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路

① 何为法治之根

社会来是法治之母，“新民”自是法治之根。这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观点。
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在历史大变局中呼唤法治启蒙的重要文章。梁启超发现，几千年来中国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的概念，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缺失。这一发现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的先河。他的言辞充满锋芒，不乏刺激意味，体现了他塑造新国民的迫切心情。梁启超坚信只有建造强固有力的政府、培育独立人格之新国民，国家才有希望。梁启超寄希望通过宪法法律的建立来推动政治的完善，这一思路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重要思想资源。

② 当代中国为何要摒弃人治，而选择法治之路

人治无任何公平、公正可言，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尤其在中国，只有法治才能体现公平、公正。

③ 行政法角度，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与完善

首先、我国行政法律、法规以及现行规章多为实体之规定而少程序之规定，对公民义务性规定甚至于权利性规定不少却缺少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后怎样予以救济的法律规定。由宪法到各具体法律规范，我国公民享有若干权利，但这些规定大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这些权利的救济往往因为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而陷入真空，如受教育权被侵犯后怎样予以救济，我国各部教育法规都没有明确的司法或行政救济条文，仅规定学生有权进行申诉，但是申诉之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受理部门及程序，根本解决不了受教育权被侵犯的现实问题。近几年来，大量受教育权诉讼案件的发生就是最好的明证。在该领域之内，一旦WTO成员方公民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接受教育并发生受教育权被侵犯之时，我国政府该如何应对，毕竟我国受教育权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之规定与WTO规则之规定差距甚大啊。同时与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保障个人受教育权的规定也不一致。
其次法律、法规特别是行政规章之间冲突严重。“2003年10月22日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法与法撞车我们该听谁的’再一次讲述了‘艾滋病疑似患者申请结婚登记’使婚姻登记机关无所适从的故事。涉及到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与《婚姻法》、《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互相之间关于结婚登记必要条件之间的冲突；同年10月9日，重庆一名在校大学生申请登记在让重庆教委尴尬为难之时也揭示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与《婚姻登记条例》、《婚姻法》之间的冲突。”而涉及入世的法律法规冲突特别是行政规章的冲突早在我国的《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五部分“与贸易有关的只是产权制度”第251条表A、表B，特别是表B第二部分加入时就废止的四部部门规章，己说明我国目前的法规、规章冲突严重，急需清理。

④ 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法制建设30年”；“法治之路不可逆转”，“人治是死路一条”；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问题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需要认认真真地讨论，把似是而非的东西搞清楚”；对中国的法治进程持谨慎乐观态度；甚至“法律职业化不可逆转”、“不能为了让人民喜闻乐见，而把法律的语言的专业性去掉”等等，我都同意。

除了中国的法治是否应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外，我与贺的根本分歧在于：法律职业群是否应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对法律的理解、适用能否违背一个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离开了人民的参与，能否最终保证司法公正。简言之，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该是 “机械的规则之治”、“法学家之治”，还是 “人性之治”、“人心之治”、“常识、常理、常情之治”。我认为，正是对上述问题的错误回答，导致了较长时期内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与目标的渐行渐远。

强调法律与社会基本伦理分离，主张“法律职业并不是要遵循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道德规范”，是（至少长期以来曾经是）我国法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观念。将“法律”凌驾于常识、常理、常情之上，凌驾于司法人员的良心之上，这种观念不仅与“司法人员必须依照良心履行职责”这一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的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相悖，更是在实践中导致了法律职业群基本伦理迷失的恶果。记得在一次讲座中，当我谈到 “司法必须讲良心”、“讲法必须讲理”时，一大批来自全国的一流的法学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我：什么是良心？什么是常识、常理、常情？常识、常理、常情到哪里去找？良心到哪里去找？当这些法学权威们普遍不知良心为何物，不知常识、常理、常情为何物时，我们能够奢望“法律在法官之上”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司法人员的犯罪率以大大超过司法人员的职业化进程速度增长，司法腐败成为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现象，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率几近普通民众的5倍，难道就真的不足以引起我们法律人的深思吗？

认为对法律的理解可以偏离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强调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必须依“法”办，这种“讲‘法’不讲理”的主张，可以说是传统法学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人治、导致专制，必然结出“权大于法”，“有权就是法”。

为什么主张法律可以偏离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必然导致人治，必然导致专制？首先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个神话。几千年来的法学家们都追求着这样一个法治之梦：好的法学家与好的统治者一起制定出好的法律，然后让普通民众都知道法律的内容；当人们知道法律的内容后，就会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就会因此而建立。这个“法治梦”的实现，显然必须以普通民众都了解法律的具体规定，并按照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这个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会先学“交通法”再上街？又有多少人会先学有关银行、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再到银行存款、取款？多少人可能先学“民法通则”、“合同法”或者“消费者保护法”再到商店买东西？我常说，如果真有一个人先学法，再按法律的具体规定来规范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个人一定是精神病！事实上，指导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只可能是买卖要公平、不能无故损害他人利益、做事要考虑对方的感受、敬慕英雄、鄙视小人等一个社会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基本常识、常理、常情。当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只可能按常识、常理、常情行为，常识、常理、常情就应该是人民利益最基本的要求，人民意志最基本的体现。主张法律可以偏离一个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意味着少数人可以将自己意志（少数人对法律的理解）强加到了民众的身上吗？这不是人治，不是专制，是什么？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我的一贯主张是：（1）观念上，对法律人的业务教育必须与良心教育相结合，良心教育优于业务教育，以良心教育来促进业务；（2）制度上，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民主化必须优于职业化，必须以民主化来促进职业化。为什么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我只想说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古代几千年，西方近代近200年，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法治发展史无一不在证明：一切没有人民参与的司法，最终必然是走到人民对立面的司法；离开了人民的有序参与，要建立“一种权威的、公正的机制”来解决“谁的权力大谁说的就是‘真理’”等社会问题，要保证“法律在法官之上”，保证“教皇、国王、法院院长、苏丹”这“四种统治者都要在正义之下、在法律之下”，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都只可能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神话！

⑤ 日本国如何走上法治之路的又是怎样走的

明治维新。学习西方道路。

⑥ 当代中国为何要摒弃人治,而选择走法治之路

人治的成功必然要依赖于个人的品德和能力，估不论能力，个人的品德那可是个不可靠的内玩意。
而且，个人品德容也有不同的标准，对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以公谋私，对大众来说是一件很坏的事，可对于他的家人、家族却是个好事。说白了，大公无私的人有，但绝对不多。再退一步来说，谁敢说自己在无监管的情况下一定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而是很长一段时间，谁敢保证？？

⑦ 建立法治社会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法治的途径

（一）法治形式的完善

法治有内容和形式之分。法治的内容，是指根据法治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各法律主体应然的权利义务和实然的权利义务。法治的形式，是指根据法治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各法律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形式和存在形式。对法治的内容和形式，我们在以往过分地强调了法治的内容，而忽视法治的形式，并认为西方国家所强调的法治形式只是骗取公众合作和信任的工具。对法治的内容，我们又过分地强调了法治的本质，认为法治就是政治统治和阶级斗争。这种演绎的结果，却是践踏法治。

我们认为，法治的内容及其本质应得到正确的强调，但法治的形式应受同等重视。这是因为：第一，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没有形式的内容是难以捉摸的，形式有欠缺的内容是容易引起误解和争执的。法治的存在，不能仅仅要求人们用思想去感受和体会，而且还要让人们的眼睛看得见、双手摸得着。法治不仅应当真正存在，而且还要让人们相信它存在。然而，人们只有通过形式，才能看清或确认法治内容的客观存在。第二，形式是内容的前提。法治的形式是对法治内容的一种规范。只有通过法治的形式，才能实现法治的内容。例如，回避、听证和表决只是法律公正的一种形式，但只有通过这些形式才能保障法律公正的实现。第三，形式比内容更具可行性。法治的形式是有限的、易行的和确定的，法治的内容是无限的、有难度的和模糊的。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是容易做到的，而当家作主的内容却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连容易做到的都没有做到，那么要做到难以做到的就值得怀疑或就是空谈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实现法治的形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法治的内容并不完备，但法治的形式更欠缺。例如，尽管政府在当时为公众提供了许多服务，却既没有用货币来衡量也没有用相应的形式来确认，因而既难以为公众所感受也可随时予以取消。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与法治目标及法治内容相适应的法治形式。在当前，我们首先必须完善司法制度这一法治形式，因为这既是法律主体最后可获得的、可信任的服务形式，也是法律主体间最后的合作机会。如果连这一服务形式都难以真正享受、不可信任，连这一合作机会也被错过或剥夺，那么将没有什么法治可言了。因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一切形式都必须得到完善和保障，任何障碍都应被清除。司法腐败不论程度多大，性质上比其他腐败更为严重和恶劣，必须尽快得到彻底消除。司法受党的领导，但党也必须服从法律。党服从法律的形式标志，就是尊重司法审判。

（二）沟通渠道的拓展

“合作是一个过程”，[30]信任有赖于沟通。过程的法制化就是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具有可预测性。人们通过法律程序，可以预测他人的意志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作好合作的准备。现代法律程序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双方主体的交互作用程序。因此，程序意味着参与。通过参与，可以了解对方主体的内心活动和意志形成过程，并沟通双方的内心活动，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和相互信任，消除可能发生的磨擦和冲突，从而使最终结果具有可接受性、公正性、准确性和效率性。20世纪法治进步于19世纪法治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不仅重视法律行为的结果，而且关注该法律行为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强制或强迫对方来接受自己的单方面决定，而是要求对方来了解自己的决定过程和参与决定的作出。

根据传统的私法自治原则，私法领域的合作程序和沟通机制并不需要法定主义。但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依赖性日益密切，传统已不能适用于私法的一切领域。我们认为，员工与业主之间的和平合作、信任融洽，在员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问题上，就必须有法定的沟通机制。在煤气、电力、交通、教育、卫生、通讯、农产品收购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垄断领域，有关服务质量和价格调整等问题，仅仅依赖政府部门的监督似乎也是苍白无力的，公众往往被任意宰割，因而必须有公众的参与机会和法定的沟通途径。

在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之间的公法领域，沟通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之间只有相互沟通，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才能使所作的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现在的沟通主要表现为会议和文件，尽管有文山会海之称，效果却有限。在立法上，法律规范之间的脱节和冲突并非个别现象，部门立法的垄断主义和地方立法的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在决策上，问题同样存在。例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某某部门，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精神的贯彻，而往往是对依法治国的肢解和歪曲。另外，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也需要加强沟通。

与上述公法领域的沟通同样重要的，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这一公法领域中的沟通。这一领域的沟通，近十几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相继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机制和行政处罚程序。但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毕竟是一种事后的沟通，并且范围有限、成本过大，事前的沟通途径还很少。尽管事前的沟通途径已在行政处罚领域建立，但还很不完善，个人的参与机会并不充分，作为沟通机制核心的听证制度仅限于个别行政处罚案件。在其他领域，如行政许可和行政征收等领域，事前的沟通机制尚未建立；在内部行政领域即政府与公职人员之间，甚至连事后的沟通机制也还是空白，就工资报酬、编制核定等问题的事前沟通机制似乎尚未列入议事日程。

总之，拓展沟通途径是实现法治的途径之一。

（三）价值取向的转变

统一和对立都是利益关系的运动形式。但是，我们，作为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就不能只强调或过分强调利益关系的斗争性而否认或轻视利益关系的统一性。否则，只能人为地动摇本政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导致非法治的运动治国。在18世纪，处于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强调了利益关系的对抗性，提倡分权制衡、天赋人权和个人自由，并延续到取得统治权后的19世纪。于是，无产阶级利用了这一武器，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工人运动，甚至最终夺取了政权。因此，以狄骥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几乎全面抛弃了启蒙思想，只承认利益关系的一致性，提倡以阶级合作为反动本质的全面合作，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国家转变法治目标。列宁等社会主义者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经验。在俄国革命时，列宁强调了民族利益的对立性，提倡民族自决权，强调自决权中的分离权，号召各民族从资本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强调民族利益的一致性，提倡民族自决权中的联合权，号召各民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成立统一的苏维埃联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布哈林也及时提出了消除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平衡论”。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也表明，我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转变。因为，利益对抗和阶级斗争不需要任何法治。

然而，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依法治国观念的确立，并不等于说人们的观念都已经转变到法治观念上来。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全面确立还需要艰苦努力。要使人们间社会联系的观念，从相互间的感情和友谊联系转变到法律联系上来；要把市场经济的观念，从尔虞我诈的竞争经济转变到互利互惠的合作经济上来；要让人们的诉讼观念，从我胜你败的法律对抗机制转变到沟通与合作的法律和平机制上来；要将人们的国家权力运行观念，从权力分立、相互牵制和保持平衡转变到职责分工、相互尊重和团结合作上来；应将政府与公众间关系的观念，从命令与服从转变到服务与合作、信任与一致上来。总之，我们的观念，应当从找领导和组织全面转变到找法律和法院上来。

法治之路是漫长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目前容易做到的和迫切需要做到的，恐怕还是以上三个方面。

五、后记

从认识论上说，人们的认识既有科学性认识的一面又有价值性认识的一面。价值性认识体现了主体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但科学性认识却不涉及阶级性，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之路是哪一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