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人性基础分析
1. "人性恶"是法律，法治的人性基础吗
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看人性恶是正确的，我国而言是介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国家，所以法制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
2. 试分析表述法治法制的思想内涵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是说，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
1.联系: “法治”和“法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一方面，要实行“法治”，必须以完备的“法制”为基础；另一方面，在“法治”国家中，“法制”的运行要以“法治”原则为指导。此外，两者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服务，都与民主相联系。正确区分这两个概念，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对于我国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
2.区别:
（1）“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本身的含义来说，“法治”是指严格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原则，这一原则有两方面要求:一是有良法，良法的含义是:1法律完备；2法律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3法律体系协调、统一，无矛盾和抵触；④法律的表述准确、简洁，易于理解。二是遵法、守法、严格依法办事，这一点又包含四层含义:1法律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严格依法办事；④有效的法律监督。而“法制”则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层建筑系统。“法制”至少包括三种因素，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现行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规范在实际中的运行和指导法律规范的制定和运行的法律意识三部分。可见，从本身的含义上说，“法治”指的是一种治国原则，“法制”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二者是原则与制度的区别。
（2）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后，便有了法，也就有了法制，因此“法制”是与阶级社会相伴始终的。而“法治”的出现，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产物。虽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概念，中国古代的韩非和商鞅等提出了“缘法而治”，但他们所说的都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3. 论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区别
法治社会是和人治社会相对而言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专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属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以及亲疏关系来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简约而言，法治的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和坚决的支持，养成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且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民事等方面的纠纷的习惯和意识。在法治民主的社会中，法律和行政法规等由规范的民主程序产生和制订出来，并且其司法和执行过程通过规范的秩序受到全社会的公开监督。
4. 小论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意义
一、法治理论的历史演变
“法治”在《牛津法律大辞典》被看作“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础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
《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法治”的解释是：“法治是由最高权威认可颁布的并且通常以准则或逻辑命题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原则。”“法治有时被称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法官制定判决（决定）时，只能依据现有的原则或法律而不得受随意性的干扰或阻碍。”
德国《布洛克嚎斯网络全书》第15卷认为："法治国家的要素有如下内容：颁布在法律上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通过分权）的成文宪法；用基本法规来保障各种不容侵犯的民众权利；法院从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公共与私人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在因征用、为公献身及渎职而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国家有赔偿的义务：法院独立，保障法官的法律地位，局长刑法有追溯效力，最后是行政机关的依法办事原则。"
我们认为关于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平等，反对特权，注重公民权利的保障，反对政府滥用权利。由此，法治应有几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第二，法治作为特定社会人类的一种基本追求和向往，构成了工业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础。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终极的意义上具有规限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为的最终导向，也是司法活动的唯一准绳。
现代意义的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毕达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治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来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2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辩，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罗马法成为罗马人高耸的纪念碑。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近代意义的法治理论是由英国的哈林顿、洛克、戴雪，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和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以及美国的潘恩、杰弗逊共同丰富发展的。这其中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是从自然法的角度，明确或者隐含地论及法治的思想。但戴雪则是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法治的含义，这就是学界所熟悉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3 戴雪的法治三原则对于反对封建特权，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对西方乃至非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4
现代西方的法治理论则循由两个路径发展：一个路径是继续形式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传统，另一种则是企图修补形式主义法治缺陷的实质主义法治理论。前者以英国学者拉兹和美国学者富勒为代表。拉兹认为，法治的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治是指“人们应该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狭义之理解。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能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兹还提出了法治八项原则：（1）法不溯及既往，应公开明确；（2）法律应相对稳定；（3）特别法的制定应受公开、稳定、明确的一般规则指导；（4）保障司法独立；（5）遵守自然正义原则：公开审理、不得以偏见司法；（6）法院应对于其它原则的执行握有审查权，即审查议会和行政立法等；（7）法院应易于接近：省时省钱；（8）预防犯罪的机构在行使裁量权时不得滥用法律。5富勒在论证法的道德基础时，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项原则。6一般认为富勒尽管关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张的法治原则"并不是道德性质的"，而实际上不过还是一种形式法治。后者（既实质法治）开始于德国学者韦伯对资本主义法律合理性的探讨。自韦伯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纽曼继续了对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的观察，并将韦伯关于现代法发展会出现反形式主义的预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720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实质法治问题。1959年印度德里法学家大会所通过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实质法治价值取向。如在其关于法治三原则的主张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法治不仅要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美国学者德沃金作为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法治问题，但从他关于权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形式法治的明确挑战：他主张道德权利，强调个人可以"良心拒绝"和"非暴力反抗"国家不正义的法律；他反对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张给予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和个人以更多保护；他要求捍卫体现"公平、正义"要求的法律原则等等，都含有明显的实质法治的精神。8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过法治与人治之争，但在内容上与古希腊的法治大相径庭，从发生学的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法家的主张也并演绎出近代和现代的法治理论。从一定意义而言，现代中国的法治理论只是西风东渐的结果。答案补充 二、法治原则的宪法形式体现
不论是把法治界定为治国方法、法制的理想状态、法律运行的原则，还是把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社会结构状态，那么必须首先建构法律制度这个前提，理所当然地要以宪法作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说宪法存在本身就是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法治原则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传统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宪法形式体现。
在资本主义国家成立前后，法治原则一般集中体现在政治宣言或者宪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内容体现在宪法正文里面。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当时体现法治原则的内容规定主要有：（1）法律目前人人平等；（2）未经审判不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3）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所未列举的权利应为人民保留；（4）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职权；（5）司法独立；（7）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8）国家机关之间应严格实行分权。
5. 1.请结合实际，论述西方国家法治原则的基本内容。（200字以上）
西方现代法治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它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价值多元的文化密切相关，成为西方现代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主要治道。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与实践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世纪的西欧各国，除了英国以外，主要是奉行神治的社会。代表人物如德国神学家尼古拉斯（Nicolas}。但是，至中世纪后期，有人开始主张法治，当然，在这一时期，相反的论调也不绝于耳，许多人主张君王有无限制的立法权。
关于社会应服从何种权威的统治，一些人开始主张法律权威至上，其核心问题在于君王是否应服从法律的统治。法国的格尔森主张，未经正当程序，国王不得处死任何人；国王应服从最高法院的管辖；君王虽不受法律的羁束，但出于为其臣民树立榜样之故，也应依据他们自己所立的法律活动在德国，尼古拉斯认为一切权力源自人民，并以耶稣为例指出：“耶稣服从法律，他不是废弃它，而是成就它”。意大利的马基亚维里也认为，法国的幸福状态在于人民确知国王在任何时候都不违法，那里“依法生活”，“如必要则由法院更新法律”，“甚至最高法院针对君王的判决，该判决也足以使君王就范”。在这一时期，关于法律权威高于君王的思想不断被提出，当然，君王无须服从法律的观点也十分流行。进入17世纪后，法律权威至上的主张日益占据了上风，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1612年发生的一场争论。在争论中，英王詹姆斯一世宣称自己是上帝之下的最高裁判者，有权对司法管辖权的冲突问题做出裁决。时任普通诉讼法院首席法官的柯克（Coke）与国王的观点针锋相对，以“王居万民之上，惟居神与法之下” （quo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uma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古老名言回击国王。如果说其他人关于法治的主张还不够明确的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在实践上已经提供了一个较明确的范例。经历这个过程的洛克，在总结英国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法治的主张：“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在洛克看来，法治就是“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可见，洛克明确主张一切人都应服从法律的统治，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虽然存有某种保留，认为国王享有某些特权，但同意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在1609年的讲演中所表达的观点：国王一旦不依照“法律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国王，而堕落成为一个暴君了”
实际上，在16至19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虽然论证角度不同，例如有的从自然法出发，有的从历史角度出发，有的从功利角度出发，有的从哲理角度出发，但是，他们几乎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含地主张实行法治。在他们看来，神治是现代理性主义所旨在攻破的传统堡垒，自然在摒弃之列；德治缺乏明确性和具体操作性，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人治不过是专制的代名词，启蒙思想家所极力反对的恰是披着神圣外衣的专制主义的人治。他们主张，人类应建立这样一种人间秩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既能享有自由又能实现群体合作，既能真实地表达民意又能进行有效的政府管理，既能享受增加的效率又能受到公平对待。为此，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望于法治。
对于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各家各派的法治理论，难以一一尽述，以下拟以自然法学派的法治理论为重点阐述西方现代法治理论的形成，并分析它们对实践的影响。
（一） 社会契约论
这是西方现代政治和法律思想的重要论证基础。这种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自然状态，那时，财产共有，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存在的是一种自发秩序，人们在交往互动中，依据自然法行使自然权利。在洛克看来，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在卢梭的描述中，自然状态是一种理想的黄金时代：人们享受着自然的自由和平等，如果说存在不平等，那是自然的不平等，而政治的“不平等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是人们感觉不到的”；人们遵照“你要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人”的“黄金规则”和朴素情感，维持一种自然的公平。那时，人们没有善恶之分，所以那里不存在恶行；没有荣辱之念和“你的”、“我的”之别，所以“不易发生十分危险的争执”[。霍布斯基于人性恶的前提，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受着欲望的驱使，自私自利，残暴好斗，“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出于竞争、猜疑和荣誉，人们便处在“战争状态”，即“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按照霍布斯的思路，自然不难理解人们何以要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因为在那种毫无安全保障的状态下，人们在一种类似狼与狼的关系中，自然权利没有保障，而是如同其他动物一样，依照优胜劣汰的“丛林规则”生存或灭亡。于是，人们便达成社会契约，把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国家，由国家负责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思想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强调了人类联合、协作的必要性，指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即个人的自由只有通过群合才能实现。第二，它把社会的组成置于社会契约之上，认为政府以及国家的存在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契约，即人们的同意，而不是神意或强权，从而拒斥了神治和人治。这反映出一种理性精神。第三，它认为政府或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源于人们的协议，而不是基于神圣的安排或“克里斯玛”（charisma）的权威。这其中潜含着民主气质。第四，这种理论设定了政府或国家存在的目的，即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然权利。这隐含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第五，人们在达成这种社会契约时，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他们平等地转让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平等地参与了政府或国家的构建过程，那么，在政府组成之后，每个人的自然权利都应得到同等保护。这为人人权利平等的观念提供了逻辑前提。
二） 自然权利观
按照社会契约理论，人们通过订立协议进入社会状态后，自然权利并未损失，而是在政府或国家的保护下能够得到更好地实现。那么，自然权利包括哪些内容呢？这需要对自然权利的基础加以阐述，即，人们凭靠什么享有自然权利？自然权利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不同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权利包括所有权、婚姻权、公平购买生活品权、父母照顾子女权、多数优于少数权、埋葬死者权等。在洛克看来，自然权利包括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反抗权等，他尤其强调财产权利的重要性。杰斐逊认为，自然权利主要是指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观体现在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卢梭没有明确列举自然权利，但从他的论述中，自然权利至少包括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等，其中自由权具有优先的地位。霍布斯认为，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这一定义中包括含了自由权、平等权和生命权。沃尔夫（Wolff）基于人性和人的自然平等，主张自然权利包括自由、安全和自卫的权利。从总体上讲，自然权利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追求幸福权以及反抗权等。1787年的《美国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1791年的《人权法案》弥补了这一缺陷。作为《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它们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和平集会和请愿自由以及信仰自由，对于这些基本权利，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加以剥夺。此外，还规定了以下四种权利：一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包括保护身体、住所、文件、财产的权利；二是程序和诉讼权利，包括正当程序权、被告的受陪审审判权、辩护权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三是人道主义的处罚权，包括被告享有免受被课以过多保释金、过重罚款或被施以酷刑之权；四是自卫的权利，如公民有备带武器的权利；等等。在英国，基本权利和自由没有在成文宪法中予以规定，主要是在诉讼中通过程序的机制予以保护。在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宣布了人民享有“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该宣言第2条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为了保护这些基本权利，这部宣言还确立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1791年的《法国宪法》明确规定，“宪法保障下列的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受平等保护权、言论、出版和表达思想的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和平集会自由、请愿自由、财产权、正当程序权等。并规定，一般情况下，立法机关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损害或妨害这些“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在其他西方现代国家的早期宪法中都直接或间接确认了某些基本权利，并由这些基本权利派生出许多其他重要的人权。保障这些权利不受侵犯，成为现代法治的主旨。
三） 主权在民思想
在17世纪中叶，英国下议院就提出了主权在民的观点，它宣称：“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起源。”稍后，洛克在理论上系统表达了主权在民的思想。首先，洛克认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都是由人民委托或授权的国家权力，人民是委托者，有权收回委托或授权。其次，基于人民同意和授权的立法机关在国家权力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对于立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服从四种限制：以正式公布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法律必须符合为人民造福的终极目标；未经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对人民的财产课税；不得转让立法权。这样，人民成为了终极权威。第三，他承认国王享有某些特权和豁免权，但是，国王也是受人民委托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如果滥用权力，滥施暴政，“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人民不来控诉他这个已经丧失其国王地位的人，如同对待与他们处于征战状态的其他任何人一样呢？”甚至在国王与一部分人民发生了纠纷的场合，适当的裁判者也是“人民的集体”，而不是其他权威。最后，由谁来判定立法机关或国王是否辜负了人民的委托呢？洛克的回答是：“人民应该是裁判者”，因为人民是权力的委托者。主权在民思想通常具有以下含义：第一，人民享有的某些基本权利是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第二，人民转让自己的某些权利是为了更好地享有这些权利，这些权利并不因转让而消失或缩减，而应增值；第三，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政府必须按照这一宗旨行使权力，否则，人民有权抵制政府滥用权力，有权更换政府，甚至有权以暴力推翻压迫人民的政府。
主权在民的思想对后来的法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布，正当的权力源于民众的同意，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如果政府违背民意，人民则有权改变乃至推翻政府。1791年的《人权法案》第10条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予中央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保留于各州或人民。” 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该宣言第3条明确规定，全部主权归人民所有，“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2条规定，人民享有反抗压迫的权利；第4条和第5条规定，人民的自由只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限制，不受其他限制，法律未禁止的行为均不得妨碍，不得强迫任何人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1993年的《法国宪法》专设“人民的主权”一章（第7—10条）。它规定，享有主权的主体是法国全体公民：人民直接选举代表；人民委托选举人选举行政官员、公共仲裁人、审判人员；人民负责议定法律。在英国，法律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人民主权的原则，但议会主权的原则便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间接体现。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议会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权。此前，议会立法要受到国王的限制。同时，议会有权对大臣进行质询和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讨论和辩论，实行内阁责任制后，议会有权对内阁投不信任票，迫其辞职，主权在民思想在现代法治实践中通常以下列方式体现：一是在宪法中直接规定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对于这些权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缩减或限制；二是禁止政府制定侵害基本权利或妨碍人民享有基本权利的法律，这类法律被认为是恶法；三是虽然宪法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现代大型国家往往实行代议制，人民无法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将权力委托给选出的代表，由他们将人民的意志经过协调之后表达为法律，而法律至上和议会至上的原则间接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
（四） 分权制衡理论
卢梭心目中所向往的是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极力反对分权主张，认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分权则是对生命有机体即主权的肢解。但是，其他一些启蒙思想家则主张分权。他们认为，在难以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地方，人民授权政府以符合民意的方式行使权力，在许多情况下难以保障人民的授权得以实现。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滥用暴政，有效的方式是采取分权制衡的方式。洛克主张把政府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对外三种权力，其中立法权处于至上地位。孟德斯鸠则主张把政府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
实际上，在分权制衡理论方面，孟德斯鸠的论述较为系统，且影响较大。首先，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应尽可能体现自由和保障自由。为此，他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认为自由分为两种，一是哲学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的自由。第二，与一些抽象论述自由价值的理论不同，他意识到了自由与政治体制密切关联，“政治自由”只有在“国家的权力不被国家滥用的时候才存在”。他精辟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第三，在他看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为权力不受约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约束与人民的约束都远没有权力之间的约束来得更直接和更有效。他敏锐地观察到：“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这时，暴政可能与恶法并驾齐驱。“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在这种场合，或者法官会随意制定符合自己意志的法律，司法专断大行其道；或者立法者会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司法，使司法失去独立、公正的气质；或者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一，行政机关会滥用司法权，使司法成为行政机关的玩物。当然，如果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三权合一，政治自由就更荡然无存了。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须实行三权分立，各司其职：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司法机关负责实施法律。它们各自保持独立，彼此监督，互相制约，任何一个机关都不能绝对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独断专行，从而达致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虽然分权理论的故乡在英国和法国，但是，它却在美国的法治实践中获得了典型体现。1787年的《美国宪法》充分体现了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思想。在美国，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国会是联邦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是最高行政机关；联邦最高法院是联邦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宪法，国会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由选举产生，负责联邦事务的立法。国会对行政机关行使监督和制约权：总统与外国缔结条约和任命高级官吏，须经国会批准；对总统否决的议案，有反否决权；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调查并要求总统报告政务；有权对行政系统的高级官员涉及某些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并弹劾他们。国会对司法机关也构成制约：对于国会的立法，只要不违背宪法，最高法院必须实施；有权对违法的法官进行弹劾；有权否决总统对联邦法院法官的提名。
作为行政机关首脑的总统对国会也构成了制约：总统行使国家元首职权，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对国会的议案有搁置否决权；可以通过“国情咨文”影响国会立法；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也有制约的功能：总统有权提名联邦系统的法官人选，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最高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1787年《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以制约国会的权力。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通过“马布利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确立了司法审查权，即联邦最高法院对国会立法是否合宪行使审查权，对其认为违宪的法律，有权宣布无效。这种制约也适用于行政系统的授权立法。此外，对于行政系统的高级官员，如果受到国会弹劾，最高法院负责审判。这样，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构成了制约。
在法国，宪政中的分权体制虽然没有美国那样形成明确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体制，但是，分权原则也成为其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早在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16条就明确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1791年《法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体制下的分权模式。但是，1793年的《法国宪法》根据卢梭主权不可分割的思想，采用了“议行合一”的原则，由国民议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执行会议行使行政职权，但不是独立机关，而是从属于国民议会。该宪法虽然规定了法院体制，但是，它们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审判人员均是由每年选举产生，明显带有司法民主的特色。1814年以后的法国宪法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分权的原则。在英国，宪法中的分权体制，与其说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如说是历史传统的产物。在中世纪的英国，国王曾经一度独揽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但是，由于议会逐渐发展壮大，王室法院也逐渐脱离了国王的直接控制而自成一体。于是，形成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资产阶级革命后，王权受到了实质性削弱，议会成为最高权威，法院也更加独立，这种独立地位通过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获得了确认。因此，在英国，尽管分权不严格，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以及最高司法机关之间存有交叉关系，王权在名义上仍然与三种权力都相联，但是，根据传统，政府不同权力机关仍然不会发生职权不清的问题，且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相互制约关系。
综上所述，在西方现代早期，启蒙思想家反对神权政治，批判了君主专制的人治体制，探求了能够确保人民基本权利的秩序模式。最终，他们大都理性地选择了法治秩序。在他们构想的法治蓝图中，通常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其一，这种法治社会应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其二，人生而自由、平等，所有人在订立社会契约时是自由、平等的，这种契约应是人们真实意志的体现；其三，人们所以同意订立社会契约转让或限制自己的自然权利，目的是为了在公民社会中获得可靠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回报，政府作为人民的受托者代行管理权，必须以这一目标为归宿；其四，国家的法律必须把人们的自然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加以确认和保护，只有这样的法律才是良法，只有这样的法治才具有正当性；其五，人民向整个社会而不是向政府或君王转让自然权利，政府或君王等管理者不过是人民的受托人，人民始终是主权的持有者，如果政府背弃社会契约，违背民意，人民有权收回授权，更换乃至推翻政府；其六，在小国寡民的国度，可采取直接民主制；在实行代议制的大型社会，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应在政府内部采取分权制衡的体制。这些要素在西方现代早期的法治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6. 论述荀子天人关系论及其人性论的基本内容，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天人来关系”是先秦时期自诸子百家论争的主题之一。与思孟学派“物我不分”、“天人不二”的思想有所不同，荀子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以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在物我之间、天人之间划分出一条界限来，区分物我，严别天人，把“天”当成一个存在于人伦社会之外的客观对象。荀子的“天人关系”论是以“分”为前提的，由“分”而和，由“分”而合，由分而“参”。
荀子说：“列星随旋，日月递
7. 梁实秋人性论基本观点
正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梁实秋作为新月派的主要理论家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专系列重大的文属学论争,在这些论争中,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代表受到批判,后来一直沿用这种提法。仔细考察梁实秋的文艺观,我们发现,梁实秋的思想观点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即自然人性论)来解释,有许多矛盾之处。比如,他一再宣扬人性论,但对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近代人道主义却极力抨击,认为人道主义不合乎人性,声称“吾人反对人道主义”。
8. 我想解读人性和透彻分析人性的书籍，读完后可以让我对人性了解透彻。不要人性的弱点和优点。
有一本很老的书《读心术》 是日本人写的， 如果的有反日情节就看老美的《基础心理学》吧
9. 浅谈人性分析
人性的本质抄是追求存在并壮袭大存在，有其他的一些说法，比如性本善，性本恶，趋利避害，追求价值等等，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存在并壮大它。
人性之复杂，更多来自于人类对追求存在和壮大存在的认知机制。比如说，人类如何确认存在呢？需要认知。如何认知呢？需要反馈。这好比照镜子，人类必须照镜子，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
照镜子，就会出现偏差，认知反馈会放大偏差，使人性复杂化。比如羊群效应，文化大革命，斯德哥尔默综合症等。这些复杂人性案例用人类的文化，道德，法律等镜子来照，就更复杂啦。
实际，人性从未复杂过，复杂的是人类如何照镜子，以及镜子内和镜子外世界的互为因果和循环加强。
10. 就法治思维的内容分析人治思想的内在特征
所谓“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 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法治思维首 先表现为根据法律来进行思维。 如果说， 政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利与弊的权衡， 经济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道德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善与恶的 评价，那么，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则在于依据法律来进行合法与非法的预判，即 把合法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特 别是领导干部，在行使国家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都应始终关注五 个方面的内容，即目的是否合法、权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合法、手段是否合法 以及程序是否合法。其次，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法治思维方式应当具有 优先的位次， 意味着包括治国者在内的一切人都应首先按照法律的指引来行动和 思考。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言，即使它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在经 济上是有收益的、在道德上是善的，只要它不具备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将其排除 在选择范围之外。可以说，法治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依法治国和法治原则 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 法治思维的培育，不仅是观念养成，而且需要实践制度的保障。法治理念是 培育法治思维的基础和前提。法治理念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 方面必然性要求之中，它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在 法治国家里，法治思维的主要特征就是要用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和以 人为本的理念去思考和评判一切涉法性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至上体现了对法律的 信仰。卢梭说：“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 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没有对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 任何社会都不能迈进法治社会的门槛。建设法治社 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 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 律素质中内在素质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 素质的桥梁。 法治思维的培育和确立， 离不开良好法治环境的保障。法治环境包括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理性文化等各种要素以及法律运行环境。法治环境与法治思维是 辩证的和互动的关系。法治思维增强了，自然会改善法治环境，而法治环境改善 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促进公权力执
掌者的法治思维。这正是法治的良性循环。 但现实社会中， 由于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 民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 一言堂做法、 家长制派头、官本位思想等人治的阴影和残余依然挥之不去，权大于法、以权压
法和权钱交易等不良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这不仅亵 渎了法律的尊严， 而且也对法律信仰和法治思维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调 查显示，不少领导干部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不足，因而对于法律往往是“讲起 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遇到问题干脆不要”，依然固守“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 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念。改善法治环境，就要从胡锦涛同志 2011 年 3 月 28 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的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四个“更加注重”着手，即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更加注重行政执法和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更加注重行政 监督和问责，更加注重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建立 起良好法治环境，才有助于领导干部在实践工作中形成和运用法治思维。 培育法治思维， 必须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任用机制，将法治指标 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现行政绩考核体系多重视经济、 社会、 人文、 环境等诸方面， 唯独缺少法治考核标准的指引。 各级政府和官员为了谋求政绩，考虑较多的是经 济指标的增长，缺少对法治建设的关注。更严重的是，法治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 的力量，不少领导干部认为在现行体制、机制和制度下强调法治思维，本地区、 本部门就会吃亏。一部分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企业屡封不闭、屡 关不停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的违法行政。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财政收入， 对野蛮暴力拆迁视而不见，土地违法屡禁不止，引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究其内 在根源， 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对领导干部的评价激励机制密切相关。衡量各项工作 的优劣、成败都是围绕着各种硬性的、具体的发展指标、任务，很少审视干部的 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及其所领导的地区、部门的法治生态和法治环境。今后，应 探讨建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法治内在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只有综合法 治、经济、人文、社会、环境等多个指标的评价体系，才能成为一个科学、完善 的政绩评价体系，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只有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 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才能促使法治思维成 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