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舆情
❶ 网评舆论能战胜法律吗。如果舆论被犯罪分子利用啦，怎么办
双刃剑，首先得看发生的事情，有没有触及所谓精英的利益。至于舆论，也只能是没专有涉及统治阶级的属舆论。
大多民众只有朴实的道德观，法律是相对陌生的东西，大多对其一知半解。而对新闻报道的看法，很大一部分就只看一个标题。所以，在依法治国的当下，常常被牵着鼻子走。
这边就举一个近期疑似操作舆论的例子：云南90后女孩带刀反杀案，几个报道了这个案子的媒体，几乎都用这个标题。这个标题里存在两个暗示，1、90后女孩，女人本就容易让人联想到柔弱，先天就让人产生同情心。2、反杀，一看就让人联想到，一定是生命受到威胁，奋起反抗杀死歹徒。
然而，事实是这样？1、这个女人首先是个退伍军人，2、这个女人在前一天，还跟死者打了一驾，3、这个女人在可以报警的情况下，选择拿刀主动出门，4、死者在女人出门前，刀就被朋友夺下，在对女人没有足够生命威胁的情况下，被女人伤害致死。
这就是一个好勇斗狠的女人，与醉酒无赖的斗殴！
然而网上的声音却是一边倒的，固然有讨厌酒后无德、无赖的影响，但真有那么大吗？这就是媒体的威力！
综上，不难看出，想要让舆论健康、不被坏人利用，首先就得整治媒体，提高媒体的道德修养、职业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
❷ 汉武帝儒表法里的本质对于现今舆论导向和构建法治社会的借鉴意义有哪些
德育良人，良人守法
❸ 从魏则西事件分析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谁都不曾料到，一个名叫魏则西的青年学生之死，会引发如此强烈、持久的舆情地震。从违规的医院科室外包，到混乱的网络竞价排名，各项议题的追问，都指向共同的公共利益目的。人们期待，道德与责任、理性与良知的呼喊，能够换回医者良知，重塑商家道德，激活政府监管。
然而，当道德批判的激情过后，我们更应反思，沸腾的舆情能否实现真实的改变？如果只是道义上的谴责，最多只能唤起一时的良知。随着生活归于平淡，那些暗藏在事件肌理中的潜在逻辑，仍旧会故态复萌，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规则。如果要想改变，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追问：魏则西之死暴露出哪些制度弊端？如何才能推动制度的进步？
魏则西事件透露出诸多社会乱象，但最根本的还是法律层面的问题。竞价排名的搜索推广是否属于广告？立法应当如何规制这种网络有偿推广行为？医院科室违规外包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如何防止执法监管部门的不作为？这些都需要在个案中厘定清楚，以便为今后的普遍性生活确立必要的规则，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
也因此，法律制度的缺失应当加以深刻检讨。以网络搜索推广为例，或许魏则西事件的责任不应全部由网络承担，但理性告诉我们，立法必须采取措施强化此种网络推广的责任意识，以防范虚假信息的泛滥。自从网络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诞生以来，这一模式是否属于广告、是否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就一直存在争议。早在2008年11月，央视就曝光了网络竞价排名的黑幕，类似此种竞价推广更是很多虚假广告的“推手”，实践中有关“搜索推广”的案件达数百起之多，社会因此呼吁，应当以周延的立法实现对变相广告的有效监管。但遗憾的是，在广告法修订过程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妥善的立法解决。
一般而言，将所有的搜索推广都定性为商业广告，可能会过于加重搜索引擎企业的审查责任，毕竟其并不直接提供内容服务，而仅仅充当检索信息的便捷工具。基于工具的中立属性，搜索引擎企业对于信息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一般无需审查。但是与普通的信息检索不同，竞价排名的推广方式引入了商业利益，打破了搜索引擎的工具中立性，主动介入到被推广主体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关系中，在谋利的动机下去积极影响、干预信息需求者的选择。再将这种有偿的搜索推广仅仅定性为一般的信息检索服务，便难免产生损害公共利益的风险。在金钱和利益的绑架下，大量虚假违法医疗广告网站正是因此堂而皇之进入公众的搜索视线。
不难看出，无论是新广告法还是侵权责任法，都没有对有偿的搜索推广作出特殊规制，而只是赋予搜索引擎企业“注意”的义务。其实，有偿的搜索推广无论是定性为信息检索服务还是广告服务，都必须考虑搜索引擎企业的趋利动机，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中立性的信息检索服务，以防止此类没有广告之名却有广告之实的网络推广规避法律的监管。
当然，搜索推广的法律规制问题，只是魏则西事件诸多法律问题中的一个，虽然带有极强的普遍意义，但整个事件所反射出的法治弊端绝非立法如此简单，而是多个环节的法治失守，既模糊了应有的责任，也混淆了合法性界限。就违法虚假广告的整治而言，还存在着诸多责任主体和深层问题，比如，为何违规的科室外包这些年能够畅通无阻？在令人震惊的“莆田系”背后，又存在怎样的违规承包、违规运作的潜规则？相关执法监管部门在其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对这些问题进行深挖，从事件演变的完整逻辑链条上去彻查漏洞、深度追责、完善立法、恢复法治，才是魏则西事件讨论的最终归宿。
❹ 为什么舆论导向可以影响法律审批
法院的判决是严肃的事情，必须依法进行，绝对不能随便。这一点不是舆论所能改变的！
但是法律规定本身就有一定的灵活性，法官是有一定自由裁量的空间的。
只有极罕见极特殊的个案，才有可能会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特事特议。那也是因为法律的某个条款在此个案面前明显不合理。
❺ 12·13山西讨薪亡人事件的社会舆情
2014年12月13日事发，直到24日该事件才在网上引发网民关注，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从舆情趋势图上可以看出，自26日（当地警方发布通告）起，相关信息更新量明显增加。28日，新华社“中国网事”发布调查文章《农民工命丧讨薪路山西民警“脚踩头发”粗暴执法事件调查》，推动该事件在舆论场进一步走热，次日的信息更新量超过了1,250条。随着当地官方逐步走向问题的前台以及处置措施的陆续公开，该事件的舆情热度趋于降低 。
总体上看，截至2014年12月30日，共有相关舆情信息3,543条。在报道媒介上，新闻报道占比最多，约占49.4%。论坛次之，为32.3%，境外和贴吧报道均占4.3%。从事件发酵的过程看，26日之前，论坛报道占优；26日之后，新闻报道的主导地位比较明显 。 网民认为，涉事警察的行为“太恶劣”，严重损害了山西警方的整体形象；在严惩涉事责任人的同时，基层警察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反思。网民“lwwz2011”说，太恶劣了，知法犯罪，这样的警察不配为警察，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山西不只是煤黑，公安更黑。网民“hezhengwen01”说，这种警察在中国大地到处可见，必须给个说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边那些警察也该抓去坐大牢。还有网民说，这警察会被判刑吗？恐怕不会，就算判也是判1缓2,基层警员素质参差不齐，要好好大力整顿了 。
网民认为，在舆情处置方面，当地有关部门行动消极、办法老套，进一步恶化了警民关系和官民关系，对各种细节和疑点有针对性地回应，才能赢得网民信任。媒体人阿曼认为，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当地应对舆论似乎还处在“学步孩童”的阶段，几乎每一步都是被舆论推着走，每一步都在被“打脸”。这种“严防死守”的消极态度，能躲则躲，躲不了再出来回应的舆论应对方式，早就过时了。而正是这样的消极态度，使其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一个值班民警的否认，就掀起了舆论大波。官方回应中的“高度重视”应该体现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网民“殷国安”认为，官方回应中的“举一反三”已成为“官话忽悠”，建议分两步走，当“一”的问题基本处理结束时，再进行“反三”的工作 。
网民认为，在全面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涉事警察以及当地警方的行为有悖职业道德和法治精神，消除滥用公权的“底气”与“霸气”，才能挽回公权公信。网民“图八木”说，女工讨薪命丧派出所，在全社会都在喊着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刻，确实让人感到震惊，难道依法治国的宣传没有宣传到这里？这里的警察还能被称为民警吗？说他们是那些欠薪者的保护伞一点都不夸张吧？失人心容易得人心难，已经被抛弃的公信力还需要当地政府下更多的功夫去找回来。网民“郑端仁”说，回顾整个事件，其中不仅有个别民警的嚣张跋扈和冷漠无情，更少不了事后官方不敢担当，试图“捂盖子”逃避责任。唯有消除“脚踩讨薪女工头”的霸气和“否认这一不良行径”的底气，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才是修复公权公信的正途。网民“铁拳雄狮”说，必须加大对公权力的监督，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否则，类似新闻还会被不断地曝出来 。
还有网民认为，该事件折射的劳资紧张关系不容忽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需反思四大政策问题，政府应善于调动其他资源和力量，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网民“碧翰烽”认为，劳资关系是当前社会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挑战着人们的安居乐业、威胁着社会和谐稳定。要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企业工会的独立性、招商引资与唯GDP主义、“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社会分配体制改革等四大问题亟需反思。网民“冯文亮”说，政府应为农民工创造和优化生存环境，加强制度设计和监管落实，共同撑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伞。在解决欠薪问题时，应该以法律为基本准则，确保“欠薪入刑”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网民“空山新雨”建议，政府须调动社会其他资源和力量共同破解“讨薪”难题，通过扶持相应的社会组织以及让各地存在的同乡会等组织规范化、阳光化等方式，提高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的博弈能力 。 长江日报：警察打死讨薪者是一场正义危机
如果是一个包工头或者地痞流氓打死讨薪者，人们也会愤怒，却仍会相信正义。被称为正义守护者的警察，却公然对正义寻求者实施肉体残害，性质就完全不同，它会让人们失去对正义的信仰，失去对国家机器维持正义功能的信心。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高度推崇的基本价值，作为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执法者，竟然这样赤裸裸地践踏正义，人民绝无法忍受，不能原谅 。
南方都市报：愿“讨薪”不再成难题
在正常途径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依靠上访、跳楼、跳桥、群体性事件来“把事情闹大”，成了近乎唯一的选择，恰恰这样的社会性讨薪方式又能产生一定效果，因而产生了路径依赖。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欠薪易。资方欠薪违法成本低，外来务工者讨薪成本高，让欠薪更有恃无恐。纯粹指责社会性讨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将其拘留或入罪了事，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容易激化矛盾。更多的关注应放在产生如此路径依赖的原因上，并寻求解决之道 。
新京报：讨薪者命丧派出所“高度重视”别总迟到
可以说，当地警方一开始并不希望这件事情信息外露，更不希望被舆论关注。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检察机关已介入调查，但官方始终没有公开、正面回应。直到事件见诸媒体后，太原市相关部门才在第一时间启动响应，通过公开通报表达了对事件的“高度重视”和“处理决心”。不过，回过头来看待案件的整个发展脉络，仍然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咀嚼。为什么有关部门在事情发生后第一反应总是封锁消息，直到遮盖不住，被媒体披露、舆论聚焦后才“高度重视 ”？
京华时报：脚踩女工头发事件岂止“处置不当”
龙城派出所的民警，不但将讨薪农民工打倒在地，更将其头发踩脚下，显示出对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民警刘金润将“民警脚踩女农民工头发”照片说成是利用视觉误差“误导网民”，对照家属提供的视频，到底是谁想误导人，不言自明。此外，还有几点值得追问：民警究竟有没有打人？民警为什么要打人？处警民警面对5名手无寸铁的农民工，在处理这起小纠纷时，偏袒如此明显，出手如此之重，很难说这是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公平，而其中透露出的执法之失、暴戾之气尤其值得警惕 。
红网：查清女工讨薪丧命真相回避机制不可缺位
面对讨薪女在派出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涉事公安部门理应启动回避机制，让第三方介入查出事件真相，给死者家属一个合法交代，给社会一个公开透明的说法。对于周口讨薪女工在派出所死亡事件来说，之所以持续发酵，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涉事的公安机关，没有理清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与权责义务都发生了变化，已处于涉案方，不再具有立案管辖权和查处权，一味参与其中，只会引发社会对案件处理不公的持续质疑 。 本是一起劳资纠纷，然而，因为当地警方的不当介入，该事件却以警民矛盾甚至官民矛盾的形式呈现在网民面前。当媒体把这件事曝光后，涉事警察的跋扈与傲慢、事后当地警方躲闪与遮掩，随之成为网民吐槽的重要舆情点，而事件起始的讨薪问题反而有些“冷落”。显然，这不是舆论失焦。讨薪问题固然显失社会公平，但对官员（警察）、公权力的批评更能释放快感 。
在当前持续的反腐高压态势下，山西“后来居上”，成为十八大之后反腐风暴中“最大的重灾区”。而与此事相涉的太原警方，此前的诸多乱象也时而被媒体聚焦。2014年9月11日，南方周末曾刊文《太原警界之乱三任公安局长连续下马》。报道称，“多名公安系统人士透露，三任问题局长在任期间，太原公安队伍士气低迷，纪律松懈”。“更严重的，在部分山西高层官员与不法煤商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政治生态下，部分太原警察沦为煤商违法后的保护伞”。由此观之，此次事件从劳资纠纷到官民矛盾，可能并非仅仅因个别警察素质低下而偶然发生，网民对涉事警察、当地警方的尖锐质疑和批评，也并非无端发泄，而是其来有自 。
媒体在该事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的曝光引发了广大网民对该事件的关注，在推动网民对这一涉及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进行深入反思的同时，客观上也增强了受害方的博弈能力。与此同时，当地警方在事件处置上的不足与短板也明白无疑地暴露在网民面前。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对受害人家属的“限制”、“赔钱私了”等就事论事式的维稳思维突出，与该事件本身的公共性相去甚远，与民意的期待也是背道而驰，事件曝光引发民意反弹自在情理之中 。
当然，该事件引发舆情聚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警方信息公布过于迟缓，没有及时通报事件处置情况的进展。26日晚太原市警方才第一次在其官网上发布通报，距事发已有13天。在“以秒为计时单位”的新媒体时代，如此迟缓势必滋生不必要的想象空间，进而增加事件处置难度。而从当地一些警察的言论也可以看出，除警察队伍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外，媒介素养之差也不容忽视 。
警察作为执法者，执法犯法，影响之恶劣不言自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是新时期政法领域“三个建设”之一。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各地公安机关应引以为戒，加强对警察队伍特别是基层警察队伍的教育和管理；就警察个人而言，也应自觉以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执法为民 。
❻ 舆论监督具有的功能及如何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党外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必要环节。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不断推动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导向，加强舆论监督，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发挥警示作用。”这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一，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开门接受监督要做到真开门、开大门，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让群众评判，正确对待、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能不愿接受监督，甚至千方百计回避监督、抵触监督。要继续推动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透明度。凡作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都应当向社会公开，对党员群众关注的重要事项，要更加公开透明。要扩大党务信息的普及面，为党员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使党务公开真正成为增进群众了解党组织的好形式，让社会监督有的放矢。要畅通人民群众举报和监督渠道，认真做好信访监督工作，及时检查处理问题，有的还应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反映意见的群众。
第二，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舆论监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推动改革发展，推进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根本是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方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闻媒体要坚持人民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依靠人民群众开展舆论监督。
二是开展舆论监督要直面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全面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仅仅依靠党内监督还不够，必须强化舆论监督，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新闻媒体应当肩负起社会哨兵的使命，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情况、党规党纪执行情况的监督，加大对违纪违法行为、对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曝光力度；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敢于揭露批评不道德行为和不良风气，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将落脚点放在解决矛盾、改进工作上。开展舆论监督工作要树立大局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讲究方式方法，把握好时、度、效，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
三是舆论监督要注重成果运用，注重对比宣传，既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又发挥反面典型警示震慑作用。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深刻揭示违纪违法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举一反三、惩前毖后，提出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的建议，推动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切实取得舆论监督的实效。
❼ 太魔幻了吧，为什么所谓的公正法制还需要舆论参与啊
法律是规范，舆论起监督作用。
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专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属，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
❽ 立法部门如何加强立法舆情建设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依法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也是专建设网属络强国的有力保障。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从法律角度上讲，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均以网络运营运行管理为主。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又先后颁布和实施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
随着互联网应用向纵深方向发展，网络问题也日益凸显，现有的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存在定义界定不清、认定过于笼统、法条使用困难、缺乏可操作性等缺陷。
面对新的形势，依法治网要用法制思维来引导，用法制方式来加以规制，要加快我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法制建设的步伐，建立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社会化的管理方式，才能促进依法管网、依法上网、依法用网，才能确保网络治理事半功倍，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网络强国。
立法部门在进行立法舆情管理时，可以借助蚁坊软件类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实时获知网友对立法的建议和反馈，以便更好的管理立法舆情
❾ 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以聂树斌案为例
一、聂树斌案改判无罪具有重大意义，堪称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聂树斌案改判无罪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中实现的。案件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不断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听证、决定再审到最终宣判，虽然步履艰难，但始终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冤错案件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严重影响法律尊严。中央政法委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2014年10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要求完善再审制度，解决再审启动难、改判难问题。没有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聂树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彰显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重塑司法公信力、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定决心，以及敢于直面错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负责复查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人多次表示，聂树斌案件的复查、再审要经得起真相与历史的检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改判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司法观念。虽然聂树斌已无法复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对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聂树斌案再一次为“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作了有力的背书。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近三十余件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许多案件是按“疑案从无”的原则改判的。“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聂树斌案案发时间长、证据灭失多，查清事实和证据的难度极大。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意见与观点。从公布的现有证据来看，既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改判无罪，为未来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
第四，聂树斌的复审、改判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坚定立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法院坚守司法中立，树立司法权威。聂树斌案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媒体和法律学术界的关注，舆情复杂多变。无论舆论如何，审判活动关注的核心始终是证据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异地复查、再审过程严谨、审慎，坚持证据裁判，对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聂树斌案改判过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各项制度探索，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是使案件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提审作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一种方式，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已经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为数不多,足见其对提审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本案，是对此案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也是对民声民意、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错自纠和久拖不决。因聂树斌案在河北省一审、二审，被告人家属多年申诉无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历史上非常罕见。聂树斌案被异地复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复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聂树斌案开启了疑案异地复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错案纠偏的示范路径。
再次，复查、再审环节充分保障当事人参与权、阅卷权和公众知情权，召开听证会等有益形式，为处理社会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师阅卷权，确保其能够完整复印、拍摄聂树斌案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王书金案卷宗。举行聂树斌复查工作听证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证会邀请了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妇女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广泛参与，检察院派员监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听证人员填写不记名意见表等做法，都体现了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总结聂树斌无罪案的沉重教训，完善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
刑事误判、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对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特别是对错杀、冤杀的情况，其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聂树斌案无罪案，再一次警示严格规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贯彻落实刑事诉讼制度，消除冤错案件发生的土壤。
聂树斌案的出现，固然有着上世纪90年代办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执法规范化建设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时期发生冤错案件，都同样是一个悲剧。查办该案过程中存在的不当、错误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对聂树斌案定罪主要依据是聂树斌本人口供，凸显了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思路和“笔录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模式。以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和“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标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保障人权、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从严掌握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等原则和制度。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依旧存在着过于重视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不当理念和行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再制订“命案必破”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违反司法规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标，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办案效率而造成冤错案件。
其次，以聂树斌案的平反为契机，推进完善刑事案件纠错机制，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证明标准体系。
聂树斌案虽然平反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书金这个“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网、招供，并进入舆论视野后才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而无论是此案“真凶落网”还是其他案件“死者复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错案的纠正不能依赖“偶然”。要明确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证据标准。从“有错才纠”走向“有疑即纠”。“有错才纠”是目前我国司法在再审程序上的基本观点，其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极高。而“有疑即纠”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显然降低。聂树斌案成为多年的“疑案”，在复审、听证阶段控辩双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应当明确“疑罪从无”的“疑点”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即可作为无罪处理。为确保有错必纠，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查阅聂树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为困扰该案代理律师的最大难题，当事人、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阅卷权等程序性权利要充分保障。对于重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要将听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保障公众知情权。
再次，正视和正确认识冤错案件的存在，特别是疑罪从无案件，要“权责统一”明晰错案责任，完善司法责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完全避免冤错案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国，根据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统计，1989年到2013年之间，至少有1188名曾经被判处有罪者因出现新证据被改判无罪，每年约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无罪，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保留死刑的我国和美国等，都存在着错杀的可能。而凶杀、强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占有相当比例。对于冤错案件，追责程序是督促和预防冤错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时“权责统一”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注。冤假错案的追责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明晰责任。
望采纳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