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立法以明分

1. 王徵的科技成就

王徵从小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受到他父亲和他舅舅的影响。他的父亲在乡里教授经算，著有《算数歌诀》和《浒北山翁训子歌》各一卷，是家乡经算专家。他的舅舅曾任河东都运司，对机械、经算颇有研究。
王徵七岁时随舅舅开始读书，除学习当时知识分子必读的《四书》、《五经》外，他还尽得舅师机械方面所学。王徵二十四岁中举人，但直到五十二岁时才登进士。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与西方传教士接触日渐密切，学习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天启六年(1626) 协助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神父完成《西儒耳目资》一书的写作，这是我国第一部用罗马字注音的语言学专著。
天启七年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近代欧洲机械工程学、物理学方面的专著。它的翻译和发表充实了我国古代机械工程学、物理学的内容。它不仅介绍了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也给我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发明创造以第一次理论上的说明。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金尼阁、邓玉函等22位耶稣会士来华，带来7000余部书，其中有部分书籍记载有当时先进的科技知识。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正是源于此次带来的三部书，它们是：当时欧洲最新出版的荷兰数学家、工程学家斯蒂芬(1548－－1630)的著作《数学通论》(1608)；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1494－－1555)的划时代巨著《矿冶全书》(1556)； 意大利工程技术家拉梅理所著《论各种工艺机械》。
《远西奇器图说》一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重心、比重等各种力学原理，其中因其术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重，又谓之力艺，大旨谓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则即此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故先论重之本体，以明立法之所以然。第二卷论述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各色力学器械；第三卷绘有54幅机械样图并附有解说，其中起重11图（由下向上运送重物）、引重4图（平面牵引重物）、转重2图（利用轳辘原理提取重物）、解木4图（将巨木截断）、解石1图（将巨石截断）、转锥1图（舂米机）、水日晷1图（水力计时企3）、代耕1图（耕田用机械）、水铳4图（救火用高压水枪），另外还有取水9图、转磨15图。这些机械以农业用具居多皆裨益民生，并且制作精巧，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实为甲于古今。
王徵除翻译西方科学知识以外，还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对知识较强的理解力，发明创造出许多新颖、实用的机械，并将这些机械绘制成《诸器图说》一卷附于《远西奇器图说》后流传于世。其中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具，例如有由低向高处饮水的虹吸；灌溉农田的鹤引；以风力带动磨盘的风 ；报时机器轮壶等等。在图解后附有铭赞。另外据记载他还著有《额辣济亚牍造诸器图说》和《两理略》等书。
《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2. 章节条哪个在前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好解释总结，现提供一下参考材料。
作为规范性文件的结构单位，主要包括了：卷、编、章、节、条、款、项、目，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其中，卷、编、章、节是标题结构单位，条、款、项、目是条文结构单位。从另一角度而言，卷、编、单、条是独立的结构单位，它们不以其他结构单位（主要指上位的结构单位）的存在为前提，节、款、项、目则是附属的结构单位，它们必须以其他结构单位（指上位的结构单位）的存在为前提。
一般而言，卷作为最高层次的结构单位，只适用于一些巨型的、结构层次繁复的法典性规范文件，如外国的民法典、综合性法典等，在我国尚无以卷为单位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在此从略。
至于仅次于卷的编，在我国立法实践中也仅仅在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较为大型、条文众多的法典中才适用，对于我们规范化建设而言，所制定的各项内部管理规范，需要运用编作为结构单位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在以后当我们将所有规范进行汇编时，或许会有适用的可能。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暂且忽略不提。
以下我们主要探讨一下有章、节、条、款、项、目等结构单位的应用。
（一）章的应用
章是规范性文件中常见的结构单位，其格式为“第X章”
在章的应用中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是：
1、必须规范性文件内容较多，并且有划分层次的需要。
内容繁多，才有应用章的可能性，而层次复杂，才有应用章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规范中如果要应用章的，应当具备足以划分三到四章以上的条件。总则（一般性规定）、分则（具体性规定）和附则（补充性规定）是最基本的结构，此外，在具体性规定中还应当能进一步划分出一定的章才视为是有设章的需要。
2、在内容上，各章之间应当既相对独立，也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没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没有设章的必要。但在另一方面，各章还应当根据其所规范的内容于相互间形成一定的逻辑顺序，从而产生协调一致的整体性。
3、各章的篇幅应当适当。应当尽可能保持规范整体体系上的均衡性，避免出现严重失衡的现象。作为章的篇幅的最低限，一章中应当有两条以上的内容，但特殊情况下，附则中仅包含一个规范条文的情形也是有的，这可视作例外。
（二）节的应用
节的应用频率相对章而言要较少，其应用格式为“第X节”。
对节的应用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1、作为附属性结构单位，节只能于章下设置，不能脱离于章而独立存在。
2、节只应当在必要时才予设立，不应过滥。
是否设置节应当取决于某章的篇幅长短及其中条文的复杂程度。而且各章之间在是否需要设节的问题上也并无关联性，仅就各章独立进行客观考察。因此，规范条文中，部分章下设节，部分章下不设节，这是十分常见的。我们不能为追求章与章之间体系结构的同一性，而强求于所有章下都设立节。
3、与章的应用相同的是，各节本身的内容应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同一章下的各节之间也应当有一定的逻辑联系。
（三）条的应用
条是规范性文件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单位，在这一意义上而言，条可以说是规范性文件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独立结构单位。规范性文件中可以没有其他任何的结构单位，但却不可能没有条，条既可以完全独立于卷编章节款项目而存在，也可以在章下设置，还可以在节下设置。
至于条的应用格式，一般而言是“第X条”，对于某些条文较少的规范，还可能以汉字序数的“一、二”的形式出现。在极个别情况下，如某些司法解释中，还可能会以阿拉伯数字的“1、2”这样的非常规形式出现，但对此，我们不提倡在制定内部规范时适用。至于前两种，根据规范的条文多少及结构类型来合理选择，较合适的还应当是应用“第X条”的格式。
关于条的应用，应当注意的问题是：
1、条的长度应当适宜。
条的长度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条文的语言文字的精练程度，因此一般要求规范语言尽可能简洁明确，杜绝废话套话。二是条文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多少。如果内容太多的，我们应当考虑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之分割为多个条文来表述。如果逻辑上不允许将条文内容割裂的，则尽可能考虑在同一条文中划分出若干款、项乃至目来处理。例如如果条文内容中有转折意思的，可以应用但书来处理，如果条文中有多重并列内容的，可以用多款、多项、多目列举的方式来表达，等等。
2、条文的内容应当独立完整，特别是在逻辑上应当完整。不能将不同意思的条文内容掺杂于一个条文之中来表述，也不能将同一意思的条文内容生硬割裂于多个条文来表达。这道理一般不难理解，但我们在具体处理条文的适当长度与保持条文内容完整的关系时，往往就容易顾此失彼，这是需要注意的。
3、条文之间也应当保持一定的逻辑顺序。应当根据条文所表述的事物的规律来合理排列条文的顺序，避免给人混乱无序、无所适从的感觉。当然，作为整体规范上的条文顺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章节本身的有序性来加以保障，但在各章节以下的条文之间，合理的排序仍然显得很有必要，这一点只能靠我们在具体操作中加以认真而仔细的注意了。
（四）款的应用
款的应用频率可以说仅次于条，也是相当高的。款的应用格式是以自然段划分，无需序号，相互间仅以句号区分。
作为附属的结构单位，款严格隶属于条，不能脱离于条而单独存在。款的作用就是为了解决条的逻辑结构问题，特别是在条的内容偏长且蕴含多重意思或多层结构时，可以通过款的设置使条显得内容更具有条理性，更清楚易懂。
款的应用应当注意的问题是：
1、款的设置如节一样，只应在必要时才予设置。通常而言，当条文含有两层以上的意思，而且不能割裂于两个以上的条文予以表述，以一段话来进行表达又显累赘时，多可考虑设置款。
2、款的设置上有多种方式。一是并列式，一是递进式，还有的就是混合式。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表述的内容来具体选择表达的方式，对于混合式而言，一般应当先并列后递进。
（五）项的应用
项是次于款的结构单位，尽管同属于附属性结构单位，但是项在设置上却较款要更为灵活。即项并不严格隶属于款，我们既可以在款下设项，也可以在条下直接设项。而与项相同的是，项的使用同样是为了解决条的结构问题，使蕴含多重意思与多层结构的条的内容能够更清晰地得以表达。项的应用格式是以“（一）、（二）”方式，分段表述，相互间以“；”号相区分。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各项内容较少的时候，也会不进行分段，而在一段内连续排列，但这较为罕见。
项的应用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1、项的应用应当有必要性
（1）当条文只有一层完整的意思（因此无设款的余地），但这一层意思又包含多个部分时（因此有设项的必要），可以考虑设项，这属于在条下直接设项的情形；
（2）条下已经设款，而款本身的内容也较多，结构也复杂时，有必要进一步设项，这是款下设项的情形。
2、项不具有完全独立性与完整性。这是指项本身不足以表达条文的完整思想，而必须与同一条或同一款下的其余各项相联系，才能使条文的完整意思得以形成。因此，我们在设项时一定要注意各项之间的逻辑关系。
3、项的数目应有限制。一般而言，设置的项不能少于两项，这一点是无用置疑的。但同时，项的数目也不宜过多，否则可以考虑将部分项合并成条或款来表述。当然，什么情况下才算过多，这没有定式，条文中列举10多项的情形也是有的，这还应根据各项的内容长短及条文整体的篇幅等诸多因素综合衡量。
（六）目的应用
目是项下的一个结构单位，也是目前规范性文件中所使用的最小的结构单位。作为附属性结构单位，目严格隶属于目，不能脱离于目而独立存在。
目的应用格式是：用阿拉伯数字“1.、2.、3.”，分段表述，以“；”区分。
目的应用规则与项基本相同，在此不赘。
二、规范性文件的结构及其组成部分
（一）规范性文件的结构类型
关于规范性文件的结构，根据规范的条文内容多少及层次复杂程度，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简单型、间居型和复杂型。
1、简单型
简单型结构的规范性文件，一般具有以下的特点：
（1）条文很少，一般在10条以下。
（2）条文的格式较灵活，不一定使用“第X条”的形式，往往还会应用汉语序数的“一”、“二”的形式表述。
2、居间型
居间型是介于复杂型与简单型结构之间的一种居间结构，其特点主要有：
（1）条文稍多，但一般在20条以内。
（2）条文的应用格式较规范，基本应用“第X条”的形式表述。
3、复杂型
复杂型结构是规范性文件最为常见的结构类型，其主要特点是：
（1）条文众多，格式规范。
（2）层次复杂，一般有章、节等层次结构的划分。
（二）规范性文件的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而言，规范性文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规范的正文部分和规范的附属部分
1、规范的附属部分
（1）规范的名称
规范的名称主要以下一些要素：
①规范的适用范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而作为我们的内部规范，往往为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民一庭、刑二庭等等。
②规范的内容。如税收征管、道路交通安全，我们内部的如目标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等。
③规范的种类。规范的种类往往也表明了规范的效力等级，作为法律法规而言，其种类多样，包括法、条例、规定、办法、细则等等。作为我们内部的规范，较多使用的一般是规定、办法、规程等。此外，如果是试行性的规范，还应加上试行、暂行等字眼。
规范名称的确定上，需要注意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名称不宜过长，应力求简练准确，能起到统领规范的点睛之效。此外，规范名称也应当规范，当然，由于我们只是制定内部规范，因此运用的名称不多，不会产生适用效力等级错误的规范种类的问题，但应当注意的是，在规范名称中一般不宜使用标点符号，作为例外的是书名号在适当情况下是允许使用的。
（2）题注
题注也就是在规范名称下以括号括起来的一些说明性内容。主要包括规范的制定机关（如审委会、院党组、部门等）、制定的时间、公布的时间、施行的时间，有的还包括修订的机关和时间，有会议的序号等。在我们内部规范中，一般应当包括制定的机关和时间，因顺序上先注明时，后写制定的机关。
（3）目录
目录一般只在较多章节的规范中才予以考虑设置，目前的立法实践中，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都较少设置。我们所制定的内部规范，除确有必要外，一般无需设置目录。当然，在我们汇编所有的内部规范时，则可以考虑设置目录，以便于查阅。在此从略。
（4）附件
附件主要包括一些补充性规定，或附带的表格、清单、图表说明、其他的规范文件或条文等。附件也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应用，我们的内部管理规范上应用附件的情况不多，在此也从略。
2、规范的正文部分
规范的正文部分，我们可以具体划分为三大块来进行说明，包括：概括性或一般性规定（总则）、具体性规定（分则）、补充性规定（附则），以下分而述之：
（1）概括性规定
规范的概括性规定的内容多是统领全篇、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一般包括了规范的目的或宗旨、规范的适用范围、基本的原则和制度等一些内容。
①规范的目的或宗旨
一般在规范之初，会以首先明确规范的目的或宗旨。其格式为：为了……，制定本规则或办法。
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是：
一是目的和宗旨的内容要简明切实，忌用一些空话套话。
二是目的和宗旨一般只用一个条文，且在开篇的第一条。
三是目的和宗旨如果包含多项内容的，要注意其间的逻辑性，避免杂乱无章。（如交通安全法第一条，略）
当然，如果规范的条文确实太少，也可以不写目的或宗旨。
②规范的依据
一般包括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所谓的事实根据往往就是：结合本院、本部门的工作实际，等等）。
这里应当注意的问题是：
首先，一般而言，除个别条文较少的规范外，都应当列明制定规范的依据。
其次，规范的根据不能太笼统，如不能简单地写成“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如果所制定的规范仅用于内部管理方面，确实没有或者无需法律依据的，也可以不写法律依据而单纯写事实根据。
再次，被援引的规范依据应当高于规范本身，在我们的内部规范当中，这样的问题是较少出现的。
再其次，援引的规范根据，特别是法律根据应当与规范本身有切实的联系，不能为文饰而援引，要杜绝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最后，援引的规范依据时要符合位阶顺序规则。如果有相邻的上位法律可供援引的，不宜跨越层阶援引。如果确实需要援引多项依据的，应当按照有关依据的位阶高低排列其顺序，避免出现把低位阶的依据引于高位阶的依据之前。
③规范的适用范围
这主要是便于人们清楚规范的效力范围。这往往包括规范适用的主体（如人员、部门），对象（如车辆、办公楼），某类行为或活动，某类事项、地域等等。实践中，更多的是多种范围的综合。
④负责组织实施规范的主管机关的规定
这一规定是否设立取决于现实需要，如果设置主管机关的，应当注意必要的层级关系。
⑤基本制度
这是指规范中具有统领性地位的一些主要制度，往往用于告诉人们本规范主要的、根本性的内容是什么。如法官助理制度、税收征管制度等。民诉法中的回避、管辖制度等
⑥基本原则
这是指规范所确定的具有根本指导地位的行为规则。在分则或具体规定部分所规定的都是一些较为具体细微的行为规则，而基本原则则是对这些具体行为规范从总体上具有指导意义的准则，如培训制度的原则，目标管理的实施原则等。
应该说基本原则在立法技术、法律解释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对于我们的内部管理规范而言，基本原则往往只是起到一种宣示价值取向的导向性作用。
以上6项，往往就是总则性部分主要的条款内容，立法实践中也一般按照以上的顺序来排列有关条文。
（2）具体性规定
具体性规定是规范具体内容的展开，一般也习惯地称之为分则部分。
分则的应用格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明示性分则，就是直接以“分则”名称命名，这种格式一般只能适用于分则部分的所有内容都属于同一类型者。在我国，目前仅见于刑法第二编中。
另一种是非明示性分则。由于大多规范中的分则部分内容分别涉及到有关的主体、客体、行为、程序、法律责任、执法监督等不同内容，因此直接冠以分则名称不足以明示各部分的具体内容，故立法实践中一般采用非明示性分则的形式规定。即在总则与附则两大块之间、属于分则的各部分，根据规范内容的不同具体确定相应的标题（可参见交通安全法的目录）。在一些条文较少的规范中，虽然没有章节的区分，但我们也大致可以根据条文的内容具体哪些属于分则性的条文。
在具体性规定部分，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是具体性规定各部分内容之间的结构要合理，顺序应恰当。
对于多章节的分则而言，各章节之的排列顺序是较重要的，特别是便于人们根据一定的逻辑规律从整体上更清晰地了解规范的内容。
一般而言，分则章节的排列顺序也可分为递进式与平行式两种。顾名思义，递进式是根据事物的发展进程排列各章节的顺序，如案件流程管理，可以选择从立、审、执这样一个顺序。而平行式则是指各章节之间属于相互平行的一种关系，至于相互间的排列顺序也往往是有规可循的，这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如刑法分则各类罪之间的排列，就是根据所保护的法益的重要性或者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来进行排列的。也有些规范分则各章节的排列顺序较为复杂，不那么容易掌握，这是值得注意的。包括那些没有明确区分章节的规范，其条文的排列顺序同样应该注意。
至于分则的具体内容方面，由于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无法在此作更详细的展开。

3. 帮翻译民国时期的文言文。要求：每句意思相同就好，不需逐字翻译。文章如下：

法律人人都受均等保护
呵案(一个案子的名称)的建立案卷过程中，还有一点，确实是新时代的明证，也就是案卷中关于雇主雇佣条约效力不平等的批评。这个批评文章中明确说到：大凡作为一项法律，例如当时法庭所适用的，它限制男子工作时间，不是同一阶级的立法，所以和宪法保护人人都能受法律均等保护的意义不发生抵触。其理由就像这个法院宣言的那样，所以对它的佣工的不切实际的话，都不处于平等的地位。因为“凡营业人制定规则，其职工实际上悉须受束缚而服从之”。又因为“工人常因惧黜退而服从规则，是项规则 依公允之评判，殆可断言其为有害于工人之卫生与精力”。（引号中的是引用原话，不需翻译）并且直接下结论“两方皆成年人，而对契约，悉认为满意”，然而立法院也可以干涉它，用的就是“两方并不立于平等地位，而一方之对于所订契约，因公共卫生所必要亦当违反当事人配音，而受保护于国家也”。
1892年省法院也有与此类似的批评说：“当少数人经营一种大规模之实业时，彼等有多数之顾客，与依以为生之雇佣，其间显有一种不均情形；如雇主雇佣两方不立于平等之地位，而多数人因与少数人有契约上之关系，而蒙其不利益。故立法院得纠正此项关系，以防止其其欺诈，压迫，及不正当之利益”。
在这次批评中法院承认劳动立法开始制定时自己的见解已经齐备了，那就是缔约权力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有一种特别理由，国家要借此加大力度保护弱者。那要是在古代，法院经常主张劳工和资本拥有者的平等地位，法律偏袒劳工，来抵抗资本拥有者，就会视为某一个阶级的立法。并直接命令某某法院，主张相反，而评论法律的书籍，也一定会严格地批评那个典籍，认为不能根据宪法而自己确立，就整个地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然而缔约权力的不平等，法院即使也能找到他其他根据来自己申述自己的说法，然后长久固定下来作为立法司法保护弱者的根据，保护柔弱的债务者，用来防御强有力的债权者，作为那时所承认的高利律的证据。这之后就有公益律（Publi Utility Laws）建立了，来保护柔弱的消费者，用以抵抗强有力的合组公司。现在就只需要认明事实，就可以制定劳工立法，保护柔弱的佣工，来对抗较有实力的资本家了。这一项立法，如果遇到事实得以表明，那么他们双方确实平等时，也可以拿它反对法律的均等保护。如果他们双方不平等时（那么公共目的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而国家不救助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方，这就是对一方不能给以法律的均等保护了。
由于承认缔约权力的不平等，与那公共目的的缘故，法院方面往往在某种特殊状况下，常由阶级立法之理论，而进于合理分类之理论；从一方面来说，这两者确实可以相同，大体上一切分类，都是阶级立法。只有法院所反对的一种阶级立法，就是不合理的分类啊。阶级立法所倾向的和所增加的负担，是一种阶级，而对于其他阶级确实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的平等，也无公共利益可言。“合理”的分类，其所利所损足以剔除真正的不平等，而得到公共的利益也就在某一时期为阶级立法者，其后就变为合理的分类。所以由法庭详细判定的过去的不平等者，是真的不平等。而所说的私人利益者，是可以成为公共利益的。由此可以推知美国劳工立法的宪政性质的历史，是一分类立法的理论史啊。各级法院，对于警察在私人财产上伸张的意见不同寻常的是缔约种类，平等或不平等的冲突意见。况且这也是立法家所扶助的公益目的与私家目的的不同啊。假如某几种劳工，如女工，矿工等，法院认为蒙受损害的人，或者认为遭受损害的人，作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没有能力自卫的人，那就要通过立法来要求雇主减少他们所受的损害，并且禁止工人承受这项损害的，就不再视为“阶级立法”，而要认定为“合理分类”了。如果这样就直接命令雇主佣工实现个人的自由，履行两头缔约之事为法律所限制，这样各方确实都享有“法律之均等保护”。大概每一个人，他所受的待遇，跟其他人一样，都是平等而无偏倚的。佣工的缔约权力，假设是增加的，那这效力对于雇主，自行就减损了。大体上某一阶级的一切雇主，都享受相同的待遇；而在这一阶级中的一切佣工，也享受相同的待遇啊。

真长啊！太不容易了！

4. 按“款”设明细科目

作为规范性文件的结构单位，主要包括了：卷、编、章、节、条、款、项、目，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其中，卷、编、章、节是标题结构单位，条、款、项、目是条文结构单位。从另一角度而言，卷、编、单、条是独立的结构单位，它们不以其他结构单位（主要指上位的结构单位）的存在为前提，节、款、项、目则是附属的结构单位，它们必须以其他结构单位（指上位的结构单位）的存在为前提。
一般而言，卷作为最高层次的结构单位，只适用于一些巨型的、结构层次繁复的法典性规范文件，如外国的民法典、综合性法典等，在我国尚无以卷为单位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在此从略。
至于仅次于卷的编，在我国立法实践中也仅仅在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较为大型、条文众多的法典中才适用，对于我们规范化建设而言，所制定的各项内部管理规范，需要运用编作为结构单位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在以后当我们将所有规范进行汇编时，或许会有适用的可能。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暂且忽略不提。
以下我们主要探讨一下有章、节、条、款、项、目等结构单位的应用。
（一）章的应用
章是规范性文件中常见的结构单位，其格式为“第X章”
在章的应用中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是：
1、必须规范性文件内容较多，并且有划分层次的需要。
内容繁多，才有应用章的可能性，而层次复杂，才有应用章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规范中如果要应用章的，应当具备足以划分三到四章以上的条件。总则（一般性规定）、分则（具体性规定）和附则（补充性规定）是最基本的结构，此外，在具体性规定中还应当能进一步划分出一定的章才视为是有设章的需要。
2、在内容上，各章之间应当既相对独立，也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没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没有设章的必要。但在另一方面，各章还应当根据其所规范的内容于相互间形成一定的逻辑顺序，从而产生协调一致的整体性。
3、各章的篇幅应当适当。应当尽可能保持规范整体体系上的均衡性，避免出现严重失衡的现象。作为章的篇幅的最低限，一章中应当有两条以上的内容，但特殊情况下，附则中仅包含一个规范条文的情形也是有的，这可视作例外。
（二）节的应用
节的应用频率相对章而言要较少，其应用格式为“第X节”。
对节的应用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1、作为附属性结构单位，节只能于章下设置，不能脱离于章而独立存在。
2、节只应当在必要时才予设立，不应过滥。
是否设置节应当取决于某章的篇幅长短及其中条文的复杂程度。而且各章之间在是否需要设节的问题上也并无关联性，仅就各章独立进行客观考察。因此，规范条文中，部分章下设节，部分章下不设节，这是十分常见的。我们不能为追求章与章之间体系结构的同一性，而强求于所有章下都设立节。
3、与章的应用相同的是，各节本身的内容应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同一章下的各节之间也应当有一定的逻辑联系。
（三）条的应用
条是规范性文件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单位，在这一意义上而言，条可以说是规范性文件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独立结构单位。规范性文件中可以没有其他任何的结构单位，但却不可能没有条，条既可以完全独立于卷编章节款项目而存在，也可以在章下设置，还可以在节下设置。
至于条的应用格式，一般而言是“第X条”，对于某些条文较少的规范，还可能以汉字序数的“一、二”的形式出现。在极个别情况下，如某些司法解释中，还可能会以阿拉伯数字的“1、2”这样的非常规形式出现，但对此，我们不提倡在制定内部规范时适用。至于前两种，根据规范的条文多少及结构类型来合理选择，较合适的还应当是应用“第X条”的格式。
关于条的应用，应当注意的问题是：
1、条的长度应当适宜。
条的长度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条文的语言文字的精练程度，因此一般要求规范语言尽可能简洁明确，杜绝废话套话。二是条文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多少。如果内容太多的，我们应当考虑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之分割为多个条文来表述。如果逻辑上不允许将条文内容割裂的，则尽可能考虑在同一条文中划分出若干款、项乃至目来处理。例如如果条文内容中有转折意思的，可以应用但书来处理，如果条文中有多重并列内容的，可以用多款、多项、多目列举的方式来表达，等等。
2、条文的内容应当独立完整，特别是在逻辑上应当完整。不能将不同意思的条文内容掺杂于一个条文之中来表述，也不能将同一意思的条文内容生硬割裂于多个条文来表达。这道理一般不难理解，但我们在具体处理条文的适当长度与保持条文内容完整的关系时，往往就容易顾此失彼，这是需要注意的。
3、条文之间也应当保持一定的逻辑顺序。应当根据条文所表述的事物的规律来合理排列条文的顺序，避免给人混乱无序、无所适从的感觉。当然，作为整体规范上的条文顺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章节本身的有序性来加以保障，但在各章节以下的条文之间，合理的排序仍然显得很有必要，这一点只能靠我们在具体操作中加以认真而仔细的注意了。
（四）款的应用
款的应用频率可以说仅次于条，也是相当高的。款的应用格式是以自然段划分，无需序号，相互间仅以句号区分。
作为附属的结构单位，款严格隶属于条，不能脱离于条而单独存在。款的作用就是为了解决条的逻辑结构问题，特别是在条的内容偏长且蕴含多重意思或多层结构时，可以通过款的设置使条显得内容更具有条理性，更清楚易懂。
款的应用应当注意的问题是：
1、款的设置如节一样，只应在必要时才予设置。通常而言，当条文含有两层以上的意思，而且不能割裂于两个以上的条文予以表述，以一段话来进行表达又显累赘时，多可考虑设置款。
2、款的设置上有多种方式。一是并列式，一是递进式，还有的就是混合式。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表述的内容来具体选择表达的方式，对于混合式而言，一般应当先并列后递进。
（五）项的应用
项是次于款的结构单位，尽管同属于附属性结构单位，但是项在设置上却较款要更为灵活。即项并不严格隶属于款，我们既可以在款下设项，也可以在条下直接设项。而与项相同的是，项的使用同样是为了解决条的结构问题，使蕴含多重意思与多层结构的条的内容能够更清晰地得以表达。项的应用格式是以“（一）、（二）”方式，分段表述，相互间以“；”号相区分。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各项内容较少的时候，也会不进行分段，而在一段内连续排列，但这较为罕见。
项的应用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
1、项的应用应当有必要性
（1）当条文只有一层完整的意思（因此无设款的余地），但这一层意思又包含多个部分时（因此有设项的必要），可以考虑设项，这属于在条下直接设项的情形；
（2）条下已经设款，而款本身的内容也较多，结构也复杂时，有必要进一步设项，这是款下设项的情形。
2、项不具有完全独立性与完整性。这是指项本身不足以表达条文的完整思想，而必须与同一条或同一款下的其余各项相联系，才能使条文的完整意思得以形成。因此，我们在设项时一定要注意各项之间的逻辑关系。
3、项的数目应有限制。一般而言，设置的项不能少于两项，这一点是无用置疑的。但同时，项的数目也不宜过多，否则可以考虑将部分项合并成条或款来表述。当然，什么情况下才算过多，这没有定式，条文中列举10多项的情形也是有的，这还应根据各项的内容长短及条文整体的篇幅等诸多因素综合衡量。
（六）目的应用
目是项下的一个结构单位，也是目前规范性文件中所使用的最小的结构单位。作为附属性结构单位，目严格隶属于目，不能脱离于目而独立存在。
目的应用格式是：用阿拉伯数字“1.、2.、3.”，分段表述，以“；”区分。
目的应用规则与项基本相同，在此不赘。
二、规范性文件的结构及其组成部分
（一）规范性文件的结构类型
关于规范性文件的结构，根据规范的条文内容多少及层次复杂程度，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简单型、间居型和复杂型。
1、简单型
简单型结构的规范性文件，一般具有以下的特点：
（1）条文很少，一般在10条以下。
（2）条文的格式较灵活，不一定使用“第X条”的形式，往往还会应用汉语序数的“一”、“二”的形式表述。
2、居间型
居间型是介于复杂型与简单型结构之间的一种居间结构，其特点主要有：
（1）条文稍多，但一般在20条以内。
（2）条文的应用格式较规范，基本应用“第X条”的形式表述。
3、复杂型
复杂型结构是规范性文件最为常见的结构类型，其主要特点是：
（1）条文众多，格式规范。
（2）层次复杂，一般有章、节等层次结构的划分。
（二）规范性文件的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而言，规范性文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规范的正文部分和规范的附属部分
1、规范的附属部分
（1）规范的名称
规范的名称主要以下一些要素：
①规范的适用范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而作为我们的内部规范，往往为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民一庭、刑二庭等等。
②规范的内容。如税收征管、道路交通安全，我们内部的如目标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等。
③规范的种类。规范的种类往往也表明了规范的效力等级，作为法律法规而言，其种类多样，包括法、条例、规定、办法、细则等等。作为我们内部的规范，较多使用的一般是规定、办法、规程等。此外，如果是试行性的规范，还应加上试行、暂行等字眼。
规范名称的确定上，需要注意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名称不宜过长，应力求简练准确，能起到统领规范的点睛之效。此外，规范名称也应当规范，当然，由于我们只是制定内部规范，因此运用的名称不多，不会产生适用效力等级错误的规范种类的问题，但应当注意的是，在规范名称中一般不宜使用标点符号，作为例外的是书名号在适当情况下是允许使用的。
（2）题注
题注也就是在规范名称下以括号括起来的一些说明性内容。主要包括规范的制定机关（如审委会、院党组、部门等）、制定的时间、公布的时间、施行的时间，有的还包括修订的机关和时间，有会议的序号等。在我们内部规范中，一般应当包括制定的机关和时间，因顺序上先注明时，后写制定的机关。
（3）目录
目录一般只在较多章节的规范中才予以考虑设置，目前的立法实践中，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都较少设置。我们所制定的内部规范，除确有必要外，一般无需设置目录。当然，在我们汇编所有的内部规范时，则可以考虑设置目录，以便于查阅。在此从略。
（4）附件
附件主要包括一些补充性规定，或附带的表格、清单、图表说明、其他的规范文件或条文等。附件也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应用，我们的内部管理规范上应用附件的情况不多，在此也从略。
2、规范的正文部分
规范的正文部分，我们可以具体划分为三大块来进行说明，包括：概括性或一般性规定（总则）、具体性规定（分则）、补充性规定（附则），以下分而述之：
（1）概括性规定
规范的概括性规定的内容多是统领全篇、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一般包括了规范的目的或宗旨、规范的适用范围、基本的原则和制度等一些内容。
①规范的目的或宗旨
一般在规范之初，会以首先明确规范的目的或宗旨。其格式为：为了……，制定本规则或办法。
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是：
一是目的和宗旨的内容要简明切实，忌用一些空话套话。
二是目的和宗旨一般只用一个条文，且在开篇的第一条。
三是目的和宗旨如果包含多项内容的，要注意其间的逻辑性，避免杂乱无章。（如交通安全法第一条，略）
当然，如果规范的条文确实太少，也可以不写目的或宗旨。
②规范的依据
一般包括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所谓的事实根据往往就是：结合本院、本部门的工作实际，等等）。
这里应当注意的问题是：
首先，一般而言，除个别条文较少的规范外，都应当列明制定规范的依据。
其次，规范的根据不能太笼统，如不能简单地写成“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如果所制定的规范仅用于内部管理方面，确实没有或者无需法律依据的，也可以不写法律依据而单纯写事实根据。
再次，被援引的规范依据应当高于规范本身，在我们的内部规范当中，这样的问题是较少出现的。
再其次，援引的规范根据，特别是法律根据应当与规范本身有切实的联系，不能为文饰而援引，要杜绝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最后，援引的规范依据时要符合位阶顺序规则。如果有相邻的上位法律可供援引的，不宜跨越层阶援引。如果确实需要援引多项依据的，应当按照有关依据的位阶高低排列其顺序，避免出现把低位阶的依据引于高位阶的依据之前。
③规范的适用范围
这主要是便于人们清楚规范的效力范围。这往往包括规范适用的主体（如人员、部门），对象（如车辆、办公楼），某类行为或活动，某类事项、地域等等。实践中，更多的是多种范围的综合。
④负责组织实施规范的主管机关的规定
这一规定是否设立取决于现实需要，如果设置主管机关的，应当注意必要的层级关系。
⑤基本制度
这是指规范中具有统领性地位的一些主要制度，往往用于告诉人们本规范主要的、根本性的内容是什么。如法官助理制度、税收征管制度等。民诉法中的回避、管辖制度等
⑥基本原则
这是指规范所确定的具有根本指导地位的行为规则。在分则或具体规定部分所规定的都是一些较为具体细微的行为规则，而基本原则则是对这些具体行为规范从总体上具有指导意义的准则，如培训制度的原则，目标管理的实施原则等。
应该说基本原则在立法技术、法律解释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对于我们的内部管理规范而言，基本原则往往只是起到一种宣示价值取向的导向性作用。
以上6项，往往就是总则性部分主要的条款内容，立法实践中也一般按照以上的顺序来排列有关条文。
（2）具体性规定
具体性规定是规范具体内容的展开，一般也习惯地称之为分则部分。
分则的应用格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明示性分则，就是直接以“分则”名称命名，这种格式一般只能适用于分则部分的所有内容都属于同一类型者。在我国，目前仅见于刑法第二编中。
另一种是非明示性分则。由于大多规范中的分则部分内容分别涉及到有关的主体、客体、行为、程序、法律责任、执法监督等不同内容，因此直接冠以分则名称不足以明示各部分的具体内容，故立法实践中一般采用非明示性分则的形式规定。即在总则与附则两大块之间、属于分则的各部分，根据规范内容的不同具体确定相应的标题（可参见交通安全法的目录）。在一些条文较少的规范中，虽然没有章节的区分，但我们也大致可以根据条文的内容具体哪些属于分则性的条文。
在具体性规定部分，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是具体性规定各部分内容之间的结构要合理，顺序应恰当。
对于多章节的分则而言，各章节之的排列顺序是较重要的，特别是便于人们根据一定的逻辑规律从整体上更清晰地了解规范的内容。
一般而言，分则章节的排列顺序也可分为递进式与平行式两种。顾名思义，递进式是根据事物的发展进程排列各章节的顺序，如案件流程管理，可以选择从立、审、执这样一个顺序。而平行式则是指各章节之间属于相互平行的一种关系，至于相互间的排列顺序也往往是有规可循的，这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如刑法分则各类罪之间的排列，就是根据所保护的法益的重要性或者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来进行排列的。也有些规范分则各章节的排列顺序较为复杂，不那么容易掌握，这是值得注意的。包括那些没有明确区分章节的规范，其条文的排列顺序同样应该注意。
至于分则的具体内容方面，由于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无法在此作更详细的展开。

5. 王徵在神学上有那些主张

王徵从小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受到他父亲和他舅舅的影响。他的父亲在乡里教授经算，著有《算数歌诀》和《浒北山翁训子歌》各一卷，是家乡经算专家。他的舅舅曾任河东都运司，对机械、经算颇有研究。 王徵七岁时随舅舅开始读书，除学习当时知识分子必读的《四书》、《五经》外，他还尽得舅师机械方面所学。王徵二十四岁中举人，但直到五十二岁时才登进士。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与西方传教士接触日渐密切，学习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天启六年(1626) 协助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神父完成《西儒耳目资》一书的写作，这是我国第一部用罗马字注音的语言学专著。 天启七年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近代欧洲机械工程学、物理学方面的专著。它的翻译和发表充实了我国古代机械工程学、物理学的内容。它不仅介绍了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也给我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发明创造以第一次理论上的说明。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金尼阁、邓玉函等22位耶稣会士来华，带来7000余部书，其中有部分书籍记载有当时先进的科技知识。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正是源于此次带来的三部书，它们是：当时欧洲最新出版的荷兰数学家、工程学家斯蒂芬(1548－－1630)的著作《数学通论》(1608)；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1494－－1555)的划时代巨著《矿冶全书》(1556)； 意大利工程技术家拉梅理所著《论各种工艺机械》。 《远西奇器图说》一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重心、比重等各种力学原理，其中因"其术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重，又谓之力艺，大旨谓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则即此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故先论重之本体，以明立法之所以然。"第二卷论述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各色力学器械；第三卷绘有54幅机械样图并附有解说，其中起重11图（由下向上运送重物）、引重4图（平面牵引重物）、转重2图（利用轳辘原理提取重物）、解木4图（将巨木截断）、解石1图（将巨石截断）、转锥1图（舂米机）、水日晷1图（水力计时企3）、代耕1图（耕田用机械）、水铳4图（救火用高压水枪），另外还有取水9图、转磨15图。这些机械以农业用具居多"皆裨益民生"，并且制作精巧，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实为甲于古今"。 王徵除翻译西方科学知识以外，还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对知识较强的理解力，发明创造出许多新颖、实用的机械，并将这些机械绘制成《诸器图说》一卷附于《远西奇器图说》后流传于世。其中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具，例如有由低向高处饮水的"虹吸"；灌溉农田的"鹤引"；以风力带动磨盘的"风 "；报时机器"轮壶"等等。在图解后附有铭赞。另外据记载他还著有《额辣济亚牍造诸器图说》和《两理略》等书。 《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6. 刑法里的＂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原则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古代的唐律中曾规定了这样一个司法原则，叫做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

所谓入罪举轻以明重是指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要想把它作为犯罪来处理，可以采取举轻明重的方法，就是说一个轻的行为在刑法当中都规定为犯罪，你这个行为比它重，即使刑法没有规定，也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

所谓出罪举重以明轻指的是一个行为刑法没有规定它不是犯罪，要想不作为犯罪来处理，就可以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

意思是说一个重的行为刑法都明文规定不是犯罪，那么这个行为比它轻，当然更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通过这两种方法就使得法律当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没有明文规定不是犯罪的行为能够分别按照罪或非罪来处理。

(6)故立法以明分扩展阅读：

当然解释是根据立法目的、条文语义和规则逻辑扩大或限制刑法条文的适用，但这种扩张或限制应局限于词义的可能含义之内；

类推解释是在具体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在词义可能包含的含义之外作出的解释。一言以蔽之，当然解释是法的解释，类推解释是法的创制。以上的定义似乎是清晰的，然而事实上由于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在思维方法上的同构性，两种解释方法在实际运用时并不容易区分。

因为“刑法条文的可能含义”“能否纳入法律条文解释的范围”这些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如，发动大型车辆（如挖土机）等方式参与聚众斗殴是否属于“持械”条文可能包含的含义？认为构成“当然解释”的论者认为，大型车辆属于交通工具，即机械的一种，因此将其解释为“持械”属于条文可能包含的含义。

认为构成“类推解释”的论者则会认为，大型车辆与其典型的对象如刀具、棍棒差异明显，即与“械具”的核心词义相差甚远，因此超越了该刑法条文词义的最远射程。

为了辨明各种刑法解释方法，中外刑法学界发展出了多种区别技术，最有影响的是两个基本标准，即“语义最远射程”标准和“国民可预测”标准。所谓“语义最远射程”，意为刑法解释可以超越条文词义的常见范围，但不能越过词语可能包含的含义。

例如，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其中“妇女”一词即使达到词义最远射程也不包括“男人”，因此“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男人”如果被解释为强奸罪，就是类推解释。

所谓“国民可预测”，就是指对某个刑法条文的解释没有超出一般公众的心理预期和接受范围。例如，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制造枪支罪中的“枪支”，其通常含义的核心范围包括各种枪械如手枪、冲锋枪、机关枪等，但不包括机关炮，如果把“机关炮”纳入“枪支”范围之内。

事实上超过了“枪支”的日常含义，但没有超越其词义的可能范围，因为将“机关炮”包含在“枪击”范围内是一般公众可以接受的概念，并不会令人大吃一惊。

刑法解释的正确路径：以械为例

在刑法视野中，刑法解释的边界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的所有解释方法中，目的解释最为重要，即根据刑法规范目的解释条文词义。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出现分歧时，就要靠目的解释来引导方向。

然而，单靠目的解释本身也可能出现类推，这就需要使用前文所述的“语义最远射程”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作为检验工具。总之，既不要偏离刑法的规范目的，又必须保证解释范围限定在公众可以预见和接受的范围之内。

按照这一结论，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种合理的解释路径：首先将案件事实与最接近的相应罪名的典型行为模式进行比对找出异同，将不同之处与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进行对比，查明是否符合规范目的，如不相符，就必须禁止解释；如果符合，还要看是否突破“语义的最远射程”或者国民的预测范围，如果没有，就可以进行当然解释，从而与类推解释得以区别。

7. 商鞅提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什么意思

释义：法律条例，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国政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

出自：战国《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

原文：“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

释义：法律条例，就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国政的根本，是用来防备人民的

(7)故立法以明分扩展阅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篇、《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和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书之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可谓洋洋大观。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

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照做了。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8. 先秦法家的立法思想

一、顺天道

法家认为自然运动是有规律的，他们称之为“道”、“常”、“则”、“理”、“节”、“度”、“数”、“时”、“序”等等。这些概念分而用之，意相通或相近；合而用之，有大小之分。《管子·形势》篇说：“天不变其常，地不变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这里的“常”、“则”、“节”，均指规律，但有大小之分。《韩非子·解志》篇：“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以稽也。”这里的“道”指自然的总规律，“万理”的“理”指事物的具体规律。法家认为，凡是规律都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莫之能损益”。[2]人，应该研究和掌握自然规律，依照规律行动，这叫作“法天”、“法地”、“法四时”。[3]依自然规律行动，得天之助；违反自然规律，终将失败：“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4]“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5]

根据上述道理，法家认为，在制定法时，应把顺应自然作为重要内容和立足点。

顺天道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把天道无私的性质引到立法中来，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天道”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无远无近，无偏无私。法也应该如此，“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无私”。[6]无亲无私集中体现在“公”上。“公”是法的灵魂。法家所说的“公”，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法应如同天道为万物运动之规迹那样，成为人事的规迹。《管子·明法解》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任法》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法既然是“尺寸”、“程式”、“至道”，是有关事物的一般的或普遍的规定性，所以法又称为“事之常”。另一方面，法既然是“至道”、“事之常”，它本身又上升为“公”，每个个人在它面前都只能称之为“私”。一般人固不待说，连生法的君主在法面前也属于“私”的范畴。《管子·法法》篇有一段话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深刻的论述：“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法如同规矩，代表着事物的一般性，表现为“公”；国君权力再大也属个别，表现为“私”。据此，君主也必须抑私奉公。法家一再提出：“明主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7]。在法家看来，“公”是法的灵魂，无“公”也就无法，有法而不奉公，法也就失去了作用和意义。

顺天道的另一项内容是，要把自然规律以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事行为用法律加以肯定，使之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准则。这集中表现在“四时之政”的论述上。春天是万物复苏和萌发期。依据春天的特性，法律上相应规定，在春天“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竽，所以息百长也”，以保护自然万物的生长。春天是一年生计之始，要播耘百谷，为了使生产得以进行，要“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也。”为了能使尽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在农耕开始之时，应该“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8]同样的道理，依据夏、秋、冬的自然特性，相应地制定夏政、秋政、冬政。《禁藏》的作者明确地提出：“得天之时而为经”，把遵从四时规律视为治国之本。这对于农业来说，是有道理的。

《管子·七臣七主》篇还论述了如下的道理：违犯四时之政，不仅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四时俱犯，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同时还会加剧社会上下之间的矛盾，招致政治危机，这叫做“举事不时，必受其灾”。作者认为殷纣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违犯天时。

在先秦诸子中，不只法家有四时之政的主张，其他学派，如阴阳家、儒家也有。法家的特点，在于主张用立法手段把四时之政法律化。

顺天道的再一项内容是，他们把天时的不同性质和作用与法律职能对应起来。如天有生杀，即春夏生物，秋冬萧杀，法律相应而有赏罚。天不废生杀，法亦不能废赏罚。

法家提出立法要顺天道的命题是值得重视的。人类的活动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同时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立法顺天道的理论，是法家试图寻求人与人交往同人与自然交往两者统一的尝试。这一理论中，有光彩的科学思想，比如通过立法强制人们遵从自然规律。至于以天道之“公”论证法律之“公”，二者虽无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前者不能成为后者的根据，但在当时却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法家借助这种办法赋予法律超出一切人之上的性质，即使制定法的君主也应遵从法。这在君主权力至上的时代，从理论上不能说不是对君主行为的一种制约，对权贵们谋求法外权也是一种限制，这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另一种则纯属谬论，如用天之生杀论证法之赏罚之类。

二、随时变

法家对历史持进化的历史观。他们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法也应随时代变化而“变法”或“更法”。

法家认为，在历史上随着生产与人口的增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认为历史发展呈现阶段性。《商君书》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韩非则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世。法家还认为，历史的过程是后来者居上，今胜于古，断然反对今不如古的说法。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变，“上古兢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9]。古代很苦，作天子的要带头干，所以有让位之举；可是当今作个县官，子孙都受福无尽，因此，“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10]

时变事异，法也应随时而变。“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11] “备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12] “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3]“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14]法家反对把历史当成包袱背起来，也反对安于现状。变法要从现实开刀。

根据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立法要切合时代精神。“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15]当今属于“下世”的继续，立法应贯彻“贵贵尊官”的精神。韩非认为当今争于气力，立法就要控制和引导气力之争。

从时变出发，法家特别强调立法要切中时代脉搏。《管子·正世》说：“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故立法要有鲜明的针对性。

依据时变，行法还要有灵活性。《管子·小问》说：“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管子·形势解》说：“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术也。”

法家不可能对历史不变和时代作出完整的科学的判断，但他们的认识包含了部分的科学内容，在当时居于认识之巅。法随时变，应时立法，反映了法家对时代与法的关系的认识。他们虽然十分重视法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有时把法的作用说得过了头，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法是被时代制约的，法不能向时代发号施令，而应顺从时代之变，诱导时代前进。这个基本认识是可贵的。

三、因人情

“因人之情”而立法，是法家另一个重要的立法原则。慎子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16]

从法家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法家认为人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时代条件变化而改变。关于人情的历史变化，法家诸派认识不尽一致，这里暂且不论，但他们对当时人情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人情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字：“利”。《商君书·算地》说：“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赏刑》篇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韩非说得更彻底，他认为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是以利为中轴转动的。

法家把人性人情归结为一个利字，使人不免有自私刻薄之感。不过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最切近于实际的。法家提出因人情而立法，就是要抓住人皆好利这一环节，以利为中轴把所有的人都带动起来。“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17]“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立民所恶，以禁其邪”[18]“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9]

法家这里所强调的，在立法时不应以君主好恶为准，而应首先考虑民情、民欲。如此说，法家的立法是否是为了民呢?法家确实讲过这类的话。韩非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氓)便众庶之道也。”[20]可是我们都知道，法家处处为君主打算，鼓吹君主专制。这样一来岂不矛盾了吗?矛盾是矛盾，不过在法家看来这倒无妨。他们恰恰是在矛盾中求统一，妙着便是因情利导，用民之好恶以利君主之用。韩非很坦率，他认为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忠义关系，现实是一个赤条条的“利”字，是一种买卖关系。他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21]君主不要怕人们争利，要善于算帐，计得失之比数。对于君主来说，只要得多于失就行。“法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22]一切人都在逐利，君主立法的妙用就在于搞好排列组合，要像轴凑于毂那样，让一切人的利都围绕着君主之利转动。韩非说：“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3] “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24]“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25]君用爵禄名利换取臣民的血汗生命，臣民得到了一定利益，而君主获利更大。

立法要以民情为基础，这是一个光辉的命题。法离开了民情就失去了社会基础，而变成广大民众的对立物。法家立法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为了君主着想，但他们同时又想方设法把法与民情连结起来。他们把法当成了卷扬机，使利经过臣民之手，最后上送到君主之手。臣民得到了某种满足，而大利却落入了君主的腰包。先秦法家的变法在当时所以行得通，重要的原因是抓住了人情好利这一点。

四、循事理

法家提出立法要循从事理。《管子·版法解》说：“审治刑赏，必明纪理；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七法》说：“君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形势解》说：“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节。”这些篇章的作者反复强调立法、执法都要依理而行。那么什么是理呢?从《管子》一书看，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即事物的规律性；惯例、传统、习俗；事物之间的轻重关系。

《乘马》篇对市场之理的论述便是事物的规律。文中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大意是，市场可以反映物资供应情况。如果百货价格低，做生意就得不到收益，各行生意无利可得，各种生产(即百事)就会得到发展。生产发展了，供求关系才能平衡……从市场可以观察到国家的治乱，可以知道物品的多少，但市场不能决定物品的多少。作者指出生产是市场的基础，治理市场之本在于治理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治理好市场。很明显，作者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揭示了生产对市场的制约作用，为制定管理市场之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

《乘马》篇关于朝廷之理的论述，主要讲的是惯例、传统和习俗。所谓的朝廷之理，主要指贵贱、等级和名分规定。这些规定无疑有客观的依据，但更多的是传统、习惯在起作用。

关于事物轻重关系之理，作者提出了以轻从重的原则。如《管子·七法》提出：“不为重宝亏其命”，“不为爱亲危其社稷”，“不为爱人枉其法”，“不为重禄爵分其威”，等等。

法家所说的“理”虽不能概称为规律，但有一点是可注意的：理与君主个人的好恶是相对的，君主个人的好恶应受理的节制，要依理而行。

五、定职分

这是法家立法的原则，又是立法的目的。法家所说的“分”，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从一般意义说，就是明确职权范围，划定所属。《商君书·定分》讲，一只野兔子，成十上百的人追赶；市场上的兔子成堆，行人不顾。原因就在于，前者“分”未定、后者“分”已定之故。法家认为法就在于“明分”或“定分”。《商君书·定分》说：“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修权》篇说：“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

具体地说，“分”指对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出身、不同职业的人作出相应的规定。《管子·君臣上》说：“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这里讲的是君主、官吏和民的权力之分。《法之》说：“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这里是讲劳心劳力之分。《乘马》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这里对贾、工、农、士不同职业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与规定。法家主张分得越细致、越明确，越便于考核，韩非说：“明主之法必详于事。”[26]任何人不得在法外行事，法外有罪固不待说，法外有功也要受到惩罚。在法家看业，越法立功也是超越法定的行为。越法就是犯法。

法家讲“分”并不是把社会隔裂分离，而是要把每个人安排到一定的位置，成为整体中的一个零件。他们认为“分”是“合”的必要条件，目的也是为了“合”。《管子·君臣上》说：“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法的作用是通过“分”把社会组成一个体系，枢纽则要操在君主之手。

六、明开塞

提倡什么，禁止什么，是立法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根本问题。法家所说的“开塞”，就是这个问题。对于开什么，塞什么，法家诸派小有分歧，但多数认为要开耕战，塞末业与游士，简称“重农抑末”。“重农抑末”是法家立法的一个根本原则。他们主张用法律手段驱使人们努力于耕战，禁止从事末业和游学。

法家特别强调农，因为在他们看来，粮食是财富的主要标志，是安民、用兵、治国的物质基础。“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27]“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28]“众民强兵，广地富国，必生于粟。”[29]从粮食出发，末业与游士非但不生产粮食，反而是粮食的消费者。于是他们把末业看成是与农业对立的，提出，“末产不禁”，“菽粟不足”[30]，“末产不禁，则野不辟”[31]。

法家重战，这一点毋庸多言。他们的精明处在于认识了农民是士兵的天然学校。《商君书·农战》说：“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当为“纯纯”之误)则易使，信可以守战也。”《算地》说：“属于民则朴，朴则畏令。”所以，为了战也要重农。

农要出力，战要流血，这与人性好利是相悖的。《商君书·内外》说：“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这就要靠法了，用法的手段使“利出一孔”，这一孔就是农战。其他取利之道则要统统堵死。为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奖励耕战，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种使不耕不战者比耕战更苦更难的环境，这就是《商君书·外内》所说：“见不战之辱则苦生。”大意是，用法律制裁那些不想参战者，加给他们耻辱和刑罚，使他们感到活着是一种痛苦。于战如此，于农也如此，要用“殴”、“劫”手段使人们归农。

法家强调立法要明开塞，这个命题对法学来说无疑是极重要的。就开塞关系而论，法家更多地看重了塞，把塞视为开的堤防。他们强调不塞不流，而不是疏浚为主、辅之以塞。虽然他们也大喊大叫要让人们从农战中获利，但更主要的是通过降低非耕战者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来反衬农战之有利。这不能不说是捉弄人了。至于重农抑末政策，应该说它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另行讨论。

七、重刑罚

法有赏罚，对这一点没有歧义。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赏罚的关系。法家中的多数主张重刑罚。法家虽然也讲过不少立法为民的高调，但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利民与法是对立的，于是提出了立法要“胜民”或“弱民”的原则。《商君书·说民》说：“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民弱，国强。”《管子·正世》篇说：“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从一般意义上说，法应该“胜民”，如果法不胜民，那么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问题在于如何“胜民”。关于“胜民”之道，法家有过许多论述，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重刑罚。照他们的提法，叫做“赏一罚九”，“轻罪重罚”。

“赏一罚九”说的是赏罚比较，赏占十分之一，罚占十分之九。《商君书·去强》说：“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罚五赏五。”《韩非子·心度》说：“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轻罪重罚”说的是量刑的原则。《韩非子·八经》说：“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按法家的逻辑，轻罪重罚使人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这叫作“以重禁轻，以难止易”[32]。“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所谓治之于其治也。”[33]这就是所谓“以刑去刑”。

我们暂且不讨论重罚主义在实践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就其理论而言，也是荒谬的。因为它把惩罚手段绝对化了，以为只要无限制地使用这种手段，就可以使一切人服法就范。其实，人们犯禁的社会根源远比惩罚手段要强大得多。重罚主义只相信手段的威力，而拒绝对犯禁社会原因的探讨与揭露，结果事情总是走到预期目的的反面。

八、量可能

法家中有些人提出，立法要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只有建筑在现实可能的基础上，法才能实现。《管子·形势解》说：“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这里所说的“所能为”与“所不能为”的“度量”线，是由生产水平与人力限度决定的。《管子·权修》篇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超越了地力、民力，事情就会落空，正如《管子·法法》中说：“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法家中的某些人看到，超过了一定的度量线，人民无法忍受，就会起来造反，统治者也将陷入危境。《管子·权修》篇指出，地力、民力有一定限度，而人君的欲望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度量”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呢?《管子·正世》中提出：“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这里所谓的“齐”，就是既不要使民优裕，又不要使民穷困至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使民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

法家所说的“量可能”主要指征收赋税和徭役。他们明确提出“可能”的度量线，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们把度量线划在使人民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延续生命的边缘上。他们所说的“量可能”是要统治者把最大限度的剥削与长久持续剥削结合起来。因此，这种“可能”一旦变为现实，扩大再生产就失去了可能。从生产发展观点看，法家的“量可能”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以上八项原则说明了法与各种事物的关系。

顺天道提出了法要遵循自然规律。法律无疑是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最明显的体现。但是从大自然观看问题，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可以统治社会，但不能施权于自然，相反，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否则，自然的报复会使所有的人受到惩罚，还会加剧社会矛盾。单从顺天道这一点看，法代表的不是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人类共同利益。

随时变、因人性、循事理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法家虽然十分强调法的作用与威力，但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还有比法更加严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比法的威力要大得多。法不能与它们违拗，而只能顺从它们。

定职分、明开塞、重刑罚集中反映了法家的阶级意识和立法目的。

量可能提出了法的实现程度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立法者不能为所欲为。

这八项原则说明，法家把立法的过程同时也当作对自然、社会、历史、现状进行综合考察的过程。他们认识到自然、社会、历史的运动比法更具权威，法的规定性应反映客观事物的关系及其客观的规定性，在顺从自然、人事的必然性中谋求统治者的利益。

法具有极大的强制性。问题在于这种强制作用是阻碍历史前进，还是促进历史前进，抑或有开有塞。从法家立法原则的主流看，他们主张打破陈旧的历史传统与习惯，提出了变法、更法、不循今、不留古的主张，而落脚点则是有开有塞。从历史发展看，对法家的开塞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但主流是积极的，起过进步作用。

法家提出的立法原则，有许多精湛之论。可是这些闪烁着光辉的珍珠却被穿在君主专制的线索上。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与臣民都是君主的用物，正如韩非所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34]臣民只有对君主有用才有存在的价值，“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35]。如果臣民不能为君所用，与其让他们活在世间，还不如让他们到阴间去。为了证明君主对臣民的绝对占有权，他们鼓吹臣民都是靠君主恩赐才能生活的。“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36]意思是：万物生长靠天地，民众生活靠君主。从理论上论证君主对臣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最便当莫过于把臣民的一切都说成是君主恩赐的，或把臣民本身说成君主所有。国家、臣民既然都属于君主，那么法从根本上说也只能是君主的私物和用具，正像韩非所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7]韩非又说，法、术、势是帝王之具，因此法令也只能由君主独操：“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38]这样一来，与他们所说的一些立法原则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境地。原则尽管讲得很高明，但君主一句话便可化为乌有。在君主权力面前，高明的原则很容易变成漂亮的空话。一切都由君主来决定，自然治乱也由君主的品格与能力来决定，“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39]。臣术之所以胜，还在于君主暗。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善法，法又能否实行，当然也要看君主的品格了。《管子·任法》篇说，今天下，“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原因就在于没有“圣君”。在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法只能落入这种可怜的境地!

9. 法家思想的专题研究

一、引 言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有学者把唐朝以前中华法律文明分为"礼治时期"、"法治时期"和"礼法调和时期"，也有学者把中国法文化传统的总体发展历程描述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或"儒学的法家化"。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于久远，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弨则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声，此起比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时代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是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并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像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梁启超把先秦法家的主流思想形容为"法治主义"，并把它与"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区分。梁启超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自今以往，实我国法系一大革新时代也"。胡适对法家的评价有些特殊：一方面对"法家"这个名称提出质疑，因为在先秦时期并无所谓"法家"；另一方面，胡适指出，盛行于战国中后期的、一般被称为"法家"的思想，性质类似于西方所谓的法理学或法治的学说。他强调法家深受儒家、墨家和道家的影响，所以"当时所谓"法家"其实只是古代思想的第一次折衷混合。……当日的法治运动正是古代思想调和折衷的结果。"胡适特别指出，法家所主张的主要不是"刑"而是作为客观标准的"法"，他又强调成文法的公布的进步意义和法家思想中的平等主义。
胡适以后，不少学者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认为法家思想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建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具有进步和革新的意义。台湾学者戴东雄则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指出"法家之法治学说，对于法的平等性与安定性，提倡甚力"，中国继受近代欧陆法，并非"毫无历史的背景和理论上的渊源"，甚至"应归功于法家之法律成文化的法律观"。戴氏更认为，"尽管中国法家与西洋的法实证主义，起源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但二者皆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相同的学说"。
但是，并非所有近现代的论者都对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表示同情、肯定或愿意放弃历代以来累积的否定评价。例如，著名法学家梅仲协就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评论说："我国二千余年来，政治之所以未纳正轨者，揆其原因，半误于儒家，半惑于韩非。"他认为韩非"本不知法律为何物，而妄以法治为名而行其人治之实，"惨礉少恩"，"而终不免以人为殉"，致使吾国上下，即在近几十年来，对于法治的概念，还是弄不清楚，以为民主国家所励行的法治制度，便是韩非所主张的一套严刑峻法，残民以逞的法治"。此外，当代著名思想家余英时也严厉批评法家思想的"反智论"，包括其思想专制、愚民政策和对于知识与学问的排斥。
从上面可以看到，如何理解和评价我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确是一个具争议性的课题。在下面，让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法家思想传统：首先是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简单来说，我们要理清的，便是在现代语境里古代法家思想传统的精华和糟粕、正面和负面。

二、古代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
(1)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慎子》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商君书》说："法者，

10. 战国时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思想不同点

法家主张“抄以法治袭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 讲究“以刑去刑”“轻罪重罚”

假如你偷了东西， 就有可能被砍头， 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 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 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