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全国首部创制性立法
㈠ 山西随地吐痰罚款500具体规定是怎么样的
5月15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规定在公共场所吐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或者其依法委托的单位责令清除痰渍,并可以予以警告;拒不清除的,可以按照规定予以处罚。
其中,在室外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在室内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处二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在公共交通工具、电梯轿厢等公共密闭空间内随地吐痰的,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处罚记录制度,依法将违法行为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并可以公开曝光。
(1)太原市全国首部创制性立法扩展阅读:
“该《规定》是一部寓德于法、法德相容的规范,它将不文明行为的道德治理上升到法治层面,进行法律治理,不但充分回应了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关切,而且通过法治手段促进了社会道德和文明行为的传播。”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成斌介绍说。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国首部专门聚焦治理公共场所随地吐痰问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规定》在制度设计方面进行了诸多积极探索,诸如城管部门可以依法与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签订共建共治协议,共同治理本责任区内的随地吐痰行为。
设立公益宣传监督岗位,聘用低收入家庭成员协助宣传监督;探索建立环卫工人、交通协管员参与随地吐痰监管机制等不少制度都带有创制性。
㈡ 法律基础问题,快!
错了!是A,肯定正确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行政立法作不同的分类:
1.依据内行政立法权的来源不同,容行政立法可分为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
2.依据行使行政立法权的主体不同,行政立法可分为中央行政立法与地方行政立法。
3.依据行政立法内容、目的和功能的不同,行政立法可分为执行性立法与创制性立法。
㈢ 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说明怎样才能提高人大的立法质量
去“行政化”,回归到人大立法的主导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我国的立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型,原动力来自于政府及其部门,从某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按长官意志在立法、修法、废法,人大难以影响立法的实质性内容,导致了法律制定中的错位。政府制定规则,借法固权、以法扩权、凭法争权难以避免,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立法公正。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必须去立法上的行政化,要回归到人大立法的主导地位上来。一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完善立法重大事项向党委请示报告制度,立法规划的编制和重要立法项目的制定报党委讨论决定;健全完善立项论证制度,尤其对立项的现实必要性、紧迫性和要解决的问题等逐项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讨论,真正做到慎用立法资源。二是在立法权限上处理好人大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明晰法律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界限,改变由政府主导决定立法的状况。比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那些授权立法的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已经成熟的,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三是要始终把民主立法贯穿于立法工作的全过程,把调查研究作为立法工作的第一切入点,深度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除重视政府及部门对立法的基础支撑作用外,要重点发挥好专家学者、基层人大在法律立项、论证、调研、起草等方面的参谋智囊作用,不断增强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确保制定的法规符合国情省情民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自觉遵守执行。
去“地方化”,始终坚持做到法制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从立法体制角度来讲需要地方立法。按照立法法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冲突历来存在,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划分一直随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划分状况而变化,地方化现象较为普遍,地方立法之间差异较大,分散的地方保护的法规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小,为执法和公民守法带来困难。法制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要去立法上的地方化,始终做到既要突出地方特色,更要做到法制统一。一方面,坚持以宪法为依据,深入贯彻立法法,正视我国目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等日趋多样化的实际,按照法制统一的要求,在制定好实施性法规的同时,加强创制性立法,正确处理好坚持法制统一与突出地方特色的关系,切实做到所制定的法规符合实际,管用好用;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地方立法的“不抵触原则”,使每一部法规既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直接抵触,也不与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间接抵触。
去“部门化”,正确处理好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关系。立法成为一些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通过行政立法,借法扩权,与民争利,为本部门的行政行为寻求合法外衣,导致了立法行为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去立法上的部门化,依法合理地规范部门行为,防止利用法规不适当地强化部门利益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法规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一是人大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主动介入,加强与政府的整体协调,推动政府加强对相关部门立法工作的统筹,界定好行政权的范围,要从强化公民义务和政府权力向强化公民权利和政府职能转变,既要考虑到执法部门应有的权限和利益,更要考虑到涉及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二是要正确处理好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坚持职权法定、程序法定、监督有效,做到权力与部门的责任紧密挂钩、权力与部门的利益彻底脱钩。三是要处理好有关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凡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要进行充分协商,力求达成一致,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维护立法的严肃性。
去“短期化”,正确处理好法规的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关系。由于社会实践的快速发展,立法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立法者更多考虑的是现实的格局,而考虑正义的原则、考虑法律的内在理性不够,同时由于立法者不愿意去触及深层次的问题,导致立法的前瞻性和现实性兼顾不够,立法中的战略考量做得不好,立法中的定的功能体现不充分,修法过于频繁,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要去立法中的短期化现象,必须正确处理好法规的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及时把改革发展中成功的经验用法规形式固定下来,用以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为改革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制保障;另一方面要增强法规的前瞻性,注意为深化改革留有空间和余地,把法规的“定”和改革的“变”有机结合起来,使法规内容科学规范,相互协调。
㈣ 法律的重要性到底在中国有多大的意义
方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我省有立法权的4个较大市和3个民族自治县十分注重从本地实际出发,严格遵循《立法法》和《广东省立法条例》,努力探索地方立法新途径,大力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先后制定、修改、废止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较好地从法律制度建设上解决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与此同时,我省地方立法工作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新形势下,地方立法如何与时俱进,自觉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实现与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良性互动,已越来越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
在2005年12月27日召开的广东省立法工作会议前夕,本刊记者就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在立法中所面临的难与困,分别采访了我省部分有立法权的较大市人大法委或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以及连南、连山、乳源3个民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
立法的舞台到底有多大?
如今,国家立法越来越多,地方立法的空间是否会越来越小?记者了解到,对该问题,我省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和民族自治县的情况不一,说法也不一。
汕头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陈冬雷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立法的空间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这与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密切相关。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状况。因此,地方在解决国家尚无明确规定而先行立法方面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这就要求地方立法必须与时俱进,把重点转向解决地方特定问题和适应新形势的创制性立法上来。但由于认识不足或观念转变滞后,地方立法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对地方立法的范围、内容等所做出的规范或者说约束和限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地方在认识上存在一定偏差,在一些应立法的领域存在“等、靠、观望”等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地方立法。
深圳市人大法委副主任委员刘曙光对此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地方立法的空间非常大,原因有3个:首先,当前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体系是体系,基本框架是基本框架,二者有质的区别,需填充的具体法规还很多。其次,从政府承担的职责来看,我国与外国也不太一样,现在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还没有将立法权完全放下去。他向记者作了一个测算:广东省一级涉及有关法律的业务处室500个左右,除一部分处室不执法外,大部分处室至少执行一部至两部法规,这还是最保守的算法。大家想想,若所有执法职能都能法定化,立法空间该有多大?再次,以往立法是面的需求,一部法规往往分章分节,管一大片,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在一部法规里基本说完。现在不同了,人们对所立的法有新的要求了,即立的法不仅需要到面,也需要到点。也就是说,一件很小的事也许就需要一部法,需要一个专门机构。例如,对韶关市丹霞山风景区的管理,就十分必要制定《丹霞山风景区管理条例》,体现地方特色。
珠海市人大法工委主任边玉峰则说,地方立法中的先行性立法的空间较宽阔。地方立法要创新,以填补国家立法的空白。地方立法,应更注重先行性立法。
3个民族自治县的看法又如何呢?连南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柏良的说法颇具代表性:“目前民族自治县的地方立法空间还是较大的。现在,我们县除了一部《连南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外,已基本上没有其它仍在实施的自治县地方性法规,这不利于自治县经济社会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立法,重数量还是重质量?
现在,社会上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地方立法立得差不多了,现在主要应注重法的质量和怎么执行好这些法规。对此,我省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和民族自治县又是如何看的呢?
一种意见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其实立法数量和立法质量同样重要。深圳市的刘曙光说,就深圳而言,现在所制定的法规只有100多部,这远远不能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地方立法的功能及定位,就是在国家立法的空隙中寻求空间,拾遗补缺,地方立法其实是国家立法的细化。也就是说,实施性立法、补充性立法是地方立法的重点。在我国,通常是应立法的却少有立法或没有立法,如道路交通处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都存在这方面问题。其实,有关这一方面,任何行业都可列举很多。而国外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例如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地方立法的总量就非常大,每部法典内容都很详细,基本上做到“只要公民觉得应有法律规范的地方就一定有法规范”。现在,我国国家法律200部左右,国务院行政法规900多部,乍看起来,所立的法律、法规好像是差不多了,其实不然,因为到了地方完完全全立法的很少,大部分需要进一步细化、规范,增加一些可操作性的内容。前不久深圳市人大征集2006年地方立法意见时,发函至政府机关,竟有100多个项目100多条意见(不包括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希望市人大在2006年里能够制定、修改和调研。
另一种意见是,地方立法质量始终是第一位的,同时须兼顾一定的数量。珠海市的边玉峰说,没有一定的数量,就难以满足依法规范社会管理的需要,就谈不上发挥立法权的优势,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他表示,现在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但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需要立法来解决,何况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覆盖得到、解决得了。当前和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应集中力量优先选择社会急需用立法来解决的问题来立法。其中,能用行业规范解决的,尽量用行业规范解决;能够社会自律的,尽量依靠社会自律;能够用一般行政管理解决的,不一定非要用法规设定处罚的形式来解决。这就决定着地方立法的数量不可太多。当前,限于地方立法力量不是很充裕,从事立法的工作人员不是很多,地方立法应结合地方实际,集中立法资源和力量,提高立法质量,使制定的地方法规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操作性。
立法的难与困究竟在哪?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我省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和民族自治县在地方立法中普遍处在一种尴尬地位。其中,我省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
第一,一些人的认识存在偏差。汕头市的陈冬雷对此感触很深。他说,目前汕头有两个立法权,一个是特区立法权,一个是较大市立法权。对两个立法权的性质、地位、权限、作用等问题,在一定范围内由于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导致一些人对地方立法工作讲起来重要,但做起来往往不重要。有的人错误地认为,上有国家法律法规,又有政策规章,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必要再搞地方法规。因此,对地方立法工作不热心、不关心、不支持、不配合;有的人存在重经济、轻法制的思想,他们遇到问题就强调立法,立法以后又忽视执法;有的人存在立法束缚改革开放手脚思想,主张少立法或不立法,在强调地方特色时,缺乏先进科学的立法意识,地方立法的地方特色成为一些人维护现实状况甚至一些陈规陋习的理由。
在这一点上,深圳市的刘曙光也颇有感慨。他说,地方立法主要有3个作用,即:引领社会生活、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生活、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确认或巩固社会生活、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当前,多数人的认识只停留在第三个作用,对第一、二个作用,尤其是对第一个作用认识不足,导致用法律手段规范社会管理不到位。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时机成熟了就立法,没有了分歧才立法。然而,到底什么是没有分歧?什么是成熟?根本没有固定标准。一般来说,行政命令、红头文件的效力、约束力不够,强行推行很困难,效果也比较差。大家希望所立的法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而行政命令、红头文件的民主性却往往不够。
第二,地方立法与上位法存在矛盾,上位法的一些规定与地方实际不一致。深圳市的刘曙光表示,法律统一必须是以多样性为基础的,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统一性。一直以来,上级立法机关对下级立法机关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态度不明确,宽容、鼓励措施不够,认为给地方立法空间越小越好,原因是怕乱套。比如,国家所立的处罚条款中就不应定死处罚金额,把钱定死了,地方怎么定?哪来的余地?
第三,地方立法机制受到局限,立法效率较低。深圳市的刘曙光指出,其中一个客观原因是,常委会每年对法规的审查时间较短,每年常委会会议审议时间只占一年的1/20,而国外有的用整年或者是一年的1/3时间来审查,有些国家还专门设有个技术把关的部门,一般称为立法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在立法技术上把关,这样提交审议时,大家就不需要考虑法规的技术问题,只需讨论有争议的核心之处。我们要提高立法效率,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好做法。他以深圳为例,该市人大常委会每年召开6次会,每次会议一半时间审议法规,一次会议4天左右,一审、二审下来,一年立法充其量20至30部。市政府提议案,到市人大审议,不足4个月时间,滞留时间太长,运用时间太短。制定法规,包括修改在内,较匆忙、较仓促,这样很难有什么更新意见。再者,材料提供得也不够,有的与会者到会场才看一看材料,根本没有时间调查研究。至于反复辩论,更是做不到。
第四,公众参与地方立法能力低,没有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法律专家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我省有立法权的较大市普遍反映,人大代表和法律专家参与立法的渠道比较单一,往往局限于书面征求意见;听取人大代表和法律专家意见的范围也比较窄,特别是没有充分发挥专业、行业的人大代表和法律专家的作用;一些人大代表和市民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和业务水平也不够高。
第五,当前我国的地方立法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有的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之间、地方性法规之间存在着矛盾或者不协调,有的地方性法规“大而全”、“小而全”,重复立法比较多;有的地方性法规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有的地主性法规缺乏地方特色,针对性不强。
此外,地方立法的执行保障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法规的起草没有真正做到“领导落实、人员落实、责任落实、时间落实、经费落实”。
而对于3个自治县来说,当前地方立法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和困难则是,立法经费、法制人才和各类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今后的努力方向及解决对策
2005年12月23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广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图为发布现场。
“当前,地方立法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立法空白或缺口,一些法规需全面修订。”这是我省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和民族自治县的共同心声。他们提出的解决对策是:
一是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充分认识地方立法的重要性和现实迫切性,真正把立法工作摆上位置,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二是要进一步提高编制地方立法计划的科学性,进一步抓好地方立法计划的落实,切实完善地方立法工作责任制,保证当地重大方针政策贯彻实施和保障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立法事项优先立项,对于单纯调整政府部门内部关系的项目原则上不立项。
三是要积极发挥人大主导作用,把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进一步拓宽人大代表了解、参与立法工作渠道,加强人大代表对法规起草、调研、修改、审议各个阶段的参与,高度重视与立法工作相关的人大代表议案、建议的办理等工作。
四是要不断拓宽立法思路,大胆借鉴国外立法的好经验,坚持立、改、废并重,切实防止立法中的“利益部门化”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努力挖掘地方立法先行性、针对性的特点,通过创制性立法,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建立在法制的轨道上。
五是要建立、健全提高立法质量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探索立法的形式、立法的程序,规范提前介入制度,完善法规草案指引、服务制度,切实提高法规草案起草质量,把好法规案的审议关,努力提高立法审议质量,不断提高立法工作水平,使地方立法更具科学性、民主性、实用性。
此外,我省有立法权的3个民族自治县还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加强对民族立法工作的指导,把民族立法纳入省人大的立法总体规划。二是加强对民族立法人员的培训,提高立法水平,保证立法质量。三是请求省人大帮助解决地方民族立法经费问题,以促进民族立法工作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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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组数据
1.2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法律,国务院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2004年9月至2005年9月,4个较大的市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19项,其中广州5项、深圳7项、珠海3项、汕头4项(均不含特区立法)。
二、4个较大市的地方立法情况(2000年-2005年)
广州市:立法43项,其中城建口11项、财经9项、教科文4项、农村农业2项、内司1项、其他4项。
深圳市:特区法规133个,较大市法规23个。
珠海市:法规43件,废止2件,其中特区立法26件,较大市立法15件。
汕头市:制定、修订、废止法规34件,其中特区立法18件、较大市立法13件,法规性文件3件。
㈤ 行政诉讼法的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和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有哪些区别
您好,1,行政赔偿诉讼首先要求确定的是行政行为违法,才能得到国家赔偿,而行政诉讼仅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撤销具体行政行为,不涉及赔偿问题。
2,行政赔偿诉讼可以进行调解,但是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
3,行政赔偿诉讼强调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各自提供证据,但是行政诉讼强调行政机关自证其行为合法。
4,依据的法律不一样。前者主要依据国家赔偿法(新的),后者主要依据行政诉讼法。
5,行政诉讼的监督对象是行政主体。司法机关只能监督行政机关而不是公务员个人。行政赔偿诉讼的规范对象是公务员个人。这是因为,国家虽然可以以其财产承担金钱责任,但国家作为抽象的主体却不可能“具体”地犯错,侵权行为终归只能是由具有意志能力的具体的公务员做出的,所以只有以公务员为监督对象,对其进行规范才可能促其践行法治,实现其职务行为的理性化、法理化。
6,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是行政行为。行政赔偿诉讼的审查对象是公务员的公职行为。 7,行政诉讼奉行合法性原则,以公法规范为主要法律渊源。行政赔偿诉讼奉行违法性(过错)审查原则
8,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非常广泛。行政诉讼是客观合法性监督之诉,所以在原则上一切法律主体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的原告资格相对狭窄,当事人只有在主观权利受损时才能提起赔偿诉讼,但在行政诉讼中,只要利益受损就可以起诉。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㈥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的行政处罚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规定:
第十一条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即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除企业营业执照外的其他执照;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但不能够设定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权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受侵犯。只有违反了法律规定,同时依照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公民的人身权利才受到限制。地方性法规不能对公民的人身权利作出限制性或者惩罚性规定。
拓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自1996年10月1日施行以来,对于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持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行政处罚法是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规定制定的法律。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㈦ 广州通过的中国首部地方性的母乳法具体讲的是什么
10月29日举行的广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二十八次会议上,《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获表决通过。该《条例》为全国首部促进母乳喂养的地方性法规,按立法程序,将在提交省人大常委会议进行审查后择期实施。本次表决通过的《条例》提出,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干涉和歧视母亲进行母乳喂养;政府应设立母婴室和哺乳室建设补助资金。
禁止医疗机构向孕产妇宣传、推荐母乳代用品
医疗机构对于母乳喂养的态度与专业支持,也是母乳妈妈们关注的焦点,《条例》对医疗机构的相关工作作出规定:从事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制定促进母乳喂养的工作制度;每年定期对全体医护人员开展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培训,将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培训纳入新入职工作人员的岗前培训;设立母乳喂养咨询门诊,等等。
同时,《条例》禁止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向孕产妇及其家庭成员宣传、推荐母乳代用品,或者在不符合医学指征的情况下,建议产妇及其家庭成员使用母乳代用品。若违反,由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警告。
禁止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接受母乳代用品生产经营者免费提供的母乳代用品,或者接受母乳代用品生产经营者以推销为目的有条件提供的设备、资金和资料。若违反,由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系全国首部促进母乳喂养的地方性法规
据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该条例是全国首部促进母乳喂养的地方性法规,在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突出问题的当下,制定条例无疑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保障母婴身心健康、提升本市文明水平和城市形象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规案由74名市人大代表于今年1月召开的市第十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联名提出,经市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后,表决通过。
《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的立法议案是“自下而上”,这在地方立法进程中并不多见。立法议案在今年市两会上亮相后,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29日该《条例》表决通过后,领衔提出该立法议案的广州市人大代表雷建威感慨,这次立法,从正式提出立法议案到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用了九个半月的时间,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只有广州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才有这样开门立法、锐意创新的勇气和行动力”。
(来源:南方都市报)
㈧ 地方法律法规包括哪些
地方性来法规是有立法源权的地方国家机关依法制定与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制定者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相当于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地方性法规大部分称作条例,有的为法律在地方的实施细则,部分为具有法规属性的文件,如决议、决定等。
(8)太原市全国首部创制性立法扩展阅读
法律法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地方规章、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对于该等法律法规的不时修改和补充。
㈨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练习试题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条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会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第七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八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第九条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
第十条 人民检议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章 受案范围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章 管 辖
第十三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四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
(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第十五条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第十七条 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八条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九条 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收到起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不得自行移送。
第二十二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二十三条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
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第四章 诉讼参加人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
第二十七条 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二十八条 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诉讼。
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第三十条 代理诉讼的律师,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收集证据。对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保密。
经人民法院许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本案庭审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五章 证 据
第三十一条 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的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以上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二条 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十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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