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占祥诉铁道部案行政立法

❶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区别

一、区分中的“灰色地带”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已推行多年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目前，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又开展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专门针对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两大监督制度双管齐下，对于规范政府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具有重大意义。但实践中也碰到了不少问题和矛盾，焦点就是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问题。区分不明，就会直接影响两大监督制度的协作以及各自功能的有效发挥。

什么叫规范性文件?什么叫具体行政行为?理论上区分得很清楚，规范性文件就是行政机关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具体行政行为就是行政机关作出的直接决定(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处理或者决定。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会模糊，出现一些“灰色地带”：

一是物价部门对价格进行确定或者调整的发文。例如，某物价局向各发电企业下发通知，提高本区域销售电价，明确各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还对本区域各类用户比如居民生活用电、高校学生生活用电价标准等作了明确。

二是劳动部门对下级劳动局发文，对本区域最低工资标准、养老金标准、护理费标准进行确定或者调整。

三是公安机关对特定道路、区域进行交通管制的发文。等等。

这几类发文往往有明确的发文对象，针对的又是具体的事项，有点象具体行政行为;但同时又具有面上的效力，可以反复适用，又有点象规范性文件，很难判断。到底是作为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还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范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说明现行区分标准本身存在问题。

二、现行区分标准及评析

(一)现行区分标准

综合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有关部门的要求，在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问题上，主要有三个标准：

第一，看对象是否特定。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约束力，对象不特定，往往针对一类或几类对象;具体行政行为则有特定、具体的对象。

第二，看能否反复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同类情况同类处理，在生效期间其调整对象都要受它的约束;具体行政行为则是一次性的。

第三，是否直接决定权利义务。规范性文件是一种行为规范，对调整对象的权利义务并不直接产生影响，而是间接地影响权利义务，往往还需要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来细化和过渡，才能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的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则直接决定或者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

例如，行政诉讼法中对规范性文件的界定就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对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将具体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有关其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将规范性文件界定为“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二)现行区分标准评析

现行标准中的前两项标准不尽科学，很难解决实际问题：

第一个是对象是否特定标准。这涉及到两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对象?对象的范围有多大?是从文书形式上看，只要文书点名就叫对象，还是看实质内容，凡权利义务受影响的都叫对象?著名的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涨价案中，法院就是从铁道部涨价通知的文书抬头来判断的，既然通知是发给北京、上海、广州三家铁路企业的，所以三家企业就是对象，对象特定，因此是具体行政行为;铁道部则认为，自已关于春运涨价的发文针对的对象，不能仅仅看通知抬头上的几家铁路营运企业，事实上涨价同时影响买方和卖方，因此还应当将广大乘客都纳入对象，因而对象是不特定的，故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显然，双方都有一定道理。所以对象相当难以确定。

其次是什么叫特定?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象只有1个或几个人，不带有普遍性的叫特定，对象是一类人或者带有普遍性的叫不特定;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能够确定、能够统计叫特定，不在于人的多少，相反不能确定、不能统计的就是不特定。两种观点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就拿物价部门的通知来说，抬头上写的是“各发电企业”，按第一种观点，“各发电企业”一词本身就带有普遍性，是一类主体，因此应是不特定的;但按第二种观点，因为从通知内容和附件上看，通知针对的发电企业总共就10余家，非常明确和可以统计，因而就是特定的。

实际上，用特定不特定来区分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行为是不科学的。因为，从哲学上来讲，特定、不特定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这种情况下看是特定，换一种情形就是不特定，这决定了在个案问题上关于特定不特定的任何判断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从事实上讲，有很多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对象也是不特定的，比如行政承诺;也有很多规范性文件的对象恰恰是特定的，例如，香港《城市大学条例》就是专门针对城市大学制定的。

第二个反复适用标准。对同一个发文，根据对象不同，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认识。还是拿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涨价案为例吧，法院就是从铁路企业的角度来看的，铁道部的春运涨价通知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家铁路企业来说，因为每一家企业的涨价幅度、时间均相当明确，所以不存在反复适用的问题，而是一种“持续实施”;而铁道部则是从乘客方面来看的，涨价通知对广大乘客来讲，确实就是反复适用。物价部门的发文也存在同样情况，从每一家电力企业来讲，每一家的定价都是确定的，对号入座，不存在反复适用的问题;但如果从广大电力用户的角度来讲的，则构成反复适用，反复适用本身因对象而异。一些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存在类似情形，例如拆迁许可证，对于拆迁人来讲，就是效力的持续，而对被拆迁人来讲，就是反复适用的。这就说明，反复适用标准具有相当大的相对性。此外，反复适用作为区分标准的不科学，还体现于很多具体行政行为在判例法国家根据“先例原则”是可以反复适用的。

第三个标准则较为科学，这是由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区别所决定的：规范性文件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规范，其规范作用体现在指引、评价、教育等方面，不直接决定调整对象的权利义务;而具体行政行为则是一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直接处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唯一缺憾就是该标准可操作性不强，在对象不确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三、个人的看法与观点

实际上，任何一种标准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里面就需要一个价值取向或者说政策裁量，需要权衡。

我个人认为，在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以及具体认定上，有三个原则是我们在权衡时需要坚持的：

第一是监督原则。不管是规范性文件还是具体行政行为，从依法行政角度来讲，都需要接受监督，要么适用备案审查，要么受行政复议和诉讼的监督，不能出现灰色地带。即使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文件，主要内容带有规范性，仅有个别内容构成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应一律作为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从源头上规范政府行为，推动依法行政，当然，我们将其作为规范性文件并不排除相对人对该文件中构成具体行政行为的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是效率原则。规范性文件具有严格的制定和发布程序，并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从目前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出台的关于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来看，均设定了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听取有关部门与公众意见、法制审核、法定会议批准等程序，往往要求文件发布后一段时间(如30日)后才能实施，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简化程序、缩短时间。这对政府管理中的一些日常性事项就不适用了，例如刚才讲的“灰色地带”(物价局定价并进行调整，劳动部门对工资标准、养老金标准的确定和调整，公安机关实施的道路交通管制、设置单行道，等等)涉及的事项均为日常性事项。对这些事项，行政机关需要发文，而且是大量发文，需要立即实施，而且还会随情势变化不断地迅速地调整、变更，如果这些发文均属于规范性文件，事实上是无法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执行的，不仅无助于树立规范性文件的严肃性，而且也将严重损害行政机关的行政能力与效率。

三是救济原则。客观上讲，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是内部层级监督程序，是一种面上的监督，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方式和责任追究方面均不同，各有各的长处。但从保护个体权利的角度来讲，备案审查是不如复议和诉讼的。即使是今后行政诉讼建立了抽象行政行为诉讼制度，规范性文件诉讼与具体行政行为诉讼在审理程序和救济程度上也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发文对不同对象的权利义务的影响程度不同，有的是构成了权利义务的直接决定，有的可能仅仅是一些潜在的影响，这也是事实。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对一些行政机关的发文，只要直接决定了一部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对其他人不管有没有影响，从保护这一部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救济权角度出发，就应当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例如物价部门的发文，直接决定了电力企业的电价，我们就视为是具体行政行为，铁道部的涨价通知直接决定了铁路企业的运输价格，就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这时候，如果将之视为规范性文件，反而不利于这一部分当事人权利的救济，也不利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救济。

从上述三项原则出发，个人认为，在进行判断时，应当在坚持刚才讲的第三个标准(“是否直接决定权利义务”标准)的基础上，明确它的适用对象，加上“相对人”三个字，采“是否直接决定相对人权利义务标准”。

具体而言，主要为：

一、以相对人作为考察对象

行政机关的发文影响面是相当大的，对不同的对象其影响肯定是不同的。例如，对铁道部的发文，从铁路企业(相对人)看和从乘客(利害关系人)角度看，在是否直接影响权利义务上肯定会有很大的分歧。从铁路企业即相对人的角度进行判断，这样比较方便操作，而且也有利于权利救济。其他发文也宜采取类似做法，因为相对人距离行政机关发文最近，权利义务受影响的可能性、现实性也最大，从相对人角度进行判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合理性，符合救济原则，也可以由此将大量日常管理性事项发文排除出规范性文件范围，提高政府管治效率与水平。

在相对人的确定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按发文主送单位来确定，发送单位是社会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该单位是相对人，例如铁道部的春运涨价通知的相对人就是铁路企业;第二，发文主送单位是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文内容明确指向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相对人;第三，无法判断指向的，所有受行文影响的当事人均为相对人，例如劳动部门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发文所有受影响的企业和劳动者均为相对人。相对人人数较多的，以利害关系最为密切的相对人来判断该行政行为是否直接决定权利义务;相对人利害关系无质的差别的，一同判断。

二、正确理解“直接决定权利义务”。

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和判断。一是从权利义务的角度。直接决定就是导致相对人权利的获得、变更、剥夺，或者导致义务的课予、变更、免除。二是从是否需要转化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权利义务非常明确，可以直接进入执行程序，不需要再来一个行政行为作为中间环节来加以细化和明确。规范性文件则不具有执行力，不能直接进入执行程序，还需要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具体化才可供执行。例如，开头列举的三类“灰色地带”发文均构成了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直接决定，不需要中间环节来转化，因而都是具体行政行为。

❷ 乔占祥诉铁道部是否有权对《通知》提请复议复议申请应由哪个机关管辖复议申请有什么瑕疵

有权！根据复《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制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其有权向有关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本案中，《通知》是由铁道部作出的，且只是针对01年春节前后时间，规定了票价的涨浮范围，期限。符合具体行政行

❸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的图书目录：

案例1 王丽英不服信丰县公安局消防科行政处罚决定案
案例2 温某诉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洪山分局强行拆除案
案例3 广州市海龙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行政处理决定纠纷案
案例4 路世伟不服靖远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案例5 建阳市第二建筑公司诉建阳市第二轻工业局处罚决定案
案例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规划局与黑龙江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案例7 樊兴华诉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拒绝授予学士学位资格案
案例8 溆浦县中医院诉溆浦县邮电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案例9 长沙市邮政局诉娄底市娄星区交通运输管理所道路运输行政处罚案
案例10 赖恒安与重庆市人民政府不予复议行政纠纷上诉案
案例11 刘兵诉天津轻工业学院开除学籍处分案
案例12 穆棱风筒厂不服穆棱煤矿保卫科查封财产请求行政赔偿案
案例13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不服省地矿厅行政处罚案
案例14 福建省地方电力福州经营部诉该省广播电视厅等行政处罚案
案例15 李发森诉互助土族自治县工商局行政处罚案
案例16 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
案例17 陈代荣不服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心市场管理处收取管理费案
案例18 宁德市五洲广告公司不服宁德市城建监察大队征收商业广告占用费案
案例19 何承旭等23户集资建房户诉江华建委拒绝颁发许可证案
案例20 张家伟等不服昆明市民政局颁发收养证案
案例21 山西省经贸委、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政府与大同市北方矿业公司吊销许可证纠纷上诉案
案例22 平山县劳动就业管理局不服税务行政处理决定案
案例23 刘明忠等不服梨树县公安局治安处罚决定案
案例24 吴勇诉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分局扣押财产案
案例25 曙光厂诉南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案
案例26 重庆瑞月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诉某区市政管理局强制拆除广告灯箱案
案例27 徐振华不服九江市浔阳区民政局、九江县民政局发放丧葬费、抚恤金案
案例28 张恒寿诉浑源县国税局、大同市国税局不履行兑现举报奖金法定职责案
案例29 原告23户村民不服新罗区人民政府确定山林权属决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
案例30 葛锐诉质监局要求撤销“购物放心商场”荣誉称号案
案例31 徐娜诉沙坪坝区公安分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案
案例32 乔占祥状告铁道部铁路票价上浮违反决策程序案
案例33 刘志宣等不服沅江市公安局治安处罚行政抗诉案
案例34 田志生不服珲春市公安局控告申诉答复意见书案
案例35 古田县大桥锦辉胶粘剂厂诉该县工商局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赔偿案
案例36 邵秀兰诉焦作市解放区建设委员会行政侵权赔偿案
案例37 梁宝富不服治安行政处罚复议决定案
案例38 广州市新光酒家不服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
案例39 赵明不服宝应县司法局公证复议决定案
案例40 容发停车场等不服广州市公安交警支队禁行决定案
案例41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
案例42 乔占祥诉铁道部2001年春运票价上浮案
案例43 张少纪不服南阳市水利局水行政处罚案
案例44 亚太公司不服宝鸡市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案例45 原告吉德仁等不服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
案例46 任建国不服劳动教养决定案
案例47 麻旦旦诉咸阳市公安局、泾阳县公安局行政违法侵权案
案例48 曾建清诉晋江市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行政侵权案
案例49 达西不服长沙市公安局行政处理决定案
后记

❹ 经济法案例分析的目录

第一编 经济法总论
第一章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价值、原则
199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直接入市操作，推出特别措施强化金融监管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价值与原则
第二章 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经济法与民法、刑法的边界
第三章 经济法实现机制
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CR法案和欧盟打火机反倾销案——经济法的多元化实现机制
第二编 经济组织法
第四章 公司法
一、飞腾商业公司等诉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登记案——公司登记的意义和条件
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营业部诉厦们市人山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等机票销售代理协议欠款案——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三、张某等诉N市工商局案——人力资本能否作为出资方式
四、申花足球俱乐部诉特雷通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名称权纠纷案——公司名称及保护
五、张鸿诉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补董事的决议无效案——公司章程
六、某市农用机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诉王某、刘某要求返还违法所得纠纷案——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者的法定义务
七、深圳市齐德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薛晓光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公司股权转让制度
八、甲公司诉三明有限责任公司偿还货款案——公司的分立与合并
九、泉州市商业银行开元支行诉福建泉州德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等贷款合同纠纷案——公司的清算
第五章 国有企业法
一、“恒裕”轮南非德班被扣案——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二、 五洲纺织厂申请破产案——国有企业破产制度
第三编 市场规制法
第六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
一、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诉湖南华越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望京购物中心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市场混同行为
二、(日本)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诉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北京亚辰伟业汽车销售中心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引人误解或虚假的宣传行为
三、北京市慧聪广告有限公司诉刘楠、《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侵犯商业秘密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四、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诉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金融报社侵犯商业信誉纠纷案——商业诋毁行为
第七章 反垄断法
一、美国政府诉微软垄断案——反垄断的法律控制
二、Animal Science Procts Inc．等诉华药集团等操纵价格案——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
三、乐凯、柯达合并案——控制企业合并制度
四、邮政电信资费调整案——行政性垄断
第八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一、曹炳春诉镇江某大酒店人身损害案——消费者的概念与界定
二、周某诉罗杰斯餐厅案——经营者是否拥有对消费者的选择权
三、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消费者的安全权
四、王海诉华联商厦双倍赔偿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
第九章 产品质量法
一、安徽阜阳假奶粉查处案——产品质量的系统化管理
二、华晨宝马公司汽车召回案——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第十章 价格法
一、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涨案——政府指导价的法律规制
二、关注自律价——行业自律价
第十一章 证券监管法
一、海南凯立公司诉中国证监会上市申请程序不合法案——股份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的程序
二、郑百文董事陆家豪诉中国证监会案——独立董事的功能和职责
三、“红光事件”案——信息披露制度与市场禁入
四、“宝延风波”案——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规则
五、南方证券行政接管案——证券公司的业务经营和监管
六、证券公司操作失误赔偿案——证券商在经纪业务中的权责
第十二章 保险监管法
一、图片洗印业胶片意外损失保险——新险种设置的条件
二、塞奇维克整顿案——保险经纪的监督
三、中国保险第一例：接管永安——保险接管制度
第十三章 土地与房地产管理法
一、1997年杭州市政府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土地储备机制——城市土地储备制度
二、陕西省周至县政府非法批准占用集体土地案——土地征用与审批
三、武汉兴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
四、“阳光广场”案——商品房开发的法律监管
五、嘉禾拆迁事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制度
第十四章 审计法
江华县审计局查处县畜牧水产局“小金库”案——国家审计的功能和程序
第四编 宏观调控法
第十五章 投资法
中国国营林场开发总公司诉江西省林业厅案——固定资产投资与“拨改贷”资金
第十六章 国有资产管理法
甘肃华亭煤矿与华亭煤业集团股权之争案——国有企业资产转移的管理
第十七章 财政法
一、广东省2004年预算草案报告案——预算编制
二、A省公安厅、高院、工商局乱支乱用预算外资金案——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三、浙江金华市益迪医疗设备厂诉全国畜牧兽医总站等设备采购案——政府采购的原则和形式
第十八章 税法
一、金华税案——增值税的征收和管理
二、“恩威集团”涉税案——涉外税收优惠问题
第十九章 中央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就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
答记者问——我国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能
第二十章 对外贸易法
一、商务部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反倾销调查案——反倾销的法律规制
二、中国4家挡风玻璃企业应对加拿大反倾销案——反倾销案件的应诉
参考书目

❺ 人民大学，关于胡锦光

姓名： 胡锦光职务：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位： 法学博士

1960年2月出生，安徽黄山市人。1986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1998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两次赴日本立命馆大学作访问学者，多次赴国外、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讲学，曾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1996年）及香港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项目奖（1996年），论著及论文多次在全国获奖。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家》杂志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1、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2、北京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3、海口市仲裁委员会委员；4、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及政策法规司法律咨询顾问；5、中共沈阳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6、甘肃省国家税务局依法治税高级顾问。

主要科研成果有《中国宪法问题研究》（专著）、《行政处罚研究》、《宪法基本知识》、《当代人权保障制度》（合著）、《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合著）、《行政法专题研究》（合著）、《行政法》（合著）、《行政法教程》（合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合著）、《香港行政法》（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主编）、《行政法案例分析》（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主编）等。

胡锦光 任端平 论宪法救济（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论审判权的界限（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论公民“上书”的基本条件（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违宪审查的基本功能（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穿警服结婚及其他 （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徐振东 秦奥蕾 牛文展 王锴 关于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的建议（本文发表于2003年）

胡锦光 论宪法适用与宪法解释权的关系（本文发表于2002年）

胡锦光- 林毅- 乔占祥诉铁道部2001年春运价格上浮案研究（本文发表于2002年）

胡锦光/刘飞宇 2002年行政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2002年）

胡锦光 任端平 受教育权的宪法学思考（本文发表于2002年）

皮纯协/胡锦光/王丛虎 2000年行政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2001年）

胡锦光 刘飞宇 论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及范围（本文发表于2000年）

胡锦光 王丛虎 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本文发表于2000年）

许崇德/胡锦光/王丛虎 1998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2000年）
胡锦光 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技术性与规范性评析（本文发表于1999年）

胡锦光 臧宝清 “宪法”词义探源（本文发表于1999年）

许崇德/胡锦光 1997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1998年）

胡锦光 论法国宪法监督体制（本文发表于1998年）

胡锦光 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探讨（本文发表于1997年）

许崇德/胡锦光 1996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发表于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