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用道德

⑴ 治理国家主要依靠法律还是道德

治理国家还是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以下为观点：
1.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是大家都接受的，但请注意，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用来规范每个人的大部分行为的靠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可以这样说，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人的95%以上的行为都是在道德观念约束下的自主决定，而不是靠满脑子装的法律条文，事实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绝大部分人是不熟悉具体法律条文的。人们是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生活，只有超越道德底线时才要用到法律，所以，我说，道德是抓老鼠的实体的活猫，法律只是吓唬老鼠的猫的画像，而我们很多同学正好颠倒了这一关系。

2.法律需要道德来维持。对于这一点，我只想请大家看看近些年中国出现的一些法院高丶官犯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案件）和最近重庆打黑运动中全国著名辩护律师李庄等律师被逮捕等等现实的事件，你就会明白：法律不是万能的。不要“唯法律至上”，不要崇拜法律（当然也不可不要法律），法律自己只不是一个被人制定、参照和执行的工具。任何工具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和人发丶生丶关丶系，都存在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正如一把刀，作为工具，本身无所谓对人有利还是有害，但不同的人把他用在不同的场合，就会出现刀子切菜或者杀人的问题，有人因此而怪罪刀子是不道德的，是一个有害的东西，这是对刀子的冤枉。对待法律，我们不能贬低它的作用，也不可认为其是万能的。当法官和律师丧失道德约束时，再多的法律对他们也没有用，难道法官和律师还不懂法？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人最终还是靠法律来制裁的，是的，但前提是最终审判制裁这些人的另一些法官和律师必须是道德的，是有正义和良知的，否则徇私枉法还会无限循环。

3.法律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任何法律都是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和某一方面的规定，但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何其多也，法律能对所有方面作出规定吗？法律需要对所有方面去作出规定吗？你上车要给老人孩子孕妇让座，法律要做出规定吗？你该怎么让座？你每天的一举一动都需要法律来规定吗？那法律专家非累死不可，而且即使累死他们也不可能让法律完善起来，任何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法律只对人类生活中的极少一部分内容作出规定和约束，任何法律条文都存在司法解释权和自由裁量空间。我们怎么能够主要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呢？

4.道德是内因，法律是外因。这一点也是公认的，法律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约束力，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是内因（实际上道德也是来自外界而非天生的规范，但是道德素质一旦在人身上具备，就与自身溶于一体）。任何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法律的公平正义必须通过道德才能真正得以维护，所谓用权力制约权力，用法律维护丶法律，都只能说是片面的正确。

5.历史证明：完善的道德体系比完善的法律体系更重要。中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几千年的封建秩序，汉唐宋元明清等等朝代一般都存在几百年的政权，统治者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管理水平不见得有今天的现代化管理这么先进，但是在当时完善的道德体系下，政权和社会秩序能够长期维持，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即便是朝代更替，后一朝代一般也会沿袭前朝的伦理道德体系，即我们所说的封建道德孔孟之道，哪怕是元代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族人也会学习汉丶人的道德伦理，至于今天的韩国、日丶本、新加坡，多少也是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影响的国家（当然这些国家也接受了大量西方道德伦理和价值观）。

6.我们不可以只靠法制就能够治理好国家。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深刻认识并加以澄清的观点。很多人已经被陷入“唯法律才能治国”的误区。试想，如果我们只对每个孩子从小进行法制教育，放弃对他们的道德教育，举全国之力去进行立法、执法和司法建设，我们的国家会治理好吗？何况依靠法律来处理好一件事情，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其费用、成本和代价是很高的（既包括请律师的费用成本，也包括从立案、取证、审判和执行的时间成本等等）；而如果依靠道德来治理国家，协调社会秩序，不需要老百姓诉诸法律，是最为直接、便捷和低成本的。

只有法律和道德互相辅助紧密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会才能够真正和谐稳定。

⑵ 治国以礼为政以德，谁进来解释一下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 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 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社会功能互补。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尽管两者手段不一，但其功能却相互补充。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诱导，其实现方式主要依靠舆论督促、内心修养和习惯驱使，因而道德在社会职业和家庭生活中影响广泛而深远。但道德也有局限性，它对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谴责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则不然，它明文规定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既有引导、推动作用，更有惩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即一般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

二、社会规范调控体系中的法律与道德

社会规范调控体系或系统，是指在一定的国家、地区、领域内存在的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规范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系统整体性理论告诉我们，处于某一系统的单一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系统之中，而是与其他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的良性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各个要素的协调运行和发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的调整手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治国安邦，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既抓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又抓道德建设，坚持精神文明。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及系统论的方法，反对片面夸大或缩小任何一方作用的论调，反对将两者割裂对立或混为一谈的观点，对法制建设、道德建设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作出科学的思考。
法制建设与“法律万能论”。历史和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最根本、最靠得住的措施是实行法治。这是因为，法律最具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法律最具统一性和唯一性，规范明确，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最具权威性，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依法治国的这些特性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实现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法制的主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强调依法治国，并非将其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态度。法制建设需要接纳道德的要求，寻求道德的支持，依靠道德的辅佐。我们强调法律至上，但并非主张法律万能，忽视道德建设。应该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和道德冷漠的“吉诺维斯“综合症”，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沦丧的结局。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 道德建设与“泛道德主义”。如同法制在治国方式中的地位一样，道德对于精神文明有着同等的重要意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思想道德，这就是说，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范畴无法取代的。从“国治”的意义上看，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方式，但德治也是治国的一个条件。所谓为政不得不用道德，不以德即乱，道德教化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法治离开道德就可能失去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是，在强调道德上述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正确把握法治实践中的道德定位。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方式使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法律对道德规范的确认和转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切不可将其泛化，滑向立法伦理主义，将一切道德规范法律化，从而导致法律对良心、思想的恐怖统治；在司法判决中，由于立法已对道德予以充分考虑、筛选和吸纳，就应当避免道德标准对司法判决的介入，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或是兼采双重标准。司法活动中的泛道德主义，将对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法律纠纷带来负面影响。
“德治”、“法治”之争与法律、道德协调发展。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律与道德，究竟是“以德去刑”，抑或是“不务德而务法”，或者是“法德轮换”以至“法德合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引起长期的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偏重“德治”，强调“德主刑辅”。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希望通过“德治”、“礼教”去掉刑杀”，达到“无讼”的境地。法家倚重“法治”，主张“以法为本”。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强调两者协调发展，在现阶段并不是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等量齐观，同步发展。其理由是：第一，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和腐败问题，主要凭借两种手段，一个是思想道德教育，一个是法律。但法律具有主导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二，法制变革与道德观念更新，在由计划经济向甲杨经济转轨时期，表现为两种不同速率的发展过程。前者可以由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和社会资源，根据规划加快速度予以推进；而后者虽可设定目标但教化过程是渐进的，使新的道德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有待于更长时期的努力。由于他律与自律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而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协调发展应是指法律与道德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推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⑶ 坚持依法治国要求重视道德的作用要逐渐用道德取代法律吗

坚持依法治国要求重视道德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取代法律。法律是内一些。必要的规范和强制容要执行的。在道德无法约束的情况下，法律的强制执行。会力求达到公平公正。 有很好的道德的。社会氛围。更有利于法律的执行和公平公正。

⑷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如何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1、依法治国是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是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2、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属于不同范畴。前者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后者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

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互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充分实现，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的推行，社会主义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效实现。

(4)治国用道德扩展阅读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原因：

1、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

我国既有久远的法制传统，又有厚重的道德传承。从孔子提出“宽猛相济”，到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

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从世界范围看，凡是社会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大都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

2、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大优势。

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条法治道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法治、德治两手抓、两手硬。

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好，最关键的就要坚持走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发挥好这条道路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切实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

3、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也是现实的迫切要求。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要应对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挑战，从根本上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单就法治论法治是不够的，必须着眼全局、系统谋划，特别要立足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重视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着力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法治观念。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

⑸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有什么作用

1、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

纵观历史，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各自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国家才能治理有序，社会才能健康运行。

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世界范围看，凡是社会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都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

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必须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共同发力、相互促进。

2、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要求。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着眼当前、面向未来，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继续实行好，把法治中国继续建设好，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原则要求，彰显其鲜明特点，发挥好突出优势。

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和落实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统筹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3、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说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法治建设现状同党和国家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实践证明，要切实解决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单纯就法治论法治是不够的。

应当着眼全局、系统谋划，特别是要立足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重视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着力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法治观念，营造全社会都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的文化环境，使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

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形成全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4、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律实施过程中。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不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不仅法律的制定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法律的实施更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既要严格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遵循、为依据，又要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内涵，确保法律的实施不违背立法宗旨、不偏离正确方向。

法律在许多方面只能作出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也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在实施过程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和裁决。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检验法律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尺，使执法司法行为既遵从法律标准又符合道德标准，既于法有据又合乎情理，获得坚实的民意基础、道义基础。

5、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

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很重要的是对其蕴含的道德价值的认同；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于思想道德觉悟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好的公民道德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源泉。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促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高人们的道德实践能力。

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发挥新闻媒体、公益广告、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道德更加深入人心，为推进法治建设培育丰厚的道德土壤。

⑹ 我的道德治国论~求解！

不多，你看最后那个“第三部分 参考范文”。是一篇现成的写好了的。前面的是试题解析啊。

2007年司考卷四第七题的原题啊。无讼厌讼的那个题。

第一部分 试题：

素材一：中国古籍《幼学琼林》载："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增广贤文》也载："好讼之子，多数终凶。"中国古代有"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

素材二：1997年3月11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199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520多万件，比上年上升约16％。2007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2006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结各类案件810多万件。

根据所提供的素材，请就从古代的"无讼"、"厌讼"、"耻讼"观念到当代的诉讼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的变化，自选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题要求：

1．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严谨，文字通顺；

2．不少于500字。

第二部分 解析：

首先试题给大家两段材料，材料一是说古代人的法治观念，引用了《幼学琼林》和《增广贤文》里面的观点，虽然中国古代有个别的讼棍，这个说法也说明了中国厌讼，把今天为了维护法制建设的律师称为讼棍。材料第二段引用了我们国家领导的一句话，还有肖扬的书面材料，在近年来我国的受理案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一个是古代人的说法，另外是现代人的新闻报道。一个是观念，一个是事实。这么两段材料，涉及到古今的差异，涉及到历史的变迁，怎么对这个变迁来进行解释，这个是这个题的核心问题，审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里的重点就在于变化二字，必须说明古代如何而今天如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无论你选择哪一个角度，都必须兼顾古今论述变化的原因，这是答这个题的核心所在。怎么回答这个题，命题人让大家自选角度，有很多角度来进行选择。如果你不太好选择，可以用简单的办法，首先笼统地假定变化是好的，你论述变化为什么好，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在论证为什么有这种变化的时候，又有两个视角，就是外部和内部视角，最核心一点，为什么在古代人们主张无讼、厌讼，在现代为什么有这么多官司，核心一点就是法制的现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周朝以德治国，发展到今天依法治国，这么一种历史的巨大变迁，是法律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以德治国框架下，统治阶级本身不依赖与法律来统治国家，统治的手段主要是道德归训，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这样的阶段里，法律处于无诉的地位。自古以来很多古代的圣贤都主张耻讼，这些主张都跟法律的现实相一致的，就是贬低法律抬高道德，这是古代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所必然道德的结果就是法律处于附属地位。

在现代文明是法治文明，党和中央政府都明确强调这一点，1997年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2004年国务院又明确推出了推进依法，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依法治国成为今天的主旋律，在依法治国的时代里，法律就是这个国家最高权威，一切的事情都要由法律来决断，关于利益的分配，关于利益纠纷的解决，都是通过法律来进行调整。所以人们案件的不断增加，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核心一点，就是法律地位的变化。回答这个题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从医德治国到依法治国，这个千年的变迁，这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可以回到内部的视角，就是为什么法律会发生这么一个变迁，在古代是主张无讼、厌讼，在今年权利意识高涨，人们喜欢打官司，法律处理的案子逐年增多，这有着法律的演变，也有法制观念的演变。可以说从法律方面来讲，古代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镇压的体现，并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工具。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国，法制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能够维护人们的利益。人们更愿意利用这样的法律，而且在古代人们的法制观念也不是很强，在今天权利意识不断地高涨，法律观念不断提升，这跟我们国家不断推行的普法教育的功能分不开。回答这个问题把古今法治优劣，人们的法律观念的演变，法律意识，法律教育这方面回答。

除了肯定的视角之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答，在古代主张无讼、息讼，在今天案件不断增加是不是绝对的好事，也是可以评价的就是古代观念在今天人们有适用，案件不断增加，这不见得是一个好事，从好的方面来看，表明人们的法律意识增强，表明法院的作用增强，也表明我们国家离依法治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是所有的纠纷都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不是现实的，也不是经济。诉讼的程序非常烦琐，诉讼有一个成本，既浪费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同时又会造成对国家司法资源的占用。一切事情都求助法律，这未必是一件好事，通过非诉讼手段来解决问题，比如说来进行调解，来进行和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古代息讼的观念在今天也非常具有价值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年初所发布的加强人民法院调解作用，促进人民法院在和谐社会建设当中的作用里，专门发了一个批文，就强调了这一点，要加强法院的调解之责，以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古代的息讼观念在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很有价值的。关于这个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回答，审题不能有偏离。

第三部分 参考范文：

西方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它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在古代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润形成了东方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民族个性在法律领域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无讼”和“厌讼”的观念。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争讼是人际矛盾激化的表现，而无讼则是官员、士人乃至整个社会公众的理想，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人们更愿意通过调解、和解而不是诉讼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二十世纪初进入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来，中国法律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传统的法律被否弃或者改造，按照现代标准构建起了越来越完备的法律体系；其二是法律理念或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人们对于法律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突出表现在近几十年来人们对诉讼的热衷：在发生纠纷之后，人们打破了“无讼”和“厌讼”的传统禁锢，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打官司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公众对诉讼的偏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因为诉讼率的不断提高，既表明公民了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的认可，同时也是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的直接表现。法治社会要求司法树立起权威，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因此，人们从“无讼”、“厌讼”转而相信和亲近诉讼，这是法治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在肯定诉讼率上升的同时，还要防止出现另一种极端现象，即把诉讼当作是现代社会唯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忽视了其他解决方式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法治社会，解决纠纷的方式远远不止是诉讼一种，在很多问题和很多领域，诉讼并非是最佳的解决方法，而那些相对温和和灵活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却有可能是化解冲突的更优选择，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ADR运动就是人们对诉讼机制积极反省的结果。

因此，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也必须对法律传统中的有益因素进行继承和吸收，具体到纠纷解决机制方面，那就是：既要重视诉讼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同时对于“厌讼”的传统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和解、调解等方式也要给予理性分析，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尤其要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⑺ 为什么古代中国可以使用道德来治理国家，统治者想出台些什么，只要往道德上一绑，顿时万民臣服

因为古代社会是比烂的社会，也是生产力非常不发达，死亡随时伴随人们如影而行的时代。

所以人们必须需要道德才能活着，因为道德虽然不能带来安全，带来物资，带来生产力，但是他能保证社会的有序性，这种有序性能让人们从互相提防的无间地狱中解脱出来，可以得到喘息休息的机会，才有时间从事生产，人们从生产和学习得到的积累才有价值，而不是被人粗暴夺走或中止。（举个例子，非洲人懒不爱种地，是因为战火连绵，种了也会被人抢走，那还不如混日子）

所以人类作为守序生物，必须依赖于道德才能活下去。所以维护道德者，万民称赞，违背道德者所有人都恨不得杀了他，因为这触及到了人生活下去的必需品——秩序

天下人供奉一人固然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供奉的这一人能利用这么巨大的权威维护道德，从而维护社会秩序，那么在那个混乱年代简直是一种无形的巨大财富，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有道德所有人去维护的社会才有人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所以古今中外，哪怕是孤悬海外和我们无法沟通的北美部落，都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皇帝制度，而且所有的皇帝都需要维护一套适合当时国家需求的道德标准。这就是人类的客观需求导致的——是社会在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就必须走这一步。不走这一步的部落，分分死亡灭国，自然淘汰留下了皇帝制度的国家，直到下一个生产力革命的来临

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无形道德的固化，人们终于脱离了随时死亡的命运和失去秩序社会的恐惧后，人们才可以抽出手来，追求民煮，追求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制度是建立在当时客观的条件下的，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就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全皇帝来维护一种道德，这样才能保持秩序

所以违背道德，违背秩序的皇帝，下场一般都很惨，因为他不懂皇帝这个职业的本质。

⑻ 中国什么时候是以道德治国的

如果说道德指的是儒家学派，就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如果指道家学派，即无为之治，汉初的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