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会周啸

㈠ 急需一篇有关治安法规的演讲稿

有人说，生命是宝藏；有人说，生命是黄金。我说，生命是花，就像春天绚丽多彩的花。世界因如花的生命而精彩，可是，有的人却轻易地让生命之花过早地凋谢了。
大家知道，人类最基本的需求——除了对空气、水和食物的需要外，就是安全了。报纸、电视、新闻的内容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惧，如火灾、矿难、洪水、海啸、地震、车祸、战争、恐怖袭击、暴力等等，我们已经确信自己生活的环境不能100％的安全了。
作为学生，一年有绝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和学校周围生活。在这个人口密集，面积狭小的特殊的环境里，安全更是我们的一直关注的重点，国家有关部门为此专门立了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相关条例。如《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同时国家也提出了“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同时，国家又成立了安全总局，负责全国安全工作的管理，这说明国家非常重视安全工作。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因交通事故、建筑物倒塌、食物中毒、溺水、治安事故、暴力犯罪等死亡，平均每天有40多人，相当于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失去他们如花的生命！楼房拥挤造成学生受伤，课间追逐打闹造成骨折，课堂上被铅笔头扎伤、实验过程中被烫伤、溺水身亡、学生打架斗殴以及车祸等意外事故令人防不胜防。枯燥冰冷的数字，这些令人心颤的事实背后我们看见了什么呢？逝者以他们的鲜活而短暂的生命向我们提出了哪些警示呢？望老师、同学深思！
同时，我希望全体员工要进一步增强“校园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和“我是安全工作责任人”的意识，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把好每一关，关心学生胜于关心自己（今天下午的火场逃生演习全体师生参加，除班主任、进班老师外，科任老师一律随班参加）；各个班级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做到“四化”——教育经常化，制度科学化，安全措施具体化，学生行为规范化，努力创建安全文明校园，为学生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环境。
最后，让我们牢记“珍惜生命，关注安全”，祝我们的同学们在江海一小美丽、可爱的校园里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㈡ 侵权行为为什么属于事实行为

我手打一份说明给你：

法律行为一词源于德国民法典，萨维尼给出的定义是“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大多数法学家接受了这一定义。这一定义强调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与所产生的私法效果。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如果法律行为能够产生主体预期的法律后果，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安排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必须要能够做出自主意思表示，而且这种意思表示能够依法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拘束力。

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当事人是否做出了意思表示且这种意思表示是否能够产生拘束力。在一些事实行为中，当事人也可能对其行为后果有一定意思但没有表达于外（如先占），也有的对其行为后果有一定的意思且也表达于外了（如自助），但由于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本质要求而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只是产生了法律直接规定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被认定为是意思表示，可见，在事实行为中，意思表示是不被考虑的。

你先看第一二段，反复看看第三段。多看看，琢磨下，法言法语就是要多琢磨。想当年萨维尼的“法律行为”和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上所指的“法律行为”，我可是很琢磨了一下。

再看看民事法律事实的体系
民事法律事实包括事件和行为。
事件包括自然事件（如海啸）和社会事件（如罢工战乱）
行为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依据内容分类包括：a合同行为
b婚姻行为
c遗嘱行为
d收养行为
e其它（处分权利的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效力分类包括：a有效民事法律行为
b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c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
d可变更、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事实行为包括：a无因管理
b部分不当得利
c正当防卫
d紧急避险
e侵权行为
f创作、发明、添附、先占、拾得、发现等

㈢ 想写国际经济法的论文 现在定下的题目是“BOT项目的法律问题研究” 求指导~

BOT投融资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运用BOT方式进行融资，无疑可以扩大资金来源，分散每个企业承担的风险，同时，由于高投入，高回报，获益也是巨大的。但是，同时，由于当事人较多，法律关系复杂，也存在诸多法律问题。综合来看，有这几个类别：第一，BOT当事各方的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问题，比如招投标的问题，所有权的问题，政府保证的问题，税收优惠的问题等等；第二，BOT风险的分担问题，比如投资风险，汇率风险以及政治风险等；第三，违约救济问题以及法律适用问题；以及第四，BOT项目融资的问题，比如资金的来源，贷款的分配等等。
（一）BOT当事各方的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问题
BOT投资的主体有政府与项目投资人（或称项目主办人）以及项目公司；发放借贷款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即项目贷款人；提供项目保险、财产保险等业务的保险公司；项目建筑工程的总承包商、转包人、分包人、提供机器设备等租赁的租赁公司、承租人、原材料供应商、项目营运方，项目投资回报和贷款偿还的担保人等。多个主体有可能跨越不同国境。
各方当事人通过合同联系起来，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1）政府主管部门与该BOT项目主办公司之间的特许专营权合同，这是政府与项目主办人关系形成的法律基础。特许授权的内容是以项目公司设立及其权利、义务的确定为核心，涉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展开的“一揽子”安排。这是整个项目运作的前提与核心；这个特许权协议的性质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相当于行政合同关系，有学者认为相当于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国家契约关系。若是前者就不能接受国外仲裁机构管辖，而必须在我国进行仲裁或诉讼。（2）项目公司的各个股东之间的合资或联营合同；（3）项目公司与工程设计公司的设计合同；（4）承建公司与项目公司的交钥匙承建合同；（5）以及项目公司与供应公司的物资供应合同、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与政府主管部门的产品回购合同及项目设施使用、移交合同、与贷款人的贷款合同，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等等。BOT方式在运作时，就体现为上述各个合同的实际履行。[⑦]因此，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就需要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政府保证义务，项目公司的担保义务，主要是投资回报担保和贷款偿还担保，以及各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比如交付贷款、如期完成施工、转移所有权、如期供应原材料等等。
（二）BOT风险的分担问题
BOT由于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额大，建设和回收成本周期较长，因此风险较大。政府之所以会采用这种投融资方式，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减少直接财政负担，分散投资风险，提高运作效率。在分担风险的时候，应当注意风险承担与权利获得的平衡。
总的来说，BOT中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政治风险，这是指政府更迭或政策、法律的改变(如税收增加、对基建项目进行限制等)，政府行为的影响。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稳定也是政治风险，如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外汇管制、偿债危机等。以及包括国有化的风险、战争内乱险等等。为了减少风险，项目公司一般要求通过立法明确政府对项目的批准即构成对国家的约束力，即要求东道国提供政府保证，如发生上述风险，政府应给予补偿。同时，也会向投资者母国的保险公司、出口信贷机构、国际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投保，以转移政治风险。也就是说，这类风险可以通过合同安排和投保来分担。（2）不可抗力风险，主要指的是项目参与者无法预知也无法避免的事件给项目造成的损害。比如山洪、地震、海啸、火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以及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等等。这些风险中，自然灾害引起的，不能要求政府全部补偿，只能由项目参与人通过协商等进行一定比例的分摊，而诸如外汇险等，有些时候可以与政府签订协议要求政府保证外汇的稳定，有时候则需要项目参与人自己承担。这类外汇险也可以向相关保险公司投保。（3）经济风险，主要指的是BOT 项目所在的外部经济环境对项目建设和经营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这里，外部经济环境包括世界经济环境、国家经济环境及相关行业经济环境。比如，世界经济形势萧条，金融市场不稳定；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状况恶化；相关行业的风险，比如供应关系发生大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突然上涨，销售市场萎靡等。这三种风险都是无法为项目参与人控制的风险，可以称之为外部风险，需要审时度势尽量避免。比如，借助金融工具等或安排长期的供应协议。同时，需要按照权义比例协商分担。（4）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系指BOT项目在内部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发生的潜在不利影响。又包括：完工风险，比如在建设过程中因出现监理问题、财务问题、资金问题等，造成项目无法如期完工，造成违约；经营维护风险，比如在经营过程中使用不合理，安装错误等引发的问题等等。[11]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合同协商分担。因为不同的当事人需要承担不同的义务，如果违反，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做到细化，权责明晰。如果安排合理，这些风险即使无法完全避免，也可以降到最低。（5）技术风险，主要指的是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技术更新换代而带来的风险。这就要求项目参与人主动进行技术改良和更新，避免由于技术落后带来的风险，比如无法盈利，或者无法获得贷款。
总之，项目参与人通过事前判断，事中控制，事后总结，识别不同种类的风险，最大限度地把项目风险降低，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与分担措施，避免自身承担的风险过重，无法获得收益。
（三）违约救济与法律适用问题
违约主要指的是违反合同的规定，由于BOT大多有外国公司企业的参与，利用的也主要是国外的资金，因此就涉及到适用哪一国法律或者是否适用国际法的问题。
BOT有很多合同，因此如果违约，当然可以采取合同法上的救济办法。比如，要求实际履行，损害赔偿，解除合同等。救济方式可以是诉讼，也可以是仲裁，视当事人约定而定。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采取救济措施的时候，应该依据什么法律？如前所述，BOT可能会涉及到多国当事人，比如，项目公司是外国公司，或者项目贷款人是外国银行等。这里又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特许权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第二是其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有学者称之为辅助合同。如前所述，对于特许权协议的性质有争议，因此带来的法律适用也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应当适用东道国法律，有学者认为可以适用外国法或者国际法。由于这主要涉及的是政府和外国公司之间，我们在此不予讨论。只看第二个问题。即其他合同或辅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可以明显看出，辅助合同是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的根据一般的民法原则和合同法原则及规定签订的。因此，这类合同自然要适用一般民事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BOT项目的投资者依东道国法律在东道国境内成立项目公司，可以是完全由外商投资的，也可以是由东道国合作者与外国投资者合资的。无论采取哪一种模式，项目公司通常都具有东道国内国法人资格。当项目公司与辅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不含涉外因素时，则该辅助合同只能适用东道国法律。如果辅助合同法律关系中含涉外因素，则会涉及到合同准据法的选择问题。这个问题，各国规定并不一致，但是，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合同自体法模式，肯定当事人意思自治，由当事人约定法律适用问题，并辅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我国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为了公共政策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存在例外。比如，合同法第126 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四）BOT项目融资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前面已经反复指出，BOT投资额大，单靠一家或几家企业的资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BOT大部分的资金都需要从别的渠道获得。这些渠道以及存在的法律问题包括：
（1）银行贷款，这是获得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按BOT模式运作的项目，是以项目自身预期收入和资产作为担保条件，依靠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进行融资，是一项无追索权或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这里的有限追索权是指贷款人可以在贷款的某个特定阶段(例如，项目的建设期和试生产期) 对项目借款人实行追索，或者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这种规定范围包括金额和形式的限制) 对项目借款人实行追索，除此之外，无论项目出现任何问题，贷款人均不能追索到项目借款人除该项目资产、现金流量以及所承担的义务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财产。[13]项目融资不要求借款人提供金融机构出具的还款保证，也不需要政府出具担保，其融资能力不受项目股东本身的资产负债情况限制。这为资金薄弱的中国建筑企业利用外资提供了很好的条件。[14]因此，这种贷款方式也可以分担项目公司的风险。即把一部分的风险转移给贷款人。这些银行既包括国内银行，也包括国际银行以及外国政府等。
这就会涉及担保法律问题，借贷法律问题等等，贷款人愿意在有限追索的情况下提供贷款，必定是因为对项目经过考察，有信心，相信它能盈利。一般会加入诸如完工要求等条件，如果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则涉及到违约等问题。
（2）股权投资，它主要是由项目公司的合营者或股东所投入的股本组成的。项目公司的合营者或股东通常包括与项目有关的一些主要当事人，如承建商、营运商、供应商、用户、东道国政府等，有时银行也可能成为合营者之一。除合营者认股外，项目公司还可以通过在股票市场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特别是当工程耗损大而需要较多股本时，更需如此。[15]通过发行股票融资，相比债权融资方式，成本也较低，可以利用社会闲散资金，筹集到长期稳定资金，同时，如果企业经营得好，满足一定条件，还可以持续融资。因此，就会产生诸如上市、发行股票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3）中间资金，或者说第三方资金。第三方是指愿意购买项目产品、接受项目服务，愿意为项目提供原材料设备等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它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的考虑，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一些股本资金、贷款或贷款担保等。包括“长期购买合同”、“远期购买协议”和“设施使用协议”，这也是企业融资的一种手段。这类资金的地位以及清偿次序等都会涉及到法律规定。一般而言，它的清偿位次排在银行贷款之后，股本金之前。
综上所述，由于可以大规模筹集国内外资金，并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经济建设，降低政府成本和经济风险，BOT成为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经常采用的一种投融资方式。我们在运用BOT方式时，要处理好它在各个阶段存在的法律问题，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大二就开始写论文了，不错啊，不过5000字的小论文应该不难写吧。你找一个点，多看看别的论文，再加入一点自己的观点，就没什么问题了。你在哪个学校学法律？

㈣ 周云的人物简介

周云，男，中共党员，1964年出生于云南曲靖。1981年9月至1991年4月，先后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学习、在公安教研室和劳改管理系任教、攻读刑法学硕士；1991年5月到云南省公安厅法制处工作，历任法规科科长、法制处副处长兼直属公安局副局长以及云南省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副主任；自2004年5月至今，历任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系副主任、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院长助理、校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周云律师现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员，昆明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昆明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库成员，云南省政府法制办立法专家，云南省教育厅法律顾问，云南省省级综合评标专家库成员；云南西翥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周云律师主要从事公法的教学和科研。擅长：刑事法学，行政法学，宪法学，立法学，禁毒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曾经承担西南政法大学监狱法、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教学；为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本科讲授刑法、刑事诉讼法、立法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科前沿讲座、新法规讲座；为环境资源保护法法学硕士讲授研究生宪法与行政诉讼法；曾经为云南的全省公安局长与政委、治安队长和戒毒所长授课。精通立法工作，参加组织和草拟了30余件云南省的公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熟悉刑事办案、行政执法业务和执法监督、纪检监察业务。掌握俄语、英语，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发表杂文、随笔、散文多篇。

㈤ 庞氏骗局受害者需要负法律责任吗

彩票骗局

加拿大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给一些英国家庭（通常是老年人）打电话，告诉他们中了加拿大的彩票大奖，而要兑奖，必须先缴纳一定数额的手续费。尽管手段很拙劣，但仍有很多英国人上当，有人甚至被骗走4万英镑。

传销诈骗

2011年一个名为“女人授权给女人”的金字塔传销诈骗案成为世界报纸重点报道的对象，这一诈骗案席卷整个英国，令许多英国妇女遭受巨大损失。这一骗局采取缴纳入会费的方式，鼓励女性投资，许诺投资3000英镑就可以得到2.4万英镑的回报，还竭力从会员那里套取其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方式。很多人因此失去了3000英镑的入会费。

诈骗 漫画(5张)

二是受骗金额巨大。

“庞氏骗局”的肇始人根本没有想过偿还投资本金，因此他们从不担心涉案金额过大，并且骗子们认为集资金额的增大，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因此，在滚雪球效应累积下的“庞氏骗局”，其涉案金额往往高于一般的金融诈骗。如庞齐当年诈骗了1500万美元，哥伦比亚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达8亿美元，麦道夫案件更是达到了空前的600亿美元。

三是社会影响面广，影响层次众多。

“庞氏骗局”的受骗人数和受骗规模决定了其社会影响面远超过一般的诈骗案件。其影响层次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向，既有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也有金融投资从业人员，更有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一般民众和退休人员，由此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较为严重。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因为民众情绪而危及金融稳定与社会秩序。例如哥伦比亚金字塔骗局就在一些地区引发了大规模骚乱。

四是危及投资信心和金融稳定。

鉴于“庞氏骗局”的影响力和危害性，其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每次“庞氏骗局”过后，总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去修复受损的金融秩序，而恢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更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以麦道夫弊案为例，由于大量的金融机构卷入其中，造成金融机构的客户对金融机构丧失信任感，引发大规模的连锁诉讼，使已经遭受金融海啸重创的华尔街再添新伤。

五是骗术的欺骗性和隐蔽性造成监管追查的困难。

高明的“庞氏骗局” 多采用晦涩难懂的投资技术，使生财之道看上去似是而非，又仿佛切实可行，辅之以稳定的超额回报，能够有效地欺骗一般投资者甚至专业投资者。“庞氏骗局”的知情者往往掌控着集团的核心信息，任人唯亲，并严格保守集团的财务秘密，从而降低了被外界揭露或查处的风险。比如，麦道夫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和交易部门分别在不同楼层办公，麦道夫对公司财务状况一直秘而不宣，甚至对作为公司高管的子女亲戚也从不透露，而投资顾问业务的所有账目、文件都被麦道夫锁在保险箱里。缺乏透明度和各种各样的欺瞒手段使得“庞氏骗局”往往能在监管者的视野外维持相当长时期。

㈥ 法律事实，法律行为，事件，事实行为的区别与关系

这是法理学的内容哦，弄清楚即可，切记不要钻牛角尖！

法律事实：包括事件和行为，其中行为还包括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事件和行为的根本区别是当事人有没有意志、意思表示的内容）

1、事件：简单的说，就是不受当事人的意志支配的一种事实，跟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关（注意：是当事人的意志）。事件包括自然事件和认为事件。

（1）自然事件：与人的意志完全无关。如打雷刮风下雨、地震海啸

（2）人为事件：与人的意志有关系，但是当事人控制不了。如战争、罢工、动乱。（战争是人挑起来的，但是当事人无法控制，比如今天签了一份合同，但是明天战争了，那么合同当事人都控制不了战争，合同约定的事项无法实现，那么这是法律事件，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2、行为：包括表意行为（法律行为）和非表意行为（事实行为）。

（1）法律行为（表意行为）：简单的说，就是行为人通过意思表示所进行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在做某事之前事先进行思考。表意行为包括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效力待定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

（2）事实行为（不表意行为）：这样理解，你做某事之前没有经过事先的思考，但是你做的事情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如你捡到100万元，你事先根本没有思考，但是你捡到100万，就与失主构成了返还财产的法律关系。你就记住法律上事实行为包括这些就行了：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捡到遗失物、发现埋藏物、先占、创作等。

切记，不要钻牛角尖，否则会很麻烦，我钻过，有体验！

若不明白可以hi我

㈦ 法律行为、法律事实、法律事件、事实行为有什么区别

法律行为、法律事实、法律事件、事实行为的区别如下：

1、概念不同

法律行为产生意定之债，事实行为产生法定之债。杀人产生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产生无因管理之债，多找钱产生不当得利之债；

法律事实是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法律事件是法律规范规定的、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或消灭的客观事实；

法律事实的一个主要特征，它必须符合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假定的情况。只有当这种假定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人们才有可能依据法律规范使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和消灭；

事实行为是“法律行为”的对称。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的不直接决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2、分类不同

法律事件又分成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件两种；前者如社会革命战争等，后者如人的生老病死自然灾害等，这两种事件对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主体而言，都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事件；

但由于这些事件的出现，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就有可能产生，也有可能发生变更，甚至完全归于消灭；

例由于人的出生便产生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关系和监护关系，而人的死亡却导致抚养关系、夫妻关系或赡养关系的消灭和维承关系的产生等。

事实行为可分为程序性行为和非程序性行为；前者与行政行为紧密相联，对行政行为的产生过程和实施过程具有重大影响，常为行政程序法所规范，违法的可导致与其相关的行政行为的撤销；

后者不依附于某一行政行为，如对相对人的监督检査行为，也受行政法的规定，在其违法时可能发生行政主体或行政工作人员的责任问题，如赔偿责任，惩戒责任等。

3、执行行为不同

法律事实是依法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客观情况，是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前提。

对于事实行为，行政机关在管理中，除作出具有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外，其活动大部分属于事实行为，如做出决定前的材料准备行为，作出决定后的实际执行行为等。

只有当符合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假定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人们才有可能依据法律规范使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和消灭。如结婚产生夫妻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结婚即为法律事实；死亡引起婚姻法律关系的消亡、继承法律关系的产生，死亡即为法律事实。

㈧ 关怀为建立北京劳动法学会做出贡献吗

做为北京劳动法学会的元老，首任会长，名誉会长的关老对北京劳动法学会做出了接触内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容
2011年3月19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暨2010年年会正在北京京民大厦礼堂举行。
1、会员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刘明辉教授在发言中，对老会长关怀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2、桂生副会长宣读了《关于表彰为学会十年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会员和优秀团体会员的决定》。由北京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周信向关怀教授颁发“杰出贡献奖”。
3、名誉会长关怀教授发表建会感言《走过十年路，迎接新征程》。

㈨ 日本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及立法对我国自然灾害救助法律法规完善有哪些启示。

日本是世界上地震、台风、海啸、暴雨等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素有“地震国”之称。据年日本《防灾白皮书》统计，从1997年至2006年，在仅占世界0.25%的国土面积上，日本共发生了里氏6.0级以上地震187次，占全世界的20.7%。[1]
在与自然灾害的长期抗争中，日本形成了一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善的防灾减灾抗灾救灾的综合性灾害对策体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通过灾害对策立法、灾害应对机制、防灾教育机制等三个方面对日本的考察，提出完善我国的灾害对策体制的建议。
一、完善灾害对策立法

（一）灾害对策法律体系

作为世界上较早制定灾害对策法律的国家，日本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灾害对策法律体系。每一次重大灾害发生后，日本往往就会制定出一部重要法律。总体而言，日本灾害对策法律按其照内容和性质，可以分为灾害对策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相关法、灾害紧急对应相关法、灾后重建和复兴法以及灾害管理组织法等五大类，共由53部法律构成。其中有基本法5部、关于灾害预防的16部、关于灾害应急的3部、关于灾后重建的24部、关于防灾救灾组织的5部。[2] 具体来看，与地震灾害有关的基本法有3部。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及财政金融措施有直接关系的有《建筑物抗震改修促进法》等24部。[3]

（二）灾害对策基本法

1947年日本颁布了战后第一部关于应对灾害的法律《灾害救助法》。以1959年伊势湾台风为契机，日本于1961年颁布了减灾防灾的基本大法——《灾害对策基本法》，迄今已经修改23次。[4] 这是日本灾害预防、灾害紧急对应和灾后重建的根本大法，可以说是日本防灾减灾抗灾法规的“总宪章”、“防灾宪法”。《灾害对策基本法》成为驾驭减灾系统工程全局的纲领性法律，其他减灾法规均在这部“抗灾宪法”的基础上展开，如洪水、火山、雪灾、森林火灾、风水灾、航空灾害等多个灾种的灾害应对法律。[5] 根据灾害预防、紧急对应、灾后重建等防灾不同阶段，制定了内容丰富的各类法律法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防灾减灾救灾法律体系。

（二）地震相关立法

日本关于地震的法律涉及地震观测、紧急应对、抗震支援、地震研究等各个方面。1978年12月，日本政府国土厅制定了《大规模地震対策特别措施法》。1995年1月日本发生举世震惊的阪神大地震后，制定了《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6]1950年就制定的《建筑基准法》，自阪神大地震后，1996年、2000年、2006年连续了3次，大大提高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1995年日本还制定了《建筑物抗震改修促进法》，要求学校、体育馆、医院、剧院、商场等公用建筑要增加超过普通楼房的抗震强度。[7]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及财政金融措施有直接关系的有《建筑物抗震改修促进法》（1995年）、《地震对策财政特别措施法》（1980年）、《地震保险法》（1965年）、《受灾者生活再建支援法》（1998年）等24部法律。[8]

（三）其他灾害立法

1998年颁布的《国家全面发展法》将“日本更加安全和宜居”列为国家发展的五大目标之一。“安全”主要就是指国家必须有抵御大规模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能力。[9]此外，1998年4月28日，日本政府还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气候变化专门法律《气候变暖对策法》。为了预防、减轻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日本政府也制定了《防洪法》、《森林法》、《气象业务法》、《灾害资助法》、《海岸法》等与预防、减轻气象灾害有关的法律。[10]
二、建立灾害应对机制

依据上述法律，日本建立起了完善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和灾害应对处理机制：

（一）建立全国性防灾组织体制

首长负责制的中枢指挥系统是危机管理和灾害应对机制的核心。[11]日本建立了相对完整的防灾组织体系。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日本在内阁府设立由首相任主席的“中央防灾会议”，作为国家防灾对策方面最高的权力机构。另外，政府还设置防灾大臣，负责审议防灾重大事项，组织制定与防灾有关的基本政策和大规模灾害应急对策，综合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抗灾救险工作。[12]

（二）建立防灾预警预报机制

日本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灾害预警机制，针对重大气象灾害及时发布预报和警报。气象单位根据气象情报在可能发生灾害时发布“注意报”，可能发生重大灾害时及时发布“警报”。通过预警机制，能及时形成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和志愿者等多种主体共同行动的防灾救灾应急机制，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日本不断地探索震预报和速报，终于取得了巨大成功。2008年6月14日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7.2级地震，世界上第一个地震速报系统发挥了作用，使用这个系统的日本气象厅在最强地震波到来前10秒钟就通过电视等途径向公众发布了地震预警信息。

（三）建立灾害应急救援机制

灾害发生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迅速收集受灾范围和程度等信息，全面掌握灾情，并将有关信息及时传递给各有关部门和受灾民众。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一旦灾害发生，受灾地区的各级政府迅速成立“灾害对策本部”。重大灾害发生时，国家成立由内阁防灾大臣任本部长的“灾害对策本部”，或成立由首相任本部长的“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启动全国性应急指挥系统。[13]

（四）建立完善的灾害救援体系

日本建成了由消防、警察、自卫队和医疗机构组成的较为完善的灾害救援体系。消防机构是灾害救援的主要机构，同时负责收集、整理、发布灾害信息；警察的应对体制由情报应对体系和灾区现场活动两部分组成，主要包括灾区情报收集、传递、各种救灾抢险、灾区治安维持等等；日本的自卫队属于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和《自卫队法》的规定，灾害发生时，自卫队长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灾区派遣灾害救援部队，参与抗险救灾。[14]
三、建立完善的国民防灾教育机制

（一）加强防灾教育和防灾训练，提高民众防灾意识

为提高民众对气候灾害的防御意识，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强化防灾救灾知识的普及教育，支持民间自发的防灾活动，为民间开展防灾事业创造良好环境。日本还建立了相关的培训制度和协作体制。总体而言，日本全社会及民众防灾意识较强，具备基本的防灾自救知识和能力。[15]

（二）建立学生防灾教育机制

日本儿童从小就要接受防灾教育，并将防灾教育内容列入了国民小学生教育课程。早在20年前，日本就开始出版针对中小学校园内安全的教材，并按照每一年级不断变化其中的内容。教育的方式则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而实施。充分考虑学生的教育心理、生理特点，体现趣味性、知识性。

（三）设立防灾日

1982年5月由内阁做出决定，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防灾日”，除了“防灾日”，日本政府还将8月30日至9月5日定为“防灾周”，进一步加强国民抗震防灾的意识。日本吸取阪神地震的经验教训，将每年的1月17日定为“防灾和志愿者日”，将1月15日至21日被定为“防灾和志愿者周”。1993年日本北海道西南海底发生7．8级地震海啸诱发特大火灾，死亡200多人。为了吸取教训，日本还规定每年7月10日为防海啸活动日。
四、日本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以上，考察了日本在灾害对策立法、灾害应对机制、防灾教育机制三个方面的经验，下面提出几个完善我国灾害对策体制的建议：

（一）制定《灾害对策基本法》

目前，我国防治灾害方面的法律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保险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消防法》、《人民防空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交通安全法》等。这是全国人大针对个案而制定的法律，虽然它在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灾害对策立法刚起步，与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如缺乏国家防灾减灾的灾害对策根本大法；现行的单灾种法律（《防震减灾法》、《防洪法》等）多数覆盖面单一，而且没有综合灾害对策思路，面对未来灾害的多元化及开放性，如城市恐怖活动、城市交通瘫痪、城市大面积停电停水等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它们暂时还无法满足政府的救灾管理需求。重大救灾是一种全景式立体化的活动，需整合社会各部门资源，这就需要以更高法律位阶的人大立法的形式出台能“号令诸侯”的综合防灾体制的根本性法律，制定一部如同日本1961年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使其成为我国灾害预防、灾害紧急对应和灾后重建的根本大法，成为我国防灾减灾抗灾法规的“总宪章”、“防灾宪法”。[16]

特别是今年以来，灾难频发，我国首先应该考虑制定一部《灾害对策基本法》，明确防灾抗灾的重要性，规定了国家、地方政府及公共机关必须建立必要的体制，明确防灾抗灾责任，同时要制定防灾计划、灾害应对策略、灾后重建及相关金融财政措施。在基本法的统帅下，将来还应该制定专门针对地震、台风、雪灾等相关的法规、条例或规章。

（二）修改《防震减灾法》等法规

我国1998年就颁布实施了《防震减灾法》，但是该法出台的10年间，我国没有发生较大的地震，所以，有很多制度是否有效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此次地震后，我们应该考虑修改《防震减灾法》，修改该法时要注意吸收这次抗震救灾中一些好的经验，将其上升为法律。比如，从此次汶川大地震应急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依靠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力量进行的，防震减灾法应更加明确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地震应急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因地震造成重灾区的政府部门组成人员残缺不全的，应当规定一个临时的处置原则，或者规定由上级政府临时直接行使相关职权，或者规定特别程序保证地震灾区国家政权机构能够有效地开展抗震救灾的活动。[17]

（三）建立全面的灾害对策法律体系

但是，仅仅是修订一部《防震减灾法》远远不够的，从长远来看，必须像日本一样，建立由灾害对策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灾害紧急对应、灾后重建和复兴、灾害管理组织五大类法律构成的灾害对策法律体系。除了制定《灾害对策基本法》和修订现有法规之外，我们应该考虑制定以下法律。[18]

首先是《紧急状态法》。此次地震造成的影响非常严重，震后灾区有些地方的政权机构已经无法有效履行《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等法律所规定的政府应尽职责，需要在法律上另行加以明确。
其次是《灾害救助法》。地震后的应急和救灾工作非常复杂，应急阶段以抢救生命为主，其他工作相对不太重要。但是，之后的救灾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我国已经进入法治化社会，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已经基本法治化，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问题。例如，参与救灾单位的救助义务问题，参与救灾人员受伤后应当受到的补偿问题等，需要用法律来加以规定。
再就是《灾害补偿法》。在震后应急过程中，政府因为应急和救灾采取了大量的限制受灾群众和灾区企事业组织的财产自由的紧急措施，在震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补偿问题，必须要用法律加以明确。
另外，还有《灾害恢复和重建法》、《受灾市街区复兴特别法》、《受灾者生活再建支援法》、《公共设施灾害重建工程费国库负担法》等。这些法律主要是解决震后灾区的重建规划，重建中的财政资助，重建中有关土地和房屋所有权权属关系的变更，重建中受灾群众享有的财政优惠政策等。
最后是《灾害捐助法》或《关于灾害抚恤金支付的法律》。震后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是我国灾害救助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在目前的灾害捐助活动中，也出现了许多在法律上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捐赠人对捐款的监督问题，捐赠人如何享有税收政策上的优惠问题，政府财政扶持与社会捐款使用用途的分工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用法律加以明确。[19]

（四）设立一个实体型专门部委从事防灾减灾的综合管理建设，可以称之为“国家防灾部”或“灾害对策委员会”。在设立“国家防灾部”或“灾害对策委员会”基础上，建立国家危机管理指挥系统，综合协调各部门能力。[20]

（五）强化防灾抗灾救灾教育，建立完善的防灾教育机制。

我们应当学习日本，加强中小学生的灾害教育、防灾教育，在中小学校应该设置专门的防灾抗灾救灾的课程，而且国家应该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广泛的灾害应对宣传和防灾宣传。此外，还应当借鉴日本等国的做法，确定一个国民防灾日或灾害日的日期。在此次四川地震后，在国务院的发布公告宣布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因此，笔者建议将每年的5月19日定为全国哀悼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