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立法

㈠ 什么是立法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原则上是依据各自治地方的地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决定的。自治区与省同级，自治州与地级市同级，自治县与县同级。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及其地位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成和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规定。
（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地位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实行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负责制，分别主持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民族特色
1、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2、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内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而且对人口较少的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分配将依法给予适当的照顾。
3、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政府所属工作机构中，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的干部，对基本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干部要优先配备。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1/2或以上的，其干部构成应当与本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少于1/2或者更少的，一般应高于本民族人口比例。
（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1、民族立法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条例规定有关本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问题；单行条例规定有关本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某一方面的具体
事项。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可以对国家法律和政策作出变通性规定。
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2、变通执行权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标，如果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自治机关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3、财政经济自主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较大程度的财政经济自主权，并可以享受国家的照顾和优待。
凡是依照国家规定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由国务院按照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立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
4、文化、语言文字自主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公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
5、组织公安部队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6、少数民族干部具有任用优先权

㈡ 为了避免重复立法，一般在立法中怎么表述

不必要重复立法的应对既包括对地方立法思维的塑造，同时也包括制度上的应对措施。鉴于应对不必要重复的制度机制比较复杂，本文将单独列出，本部分主要解决立法思维的问题。
（一）树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体系性立法思维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必然要求体系内部具有统一性和逻辑性。统一性要求各组成部分之间要一致，不能互相冲突。而逻辑性则要求各部分之间互不相同、各具特点，否则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因此，地方立法需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树立体系性的立法思维。而要找准这一位置关键要把握地方立法的地方性。根据《立法法》第64条的规定，无论是实施性立法还是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都必须立足于地方。实施性立法要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自主性立法要根据“地方性事务”，先行性立法要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这些规定都明确了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如果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缺失了，也就丧失了地方立法的意义和功能。从这种意义上说，地方立法都应当具备“地方特色”，这一点无需过分强调。[25]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规已经规定得十分具体，适应地方的需要，地方就根本无需重复上位法，只要依照上位法即可。因此，地方在立法时必须树立一种体系性的立法思维，将地方立法纳入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去考量立法的必要性。在实施性立法中，需要根据地方实际具体化上位法几条就立几条，破除那种整全性的立法思维，真正履行为地方服务的功能。（二）彰显地方立法的应有空间[26]如果将地方立法空间视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那么立法不必要重复对地方立法空间的占据无疑会缩小地方立法空间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不必要重复立法使得地方立法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为地方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徘徊在上位法同地方创新条款之间的边缘。因此，防范立法不必要重复还需要彰显地方立法的自主空间，使地方立法的注意力转向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优势，因为“对一些影响范围仅限于特定地方的立法事务而言，地方立法有着中央立法所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和因地制宜条件”。[g]48 因此，地方立法要敢于对上位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按照地方实际予以细化，敢于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新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然而，从地方立法现状来看，往往规定的行为模式条款多，但规定法律后果条款少，排除那些仅重复上位法行为模式而没有重复法律责任的立法不必要重复条款外，依然存在许多新的行为模式但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情况。这就导致了本来属于地方自己的立法空间，却因为没有规定法律后果而处于虚置的状态。[27]我们以《南京市固废条例》为例。该法在第7条规定了产生有害废物单位的申报义务，在第16条中规定了企业堆放工业固体废物建立台账并定期检查、监测的义务，在19条中规定了企业堆放、填埋工业固体废物的场地停用或者关闭的监测、管理和安全防范义务，在24条中规定了禁止医疗废物的回收利用，在29条中规定了从事利用、处置有害废物的单位的备案义务，这些都是上位法并无规定的新的行为模式，但遗憾的是，南京市并无相应的法律责任与之对应，使自己的立法空间虚置。因此，地方立法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着广阔的立法空间。当然，造成法律责任条款较少的原因主要是对违背“不抵触”原则的担心。对“不抵触”原则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地方性法规不得与上位法已有的明文规定相抵触，同时还不得与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相抵触，也即既不能直接抵触，也不能间接抵触。[h]434-435 对上位法明文规定允许的行为，地方立法不能禁止，对上位法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不能允许。而对上位法既没有允许也没有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是否可以允许或禁止呢？其实这正是地方立法的空间所在。但是，这种情况存在限制，即必须遵循《立法法》第8条的法律保留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1条对设定行政处罚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15条对行政许可设定的限制等相关法律的概括性条款。同时，对上位法既没有允许也没有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还应当符合上位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因此，地方立法在属于自己的立法空间内，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就应当敢于为新的行为模式制定法律后果，敢于细化上位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从而排挤立法不必要重复占据的空间，彰显地方立法的自主性。5应对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立法设计（一）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审查机制的立法设计要杜绝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问题，应当从制度上将立法重复的审查机制建立起来，使之与合法性审查一样，成为地方立法的一项常规性和前置性工作。一旦在地方立法草案中发现立法的不必要重复，应当及时剔除，在地方立法公布之前竖起一道有效的屏障。要建立重复立法的审查机制，有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如何在立法中界定不必要重复，避免对某些重复的“误伤”；二是这种审查机制究竟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还是采取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方式；三是如果采取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必然涉及到对存在的不必要重复如何处理的问题，是直接撤销或宣布无效，还是纡回建议；四是建立审查机制之后，对依然出现的立法不必要重复状况，如何处理；五是如何选择建立重复立法审查机制的立法时机，等等。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把握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性原则，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界定不必要重复的核心特征。其次是合法性原则，这种审查机制不能违背现有的立法体制，导致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的紧张关系。第三是现实性原则，这种审查机制能够适应当下地方立法的现状，并对不必要重复的遏制能够起到现实效果。对于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界定，贵阳市和浙江省在立法设计上并不成功。即使浙江省用“一般不重复上位法”的表述意识到了某些重复应当排除在不必要重复之外的情况，但在立法实践中并无具体的指导标准。[28]我们认为，根据前面对不必要重复的定义，在立法设计中应当表述为“法律、法规对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有明确规定且符合地方实际的，地方立法机关不应当重复规定”。[29]这种表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将不必要重复限制在法律规则的重复之内；第二，排除了那种因地方实际需要改变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而对上位法行为模式重复的情况，因为它是将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结合起来一起评价，而非单独将行为模式抽离出来评价；第三，从立法语言的逻辑性而言，也排除了那种不符合地方实际而存在立法不必要重复的情况。因为如果不符合地方实际，从逻辑上讲，地方立法当然不应当出现重复的情况。界定好立法不必要重复之后，应当由谁来审查？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还是内部审查的方式？首先分析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如果同合法性审查一样，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对下位法的条款进行不必要重复的审查，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发现了不必要重复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该如何处理？学术界有人提出“重复上位法无效”的观点，[30]如果按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对不必要重复的条款予以撤销。但是，重复立法并没有“抵触”上位法，将重复立法从上位法单独剥离出来，本身属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内的立法事项。它完全符合《立法法》规定的主体要件和程序要件，是合法的立法主体经过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让地方立法机关承担“效力否认”的法律责任并无宪法和法律依据。[30]如果我们放弃“撤销”这种方案，是否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建议废止的纡回方式来作出处理？虽然这解决了立法权限问题，但从现实来讲也不可行，因为这不仅加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负担，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有了一个要求地方性法规定期清理的常规机制，完全可以将“不重复”纳入到地方性法规的清理指标体系中，无需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就某部法规的立法重复建议废止。因此，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自上而下地审查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方案不可取。再来分析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内部审查是否能够取得现实的效果。至少从《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实施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而原因同究竟由谁来立法建立这种审查机制有关。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来建立审查机制缺乏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在当下不必要重复得不到地方立法机关重视的情形下，这种方式对改变重复立法的惯性思维缺乏实质性的推动力。为了彰显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应当在立法主体上予以更佳的选择，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方式来设定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义务，比通过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来规定更为可行。此外，从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对中央立法权威的损害而言，由中央立法的方式来建立这种审查机制也彰显了中央应对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立场和态度。如果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来建立这种内部审查的机制，这又涉及到了立法权限问题，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要求地方立法机关承担审查立法不必要重复的义务？是否有损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笔者认为，这并未损害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也不会导致中央立法权同地方立法权的紧张关系。由于不必要重复立法发生在实施性立法中，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实施性立法的功能本来就是对上位法进行细化和补充，重复立法显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并且实施性立法本应当就是地方立法权从属性的表现，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应当体现在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因此，规定地方立法机关负有审查不必要重复的义务并未损害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从立法时机的选择上，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之后，建立这种审查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我国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前提下，理清法律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加强这个体系的逻辑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应当是今后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务。综上，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法》修订，单独列出一条：“法律、法规对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有明确规定且符合地方实际的，地方立法机关不应当重复规定。地方立法机关应当在地方性法规公布之前对立法重复予以审查。”对于《立法法》修订之前存在的不必要重复以及修订之后依然可能存在的立法不必要重复，应当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清理予以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09年下达了《关于做好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意见》，重点针对地方性法规的“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进行清理。[31]之所以没有加入“不重复”的清理指标，可能因为在这种审查机制并未建立的情况下，并无法律依据。因此，在《立法法》修订后，加入“不重复”的清理指标，并要求地方立法机关将清理结果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显得有理有据。（二）立法规划协调机制的立法设计对因抢先立法导致的立法重复现象应当通过制度机制加以避免，防止立法资源的浪费。有些地方已经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不同层级的立法规划进行了规范。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第5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或者正在就某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避免就同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正在”的理解，一般理解为已经启动的立法项目，但包不包括已经列入立法规划，还未正式启动的立法项目呢？从立法实践来看，立法规划一般有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之分，这里应当以年度计划为限。即凡是被上位立法机关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下位立法机关就不应当立法，而应当等待上位立法机关立法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的，再进行立法。从全国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来看，除了浙江省的规定外，普遍都是“闭门立法”，不同层级的立法主体之间在立法规划上没有一种沟通机制。在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层面上，也还没有建立协调机制，导致地方抢先中央立法现象时有存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修订《立法法》，在其中加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正在或准备就某一事项制定法律法规的，地方立法机关应当避免就同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至于省级地方立法和较大市地方立法的协调问题，可以通过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予以类似规定。注释[1]笔者的查阅，最早提及地方立法重复上位法的弊病问题，可以追溯到王灿发：《地方立法将国家环保法具体化的技术方法》，《中国环境管理》1989年第5期。此后，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唐孝葵等主编：《地方立法比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林：《走向宪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力宇主编：《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主要例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2]参见孙波：《试论地方立法“抄袭”》，《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3页。[3]关于立法体系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法律体系应当是立法体系与部门法体系二者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李龙、范进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第45页。因此，以下笔者论述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体系性当然包括作为立法体系一部分的地方性法规。[4]根据我们的查阅，在各地固废条例（办法）中，那种仅重复上位法的行为模式但未规定法律责任的情形占据绝对数量。这就意味着执法和司法机关必须去寻找这些行为模式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增加了适用法律的成本。如《南京市固废条例》第10条第4款规定，“禁止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固体废物”。该条实际上是《固废法》20条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1条的立法重复，但它在无意中却扩大了上位法规定的义务范围。因为上位法均规定只是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需要保护的地区”禁止该类行为，而本条无情节、无范围的规定实际上扩大了公民的义务。当然，如果将南京市的规定理解为是一项更为严格的新的规定，它就应当有相应的新的法律责任相对应，但《南京市固废条例》并无法律责任与之对应。可能的解释是设计立法的人员为了使本条的各款在文字风格上保持统一，对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了“简化”地照搬。[5]虽然学术界对法律规则的要素有一些争论，但目前前提条件（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说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通识。参见张文显：《法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6]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立法的调整对象。比如浙江省和南京市将“有害废物”纳入到了固体废物的种类中，而《固废法》规定的固体废物并无“有害废物”。我们的理解是，地方立法当然可以规定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对于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的调整对象地方立法不能将其排除，否则就涉嫌合法性问题。[7]举例说明。《固废法》第57条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第77条规定了法律责任，“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江苏省固废条例》第34条重复了《固废法》第57条规定的行为模式，但在第50条中对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细化，规定“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省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法律规范，它对上位法行为模式的重复应当排除在不必要重复之外。[8]细化了上位法行为模式但重复了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律责任是为行为模式而设，对上位法行为模式的细化就已经变成了新的行为模式，法律责任就不可能是重复。[9]《江苏省固废条例》第4、6、7、11、16、22、31、34、35、36、50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0]《浙江省固废条例》第4、9、10、11、13、24、25、28、29、31、34、37、40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1]《广东省固废条例》第7、20、21、22、24、30、32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2]《山东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9、10、15、16、17、27、28、31、32、33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3]《河北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3、16、20、25、28、36、40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4]《安徽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5、6、7、11、13、23、25、30、35、39、44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5]《南京市固废条例》第10、15、16、19、20、21、23、25、32、33、34、35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6]参见李步云、汪永清主编：《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17]在地方性法规中，实施性法规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据初步了解，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等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约有50%以上属于实施性立法。参见法言：《法律体系的主干和重要组成部分——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人大》2011年第18期，第33页。[18]关于电子废物的规定，已经被2011年实施的国务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涵盖，关于南京市对有害废物的规定，已经被2010年实施的《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涵盖。[19]在地方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这种整全性立法思路并无问题，这里指的地方实施性立法。[20]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除了惩罚、补偿和强制之外，还应当包括效力否认这种方式。参见孙笑侠主编：《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21]笔者不将立法后评估活动称为“审查”方式，而仅称为“评价”方式，主要因为立法后评估在当下并非一项法定的立法行为，在立法实践中也并非一项常态性的工作。将立法重复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该书将立法重复表述为“上位法的援引性条文”。[22]我们以当下立法后评估研究的两个典型文本为例。在俞荣根教授主编的《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将立法的必要性、法制统一、权力配置、地方特色、技术规范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沈国明教授等著的《在规则与现实之间——上海市地方立法后评估报告》中将合法性标准、适应性标准、操作性标准、绩效性标准、特色性标准、参与性标准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第一个文本中的五项标准实际上都应当是在立法当时就做好的工作。第二个文本中的一些标准符合立法后评估的应有功能，如适应性标准、操作性标准、绩效性标准。但合法性标准、特色性标准、参与性标准也应当是在立法当时就应当论证清楚的。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页；沈国明、史建三、吴天昊等：《在规则与现实之间——上海市地方立法后评估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23]当下立法后评估工作一般是通过由制定机关委托某一主体进行，由于受到制定机关委托经费的支持，这种委托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受托主体的中立性。[24]当下立法后评估中将“地方特色”作为一项指标，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即似乎地方立法中只有部分条款是有“地方特色”的。实际上，按照地方立法权的功能，所有的地方立法条款在立法当时都应当从地方实际出发，都应当具备“地方特色”。关于“地方特色”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25]有论者指出，在现行国家政治体制许可的范围内，应当合理引进“影响范围”来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进行界定，即中央对纯粹地方性事务要“有所不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方真正“有所作为”，藉此彰显地方立法空间。笔者认为，除了地方先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之外，即使在实施性立法中地方依然有较大的自主性空间，但必须突破重复上位法的思维惯性。参见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第47页。
[26]此处的法律后果当然包括否定性法律后果和肯定性法律后果。那种认为地方立法中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的“规范”是一种“提倡性规范”的认识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即使我们承认“提倡性规范”这种规范形式的存在，它其中也必然包含明确的肯定性法律后果，否则就违反了法律规范的逻辑完整性。在地方立法中，排除了上位法已经规定了法律后果的行为模式之外，相当一部分行为模式既无肯定的法律后果，又无否定的法律后果，对于此类现象，只能理解为它是地方立法的一项“硬伤”，违背了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基本原理。[27]可能正是由于缺乏不必要重复的认定标准，导致了《浙江省固废条例》不必要重复占到所有条款的26.6%。这种状况同时也说明了通过利用中央立法的方式来规制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更为有效。[28]此处的“法规”，既包括行政法规，也包括省级地方性法规。这种表述将较大市地方性法规重复省级地方性法规的情形也包括在内。[29]参见李林：《走向宪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3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第8款以及《立法法》第88条第2款均规定只有在“抵触”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行使撤销权。[31]全国人大法工委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做好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意见》（法工委发[2009]70号）中指出，“清理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四类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一是地方性法规已经明显不适应国家确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二是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法规不一致的；三是地方性法规规定之间明显不协调的；四是地方性法规操作性不强，需要也有条件加以细化的。”

㈢ 什么叫管理自主权

先声明下：你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请不要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去阅读。而要站在一个管理者的立场阅读下文。
什么是经营自主权
所谓经营自主权，是指相对人(主要是企业)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基础上所拥有的调配使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自行组织生产经营的权利。经营自主权的权利主体是很广泛的，它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等，而且各种不同的经营自主权主体所享有的经营自主权内容是不同的，且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如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参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为例，就具体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权、物资采购权、投资决策权、劳动用工权等十四项权利；至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则享有更广泛的经营自主权。尽管不同性质企业享有的经营自主权的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要行政机关实施了干预、截留、取消、限制法律赋予相对人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其财产占有、使用、处分及其人财物等方面的自主权，相对人便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经营自主权的特征

(1)经营自主权是指企业享有的权利。

(2)经营自主权是依法享有的权利。这里所说的依法既包括法律的规定，也包括行政法规的规定，如《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私营企业的权利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私营企业行使经营自主权也要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不能非法使用或者滥用其经营自主权。

(3)经营自主权不容侵犯。经营自主权是私营企业依法享有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对其经营自主权非法干涉，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4)经营自主权的核心是私营企业独立自主决定其经营事务的权利。

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4章的规定，私营企业享有下列权利：

(1)财产所有权。私营企业投资者对于其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财产可以依法继承。

(2)名称专用权。私营企业对核准登记的名称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专用权。核准登记的名称是指私营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或者字号，这是一个私营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重要标志。私营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名称有专用权，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经其同意，不得非法使用。

(3)依法经营权。私营企业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自主经营，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涉。(4)机构设置权。私营企业根据经营需要，有权自主决定企业内部的机构设置。除法律规定外，任何单位不得强迫私营企业设置归口、配套机构，如设置计划生育、消防、卫生、社会治安等机构。

(5)劳动用工权。私营企业有权按照劳动法规定招工或者辞退职工。企业在行使这些劳动用工权时，不得违反劳动法中关于职工权益保护的规定。

(6)工资及利润分配权。私营企业有权决定企业的工资制度和利润分配形式。比如企业应在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要求下向职工发放工资。私营企业的税后利润留作生产发展基金的部分不得低于50％，由于特殊原因，提取比例少于50％的，须经税务机关批准。

(7)劳务定价权。私营企业有权按照国家价格管理规定，制定企业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

(8)订立合同权。合同是私营企业对外对内进行经济经营活动的重要的法律形式。企业对外对内进行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要通过合同体现出来。企业对外可以签订合同来确定企业在经济交易中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对内可以签订劳动合同，以确定企业和职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当事人应认真遵守，否则应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9)知识产权。私营企业有权将自己的发明创造及商标申请专有权，依法取得专利权和商标权。对于他人对自己的专利权及商标权的侵权行为，可以提请有关部门并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什，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外贸权。私营企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同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举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可以承揽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从事补偿贸易；经过批准，还可以取得进出口权。

(11)融资权。私营企业应当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立帐户，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贷款。

(12)拒绝摊派权。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企业提供财力、物力、人力。对于违法违规的摊派，私营企业有权拒绝提供。

经营自主权的相关法律

《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规范主要是关于不同企业组织形式的设立、组织管理、组织形式变化和社会责任等内容的规范。由于私营企业依法可以采取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组织形式，因此，这些法律规范中关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内容，也属于私营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内容。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24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可以依法申请贷款、取得土地使用权，并享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这里突出了个人独资企业的信贷权、土地使用权。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任何方式强制个人独资企业提供财力、物力、人力；对于违法强制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行为，个人独资企业有权拒绝”。这是关于拒绝摊派权的规定。

《合伙企业法》第7条规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的财产和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这是对经营自主权的概括表达。

㈣ 自主的行政管理法规可以创造新的规则。为什么是对的。

自主性行政法规。这类行政法规是最高行政机构在权限范围内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内权而制定的行政法容规。自主性行政法规的法律根据是宪法和制定机构的组织法。最高行政机构只要在制定机构组织法规定的范围内不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就不需要特别授权。这是行政体系内最高行政机构独立行使职能的体现，是行政立法功能的重要方面。自主性行政法规的通常名称有：条例、决议、命令、规则、规定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等等。此外，制定自主的行政法规也可根据授权方式进行。如1981年11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和政策的原则，按照各该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这两省依据这一授权就可以制定自主的行政法规了。

㈤ 什么是主动立法

指行政抄机关根据行政需要在自己袭职权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行政决议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市的人民政府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行政规章，《立法法》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机关在职权事项内的主动立法权（国务院）和本行政区域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主动立法权（地方政府）。
主动立法是行政立法主体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行使行政立法权，也就是说，在不与效力层级高的法律、法规所限定的内容相冲突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地制定行政法律规范。正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在现实行政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主体的主动立法积极性相对最高，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力监控制度和明确的法律约束规则，主动立法权滥用的现象屡屡发生。

㈥ 法律选择权与自主权有什么不一样

选择权是为或者不为某些法律规定的行为。
自主权是指自由决定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不一定是合法的。

㈦ 香港不是高度自治吗而且还有自主的立法权，为什么全国人大能修改香港的法律

一国两制的法律依据就是基本法，然后基本法是中国的法律，不是香港地方法律

㈧ 法律上年满18周岁有自主权吗自由权定义呢

自主权按年龄来划分，18周岁是民法上定义成年的概念，满了就要为自己行为付专责任，（所有责任）属你想出去打工从法律上来讲你父母无权干涉，但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打官司，你父母有权拒绝为你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经济上

㈨ 自主权和自由权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一、自主权和自由权两者的定义不相同

自主权是相对人(主要是企业)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基础上所拥有的调配使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自行组织生产经营的权利。而自由权是人权的一个基本权利，所以两者的定义就不相同。

区别二、自主权和自由权两者的特征不相同

经营自主权是指企业享有的权利。经营自主权是私营企业依法享有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对其经营自主权非法干涉，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自由权是人权的一个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区别三、自主权和自由权两者权利的广泛性不同

经营自主权的权利主体是很广泛的，它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等，而且各种不同的经营自主权主体所享有的经营自主权内容是不同的，且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9)自主性立法扩展阅读：

(1)经营自主权是指企业享有的权利。

(2)经营自主权是依法享有的权利。这里所说的依法既包括法律的规定，也包括行政法规的规定，如《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私营企业的权利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私营企业行使经营自主权也要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不能非法使用或者滥用其经营自主权。

(3)经营自主权不容侵犯。经营自主权是私营企业依法享有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对其经营自主权非法干涉，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4)经营自主权的核心是私营企业独立自主决定其经营事务的权利。

㈩ 国务院批准18个较大城市具有立法权,是哪几个

唐山、大同、包头、大连、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青岛、无锡、淮南、洛阳、重庆、宁波、淄博、邯郸、本溪、苏州、徐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