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立法观念
Ⅰ 商鞅变法的基本概念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专，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属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Ⅱ 商鞅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法制”与“法治”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两个词，人们有时甚至不加区分地使用。实际上，“法制”与“法治”是有一定内在联系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会不仅是法治意识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也是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Ⅲ 商鞅变法的治国思想
商鞅坚信通过法治才能强国
战国初期，秦国国力贫弱，时常受到魏国、楚国等强国的欺辱。同时，秦国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秦国需要变法以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商鞅受当时法学名家“吴起、李悝”的影响，坚信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强国，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之后的秦国一统天下打下基础。尽管商鞅推行的“法治”与当今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但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仍然是一笔宝贵的传统法律文化财富，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唯法论”的法治思想，树立法律权威。商鞅对“依法治国”的力量是极力推崇的，主要表现是“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法任而国治”、“不可须臾忘法”。法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官员们能推行法治，国家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发展。执法者必须要尊重法律的权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在其“唯法论”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一方面利用法律打击传统的领主势力，另一方面利用法律保护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秦国社会的稳定，这从根本上促进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农战论”的法治思想，构建经济基础。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废除旧时的贵族分封制。“农战论”思想打击了保守的领主贵族势力，废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度，保护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促进了当时秦国的强盛。“农战论”思想的缺陷主要在于阻碍了秦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而商品经济不利于秦国的繁荣富强。因此，商鞅对商品经济采取了限制和打击。
再次，“刑赏论”的法治思想，规范人的行为。商鞅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提倡重刑主义。《商君书·去强》中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行刑重轻，刑去事成；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商君书·靳令》中说：“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罚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商鞅主张将刑赏规定在成文法中，把人们的行为纳入法律规范，减少社会矛盾，定纷止争。通过这种途径树立的法律权威，可以使全社会形成守法遵法的局面。
Ⅳ 商鞅的治国理念依据是什么
商鞅（公元前390—338）卫国国君的后裔，本名公孙鞅，又称卫鞅，后因封地商，故而世称商鞅。在主持变法的过程中，制定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全面贯彻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一总的管理思想。
第一，“教民耕战”的基本国策。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农民由于朴实可信，安土重迁，故而最便于听从朝廷的驱使，平日在家务农，战时应征人伍。他们既是粮袜、战马和运输工具的可靠供应者，又是兵力持续补充的重要来源，从而，以农养战，平战结合，“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第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商鞅对于如何管理国家这个问题，坚持不法古，不循礼，反对以“仁义”说教的儒家思想。他说，惟有“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以战去战”（《画策》），因此，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第三，论功封爵的吏治准则。废除世卿世禄旧制，除了从事农战以外，不得授予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农战》）商鞅明令奖励耕织，奖励军功，规定“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去强》），即允许人们纳粟换爵，按军功大小授予二十级的不同爵位。此项改革，是与当时普遍推行的县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
第四，综合治理的管理手段。为了强化国家统治，商鞅善于运用行政、法律、税收、价格等多重管理手段。为了控制商业人口，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做出了一些相应规定：根据商人家庭的人口，摊派摇役。他们的一切大小奴仆，均须在官府中注册登记，由官府轮番安排，承担摇役；通过管制粮食贸易，不让商人买卖粮食，他们无利可图，就会想着要弃商务农。为了促使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他还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管理：诸如根据单位面积的实际粮食产量，按亩纳税，国家对任何人一视同仁，以示负担公平；通过提高粮食价格，鼓励务农；统一度量衡制，为国家赋税征收提供基础。
Ⅳ 以史为鉴，“商鞅变法”能给依法治国带来哪些启示
“商鞅变法”给抄依法治国带袭来的启示：
要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确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开展法律宣传，促使现代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注重制度创新，同时保障新制度法制化；坚持法德相济，促使法治与德治有机统一。
(5)商鞅立法观念扩展阅读：
商鞅变法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1、进步性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局限性
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Ⅵ 商鞅变法与治国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治国理念：用严峻的法律约束、管制人民.
措施：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制定连坐法；轻罪重罚；燔诗书而明法令.
Ⅶ 简答商鞅对法律制度改革的要点
商鞅十分重视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他根据李悝的《法经》，制订了秦律。改专“法”为“律”的做法，促属进了古代中国法律观念的进步。变法过程中，商鞅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思想，动用严刑重法，鼓吹轻罪重罚。
（1）制定二十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制定连坐法，强化统治；制定秦律，用法律形式固定各项改革制度。
（2）积极：体现中国古代法律观念的进步；有利于打击旧势力，稳定改革成果。
局限：法律严苛细密，鼓吹轻罪重罚，加重人民负担。
Ⅷ 1.你知道商鞅提出了哪些法观念
商鞅独立的思想来的影响主要表源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
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
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Ⅸ 商鞅变法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
(9)商鞅立法观念扩展阅读：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
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
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Ⅹ 法家学派商鞅主张的观点是什么
经济改革：废除井抄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同时他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
政治改革：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提出“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燔诗书而明法令”，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了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壮大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了税收和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