中和社会主义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从法治到社会主义宪政的转变，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2.是在我国法律体系如期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民主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从法律体系构建到法治体系建设的转变，尽快从法律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3.是在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达成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实现从注重立法到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转变，从纸面的法律向生活中法律的转变，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四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维护党权、建设政权和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从法治的表面“维稳”向深层次解决社会公平正义和权力腐败问题的转变，用法治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更加夯实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民意基础和法律基础，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