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圈子
『壹』 《道德经》是什么时间流传带欧洲的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
《道德经》曾风靡欧洲 发行量仅次圣经。
海外初识《道德经》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3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经典”（classic）3个词。
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老子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也给予西方学者以启迪，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大师叔本华其精神源头中就有着老子的影子。德国哲人尼采在读完《道德经》之后，大加称赞，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尔斯泰当年也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
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文化并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术的现实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欧洲的学者和文人圈子里，广大民众对于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真正让整个欧洲民众认识老子、了解其思想的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欧洲文化危机。
一战后西方文化大危机
191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8年大战结束，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各国投入战场兵力达7500万人，其中死伤者达3000多万；因战争引起的饥饿和灾害导致1000多万人死亡；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总计高达2700亿美元。对于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欧洲来说，昔日繁华的城市沦为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欧洲民众更是目睹亲友死于战场，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战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西方人开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战爆发前，一位名叫斯宾格勒的德国中学教师便已对西方文化进行总体反思，在战后出版的名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没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着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最终无论何种文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没落”恰是当时西方文化虚无的极佳写照。人们不禁深思，难道近二、三百年来光辉灿烂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终将毁于一旦？经历一战的惨痛，欧洲人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救世的良方。
从东方寻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写信给印度诗人泰戈尔，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欧洲文化的弊病已经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不将东西文化融于一炉，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到达西欧参观，当梁启超向西方友人说起孔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时，那些友人听后都跳了起来，埋怨他“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给他们，真有些对不起人”。
一战后，在欧洲人中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中国文化热。在这股热潮中，西方人发现，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最好的拯救良方莫过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他们发现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热了起来。
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寻找失落情感的归宿和医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药方，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在1919年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提倡的礼让、和气、智能、乐观的人生之道远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学习中国的道德哲学。而西欧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纷纷组织团体来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国当时著名的组织“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就以老子为精神领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学为依归，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团在章程中写道，德国的青年深受组织的束缚，拘束自己的创造精神，因此现在要以老子为导师，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权利和无条件的自由。1919年，德国诗人科拉邦德写了一篇《听着，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欧影响广泛，当时有位名叫魏时珍的中国学生到欧洲留学，发现大学的教授十分热衷于与他探讨中国文化。一位姓陈的中国学生在欧洲旅行时，发现在一所乡村中学里，老师向学生讲授“无为而治”的道理，并盛赞老子学说比孔子学说深奥。当时老子成为欧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国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对于老子的崇拜，在战败国德国体现的尤为明显，战争的失败使德国民众对西方文化弊病有着更深的切肤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剂清醒剂，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国青年的崇拜，当时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的青年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金点强)
『贰』 孔子与道德经
《论语》
『叁』 道德经：道德经说提倡柔弱不争，那么考试要不要考高分难道考得越差反而越好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柔而不争不是一味的不争，那就是躲避了，是为自己懒惰找的借口，这里讲的是不要和别人对比，一味的对比竞争。你只要正常按照你平时的水平考试就好，就是说你是考给自己的而不是为了和别人比。
『肆』 道德经中的那一句话形容要坚持不可以放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谓走一千里路，也是从迈第一步开始内的。走一千里路，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比喻事情容是从头做起，逐步进行的。再艰难的事情，只要坚持不懈的行动必有所成。语出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易《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苟自强不息，亦何远而不届哉？”
『伍』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儒家、道家各代表什么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张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作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 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龃龉、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这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在我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则是以符号为载体和传媒的。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而以“相礼”为职业的儒者，最初恰恰是这种文化符号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中国大网络全书·哲学》下卷，第7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孔子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便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了，孔子所开辟的儒学事业，绝不仅限于这种外在符号的掌管与操作，他要使职业的“儒”成为思想的“家”，就必须通过以“仁”释“礼”的方式，而为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号形式）找到内在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支持，从而克服文化符号混乱无序的历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表明，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礼乐的复兴在孔子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标志着人与非人的界限。从政治的意义上讲，只有遵循礼乐本身所规范的行为法则和等级制度，才能使人与人在进退俯仰之间保持一种行而有等、爱而有差的和谐而有度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礼乐本身所具备的有意味的符号形式，才能使人与人在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高于蒙昧和野蛮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尽管在孔子那里，文化的建构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质的保障为前提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然而这种“庶”——“富”——“教”的渐进过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构才是使人最终成其为人的关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一向强调忠孝安邦、礼义治国的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之类的喟叹。
显然，在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经验和美的享受。因为说到底，“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这类包含着艺术和美的“符号体系”，“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中给予我们以秩序”，“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页。）。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人在《乐记·乐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领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在这里，声、音、乐三者的区别，标志着禽兽与人、野蛮的人与文明的人之重要区别。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是说由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当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没有进入符号系统，还只是一种无法通约的声响时，它便等同于野兽的嚎叫：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的情绪，却无法加以辨别，也没人可以听懂。只有当这种声响进入了符号的系统，它才是一种主观情感的“人的”表达方式，即“声成文，谓之音”。这里的“声成文”，既可以理解为声响通过交织、组合而具有文彩，又可以理解为声响进入表义的符号网络而具有文意。事实上，只有当自然的声响进入了表义的符号系统，才可能具有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动物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但是由于这些声响既无法在符号的意义上加以区分，更无法在区分的基础上加以组织并重构，因而总归是单调的。说到底，而无论文彩还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这正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进一步讲，声音一旦进入了符号系统，便不仅具有了通约的可能，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即“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因此，如果人们只知道声音可以传达情感而看不到这种情感背后所潜伏的只有人才具备的伦理内涵的话，那么他充其量也还只是个野蛮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所谓“惟君子为能知乐”一句，抛开儒家的阶级偏见来看，它指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人对于美的多样形式和多层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所奠定的这一套“郁郁乎文哉”的伦理规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仅会变得杂乱无章，而且会显得单调无趣。甚至还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为建构礼乐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努力，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很长时间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中。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夸张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从“符号系统”的角度来讲，孔子所重建的这套礼乐文化囊括了诗、乐、舞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关于“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乐记·乐论篇》中有一段言简意赅的分析：“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就是说，“乐”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礼”可以辨别长幼尊卑之界限。光有“乐”而没有“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级观念；光有“礼”而没有“乐”，不同地位的人就会离心离德，缺乏沟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乐”助“礼”，以“礼”节“乐”，从而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爱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见，“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仁”、“礼”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而作为这一表现的情感符号，广义的“乐”又是由语言（诗歌）、旋律（音乐）、动作（舞蹈）三个要素组成的。合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共同伴随着礼仪而沟通着人们心灵的时候，它便会引起一种情感的共鸣和美的享受。所以《论语·学而》才会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论述。分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得到独立发展的时候，它们便会成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并各自发挥其美的功能。所以，对于诗，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训导；对于乐和舞，孔子才会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之类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诗、乐、舞等表现艺术相对发达的历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礼乐来建构文化的独特方式中找到根据。
儒家建构礼乐文化的这种历史性努力，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习惯的形成和艺术价值观念的确立是影响巨大的、深远的，甚至夸张地说，是从无到有的。但是，这种由伦理的观念符号而衍生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符号又有其先天的弱点和局限。在形式上，由于后儒并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的深刻含义，因而不断地在“礼”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从而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套举世罕见的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冠、婚、丧、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经受严格训练，受其影响，“乐”的形式也由简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势。在内容上，由于“礼”的等级观念始终规范着“乐”的自由想象，致使艺术的形式发展得不到观念更新的配合与支持，以至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模式中转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最初是富有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便导致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的“解构”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二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我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作为这种历史性的回归，道家的创始人首先在伦理政治的层面上对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提出了质疑。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庄子更为激烈，他直接对“圣人”讨伐道：“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儒家伦理，是因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曲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确实具有着反抗异化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老、庄所反抗的异化现实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在哲学的意义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伦理的同时，道家的创始人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所建构的那套文化符号体系，并企图加以彻底地解构和颠覆。老子主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庄子更为激烈，干脆断言：“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 胠箧》）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又确实具有某种反文化的色彩。但是，由于道家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又不能简单地在美学的意义上加以否定。换言之，道家的“无”是针对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构”是针对儒家的“建构”而言的，因此，无论是在哲学的意义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对道家的理解都必须是以对儒家的评判为前提的。
在美学的意义上，道家对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化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解构文饰，即消除文明所附丽在物质对象之上的一切修饰成分，使其还原为素朴的混沌形态。我们知道，孔子在强调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前提下，对“文”还是相当重视的，所谓“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就是对尧之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所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就是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彩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则正是“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谈到人之修养的时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文之以礼乐”，即是把礼乐作为一种文饰而附丽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贵的品质和文化的意味。在谈到文章辞令的时候，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修饰之”、“润色之”，显然是一种辞章的加工和语言的装饰。在谈到艺术欣赏的时候，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里所谓的“洋洋乎盈耳哉”，则无疑凝聚了艺术家的手法和匠心。这种思想，在后儒那里表述得更加明确，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然而这一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见《论语·学而》引《诗经》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来则恰恰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认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说来，一切人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驰，创造出一大堆虚假、扭曲、芜杂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这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的情况下，他主张，不如放弃过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在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而原始的生命乐趣，进入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境界。庄子及其后学也对那种雕琢和文饰的人为努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庄子·秋水》）因而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老、庄解构文饰的这一努力，并非只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回归自然、法天贵真的新的美学意义。
其次，道家在解构物质对象之外部文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解构儒家创造文化符号所遵循的内在法则。我们说过，在孔子那里，“礼”和“乐”这类文化符号是“仁”和“礼”之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因此，作为特殊的“情感符号”，艺术所遵循的创作法则完全是以其“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来决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的，用颜渊的话来说，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以这样的法则来对待艺术，才能够创造出《关雎》之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佳作，并起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之类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来，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伦理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用这套标准来规定艺术的功利价值，则更是不得要领了。老子认为，不应该以艺术为手段来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应让人的生活和艺术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进入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为前提，人们的艺术活动才能够实现自由的想象和不断的创造，即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庄子及其后学也认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艺术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才能够“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就象庖丁解牛一样，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够“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乃至于“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由此可见，老、庄对艺术法则的解构，只是要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并不是要践踏客观的自然规律；相反的，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上，道家的“解构”活动则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的。
在解构文饰、解构法则的基础上，道家思想的极端性发展便是对于文化现象之载体的语言符号体系的解构。我们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体系就已存在，只是由于缺少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撑，使得这一体系十分松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谓“建构”，就是要以“仁学”的价值观念来支撑“礼乐”的符号体系，以克服“礼崩乐坏”的局面。针对当时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孔子曾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在他看来，“觚不觚”这类表层符号的混乱，意味着“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层价值观念的动摇。因此，他竭力主张以“正名”的方式来重新整顿价值观念和符号体系，并理顺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事实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语言符号的运用是十分讲究并充满信心的。例如，在谈到仁人的品格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谈到诗歌的艺术功能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尽管儒家对逻辑学和修辞学并不太感兴趣，但所有这一切，至少能说明孔子等人对语言符号的肯定态度……。然而在以“解构”为能事的道家那里，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则刚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来，真正本体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来加以表述的，一旦我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的时候，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响下，庄子也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并进而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如此说来，由形色名声所组成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都已在解构之列了。然而庄子解构语言符号系统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这一系统，而只是为了借助语言来达到超越符号的意义。《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于这种表面符号的解构同深层意蕴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同解构文饰、解构法则一样，老、庄解构符号的努力也并非是全然消极的，事实上，它恰恰在另一个层面上接近了艺术语言的奥秘。
从以上的三重解构中可以看出，道家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贡献，恰恰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面而得以呈现的。从审美理想上看，素朴本身并不美，只有反朴归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没有儒家所建构的远离原始形态的礼乐文化，那么道家所追求的那种“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生活状态便毫无审美价值可言了。从艺术门类上讲，如果说儒家美学与乐舞之间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那么道家美学则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盛唐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主张：“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这其中显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画论家张彦远认为：“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飘，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这其间无疑渗透着庄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体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示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由庄子所显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只是我不太同意将儒、 道的这两种艺术精神用“纯”与“不纯”来加以区分。如果说儒家美学是强调“善”的，其极端性发展必然导致“伦理主义”；那么道家美学是追求“真”的，其极端性发展则难免导致“自然主义”。就其终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们谁也不是纯“美”和纯“艺术”的。然而，“美”和“艺术”却恰恰处在“善”与“真”、“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构”需要道家的“解构”来加以不断地清洗以避免“异化”一样，道家的“解构”也需要儒家的“建构”来加以不断地补救以防止“虚无化”。事实上，正是在儒、道之间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的推动下，中国美学才可能显示出多彩的风格并得到健康的发展。三总之，与儒家以“建构”的方式来装点逻辑化、秩序化、符号化的美学世界不同，道家则是以“解构”的方式寻求着一个非逻辑、非秩序、非符号的审美天地。
『陆』 易经与道德经有什么联系
易经讲的是命来理，和自自然科学的规矩，道德经讲的是做人的起点和终点，大致上是相同，但又有不同，道德经是要灵活运用的，要看似形式，首先讲的是要修德修身，一斤易经和道德经的联系，应该是人先必须有德，人又得了很多事情，就会形成一种自然的规律，也就是厚德才能载物，何为厚德呢？一个人不能光顾着自己，不能太计较，帮人要不思回报，对人家的恩情要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能量的圈子，有益循环，只有顺遂了大众所求，自然很多事情就容易了。
『柒』 《老子》的无和有指的是什么
关于《老子》的几道测试题（此为修改稿，第楼为草稿）
按：显然，出题人是站在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老子》，并且还设了不少的陷阱。我试着回答一下，这也是对自己老学素养的一个测试：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了解道家思想的立论根据，即老子的“道论”
1）老子的“道”具有双重属性，即既具有物质的特性，又具有精神的特性，你如何理解？
答：拿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看，《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和总原因，使人整体感觉老子就是一个客观唯心论者；但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根据陈鼓应先生的说法，“道”只是人们概念中的一个创造物，这似乎又表明老子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但是，《老子》在二十一章却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又成了有形有象的物质实体（虽然这个实体是模糊的），这里论述的显然是“道”的物质性。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等对“道”的解说，则明确地展示了“道”既具有精神又具有物质的双重属性。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非要拿西方哲学分类中的那些帽子硬要往老子的头上戴的话，无论哪一顶都是不合适的。
2）《老子》中有一个命题，即“道法自然”，它是不是道生万物的意思，那么，道和万物之间是什么关系？
答：这里要根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样的一个完整论述，才能弄明白老子的“道”和“万物”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看出，老子的“道”具有世界的本体属性，它可以通过“道→一→二→三→万物”的顺序，产生出整个世界（万物）来。但是，“道”又不是一个像西方哲学中“逻各斯”、“绝对精神”和西方文化的“上帝”那样一个绝对的世界本体，她也不是一个具有能量无限大的永动机，她也还要从她自己创造的世界中汲取营养，这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这样来看，在老子眼中的世界结构，就是一个“道→一→二→三→万物→道”的循环形式，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圈子，它类似于现实中“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树根”这样的循环。最后一个环节（关键环）“万物→道”、“树叶→树根”与前几个环节（普通环）“道→一→二→三→万物”、“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环属于“以强克弱”型，关键环则是“以弱胜强”型（详见田茂著《似与不似——“三”的哲学智慧》“第二章 绳子与链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3）如何理解《老子》中“道”的本原性特点和终极性特点？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地位？
答：根据逻辑学中内涵和外延成反比的规则，老子的“道”在空间上具有内涵无限大，外延无限小，同时，内涵无限小，外延无限大的特征，即所谓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同理，在时间上，老子的“道”也具有万物之始和万物之终的特征。这一点，和现代数学射影几何中的“无穷远点”的特性不谋而合。自从老子对“道”进行定义以后，整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就成了一部解说“道”的历史，《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表明“求道”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
3．《老子》中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代表性的名言就是“反者道之动”
1）如何理解《老子》中“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一名言，能不能把这句话绝对化，为什么？
答：反，既有返还的意思，也有相反的意思。反者道之动，指的是矛盾双方既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的运动规律。弱，既有弱小的意思，还有柔弱(灵活)的含义。弱者道之用，则讲的是生命的意义在于柔和与灵活。老子在这里解释的正是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道理。但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都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保证其通用性。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2）老子》中有很多关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句子，它表达的基本意思是不是关于对立面相互依存的思想，为什么？
答：“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些都是老子中关于矛盾对立面相互依存的论述。一般认为，《老子》特别强调柔弱，提倡无为，这并不是说老子就否定刚强，否定有为，而是由于人们往往只看到事物的正面、阳面、上面，往往忽视事物的反面、阴面、下面的缘故。事实上，老子看问题很全面，他在许多地方都明确地提醒人们要注意事物的两面性。尤其是他还特别强调“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才是老子要向人们表达的核心观点。
3）《老子》中的辩证法有时候有诡辩论的味道，你是否看出这一点，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答：所谓诡辩，就是把事物的两面性推向绝对化，认为真的就是假的，黑的就是白的，主张对事物的两极要进行平均分配。类似的语言在《老子》中比比皆是，比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等等，关键是如何解读这些语句。事实上，老子对两端并非平均分配，而是有所倚重的。
4．《老子》对“道”的态度是不可言说，因此才有“道可道、非常道”之说
1）对于《道德经》的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段话如何加以理解？个“道”的意义是不是一样的？
答：在更原始的简帛《老子》中，“常”为“恒”。因此，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可以表达的道不是永恒的道，能够称呼的名也不是永恒的名。三个“道”字意思均不一样，第一个指“小道”，第二个指“表达”，第三个才是老子主要论证的“大道”。在现实中，只要具有“无限信息”的认识，总是不能彻底言说的，更遑论老子的“大道”了。
2）在《老子》中往往是：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不是什么，比如“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和“博之不得”等，这体现了什么思维特点？
答：由于老子的“道”包含的范围太大了，又有点神妙莫测、难以捉摸的特性，所以用“是什么”来定义是行不通的，只好用“不是什么”的排除法来解说。这虽然是个无奈之举，但它也显示了老子善于应用逆向思维的特点。
3）读《老子》，你有没有注意到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个风格就是否定性语言表达特别多，具体而言就是“不”和“无”两个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为什么？
答：《老子》中善用否定性语言的独特风格，就是提醒人们特别要注意事物的反面、阴面和下面。也反映了老子善用逆向思维的特点。
5．《老子》中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理论上的设计和规划，即“小国寡民”的模式
1）《老子》一书为什么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定位在“小国寡民”这样一个模式上，它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什么联系？
答：老子看到了事物的发展最终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的规律，由此推论，原始社会部落型的“小国寡民”，经过夏商周春秋这样的“大国众民”，通过否定之否定，最后也一定会再次走向“小国寡民”。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如各国幸福指数、人均收入指数排名靠前的大都是“小国寡民”类型的国家）表明，老子的理想很可能会逐步变为现实。
2）《老子》“小国寡民”理想社会模式与其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有联系，这表明了《老子》中的社会历史观具有什么特点？
答：《老子》七十章有云：“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因此，《老子》中的社会历史观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提倡顺乎自然，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减少人为干扰，这样才能使社会尽量避免动荡而平稳发展。
3）《老子》中的理想社会的构想也表达了其对现实社会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它体现了一种什么精神？
答：老子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显然是不满意的，但更不满的，则是儒家提倡仁义礼的主张。认为人为地提倡某些理念，反对另外一些理念，会更加促使人们趋利避害，趋吉避凶，追求眼前利益，这样的结果，损失的一定是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
6．关于社会控制和治理，《老子》中提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理念
1）《老子》中“无为而无不为”理念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其中的“无为”和“无不为”是什么关系？如何理解？
答：“无为而无不为”理念的立论根据还是“道法自然”，老子主张人类要以自然为师，认为只有仿造大自然“非以其无私邪”的做法，就能达到“故能成其私”的效果。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效果。而“有为”得来的仅仅是一些小有为，有时甚至会把事情弄糟。
2）《老子》的“无为”政治主张中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之说，它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消极意义，今天我们能不能推行这种主张？
答：“不尚贤，使民不争”指的是过分地提倡树立所谓的道德模范，就会使人们变得虚伪和势利，追求虚名，不干实事。但是一般人们对此都会有误读，认为老子在这里反对使用有才能的人，实际上，老子只是反对使用那些耍小聪明的人。即使在现代社会，我们也不能因为社会竞争激烈，而不顾长久，只顾眼前。这样只能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
3）《老子》的“无为”主张中还反对“以智治国”，认为这是“国之贼”，认为“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结合实际加以理解。
答：反对“以智治国”，指的也是过分地提倡机巧，得到的也只能是眼前利益，丢掉的是长远利益。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过上了暂时优裕的生活，但却是以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为沉重代价的。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捌』 道德经是什么时间流传带欧洲的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
《道德经》曾风靡欧洲 发行量仅次圣经。
海外初识《道德经》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3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经典”(classic)3个词。
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老子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也给予西方学者以启迪，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大师叔本华其精神源头中就有着老子的影子。德国哲人尼采在读完《道德经》之后，大加称赞，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尔斯泰当年也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
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文化并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术的现实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欧洲的学者和文人圈子里，广大民众对于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真正让整个欧洲民众认识老子、了解其思想的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欧洲文化危机。
一战后西方文化大危机
191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8年大战结束，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各国投入战场兵力达7500万人，其中死伤者达3000多万;因战争引起的饥饿和灾害导致1000多万人死亡;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总计高达2700亿美元。对于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欧洲来说，昔日繁华的城市沦为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欧洲民众更是目睹亲友死于战场，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战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西方人开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战爆发前，一位名叫斯宾格勒的德国中学教师便已对西方文化进行总体反思，在战后出版的名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没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着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最终无论何种文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没落”恰是当时西方文化虚无的极佳写照。人们不禁深思，难道近二、三百年来光辉灿烂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终将毁于一旦?经历一战的惨痛，欧洲人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救世的良方。
从东方寻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写信给印度诗人泰戈尔，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欧洲文化的弊病已经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不将东西文化融于一炉，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到达西欧参观，当梁启超向西方友人说起孔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时，那些友人听后都跳了起来，埋怨他“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给他们，真有些对不起人”。
一战后，在欧洲人中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中国文化热。在这股热潮中，西方人发现，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最好的拯救良方莫过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他们发现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热了起来。
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寻找失落情感的归宿和医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药方，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在1919年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提倡的礼让、和气、智能、乐观的人生之道远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学习中国的道德哲学。而西欧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纷纷组织团体来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国当时著名的组织“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就以老子为精神领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学为依归，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团在章程中写道，德国的青年深受组织的束缚，拘束自己的创造精神，因此现在要以老子为导师，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权利和无条件的自由。1919年，德国诗人科拉邦德写了一篇《听着，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欧影响广泛，当时有位名叫魏时珍的中国学生到欧洲留学，发现大学的教授十分热衷于与他探讨中国文化。一位姓陈的中国学生在欧洲旅行时，发现在一所乡村中学里，老师向学生讲授“无为而治”的道理，并盛赞老子学说比孔子学说深奥。当时老子成为欧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国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对于老子的崇拜，在战败国德国体现的尤为明显，战争的失败使德国民众对西方文化弊病有着更深的切肤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剂清醒剂，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国青年的崇拜，当时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的青年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
『玖』 道德经的真正含义
无为而无不为:出自《道德经》四十三章 科学与哲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向外追求学问，通过学习获得科学技术知识。日益：一天比一天增加。为道：向内追求智慧，通过默修开启潜意识。日损：一天比一天减少。不断地学习研究外在的科学技术知识，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就会一天比一天增加。不停地修炼道德功，开发潜在的智慧，自我主观意识就会一天比一天减少，减少再减少，直至自我意识完全符合客观规律。自我意识完全符合了客观规律，自我也就取得了无所不为的大智大慧。 “为学”能够直接地给人类带来显而易见的实实在在的利益。现代教育的内容就属于“为学”的范畴。而老子的“为道”即道学则是现代教育还没有真正涉及到的内容。老子的“道”既是智慧的大厦，又是通向智慧大厦的道路。“为道”就是追求智慧的道路，从这一点来说，道学就是哲学，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但是，传统哲学的课题是建立在单纯地对概念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的，而不像道学是建立在默修实践基础上的，这是传统哲学的最大弊端。也正是这一弊端，导致了哲学至今处于困境之中。我们知道，“道”首先是一种境界，而这一境界是跳出了自我的圈子，跳出了有形世界的圈子所进入的客观存在的忘我的、无形的心灵的境界。要想进入这一境界，只对概念作深入细致的逻辑分析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是要达到哲学的目的，获得大智大慧，非得进入这一境界不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在现象世界中摸索，是不会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真面目的。所以，哲学只有统一到老子的道学上来，才能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关于智慧，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神才具有的，他所说的神其实就是人的心灵。我们注意到，在《道德经》中，老子把一个人分成“吾”和“我”，“吾”指代自我，“我”代表真我。智属于自我，是显意识、个体意识。智，知于表面现象，形成于后天。用自我之智看问题，只能是以物观物。以物观物则流于主观片面；慧属于心灵，是潜意识、集体意识。慧，明于道，形成于先天，但需要后天之智去开启、凝聚。用心灵之慧看问题，则以道观物。以道观物则客观全面。未体道之人，灵受制于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慧就不能形成。智知于现象，慧明于大道，只有魂与灵和，智慧才能形成。如果说，自我只是大自然的半成品，并非完人，那么，道学就是指导自我由半成品向成品过渡的学问。超越自我，解放心灵，开发潜意识，使认识的主体由自我变为心灵，这就是道学的根本目的。也只有超越自我，人才能成为大自然的真正强者。关于哲学的方法，传统哲学的方法是怀疑法、逻辑分析法、归纳推理法等等，而老子哲学的方法是“损”。损就是破除自我主观意识，也就是佛家所说的“破我执”。损是扬弃，扬弃那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意识，使主观反映客观。“损之又损”，就是否定之否定。损的过程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端正意识、肯定真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强身健体的过程，因为，德是否正确，是依靠身体的健康状况来检验的，如果在练功实践过程中，身体得不到健康反而走火入魔，以致于出现自杀、杀人等现象，这就证明已经走到邪路上去了。另外，“损”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不过这里的认识是对自我的认识，实践也是自我的默修实践。自我既是认识的主体，同时又是认识的客体，只有首先认识自我，才能把握真理，认识世界。认识的正确与否，又必须通过默修实践所带来的身心健康状况去检验。正确的认识对练功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否则，就会给身体带来灾难。“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直至坐入道境，获得真正的解脱。一切学问必须一定于我有益才是真正的学问。科学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解决现实的诸多实际问题。哲学则必须首先给我们带来身心健康。倘若一个哲学工作者，不能使身心健康，反而头痛感冒、大病小灾的不断，那么，智慧也就无从说起。
『拾』 潍坊明道文化道德经是骗子吗
在潍坊明道文化学习《新译道德经》感悟
各位同修好：和同修们分享一下我成为十一期学员的一个感受！
1.感恩所有的遇见：遇到明道文化.老子的《新译道德经》真的是自己修来的福气，从开始的怀疑到相信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的自己来学，直到现在的坚信学有用。因在工作上，“道”给予我的一个理论结合实践后证明，规矩就是规矩，不能越界，越界就要付出代价，搭档就是手心手背的关系，不分彼此！现在一件事情在做出决策前我会举一反三尽量符合“道”的全，以前的自己会很独断专行，现在通过学“道”做事会越来越让自己感觉全了！
2.再一个是在社会上的大圈子里，因为以往的一些惯性思维方式，讲话做事容易冲动，导致不少不良反应！通过不断学习让自己悟到遇事该希言时必须希言，要做到宠辱不惊不做‘三季人’避免受伤害！
3.还有最近这些天，自己学着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时，会和家人在一起交流了，以前的自己在家觉得自己就是天，啥都是我说了算，说一不二，通过学习《道德经》让自已真的懂得和爱人家人遇事可以用心静下来讲讲道理进行交流，觉得家庭爱的氛围比以前好多了让自己心里很踏实！
最后要感谢十一班的同修们一起成长，对我的用心损课！最最感恩的是两位恩师张老师和郭老师，这次老师们闭关后带回来的新课件真的不一样，理论知识实践性阴阳相结合，以史为镜真的太到位了，可以让我们更能直观的理解和接受吸收！
福到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