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法治信仰

『壹』 为什么信仰法律

要实现法治,必须让公民和政府都信仰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只有让公民充分参与立法,法律才能切实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才能迫使政府带头守法并成为公民的表率,才能促进反对者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 □张千帆 理性人面临的“囚犯困境” 众所周知,法治要求我们不仅制定和执行法律,而且也得信仰法律；否则,法律规定得再好,也只是停留在纸上的“画饼充饥”,法治还是实现不了,我们也得不到良法所许诺的种种实惠。没有信仰,制度实践就无法展开；纵然是良法,人们也有N种理由规避其执行,因为良法虽然对社会最有利,但是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规避很可能会给特定当事人带来更大的好处。环境保护法不是对社会很好吗?事实上,良好的环境即便对于污染企业的老板来说也是好的,谁不愿意呼吸更新鲜的空气、饮用更纯净的水呢?问题是如果老板要为环保埋单,那么他在权衡个人得失之后很可能就不干了。更何况环保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许许多多的污染企业都同样处在一种“囚犯困境”之中:如果只是他一个人不污染,那么他的工厂要花大成本更新生产设备,但是大家还是照样排污,环境质量并没有改善；反之,如果大家都不污染,那么他一家企业污染也不足以破坏环境,那样的话他又何不“搭便车”——免费享受别人自觉守法的成果,自己继续维持低成本生产和排污?因此,无论别人怎么做,规避法律对于自己都是最有利的；所有老板都这么想,自然就没有人愿意做自觉守法的“傻瓜”,个个都想方设法规避法律实施所带来的成本。 不错,我们是有执法的,纳税人供养政府执法部门的目的也正在于强制执行那些个人不愿意自觉遵守的法律。然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部门前来执法,污染企业自有全身而退之道。老板请客美餐一顿,再送上一定数量的“红包”,很可能就能“摆平”执法者。要知道,执法者也不是铁面无私的机器,而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为什么要一丝不苟地秉公执法?只要单位不知道、领导不追究,他经办的事情不出引起社会关注的大事,他又何不多得一点好处,对执法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上升到职业道德层次,执法者多少也处于和老板同样的“囚犯困境”:大家都这么做,难道靠你一个人就能把社会管好吗?既然一次秉公执法救不了环境,一次不执法也毁不了环境,那么又何必跟别人和自己较真呢? 由此可见,纯粹的理性人是不会自觉守法或执法的,法律信仰正是让我们变成不那么“理性”的守法者或执法者。如果我们的企业老板信仰法律,那么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问题自然都迎刃而解了；如果我们的执法者信仰法律,那么即便理性自私的老板们不自觉守法,也可以通过严厉惩罚使违法变得不“理性”,从而迫使他们就范。非理性的信仰帮助我们打破理性人面临的“囚犯困境”,最后实现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劳工保障、禁用童工等理性的社会价值。 如何培育法律信仰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我们这些理性人信仰法律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就和宗教一样,信仰几乎是“天生”的,我们从小受过的教育、目睹的环境乃至家庭传统都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逐渐形成了可能伴随自己终身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因此,一个法治环境显然更有利于培养守法习惯,人治传统则正好相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鸡和蛋谁先谁后的两难问题:在一个人治传统深厚的社会向法治转型的时候,法治环境还不存在,公民还没有养成自觉守法的习惯,自私逃避的行为普遍存在,每个人都套牢在不守法的“囚犯困境”中；法治环境需要守法的公民去缔造,而守法的公民则需要在法治土壤里培育出来。这是否意味着人治社会将永远停留在人治,不可能过渡到法治时代?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 如果存在先天的法治环境,法治信仰固然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但是即便这种信仰先天不存在,也不是说后天不可能培养出来；否则,世界上第一个法治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我们不接受“血统论”、“宿命论”或“上帝选民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探讨如何培育法律信仰。为此,我们首先要问法律信仰是如何形成的。既然已经脱离了信仰形成阶段,成年人是不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而改变基本成型的价值观的；无论在道德上如何强调守法的重要性,每个理性人在轮到自己的时候还是照样感受到规避法律的自然冲动。要克服这种冲动,只有依靠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力量,让守法成为个人道德戒条的一部分,让个人在面临违法冲动的时候产生愧疚、耻辱和不安。久之,个人在面临法律成本的时候就不会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摇摆不定；只要法律并不违背自己认同的基本价值与原则,那么即便法律对自己不利,每个人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遵守法律。 然而,我们呢?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可能信仰法律?我们会信仰纳粹时期通过的迫害犹太人的法律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法律在我们看来是非正义的；既然我们的道德观念从根本上排斥这类不合法的“法律”,信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法律信仰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法律本身的实质正义,也只有公正的法律才值得信仰。如果不公正的法律规定并不是偶然个案,而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常见现象,那么公民压根不会对整个法律体系产生信任和信仰,我们也没有理由信仰或要求别人信仰这样的法律。 更重要的是,实体正义是以程序正义为前提的,不公正的立法程序往往产生不公正的法律。如果立法机构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或选举过程存在致命缺陷,或候选人和选民之间不能进行自由和充分的交流,以至立法者不能代表选民的基本利益、不知道选民需要他做什么或因为欠缺合理机制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往往不符合社会需要,而社会需要它制定的法律则往往不能及时出台。这样的法律体系也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尊重、服从和信仰,法律条文将形同虚设,违法和规避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 公正的程序本身就带有巨大的道德威力,而这种力量远超过政府的强制执行力；一旦法律有广泛的民意和舆论作为后盾,其道德正当性是任何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所不能比拟的。 最后需要有公正的民主立法程序,也就意味着政府的其他权力也受到人民的有效约束。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不仅会更有效地制定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而且也会更卖力地监督行政执法。在民意监督下,政府的任何部门都不敢贪赃枉法、为所欲为,而争先恐后地抢着做依法守法的表率,为人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中国老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实在任何国家,政府都发挥着一种表率作用。如果负责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政府本身都不守法,普通公民对政府行为乃至重要法律缺乏基本信任,那么我们又如何让公民信仰法律呢? 总之,要实现法治,必须让公民和政府都信仰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只有让公民充分参与立法,法律才能切实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才能迫使政府带头守法并成为公民的表率,才能促进反对者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一言以蔽之,才能使法律成为我们尊重和信仰的对象。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立法进步不小,但是法治进步却因为执法不力、司法不公而遇到了瓶颈。原因在于我们并不真正信仰法律,而根源则在于民主政治参与仍然受制于种种制度局限。只有消除制度障碍,中国法治才能进步,我们才会真正信仰法律。 (本文摘自《宪在:生活中的宪法踪迹》,张千帆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贰』 法律信仰的内涵及特征

法律信仰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第一，立良法。制定法律是培育法律信仰的第一步，没有法律存在的原始社会自然谈不上法律信仰。当然有了法律，人们也不一定有法律信仰，这已被古今中外的屡次实践所证明。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法律产生的源头——立法上去探寻形成法律信仰的路径，故制定良法是培育法律信仰的肇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么何为“良法”？从先哲亚里士多德到杰弗逊，从拿破仑到萨维尼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难开拓，虽然饱经挫折但也硕果累累。尽管观点众说纷纭，但他们有一点共识的确令世人警醒：良法必须紧扣本国实际，否则立法就是无本之木。毋庸置疑，当下国人法律信仰的缺失与我国立法的错位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确立，但大都移植西方，与国人的文化及习惯有相当距离。所以让人们一夜之间放弃内心所信仰的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而去信仰陌生的法律，恐怕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为此，我国立法必须立基于本土习惯上的博采众长，方能使法律信仰立地生根！
其二，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也是培育国人法律信仰的关键。有了良法，司法不公，法律信仰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良法，即使司法公正，法律信仰亦是墙上芦苇。
其三，严执法。严格执法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之一，因为任何一个法院的判决若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无异于一纸空文。公正执法是严格执法的应有之意，因为此处的执法机关不仅仅是指法院的执行庭，更多的是指向行政机关的执法权。严格执法是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不仅事关政府的光辉形象，而且关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长期以来，传统司法行政合一体制的影响依然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对普通百姓而言，不管你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均认为是父母官应当为他们排忧解难，“有问题，找政府”的思维在当下民众中依然很有市场。若此，如果人们总是从媒体或生活中看到执法人员动辄砸摊子、乱罚款、强行拆迁，而政府机关总是抱着一个“不出事，就没事”的侥幸执法心态，就难免小事酿大祸，想让百姓相信政府公正执法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然则如何保证严格执法？笔者以为，无论是司法机关执法还是行政机关执法，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以尽量劝说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执行为上策；即使要采取强制执行方式，也不能简单粗暴，要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的基本执法观。依此路径，就能逐步培养出民众的规则意识，为法律信仰的形成夯实基础。
最后，重守法。法律信仰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如果把“法律”看做法律信仰的客体，那么法律信仰的主体无疑应当是人，不仅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还包括数量众多的守法者。不可否认，前三者可能对法律信仰的客体影响成分较大，而守法者对法律信仰主体的影响成分可能更深。当然，这并非说前三者不是守法的主体，恰恰相反他们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能因为其是法律的制定者、司法者、执行者就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更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对普通守法者的守法意识影响更为深远，诚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那么如何培育守法者的守法意识？愚以为，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普法教育，注重送法下基层，尤其要把那些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到位，让普通百姓在知法懂法的基础上守法，也就是让民众做到积极守法，而非被动型地消极守法。消极守法使民众畏法如虎，只有积极守法才能逐步培育公民的守法意识。申言之，积极守法就是要让广大民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给他们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后果，亦即对于受害人来说，通过法律维护了其正当权益，实现了其心目中的正义；对于侵害方而言，通过法律制裁使其承担后果，从而使之感受到由于自己的过错给自身带来的物质或精神损害。如此日积月累，就必然能够在广大的民众中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守法氛围，然后才能进一步升华为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法律信仰。

『叁』 十八大四中全会理解依法治国,如何弘扬法治精神,法治信仰

法治精神和法来治信仰是法治的灵源魂，人们缺乏法治精神、没有法治信仰，社会也就不会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当遵纪守法成为一种自觉、依法办事成为一种习惯、恪守法律规则成为一种自然，才能使法治释放更多的规则正能量真正的法律，从来都不是铭刻在铜表上，更不是印刷于华美的书卷中，而是驻守在每个公民的灵魂深处。

建设法治中国，不仅体现在公正高效权威法律制度的表面，而且彰显于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已经渗入每个公民的内心。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都把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理所当然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也就悄然而至。执政党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民众自觉守法，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也就会被自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纾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也就水到渠成。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建成法治中国的硬指标，而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是建成法治中国的真内涵。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建设法治中国的嘹亮号角已经吹响。 建设法治中国绝对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我们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树立法治信仰，建成法治中国将不再遥远。

『肆』 什么是法治信仰

坚定守法，守护公正

『伍』 法律信仰的简介

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回是社会主体在答对社会法的现象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感情和意识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有机的综合体，是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

『陆』 法治信仰到底需不需

法治信仰是遵纪守法的前提和基础，人们道德败坏的时候，只有依靠法治来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应该大力提倡道德建设，让人们重新回归道德信仰，推动人类向着更高的文明程度前行。

『柒』 什么是法律信仰

我认为，法律信仰就是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公平的期待。现在这个社会，让我们这县法律人太失望，但人总要有信仰，坚持下去，为了这个信仰。

『捌』 法律信仰和法治意识的区别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许多人都知道这句话，都认同这句话。有人据此论证，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玖』 法治信仰体现了主体的哪些意识和观念

法治信仰体现了出现的意识和观念，包括很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