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关经历

⑴ 立法准备阶段分为几个环节

立法准备阶段可以分为两个环节：
1、对于某一类事项、某一类社会关系,国家权利机关研究那一阶段是否纳入法规调整的范围;
2、对于已初步决定纳入法规调整的事项,如何拟就最初的法规文字。

⑵ 法国历史上的立法机构：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国民议会和三级会议分别是哪年成立的

法国制宪议会成立于1789年7月9日，于1791年9月30日解散。
法国立法议会，成立于1791年10月1日。
法国国民公会经专历了成立于1792年。属
1302年，腓力四世因向教会增税而与教皇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冲突。为了与教廷对抗，腓力四世于1302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三级会议
法国国民议会在第四共和国时期（1946年到1958年）出现

⑶ 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经历了从什么到什么都转变

《食品安全法》草案几易其稿，最大范围吸纳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调整过法律名称、范围和立法节奏。内容方面的食品安全风险检测评估制度、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满足甚至超出了民众的期待；而立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三种改变，更为这部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的重要法律打上了审慎、民主、务实、负责的注脚。
五年磨一剑 法律名称更改始末
如果从头追溯的话，《食品安全法》的制定发轫于2004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第59次常务会议，那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的决定》，并做出了修订《食品卫生法》的决定。国务院法制办随后着手修订工作，那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立法的最基础工作铺展开来，立法机关不断听取各方意见、多方调研、充实完善相关内容。
实施于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虽堪称成果卓著，但由于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也逐渐暴露出食品标准不统一、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食品检验机构不规范等制度上的瑕疵。而随着修订起草工作的展开，风险评估、食品标准统一制定、食品的标签管理等制度都将引入，这大大超越了“食品卫生”所代表的食品清洁范畴。
因此，到底是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法》还是修订已有的《食品卫生法》？这一争论三年未休。
而从国际立法趋势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相继制定出台的食品质量领域基本法也都是以《食品安全法》命名的。
最终，“站在成果的基础上重建”取代了仅仅是对漏洞和不足的“修修补补”。法律名称和法律规范范围果断改变的背后，是国家食品监管理念的提升。
在最终的表决稿里，曾经游离于监管范畴之外的保健产品经过反复衡量终于被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而“损一赔十”的原则、名人做食品广告要承担连带责任等内容也一一入法。
以民意为本，法律内容多处修改。

⑷ 破产的立法过程

从1994年开始，企业破产法就列入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之中。这部法律起草经历了三届中国人大任期，费时十二年之久，期间几次搁浅。1994年3月， 根据八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八届中国人大财经委开始组织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成立起草组，开始研究起草破产法草案。为了广泛听取意见，起草组组织若干调研组到各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委托辽宁、四川两省人大财经委分别起草出一份草稿。并就《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实施经验进行了总结。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起草组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拟订出破产法草案初稿，经向有关部门、地方和国内外专家多次征求意见，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草案)》，经八届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于1995年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对本法的出台时机是否成熟存在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及其立法一时难以配套等原因，草案当时未能进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
九届中国人大期间，起草组继续进行这一工作，一方面对当时企业改革与破产现状进行总结研究，同时着手继续修改破产法草案。2000年3月，起草组召开会议，就草案的修改问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草案包含的内容经过反复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已基本可行，起草组应当抓紧工作，争取早日提交常委会审议，会议还就草案修改的原则提出了具体意见，原拟于2002年上半年再次上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因个别地方出现了企业不稳定现象并引起人们对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分歧意见，这一工作又暂告一段落。
十届中国人大成立后，企业破产法再次被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确定继续由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负责组织起草。财经委员会于2003年8月调整起草机构，再次启动草案修改起草工作。起草组根据中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指示和立法指导思想，总结以往工作，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多次召开立法座谈论证会，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草案，并于2003年11月将草案再次送各地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就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采取登门拜访的形式，与有关方面多次进行协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见。2004年5月，起草组再次召开大规模座谈会，征求人民法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企业、职工和破产清算从业人员的意见，就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达成共识。5月28日，草案经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式征求国务院意见。随后，起草组逐条研究国务院等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再次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草案，经中国人大财经委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于2004年6月21日正式提交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初审。
此后，十届中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2004年10月对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本来是再经过一次修改审议以后，就可以通过了，但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在破产清算、债务清偿顺序问题上出现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到底劳动债权优先，还是担保债权优先？这一争就是两年。
两个优先都有硬道理。立法时到底把哪个放在优先的地位，就成了立法者的难题，处在两难之间，难以取舍。在中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注下，中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及许多专家学者进行广泛调研，做了大量工作，终于找到了结合点与突破点，提出了这一“新老划断”的方案。这是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历史遗留难题，也和立法的指导思想统一起来，扫除了障碍，同时也凸显出这部法律的中国特色。这一处理方式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同，在这次常委会审议修改之后，以157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
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在适用范围、破产原因、重整制度、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金融机构的破产等问题上都曾有过争论： 早先的草案对于企业破产原因规定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清理债务”。这样规定，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在征求意见和审议中，有不少人存在一种担心，即仅以这样一个原因即允许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破产，会不会引发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破产呢？会不会给一些恶意申请者以借口？也有意见认为，如今有一些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问题，如不加限制地以一种原因作为破产原因也不利于这类国企的脱困。根据这一情况，立法机关将破产原因修改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第三个问题，关于金融机构的破产。依据本法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从大的方面应适用本法。但由于这类企业比较特殊，对于这类企业的破产要有一定的特殊措施。故在起草过程中，曾有人建议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不适用本法。但后来考虑到如不适用本法，就这类企业的破产专门制定破产法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立法的经济性原则，而且本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对这些企业也是适用的。故在最后通过的法律中，对金融机构的破产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同时规定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即对这类企业破产的一些特殊事宜，要按照国务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实施办法来办理。

⑸ 立法的历史类型

立法的历史类型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先后出现了四种历史类型的法，与此相应，也产生了四种历史类型的立法。一、奴隶制立法 奴隶制立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历史类型的法，它的出现标志着立法的诞生。奴隶制立法以维护奴隶制生产关系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体现奴隶主阶级的意志为本质特征。奴隶制的立法权一般由君主独揽，因此，奴隶制国家在君主之外，大都无独立的立法机关和固定的立法程序。奴隶制法的体系简单，绝大多数是刑民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但有的国家在法典编纂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显示其立法技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例如古巴比伦，尤其是古罗马。二、封建制度立法 世界上许多国家封建制立法的历史都较长久。封建制立法的本质，集中表现为体现封建主阶级的意志，维护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统治，维护封建主阶级的社会秩序，这因此决定了封建制立法是特权的立法，也是武力的立法。封建制立法制度比奴隶制立法制度复杂，一般说，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立法权由君主掌握；在分裂割据的国家，立法权则由割据势力分掌。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也都一般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和固定而严格的立法程序。由于封建制国家的情况复杂，封建制法的形式也颇为复杂。封建制法的体系经历了由分散到统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立法技术方面也积累了人类立法史上的许多经验。三、资本主义立法 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立法，是在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后才产生的。资本主义立法的本质和特征在于把资产阶级的共同意志上升为法，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资本主义的立法制度是以民主形式出现的立法制度：议会成为主要立法机关；有固定的、严格的立法程序。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技术较之先前的立法技术也前进了一大步，无论是在法的形式、分类还是结构上，都有质的飞跃。四、社会主义立法 社会主义来临法体现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人民，因此，社会主义立法应当有固定的、严格的程序，应当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 这是我的课件希望对你有帮助，但希望答题时勿抄，变为自己的东西吧

⑹ 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制变化历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产生，反映了我国国家的性质，代表了我国国家生活的全面，决定国家的其他制度，是我国国家力量的源泉。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至今已经五十年。人大制度萌芽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艰苦奋斗，长期探索，终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极大地推进和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从一切权力归农会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我国人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长期经验和建国后五年的经验，并参照前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建立的。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农民协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毛泽东当时指出：“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如海员罢工……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的重要”。这时产生的组织形式可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
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应当使代表会或代表大会发挥作用。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修正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其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这可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在革命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政权，它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又有区别。它的组织形式是各级参议会，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的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之人民代表机关”。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权组织形式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出现了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指出这“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在进行土地改革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仂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1949年到1954年我国经过各项社会改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各地先后进行了选举，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的条件已成熟。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正式确定在全国实行，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可见，它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是来之不易的，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二。1982年宪法加强和完善国家权力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新阶段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建立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停开。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级人大陆续召开，特别是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颁布了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总结了1954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全面地加强和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制度的加强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一）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举措和有效办法。我国地广人多，全国人大代表人数不宜太少，但人数多了，又不便于开展工作。所以1982年宪法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这样就有力地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也加强了全国人大。如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常性工作，能得到更好处理。如增设了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这就能及时地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设有工作机构，各司其职。
（三）恢复建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国家领导人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取消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规定了共产党须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
（四）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加强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省、直辖市的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设立乡政权。
三。宪法增写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等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入新的活力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几次党的代表大会提出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重大的方针政策，1982年宪法也经历了几次部分修改，增写了许多新的内容，使现行宪法更加完善，也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动注人了新的活力，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蓬勃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写入宪法，就规定了它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说明它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大机关都要以这一理论为指针，这就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动方向更加明确，更加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监督、决定重大问题和任命等各项工作也更加符合这一指针。所以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增写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长期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点的问题的思想束缚，使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1999年修改宪法时又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序言。使宪法更为完善，宪法在这里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任务，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等。为了实现这些任务，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加强经济立法，特别是有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为不断解放生产力和扩大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证。
（三）增写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总结建国后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宪法的规定，我国的法治得到加强，无法可依的情况基本改变。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1999年修改宪法，在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我国的法治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就要求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监督工作，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依法审判，保持司法公正。宪法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量法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批地方性法规，还加强了执法检查和干部述职、评议工作。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各级人大的工作十分活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蓬勃发展。
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提出重要的指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起来。”这是我国近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经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根本体现，它正是以上述经验和要求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指针，因而得到蓬勃的发展。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也是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保证。要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有接受党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照法定程序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任免国家机关负责人员，在工作中紧密依靠党的领导，才能使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才能使它的工作符合实际，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首先是制定法律、法规，将党和人民的意志变成国家的意志，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贯彻、执行，使全国人民都能遵守它。其次，人民代表大会要严格依法对各项重要问题和事项作出决定和决议，才能保证这些决定和决议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所以这些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又是和坚持依法治国分不开的。

⑺ 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经历了那几次会议最终形成的

第一阶段：孕育阶段(1978年到1997年)：“文革”十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十年动乱之后，在总结“文革”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探索治国理政的新方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段谈话，把健全法制的基本要求准确而简洁地概括为16个字，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基本精神，为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

第二阶段：形成和发展阶段(1997年到2012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三阶段：完善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新任务和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7)立法机关经历扩展阅读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为解决司法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制约性、瓶颈性问题，要加强改革的系统性、联动性，加快司法体制的科技化、信息化建设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更加注重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把法治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⑻ 真纳从政的经历是怎样的

1906年，真纳参加国民大会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年年底，代表印度穆斯林上层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全印穆斯林联盟宣告成立。“穆盟”主张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来划分选举单位，实行立法机关的选举，并且要求在立法机关中给伊斯兰教徒以独立的代表权。

经过三年活动，“穆盟”的要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印度人民的反抗，通过印度议会法，成立帝国立法议会，增加议员名额。已成为著名律师的真纳，被孟买的伊斯兰教徒选为印度中央立法议会议员。

印度的宗教情况非常复杂。东孟加拉的居民主要是伊斯兰教徒，而印度教徒则多住在西孟加拉。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宗教骚乱和相互仇杀。为了进一步煽动他们之间的不和，削弱孟加拉人民的反英斗争，印度总督曾在1905年颁布分割孟加拉的法律。这项法律受到伊斯兰教徒的欢迎。然而到了1911年底，新任的印度总督又宣布废除孟加拉的分治，从而引起伊斯兰教徒的不满，激发起了反英情绪。

但是“穆盟”领导人预感到，新的政治斗争需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因此在1912年召开会议，并邀请真纳参加。次年，“穆盟”通过新的盟章，提出同其他教徒合作，以建成一个适合印度的自治制度。就在这一年，真纳加入了“穆盟”，使他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真纳大力呼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他在向伊斯兰教徒发出的呼吁书中说：“难道我们不能埋葬我们的分歧，组成联合阵线吗？那样，印度教的朋友将会更尊重我们，觉得我们更有资格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

1920年9月，甘地在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与英国当局“不合作”纲领。同年12月，这个纲领获得通过。真纳不同意“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在次年脱离了国大党。

1924年，真纳被选为“穆盟”主席。他在会上再次苦口婆心地说：“外国统治印度，并且继续维持统治，主要因为印度人民尤其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不能团结一致，缺乏相互信任。我可以说，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

真纳由于自己的呼吁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因此从1930年起在伦敦当律师。1933年，“穆盟”派人到伦敦，劝说真纳返回印度领导“穆盟”，并对他说：“你必须回去，人民需要你。只有你才能挽救穆斯林联盟，使它获得新生！”此后，真纳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第二年，他被选为“穆盟”终身主席。1935年，英国国王批准印度政府法。从此，印度有11个省开始享有自治权。真纳对此很欣慰，结束了他在伦敦的生活，返回印度领民“穆盟”。接着，印度进行大选，国大党获得多数票。但是，国大党的领导人坚持一党组织内阁，拒绝与“穆盟”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真纳感到必须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1940年3月，在真纳主持下召开的“穆盟”年会，通过了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决议要求伊斯兰教徒聚居的省份脱离印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决议得到了大多数伊斯兰教徒的拥护。真纳也成为他们公认的领袖。

⑼ 全国人民代表的经历说明了什么

(一)法律案的提出
1．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体。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即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二是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联名，也可以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人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议程。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法律规定上述两类主体可以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在实践中，属于全国人大立法权限范围的基本法律的制定，一般都是在全国人大举行会议之前，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经过常委会审议后，再提请大会审议。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对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法明确规定，向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经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2．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家机关，即委员长会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委会提出。二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委会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二)法律草案的形成过程
法律案是指依法享有提案权的机关或个人向立法机关提出的关于制定、修改、废止某项法律的议案。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其中，法律草案文本是法律案中最重要的内容，它以条文的形式体现立法目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所要确立的法律规范。起草法律草案，是立法工作的基础性环节。
根据中央国家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的实践，法律草案的形成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立项，作出立法决策。自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五年立法规划，每年还制定年度立法计划。通过制定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将需要制定法律的项目列入规划和计划，并列明提出法律草案的大致时间。立项是作出立法决策的重要形式。五年立法规划经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后报中央批准实施。如果没有列入规划和计划，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认为需要制定法律的，也可以作出立法决策，组织起草。在作出立法决策时，应当初步明确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立法目的，立法应当把握的主要原则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建立起草班子，开展起草工作。立法列项后，根据提出法律案的时间要求，承担起草任务的机关或部门即着手起草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建立或指定专门的起草人员，组成固定或相对固定的起草工作班子。起草班子一般由来自于与立法事项有关的领导、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组成。
3．进行调查研究。开展调查研究，是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的重要方面。调查研究的形式包括召开各种座谈会、专题研讨会、到基层调查、收集各方面的资料等。调查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对立法事项的规定；二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三是立法事项的理论研究情况；四是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五是实际工作部门、专家学者对立法事项的意见和建议等。
4．形成草案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进一步明确立法目的，并按照逻辑结构拟出法律框架以及对主要问题的意见，确立起草思路。确定法律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意见，是草拟法律条文的前提和基础。为了使法律草案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意见基本可行，有时还要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和进行论证，并报起草机关的领导审定，以确保起草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
5．起草条文。确定框架和对主要问题的解决方案后，在研究明确法意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法条，即运用立法技术，科学地表达需要确立的法律规范。起草出来的法律草案，最初一般称“试拟稿”，供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讨论。“试拟稿”经起草部门或单位初步讨论同意，有的报送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同意后，形成为“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发各方面征求意见。对于起草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复杂和敏感的问题，起草班子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以作出正确决策和判断。
6．征求各方面意见。“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形成后，通常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印发有关方面书面征求意见，二是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征求意见。
7．形成送审稿并对送审稿进行审查。征求意见稿经反复讨论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报提案机关讨论通过。形成送审稿前，起草单位通常要就法律草案中的重大问题，向上级机关请示报告或正式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提案机关不同，对送审稿的审查程序也有所不同。比如，由国务院部门起草的法律案，在送审稿形成之后、国务院决定提出议案之前，先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查修改。经国务院法制办审查修改，协调各方面的意见后，报国务院决定。军队各总部起草的法律案，报中央军委决定前，交中央军委法制局审查修改。
8．由提案机关讨论决定，形成正式的法律案。国务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军委提出法律案，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提出法律案，分别由委员长会议或专门委员会讨论通过。提出的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如修改现行法律的议案，一般附有修改前后的条文对照表。
(三)法律案的审议
审议法律案，是立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过程，实质是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程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会议举行前一个月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以便代表进行认真研究，准备意见；二是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作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三是各代表团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四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并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全国人大审议法律案，一般经过一次会议审议后即交付表决。法律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委会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全国人大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委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全国人大下次会议审议决定。这种情况，实践中曾发生过几次。比如，1987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审议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后，由于代表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有较大不同意见，会议决定原则通过该草案，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关于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参照大会审议中代表提出的意见，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审议修改后予以颁布试行。据此，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对草案进行审议修改后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2．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常委会会议举行的7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委会组成人员，以便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认真研究，准备意见；二是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作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由提案人委托的人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法律草案的主要内容作出说明；三是常委会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在此基础上，必要时可以召开联组会议进行审议；四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见，对法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向常委会提出审议意见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的报告，并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3．关于三审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般实行三审制，即一个法律案一般应当经过三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才能交付表决。实践证明，实行三审制，对于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对法律案进行深入审议，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立法法又规定了三种例外情况：一是，如果各方面对法律案的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二是，对属于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如果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会议审议后即交付表决；三是，如果法律案经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委员长会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根据立法法规定和实践做法，三次审议之间的主要分工是：
一审，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然后在分组会议上对法律草案进行初步审议。一审着重审议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法律的框架结构是否合理等问题。
二审，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然后在分组会议上对法律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称“二次审议稿”)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议。二审重点审议法律草案二次审议稿对若干主要问题的规定是否合适、可行。
三审，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然后在分组会议上对法律委员会提出的新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称“三次审议稿”)再次进行深入的审议。三审的审议重点是，各方面提出的对法律草案中若干主要问题的意见是否得到妥善解决，对没有采纳的意见是否有充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根据常委会的分组审议意见，法律委员会在当次会议中再次召开会议，对法律草案进行必要的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议表决稿，交分组会议作最后的审议。如果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建议表决稿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则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以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4．关于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制度。在立法过程中，除了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审议讨论、提出意见外，还要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是我国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基本经验。立法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制度，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主要包括：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几种制度。
书面征求意见和座谈会简便易行，可以根据法律草案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确定书面征求意见和参加座谈会的机关、组织和专家，便于对有关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因此是我国立法实践中最经常运用的两种方式。
论证会，是就法律草案中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从科学性、可行性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论证意见。论证会制度主要是解决立法的科学性问题，论证意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对立法具有重要影响。为了保证论证意见的客观、公正，举办单位在邀请论证会参加人员时．应当使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专家都有代表参加，发表意见。论证结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由同意论证结论的人员签署，并附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及其理由，以供立法机关作出全面判断。
听证会，是面向社会公开举行听取意见会的一种方式。听证会的主要特点：一是公开、透明。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内容一般事先向社会公布，如果公民有意愿出席听证会发表意见，可以报名参加。听证会一般公开举行，允许公众旁听和新闻媒体采访、报道。但如果公开举行会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以不公开举行。二是充分、客观。听证会的组织者应当在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公民中选择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参加听证会，以使各种不同意见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和表达。三是程序性强。听证会参加人员往往比较多，为了使参加人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发表意见，也为了提高听证会效率，听证会一般都要制定听证规则，对听证会的发言顺序、发言时间、会场纪律等作出规定，以保证听证会有秩序地进行。听证会结束后，应当将听证记录整理成听证报告书，提交常委会作为参阅资料。
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是立法发扬民主的又一重要方式。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案，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案，除采取以上几种方式征求意见外，还采取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的方式，公开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向社会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民法通则草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婚姻法修改草案等十多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收到了很好效果。
(四)法律案的表决
列人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法律案，经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各代表团进行审议，然后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议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经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常委会进行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议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所谓全体代表或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是指实有全体代表或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不是指代表名额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也不是指到会的全体代表或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所谓过半数，是指赞成票超过全体代表或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半数，赞成票刚好是半数，不是过半数。
(五)法律的公布
法律的公布，是立法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法律生效的必要条件。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签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载明该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法律签署后，及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所谓标准文本，就是凡发现各种法律文本之间不一致的，均以常委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以维护法制统一，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